龚自珍、魏源是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地主阶级改革家，是从封建哲学向资产阶级哲学转变的启蒙思想家。他们面对封建的衰世，呼唤时代的风雷，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主张通过“更法”、“变古”来救亡图强，魏源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在哲学上都强调变易，注重实行，却又迷信“心力”，晚年都陷入佛教唯心主义，但他们仍不失为我国近代哲学的先驱。

一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杭州）人。他年幼时随其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汉学，年轻时又随常州学派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是个学问渊博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关注世事变化，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他的诗文，大多充满着爱国的激情。“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正表现了他要求冲破暮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变革社会，开一代新风的宏愿。他的著作，解放后有中华书局编印的《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特别推崇《周易》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段话，认为“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首先，他继承中国传统的阴阳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非孤立存在，都有着与之对立的、相反的方面。他说：“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辩。相倚相譬也，故有烦感狂乱，有烦感狂乱也，故有圣智。”（《壬癸之际胎观第七》）“相倚相譬”，即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正因为任何事物都处在“相倚相譬”的矛盾关系中，才产生许多“烦感狂乱”，才有“圣智”去排烦治乱。其次，龚自珍根据事物的“变易”原则，提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反”、“主逆”说。他认为事物的立与反、顺与逆是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事物的发展就是通过从立到反，从顺到逆的过程，“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总趋势在不断变化。他认为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是自然的，这就叫“立”、“顺”，而人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治理，这就叫“反”、“逆”。例如事物之间的“相倚相譬”造成“烦感狂乱”，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叫“立”、“顺”，而“圣智”去排烦治乱，这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这就叫“反”、“逆”。他所谓“乱，顺也；治乱，逆也”，“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都是这一意思。魏源十分赞赏龚自珍的“主逆”说，说他“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能骀宕百世以下之魂魄”（《定庵文录序》）。龚自珍的“主反”、“主逆”说，是他哲学思想的精华，反映了时代精神。

龚自珍“主反”、“主逆”的变易学说，是基于他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的深刻认识而形成的一种变革思想。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走向衰世的阶段。社会贫富两极尖锐对立，“贫相轧，富相耀；贫者占，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平均篇》）封建大官僚高居要位，腐化无能，社会人才衰竭“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整个封建社会病态严重死气沉沉。龚自珍认为，社会出现这种腐败的现象，出现衰退，这是社会发展的“顺”，而作为有识之士起来揭露、批判这种腐朽的现象改变这种“顺”势发展的腐败、衰退局面，促使社会向着相反的方向即进步的方向发展，这对原先“顺”势发展的状况来说，就是“逆”。“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逆”转这正在退化的趋势，“反”掉这正在扩散的病态，这就是龚自珍“主逆”说的实质。可见，龚自珍的“主逆”说，不只是一种古老的变易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复活，而是一种充满批判精神和进取精神的社会学说。

基于这种“主反”、“主逆”说，龚自珍借来“公羊三世”说，提出变易的历史观。所谓“公羊三世”说来源于《春秋公羊传》。此书把春秋十二世分为三等，即所谓“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后来公羊学者何休注解《公羊传》，把“所传闻世”解释为“衰乱世”。“所闻世”解释为“升平世”、“所见世”解释为“太平世”。龚自珍重新提出“公羊三世”说，并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不仅春秋分为三世，而且整个历史都可分为三世（《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就是治世、衰世、乱世三阶段。“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衰世是从治世到乱世的过渡阶段。他认为当时的清王朝已走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阶段，如果“顺”势发展下去，必将很快灭亡，只有“逆”转这衰颓的趋势，改变这腐败的现实，才能救亡图存。因此，他主张“变易”，“探世变也，圣之至也。”（《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探讨社会历史的变化，实行改革，才是最高明的。他当时强调的改革就是“更法”，他曾大声疾呼“奈之何不思更法”！他说：“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之败耶？”（《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这里，龚自珍警告统治者，拘泥于前代之法，害怕众人的批评，自己不改革，那只有等后起王朝来改革。与其被后兴者推翻，那不如自己主动实行改革。龚自珍熟读史书，深知社会的变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他说：“珍自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就是说，从古到今，国家的法制、时代的趋势、政事条例及社会风尚，无一不在变化。他还认为对于社会变化的“大势”，任何史学家都必须遵循，“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势”（《与徽州府志局篡修诸子书》）。龚自珍强调变易的历史观是他主张“更法”的理论依据。这对后来的戊戌变法有着积极的影响。

变化，是“古今之大势”，那么，历史演变的动力是什么呢？按照儒家传统的说法，是圣人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化。龚自珍一反儒家传统的历史观，提出“众人自造”的观点。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在龚自珍看来，历史非圣人创造，历史的发展也不是受什么“道”和“太极”所支配所决定的，历史是“众人自造”的，即“我”创造历史。所谓“我”，即“心”，即主观精神。他说：“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同上）。从自然界的日月山川到社会生活的言语伦纪，都是“我”造成的。他进一步提出发挥“心力”的作用，去改革这落后的社会。他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壬癸之际胎观第四》）龚自珍强调“众人”、“自我”、“心力”的作用，都是颂扬意志的力量，这显然是一种唯意志论倾向的唯心主义哲学。龚自珍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哲学，不同于封建主义的哲学，它朦胧地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开端，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但是，龚自珍这种唯意志论倾向的哲学最终要导致神秘主义。他要求变革现实，却找不到变革现实的客观力量；他鼓吹“心力”，“心力”却往往受挫。于是，他晚年转向佛学，写《发大心文》，幻想凭借无边法力，普度苦难中的众生，把众生引向“极乐世界”。他还宣扬佛教天台宗的理论，说：“十方、三世，所有微尘非他，知见而已矣。自佛知见，乃至地狱知见，皆遍一切处；汝开饿鬼知见，鬼法界遍一切处；开畜生知见，畜生法界遍一切处；开地狱知见，地狱法界遍一切处。”（《法性即佛性论》）他把世界看成是多重的，有什么样的“知见”就有什么样的世界，如果，“开佛知见”，就会有一个永恒真实的佛的极乐世界。这种神秘主义的“知见”说，正是他过分推崇“心力”的唯意志论倾向哲学的必然结果。

二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曾做过江苏东台、兴化县知县和高邮州知州，筹议过财政、盐务、水利、漕运等，较多地接触了社会实际。他在鸦片战争中参加过两江总督裕谦领导的抗英斗争，赞同林则徐抵抗英国的侵略。他编写过《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影响深远。《海国图志》是将林则徐的《四洲志》扩充而成的。魏源在此书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抵抗西方的侵略。为此，他曾亲自到香港、澳门去实地考察，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于封建制度。魏源和龚自珍一样，也呼唤时代的风雷，希望冲破沉闷衰颓的局面，他在《海国图志序》中说：“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他的著作，中华书局于1975年编有《魏源集》。

魏源是龚自珍的好友，在哲学思想上与龚有共同之处，即强调变易。他说：“物其有矣，维其时矣。”（“默觚•治篇五》）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存在（有），都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他朴素地观察到事物的矛盾对立及转化，他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学篇十一》）又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伸）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默觚•学篇七》）正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所以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生变，变生化，化生无穷。”（《默觚•学篇十一）

魏源针对宋明理学家“专言三代”的复古主义，提出了一些历史进化的观点。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默觚•治篇五》）他从人类的饮食、衣着、婚丧习俗的变化和各种制度的差异来论证历史变化是必然的。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运动，因此他反对“宋儒专言三代”，认为“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同上）。后代胜前代，今胜古，这是历史不断演变的趋势，谁也阻挡不了的。他还具体论证后代胜过“三代”的进化观点，说：“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变为郡县何异？”（《默觚•治篇九》）这“三大端”即刑罚、政治制度、用人制度方面的不同，足以证明后代胜前代，迷信“三代”是错误的。因此，他反对复古，主张“变古”。他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默觚•治篇五》）社会的法制总是在不断变革中完善的，把古代不适合的制度改革得愈彻底，就愈适合当时的情况，愈便利当时的老百姓。他认为有利于人民的社会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海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同上）魏源以“便民”、“利民”作为社会变革、历史进化的原则，反映了他对“人群”作用的重视。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默觚•治篇三》）天子由众人所积而成。属于众人中之一人，这同龚自珍“众人自造”历史的命题是一致的，反映了某些民主性思想，但是，魏源所说的变革，只是改变一些具体的制度，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因此他又提出“其不变者道而已”（《默觚•治篇五》）的命题，认为封建社会的“道”是永恒不变的，“以真常不变之道救之”（《老子主义》），这就暴露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局限性。

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进化历史观是针对现实的。他目睹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积弊丛生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在提出“变古”的同时，还主张放眼世界，学习西方，以向西方学习来抵抗西方的侵略。这就是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魏源曾到过香港、澳门考察，对资本主义有所了解。1826年，他编《皇朝经世文编》时就指出：“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径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主张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法。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于1842年写了《圣武记》，于1845年编了《海国图志》，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探讨富国强兵之路。他在《海国图志序》中运用《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辩证法思想提出要重视了解敌情，分析敌情。他说：“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就是说，要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首先必须要“知其形”，“知其情”，即了解西方。他明确指出，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学习西方而制服西方，他说：“是书何以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序》）魏源的思想，作为抵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战略，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外国都发生一定的影响。

魏源在认识论上有较丰富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的“先知后行”说，强调行对于知的作用。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学篇二》）知从行中来，行是知的基础，要获得真知，就要亲身经历，接触实际事物。他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同上）他认为通过接触事物取得直接经验比空谈书本知识要重要得多。他指出历史上的赵括善读兵书，却只会纸上谈兵缺乏指挥战争的实际经验，最后招致战争失败，就是违背知从行中来的原则。

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魏源强调主观必须符合客观。他说：“事必本夫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法必本于人，……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物必本夫我，……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皇朝经世文编序》）这里，他提出处理好心与事、人与法、我与物的关系。从心与事的关系来看，“事必本夫心”，即做事要受思想的支配，但思想的正确与否，必须以事实、行为来验证，所以说“善言心者，必有验与事矣”。从人与法的关系来看，“法必本于人”，即客观的法则（规矩）要靠人去运用。但人也必须遵照客观的法则而不能凭想象造作，所以说“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如果只是“恃目巧，师意匠”，那么即使象公输般这样的巧匠也不能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从我与物的关系来看，“物必本夫我”，即外界的事物发挥怎样的作用，要靠“我”的主观能动性，但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凭借客观的事物，依靠别人的帮助，所以说“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魏源这里所说的“物”也包括别人的意见，他认为个人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往往通过参考别人不同的意见，经过争论、切磋，才能使真理明白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两心相质而疑难形焉，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皇朝经世文编序》）。

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家，魏源特别强调提倡“勤访问”的学风。他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默觚•治篇一》）就是说，一个读书人要想真正担负天下之重担，就必须努力去调查考察，听取众人意见，热衷于空谈，那是没有时代责任感的表现。他说：“人有恒言曰‘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同上）学资于问，善于听取众人意见才能获得真正的学问，因为个人的见解总不如经过综合的众人的见解。因此，他说：“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同上）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必须变法图强的情况下，魏源从“任天下之重”的高度出发，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和尊重客观实际的学风，他的认识论，确实是具有近代的特征。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呐喊改革变法，却找不到实现变革的力量，于是也夸大“心力”的作用，晚年也潜心学佛，幻想以佛的力量来改变现实，解救苦难中的众生，实际上是到佛教那里找精神安慰。

龚自珍、魏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时期。急剧变动的时代，给当时的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也是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解决这一问题，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前赴后继。围绕这一中心问题，他们提出了怎样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怎样向西方学习的问题。龚自珍、魏源是近代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的最初代表，他们的哲学思想，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龚自珍的“主逆”变易说，魏源的“后世胜于三代”的进化说，就是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怎样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一问题的回答，而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是他对怎样向西方学习这一问题的回答。尽管作为先驱者的哲学思想是不成熟的，并混杂着不少传统思想的因素，但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的基本原则，则被后来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所继承和发展。梁启超曾说：“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不得不远溯龚、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确实不算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