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民主革命家，为辛亥革命鞠躬尽粹一生。本文试图探讨他从事反清革命后与湖南会党的关系，以表示对这位革命先行者的怀念。

　　（一）

会党，特别是湖南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大起义即是同盟会依托会党，运动军队而后一举成事的。武昌首义，湖南焦大峄，陈作新起事响应，会党也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在同盟会成员中，有不少人是会党的头面人物。例如谭人凤曾在宝庆设堂，自封山主；共进会就是同盟会中的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等会党在日本的首领组成；孙中山也参加过致公堂“受封洪棍”，这种相互交织的关系，一方面表明民族资产阶级苦于自身力量的脆弱，急于去利用现存的（然而却又是旧式的）反清力量，求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表明近代会党作为一种旧式的反清力量，总是受近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所左右。为了反清，他们也积极地寻找着同盟者。领导者。但是这种同盟领导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例如一九〇六年十二月龚春台与蔡绍南在上栗市高家台集会讨论起义的若干问题，会党各码头官就与龚，蔡在起义时间上争论不休，各执一端。弄得“会员不知所从”。而且会议的次日，洪江会员廖叔宝即先斩后奏，率二三千人自行在麻石发难，宣布起义。

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在如何争取发动会党起义去达到民主革命的胜利实际上处于一种较为困难的境地，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又不能简单地去命令会党，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始终没有能理顺这种十分明显而又重要的问题。

　　（二）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杰出的领袖，黄兴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联络会党的重要性。早在一九〇三年华兴会成立之初，他就认识到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引导同一排满宗旨的洪会党人“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为联络会党又特地成立同仇会，并自任大将兼会长职权。在刘揆一等的串联下，结识“闺、赣、湘、鄂四省洪会党领袖马福益”。“自是哥老会相继入会不下十万人”。同时又派周维桢，张荣楣等往四川联络会党，并由刘揆一负责调度会党与军队的联络，俟其发难，以实现其雄锯—省，尔后各省纷起“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计划。一九〇五年马福益图再举，派谢受祺往上海与刘揆一联络，黄兴知道后，即与刘揆一商议援助办法，不料马福益中途遇难，此时在日本的黄兴只好放弃回国运械接济的打算。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之前，黄兴派刘道回国的任务，其一是运动湘军，其次就是运动会党。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是年十二月，会党龚春台发难时，打出的旗号即为“中华民国”。其起义宗旨为“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百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之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一九一〇年，黄兴在《复孙中山书》中仍坚信运动会党参加起义是十分容易的事，且“以湘人运动尤易”。因为“其所运动之基础固未摧坏，再扩张之，自易易也。”一九〇八年，黄兴在钦州领导起义时，一度连战俱捷“声势日盛”，其重要原因，即是由于钦廉上思一带会党遍布，当黄兴所领导革命军转战各地时、归之者众多。革命军有会党帮助，故能坚持战斗多日，“使清官闻风而粟”。“悬赏银五千两购辑黄兴”。一九一二年。黄兴在《在北京湖南同乡会欢迎会上的演讲》中，列举湖南近代史上所发生的大事，“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氏。甲辰谋起革命，乙巳三月十六日被满贼端方惨戮于长沙”等等。一句话，在黄兴看来。“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

　　（三）

以上是黄兴对待会党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与民族资产阶级其他领袖的认识是一致的。孙中山曾说：“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声。”因此要求革命党人对会党多以国民主义诱导，并称赞萍浏醴起义使全国震荡，“义愤的火焰大有烧尽爱新觉罗骸之势”。宋教仁也认为会党起义队伍具有优良的纪律，“除满州奴隶者及富豪外。学界，商界及百姓均不扰害……人民虽在不安之中……犹执业者不恐。”光复会会员徐锡麟，秋瑾等在安徽，浙江展开的反清武装斗争则是直接从联络会党入手。

民族资产阶级所以采这种态度，除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外，还与他们对会党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会党是民族主义遗产，“是平民革命的基础，不可埋没，所以教同志赶紧加以整理和指导”。这种认识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愿意反对的敌人。”

从现存史料来看，黄兴在理论认识高度上虽未超越资产阶级其他领袖，但却是一个真正对会党进行改造、利用、联合的实践者。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资产阶级领袖，他并没有象当时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一样，对会党吹毛求疵，只会看到会党消极的一面，而是充分注意到会党反清排满惟相顾而莫敢先发”的基本事实。他尤其相信“长江之会党，久已倾心于吾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因此他对于组织改造，利用会党进行反清斗争，总是不遗余力。一九〇三年华兴会成立后他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频繁的派人或亲自与会党接触联系，其结果，不仅使众多会党趋附于革命，而且湖南会党在萍浏醴起义时打出的旗号已不同—般，已经不是简单的反清复明，而是主张推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民国，实现地权与民权平均。郎使在一九〇八年，同盟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军队上面，黄兴在领导起义时，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联合会党。钦州、河口起义便是最好的佐证。

所以，认定黄兴是一位设法把会党的斗争纳入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范围中来的领袖几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他对会党的利用改造进行到了什么程度。由于留下的史料不足。因此只能依据他在1904年在湘的活动以及1906年萍、浏、醴起义进行大致的推测。

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之初，既已确立武装反清的方针，但当时单凭华兴会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因为最初华兴会成员仅百来人。因此华兴就有一个向外找同盟者、合作者的问题。可能华兴会诸同志都“欲收发难速效”，因此会议决定从联络会党入手，依靠会党酝酿起义。从前述事实看，湖南会党在黄兴等人的运动之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指导，甚至即使在没有同盟会员的指导的情况下也不变其政治原则。因此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湖南萍、浏、醴起义已不是旧式的会党的暴动，这种基本事实表现了会党在政治上的一种极大的可塑性，起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同盟会成立后笫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同时也为以后资产阶级在如何联络、争取会党问题上提供了良好的先例。很显然，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的与黄兴有关。一九〇四年期间黄兴与会党的活动自不必多说。1906年的起义黄兴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且，前后两次黄兴的工作侧重点已有较大的不同。一九〇五年以前，黄兴的工作重点主要在于扩大自己的队伍，拉会党加入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阵营中，一九〇六年的基本点则是注意从思想上改造会党，因为通过甲辰革命党人的大量工作，会党加入反清的阵营是不成问题的。一九〇六年，会党起义事发，打出“中华民国”的旗号，这是由黄兴指派的刘道一，蔡型南等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会党旗帜鲜明地用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作为自己行动的旗帜，这在一九〇六年以前显然是没有先例的。

这是黄兴对辛亥革命的一个贡献，其动员会党参加革命的程度是较深的。

　　（四）

总之，将会党拉入到资产阶级革命阵营中来虽不是黄兴的发明。但黄兴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者。可以说黄兴在国内的革命实践活动就是从联络改造会党开始的。黄兴相信会党特别是湖南会党在反清革命中的巨大力量，甚至可以凭借会党努力实现雄居一省，而后各省纷起，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革命计划。由此可见会党在黄兴的心目中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黄兴对于旧式的会党已不仅仅局限于联络与利用，而是着眼于改造：他希望通过革命党的努力。去掉会党固有的封建帝制自为思想，熟悉共和真理，这表明革命先行者黄兴在利用会党加入革命阵营中的同时，另一方面已经开始考虑到对它们的改造上来了。这是黄兴对反清资产阶级革命的远见卓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看到满清封建王朝的灭亡和会党在思想意识上的脱胎换骨，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强调的黄兴等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其力量极为弱少，分散，与清廷无力对抗的情况下，发现与利用势力广大的会党去进行斗争。显然是无可厚非的。会党比较积极主动地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则表明了会党群众要求变革。渴望反抗的愿望。出于他们的参加，从而扩大了革命政治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最后失败原因并不在于资产阶级革命只局限运动新军和联络会党，其原因毛泽东同志就做了科学分析，于此不必累述。

至于黄兴等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为什么始终没能解决好资产阶级——会党——农民之间的关系，更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在这里只是把黄兴有关会党的言论与行动罗列出来，粗划出黄兴在这方面的思想行为轨迹，错误在所难免，于此恳请同行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