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1879—1930），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他虽出身官宦之家，且为末科会元，翰苑清才，但素以开明博学著称，为地方上极得人心之绅士。曾荣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是著名的湖南立宪派领袖。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抛开了温和的君主立宪主张，先后担任湖南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罹难后，他继任都督。谭氏在其一生中，曾三度督湘（即：第一次1911年11月至1913年10月，第二次1916年8月至1917年9月，第三次1920年6月至1920年11月），历任国民党中枢要职。本文仅就他在第一次督湘期间的活动作一论述。关于谭延闿第一次督湘及其评价，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且贬多于褒，而对他在此期间的活动缺乏系统的论述，对其所起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有感于斯，在搜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以他第一次督湘期间的活动为中心进行考察，希冀对这一时期的谭延闿作一客观、公允的评价。

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登高一呼，四方景从。lO月22日，湖南率先响应，省城很快光复。焦达峰、陈作新分别出任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这时，湖南政局颇为动荡不安。谭延闿以一介书生，出任都督，“志切抚绥，持以镇定，潜消反侧。以和御变”，得到了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他上任伊始，即电告湖北军政府：“湖南都督另举谭延闿，援军即发。”不久，他将鄂军逃将宋锡全捕获正法后，致电黄兴说：“焦、陈被杀，实深痛惜。群龙无首，被迫承乏，延闿不谙军事，难孚众望，请即派员前来接替。”他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诚恳的。由于湖北方面因援军不至，战事吃紧，而湖南又是湖北不可或缺的后盾，其政局安危直接影响武汉前沿，为稳定湖南政局，以免他省生观望徘徊之心，黄兴作出了拥谭固湘的决定。他先后派刘揆一、谭人凤等南旋维持湘局。刘到湘后，即劝解焦部众曰：“诸君如欲竟达峰之功，则拥护谭以抗满政府。”黄兴还指示在湘的谭人凤、周震麟维护谭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这样，有了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支持，谭延闿才很快稳住了阵脚。他在稳定湖南政局方面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安定革命党人及会党群众的不满或复仇情绪。谭接任都督，旋“即颁示将焦、陈二人以都督礼从优殓葬”，并各给恤银万两以慰英魂，还准备择地各立铜像一具永久纪念。当梅馨部将书有“焦、陈二都，逆迹昭彰，把持省政，妄作主张。今日授首，与民无关。并非暴动，毋得惊慌”的高脚牌于街头巷尾大肆传扬时，谭立予制止，并“命令部员向焦之党羽婉言相劝，冀为调停”，且令“公署税关一律下半旗”致哀，赞扬焦、陈“厥功甚伟”，只是“办事殊欠手续，刑政不明，致有昨天之事”，谭把焦、陈的后事办得可谓备极哀荣。此外，他还敦请有声望的革命党人“出维大局”，“奔走各首领处，涕泪陈词，谓武汉濒危，恃湘为后盾，脱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弃，非所以慰焦、陈也！众大感悟”，以致于“汹汹谋复仇”等事“遂寝”。

第二，对焦、陈生前所安排的人员变动很小。谭延闿为了化解焦、陈部属的怨愤，本着“大难方兴，以静制动”的原则，对“地方知事，非已去不委补，非数辞不更替，各属行政亦不遽于改组”，并且通告各属“凡焦所委任之人，一律照常办公”。谭严戒滥杀，遇难的“焦党”人数很少，仅有巡警总监俞兆龙、张先正、西路招讨使杨任。另外，邹永成、谢介僧一度被拘，后脱险。同时，谭对军政府领导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取消了专为挟制都督而设的参议院，不再设副都督，大大加强了都督的权柄以便左右局势。但是调整的幅度并不大，政府机关首脑仅财政司长、军务部长、参谋部长有所更改。至于军职人员的变动同样很小。完全可以说，军政府大体承袭了焦、陈时的政权机构和人员安排，并无牵动全局的变化，而且仍有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供职于军政府，如洪荣圻任司法长，新设的筹饷局局长由著名的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周震麟担任，参与筹划全省大政方针，拥有很大的权力。参谋部长后来也由程潜接任。所以革命党人仇鳌认为焦、陈事变后，“湖南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是在同盟会方面”，“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仍居优势”。总之，谭延闿“所用之人，不拘党派及籍贯，大率效忠革命，或夙著声望者，受命之人，亦以清廉忠勤为主旨，努力从事。虽其中或有叫嚣粗暴之习，然仍力求进步，相与团结”。谭氏的这种用人方略，对于稳定湖南政局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谭延闿以敏捷的行动，光复全省。当时湖南省除长沙附近各地外，湘中、湘南及湘西大片地区，均未光复或稳定，革命敌对势力活动猖獗，全省局势危殆不安。谭氏为光复全省，因派遣得人，迅速平定了湘中和湘南，又采取有力措施镇住负隅顽抗的辰永靖道朱益濬，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使其降服。他又与震麟商议，派遣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龙璋为湘西巡按使，带兵西进，戡平常德陈斌升叛乱，摧垮湘西各府、县封建地方政权，并颁饷抚慰各营，湘西始定。谭还任命同盟会员谭心休为宝靖安抚使，后者艰苦经营，捕杀土匪恶徒，使宝靖一带秩序迅速好转，确保了全省的稳定。由外，由于谭心休声望素高，他的上任对各属旧官吏影响较大，他们往往是“望风而至”。

由于政权初立，各地股匪肆意招兵募饷，为害地方。为维持治安起见，谭延闿下令严禁私自招兵索饷，违者格杀勿论。同时“以汉族光复，兵事倥偬，内治亦极应整理”，特委龙璋为全省巡按使，“巡按湖南全省，任剿抚事宜，以考察吏治，渥循军民，镇压匪徒，催促自治为职务”，巡按使全权代表都督，权力很大，“所至之处，有任免官吏，会同各路统领调运各处军队，查核行政经费之权”，“如有贪残不法等为害闾里及反对大汉，与民族为难者，置其轻重得以军法从事”，目的是使“满清弊政一律廓清”，以至“国民欢洽、万众一心，成我共和之治”，巡按使的设置，进一步稳定了全省政局。

二

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间虽不及两载，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外交诸方面却颇有建树。

政治方面：实行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一，以《临时约法》为依据，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立法机关——省议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司法机关——司法司，各县也设有临时司法官，后改设地方初级检察、审判两厅。另外，鉴于民国初建，亡清法律多不适用，刑法尤甚，谭延闿令司法人员编订新刑律，力求符合新的国体和政体，制定成新的《湖南现行刑法》。并通饬各县执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禁止刑讯的命令，还成立了长沙律师公会，颁布《律师章程》。这一切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开风气的意义。

其二，谭政权致力于革除封建旧习。“湖南反正之后，人心望治，尤望除弊，故军政府以刺发、放足、禁烟三者为首先推行之政治”。对于作为满清标志的辫子，下令“凡军民人等，所有辫发，限三日内一律剪去，否则由警察干涉之”。为清除妇女缠足的陋习，在风气闭塞的地方设立放足会以示倡导，劝人放足，还通过议案明确规定禁止缠足。光复各省中，湖南各属抽烟种烟的风气，最为普遍，影响治安与人民生计，莫此为甚。谭将种植鸦片、贩卖烟土、开设烟馆、吸食鸦片等案件均列入犯法行为，严厉加以禁止。“凡各州县及乡镇遍设禁烟分局，编查户口，施放戒烟丸药，禁止苗种，限以民国元年底烟种尽绝，过期有犯，辄枪毙，令甚严”。当时的《长沙日报》、《民立报》等报纸中湖南处决烟犯的报道比比皆是，政府甚至不惜调动军队与抗令的烟民大动干戈，造成流血事件。相应地，谭政权焚毁烟土的数目也相当大，据《民立报》1912年12月29日揭载：“湖南禁烟总公所昨日集焚土膏近数十万两。”谭延闿厉行烟禁，成绩斐然，以至于英国专员来湘调查烟禁，也不得不承认湖南“确已将烟苗铲除净尽，毫无罂粟”，并将湖南归于“无鸦片种植省份”，湖南厉行禁烟堪称全国楷模。

其三，谭政权还采取一些扬善抑恶、汰冗去器的措施。将县属旧有机构一体改设总务、财政、教育、民政、警察五科，各司其职。为树正气于社会，引发人们对革命烈士的敬仰之情，谭下令大建烈士祠，将庚子以来到此次光复诸烈士祀于祠内，并将刘道一、杨卓霖、禹之谟、陈作新等烈士灵柩迎葬于岳麓山，开会追悼，焚椒筑煮以慰忠魂，表扬潜德，俾垂久远。此外，女界新气象也颇为引人注目，提倡女权之妇女团体纷纷建立，如湘省天足会、女子讲谈会、女国民会、女子参政同盟等等。这些团体都得到过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它们活动频繁，为当时全省风气增添了一抹盎然春意。更值一提的是，这时“男女交际自由、结婚自由，男女平权的呼声很高”。总之，谭政权在政治方面的种种措施，无不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和打击，使湖南政治具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息。

经济方面：其一，大力整顿财政。改湖南官钱局为湖南银行，设立其它银行十余家。据1931年的《湖南年鉴•湖南财政史略》载：“民国元年，谭延闿主湘政，始订收支会计科目，改用银元为货币单位，并由湖南银行发行银元、铜元，另更划分国地两税另组国税厅筹备处，旋复成立湖南矿业、实业银行，并许发行票币以活泼金融。”财政司还设立财政养成所，由上可窥见谭当时对湖南财政的作为。为解决省库空虚的问题，谭政权决定就省城设立筹饷局，开办国民捐以资挹注，各属设分局，“大募富民钱饷军”，“编查富民，定为百分捐十之法，共筹得三百余万元”，同时采取发行公债的办法，按其认捐数目一律换给公债票，分年摊还。如热心爱国接收公债票，则颁给徽章以示荣誉，国民捐款异常踊跃。为裕财源，谭政府还实行“减政主义”。归并司院，先裁并交通、外交两司及法制院，由都督府特设专科直接办理，其它如民政、财政、教育、实业等司不宜裁撤的则拟合署办公，政府官员“无特别学识者一律裁汰，以免滥竽而资节省”，而都督府各部职员“原尽义务，经元年四月始议薪资”，但水准也相当低，都督谭延闿本人则“纯尽义务，毫未支取”。另一方面，谭政权还革新田赋制度，改良田赋征收，厘除积弊。清政府时期，湖南征收田赋，多为“书征书解”，即州县官吏必须假手“粮书”征收田赋。“粮书”大抵为当地大地主大粮绅，他们精于此道，乃至父子相传，辗转承袭，流弊甚多。1912年初，都督公署颁布《湖南田赋新章》，废除了由历史上承袭下来的苛细扰民的“粮书”制度，规定除1911年的旧赋仍照旧征齐外，自1912年起一律按照新章开征。改革内容主要有：就省内各府、厅、州、县已升科之田，依据“正饷”为标准，课以租税，统称“田赋”，所有从前“地丁”、“屯漕”、“南折”、“秋米”、“果卖”各目一律废除，将田赋分为三等，统一征收项目，计算时以“正饷”为标准，以“长平银”为本位。这样，革除了弊端丛生的户粮书吏包征包解制度，农民缴纳田赋的手续较前简便，不似以前那么苛细繁琐。同时，它将田赋数额固定下来，由政府统一征收，取消其它各项附加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符合其与民休息的愿望。许多地方在“粮书”制度废除后，征收田赋人员仍利用世代相传的“粮书”，限期催缴，逾期收取费用，或迳行拘捕，大大充实了省库。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农民时常也为其所累。改革的程度虽然有限，但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是走在前列的。

其二，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大兴企业。民国肇建，舆论普遍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业已达到，惟民生一项尚须努力。于是从上到下，兴办实业的呼声高唱入云。湖南资本主义工商业素称落后，谭延闿在此实业热潮中“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谭上任不久，便废劝业道，在民政司添设实业科，下设、商、工、矿四课。元年元月，又将实业科升格为实业司，议总务、农、商、工、矿五科。时值百废待兴，湖南实业机构的设立，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这不仅为旧政权所不及，也为开发湖南实业进行了开创性的奠基工作。为抵制外国资本和商品的侵略和倾销，谭本人与黄兴等发起了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还成立了提倡国货会，“谭与黄兴同为该会名誉会长。”当时有各种工业讲习所，湖南工业总会还设立工钱局以提倡工业，各种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挂牌成立。1912年，谭委任辜天佑在长沙戥子桥工业学校开办湘军工厂，分金、皮两科，所制各物“均异常精美，较购之外洋者未觉多让”，为我省生产五金用品的先导。总之，湖南“自从辛亥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这时期的湖南矿业和商业也颇有起色。谭政权十分注重发达矿务，不仅多处开采，而且委派人员出国考察矿务。为保矿权，恢复矿务总局之名，还在常宁水口山铝矿设立冶金厂自行提炼。1910年全省产毛砂2．724万吨，铅砂2553吨，锌砂7787吨，矿砂44吨；到1913年增为毛砂43273吨，铅砂3164吨。锌砂10319吨。矿砂182吨。增长率达三分之一以上。商界更是日趋活跃，不时开辟商场，各类商业贸易频繁，进出口贸易也有明显的增加。由于商业的繁荣，“凡足供人消耗者”，超过清末“十百倍”。谭延闿从政为民，把农林事业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他竭力办了几件有关农业方面的实事。1911年，组建以龙璋为会长的省农会，专司研究和推广农业技术；1912年元月，将原湖南甲种农业学堂，更名为湖南公立中等农业学堂，并将长沙北门外天坛废址全部拨给该校拓建校舍，同年，将长沙岳麓山三闾大夫祠一带划拨筹建了“湖南省农事试验场”；利用湘南银行公产，在长沙新河建立了“湖南模范制丝工场”；还在省城设立森林局，将水陆洲官地开辟成森林试验场；由于洞庭湖水患频仍，谭下令设立堤工水利总局管理。关于交通业的发展，湘省粤汉铁路由美国赎回以后，谭延闿主张自办湘路。干路既归国有，谭政权又将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改名为湖南铁路公司，计划四条支线与干路同时并举，一为促干路之速成，二可坚股东投资之初心，三可谋湘省最大之利益。株渌线三十里路两个月便告成功，工程之速如此可见一斑。谭亦注重公路事业，1913年春，决定设立湖南军路局，以省方收入节余，建筑长潭军用公路，“从长沙东北郊四十九标营房起，沿照旧有驿道，到湘潭对河盐码头止，共九十余华里”。是年各地同时破土兴工，此为湖南建筑公路之始。由于谭氏很快去职，工程未能如期完成，延至1921年始告竣工。”谭政权同样注意维护本省航业的发展。在谭的支持下，黄兴和龙璋等组织汽船公司，意在“收回外溢之权利，扩张自由之营业”，打破了洋商垄断湘省航业的局面。

军事方面：谭延闿扩充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上任伊始，便对在此次光复中立过功出过力的官兵论功行赏，由军务部颁给勋章和年金以示酬劳，稳定军心。同时注重教育，创办军官养成所等团体，禁绝军士嫖赌。

湖南光复后，焦、陈把军队扩编成四个师，谭继任又发展为五个师。各师官佐多为革命有功之人，恃功索饷索械，安置私人，稍不遂意辄露拔剑击柱之态，纪律荡然，骄兵悍将，殊难控制。且各师兵多械少，有名无实，虚糜国帑，谭以“长此罗掘以养兵，终恐财穷而召乱”，乃视裁兵节饷为要务。他派员赴沪请教黄兴，黄兴建议留二个或三个师，以应缓急，谭认为所有官兵均为起义有功之人，不便遣谁留谁，不如尽数遣做，才好办理，遂决定五师全裁。在此之前，谭政权对裁兵持渐进态度，无论何营军士出缺一律不补。谭这次裁兵借助于客军陆军笫八师赵恒惕旅以资镇慑。赵旅原为广西部队，武昌起义时随王芝祥援鄂，后转战南，编入陆军第八师。1912年8月，赵率部返桂，道经长沙。对正虑无可恃之军的谭氏来说，不啻一场及时雨。谭征得黄兴和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首肯，对外以赵旅假长沙以事休养为名将赵留湘调用，倚之为干城，开始裁兵运动。到10月底，已将原有五个师四万数千人全部遣散，剩下的巡防各营改编为省守备队四十一营，更易旧制之五路为六区，视区域不同斟酌支配，每区设司令官一名。同时，谭把赵旅正式扩编为湖南陆军第一师，大加培植，这支部队对巩固谭氏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至此，谭延闿心宽体胖，似要做个文治都督，把各师师长和高级军官送赴北京，由袁世凯政府授官给禄。此次湖南裁兵大获成功，退伍条件也特别从优。“兵士可借此以谋生，国家仍可临时召集”，谭氏认为“实于国家前途，个人生计两有裨益”。我们认为各省在辛亥革命初期，临时广招军队，以打击满清顽固势力，这是非常必要的。而随着战火逐渐熄灭，新生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继续维持战时庞大的军队似无必要，故而裁军为当时各界人士所接受。而如前所述，湖南当时的情况已是难乎为继，裁军势在必行。同时，裁军还被认为是维护中央、保全和平的正义之举。1912年5月，黄兴在南京大裁兵，使谭“景慕不置”，遂决定厉行裁兵。裁兵前，程潜也认为：“凡是爱国的人，都认为湖南应该裁兵。”此外，裁兵在当时不仅可以轻民负而裕财政，还可有效地控制局势，安定地方。谭曾说：“吾湘裁军队以求和平。”虽然这中间包含着对袁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自己裁军便可感动袁世凯，以为法律足以制袁，但总的来说，裁军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其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

文化教育方面：谭延闿一如既往地注重教育事业。他对成效显著的学校无论公立或私立，都大加奖掖，使私立学校大为景气。“长沙有名的四个私立学校：周南、明德、楚怡、修业，受到官方常年津贴，是谭第一次督湘时批准的”。谭对高等学校的创办也是不遗余力的。光复后，美国雅礼会原在湖南开办的雅礼大学向湖南当政者商谈设立湘雅医学院及湘雅医院，由于开办费用过巨，政学各界人士大多反对，惟谭主张成立湘雅最力。1912年谭将湖南实业学堂改名为高等工业学校（即湖南大学的前身），曾一次拨款五十万元，为该校向外国购买教学科研用品，这在当时国内各工业学校中是罕见的。光复后湖南各处私塾仍有读经书穷章句者，谭视改良私塾为教育要图，下令取缔私塾并说明改良办法。在全省以教育司为总部，各府厅州县还设立教育分会共同促进教育。为提高教学质量，1912年7月，对所有小学教员考核，合格者方能执教，同时组成教员养成所，培养手工、艺术等方面的师资。另外，谭政权还注重军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为教育贫民使皆有文明国人程度，还决定实行强迫教育，将各族祠宇及地方庙宇公款充作此项教育经费。政府还特别注重女子教育，“反正以来，湘省女学日益发达，学校十余所，学生数千人，可谓极一时之盛”。对于开湘省女子教育先声的周氏女学，谭延闿在前清学务公所津贴的基础上又加一千两，俾免竭蹶。鉴于教育之方与其重虚事无宁崇实利，要使女子养成独立性格，须使女子有职业，谭政权还通令各属从事女子实业教育。此外，谭政权还注重对少数民族的教化，力求五族共和，苗瑶同化。湘省边界，苗、瑶杂处，语言风俗与汉族歧异，谭派人分赴各地进行调查，促其开化，专拨经费，设小学数区，使苗瑶子弟受初等教育。由于谭延闿这种重视教育的政策，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全省学校由219l所增为2909所，在校学生由8．6496万名增为12．3901万名，经费由170．0069万元增为194．3160万元。谭氏还明确认识到培养高等人材的重要性，广送人员往东西洋官费留学；每岁学费13万两有奇，派送之人或从事革命著有劳绩者，或先烈子孙热心向学者，或留学高材及各校学子力求深造程度相当者。当受到讥谤时，谭以不敢“靳一日之资，隳百年之计”为由坚持自己的意见，对留学人员爱护有加。

谭政权还大力提倡舆论自由，新办了《国民日报》、《湖南公报》、《大汉民报》等十多种报纸，报界日趋活跃，“春皋净丽，百卉怒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外交方面：谭延闿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侵略和力争主权的立场上的。英国驻长沙领事抱怨湖南的官吏“把条约的规定视同障碍，竭尽可能地回避它”，并指责《长沙日报》上的反帝言论。谭政权规定不许外人在省内营业，购地建筑房屋，并通饬居民不得租赁房屋与外人。由于外人游历中国，常常声东击西，醉翁之意不在酒。谭政权规定凡来游历之外人，游历范围限于其护照所注明，不得旁及，且需同时具有中西文以便稽查。谭政权还力保矿权，严禁奸商私自与外人订约出卖国家权益，从中渔利。在外交纠纷中，谭氏同样针锋相对。1912年曾发生荷官虐待华工草菅人命一案，谭通电为“海外同胞哀号请命”，义正辞严提出交涉条件，并指出“此事于民国前途、华侨生命关系非浅”，应毫不退让，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谭延闿在政权建设方面是有所作为的。谭政权坚持反清共和，无疑是一个革命性质的政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从政治上、经济上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呈现出勃勃生机。当然它也不乏封建因素，但这是当时大多数军政府中普遍存在的现像，并不影响其整个政权的性质。总之，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谭延闿政权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三

谭延闿临危受命，处乱不惊，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胆略和才识。他的视线并不拘泥于本省，也不局限于眼前，而是放眼全国，洞悉大局，高瞻远瞩，从容肆应。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湘军援鄂。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陈便以援鄂为主要任务，10月28日，即派出独立第一协王隆中部开赴武汉。谭氏上任后，湖南局势逐渐稳定，湖北战事却日益吃紧，黎元洪不断来电请援，谭决定在军事、财政和物质方面大力援鄂。他着手整编湘军之二协一标，在黄兴寡不敌众、汉阳前线苦战失利、清军着着进逼的危急时刻，谭敦促因事逗留在途的第一批援鄂湘军王隆中部火速开进，于十一月二日到达武昌；又派出湘军第二师第三协甘兴典部四个营星夜驰援，十一月八日抵达汉阳，马上投入激烈的战斗，这两批湘军是黄兴赖以防守汉阳的主力。紧接着，谭又派出第三、四批湘军刘玉堂的第一师第二协四个营和刘耀武的独立第九标三个营赶赴武汉前线，他“以新募之兵留守省垣”，精锐之旅，悉数北上，“以便早歼清兵，戡定大局”。为免去上前线士兵的后顾之忧，还每人“发给安家银一百两，以资赡养”。同时，努力改善应援部队装备，第三批援鄂部队已经有了山炮数门。此外，谭还令军务部挑选精锐新军，编成敢死队一营，直赴武汉前线。敢死队员们无不以一当十，击毙清军达三千人，自身也死伤惨重，死三百余人，完全无恙者仅六人。这六人回湘后，誓扫腥氛，又组成敢死军一队，以巡防营队长徐鸿斌为队长，谭令仍赴鄂作战。后徐在前线英勇捐躯。

谭延闿还调送大批物质及粮款支援湖北战事，共计子弹数十万发，机关枪一批，大米一万三千石，面粉五百袋，油三百八十篓，汇款五十万元。除尽本省力量外，谭还电约其它各省增援武汉，他对首义之区的援助是全力以赴的，甚至连对谭怀有敌意的王隆中也说：“谭都督对湖北，如同对湖南事情一样，不分彼此。”

当时湖北方面重兵压境，苦苦支撑，湘军来援对之真乃一针强心剂，大大安定了武汉人心，使民军精神为之一振，激起“区区清军，何难扑灭”的万丈豪情，黄兴更是“喜形于色，以为恢复汉口，击灭汉奸，可以犁庭扫穴，立功竟志”。事实上，“阳夏之战，将近月余，民军中之援鄂者，以湘军最得力，九月初旬，非湘军冒死力御，汉阳即已不守”。虽然汉阳最终饮恨火守，但这次汉阳之战能在黄兴指挥下坚持一个月之久，对促进各省革命党人响应，保全民国，起了重大作用。而三湘志士奋勇当先，浴血苦战，对稳定武汉战局，巩固首义成果，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二，策动邻省反正。谭延闿不仅竭力援助首义之区，而且意识到仅凭两湖力量与清廷对抗定难持久，便把眼光转向其它尚未行动的省份，来了一个大策反。他凭借各种关系，或“飞书知旧”，函电交驰；或派员运动，晓之大势，喻以大义，敦促其它地区“乘时响应”，反正独立。首先派庞光志率领一标军队援蜀，助其早日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坤是湖南善化人，新军协统赵恒惕是衡山人，谭即派罗松涛前往联络，说服其同意响应。掌握巡防营的藩司王芝祥是湖南民政司长刘人熙的妻弟，且有师生情谊，关系非同一般，谭则利用刘把王也争取过来，广西于是光复。沈王二人分任正副都督。福建新军协统孙道仁胆小怕事，正在观望，因其祖籍湖南，其部下也多为湖南人，谭送电促之。“湘人以公若再不回首，当庐尔居，墟尔祖墓。”孙道仁旋领导福建独立。广东钦廉道郭人漳、安徽寿州龚子沛，都是湖南人，“皆为谭延闿响应也”。云南蔡锷的响应也曾受谭函电催促的影响。革命党人在甘肃秦州反正的成功，尤其得到谭延闿的有力支持和声援。1912年初，谭迭接陕电告急，除投兵赴戎机外，认为只有甘肃反正，方能解陕危，他与黄兴商议，委派江楚枬、黄锡斌等八人为湖南专员，赴甘肃秦州，与甘肃清军临时都督、同盟会会员、湖南宁乡人黄钺共襄反正事宜。又拟以实力相助，致书陕西都督张凤翔，请他“接济秦州饷械，当由湘军解还”。秦州反正成功，黄钺任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谭致电祝贺。当临时军政府被兰州官绅中伤且拟对之兵戎相见时，谭又劝黄宽容大度，引退回湘；同时通电力保黄钺，称赞其“苦心毅力，百折不回”，而使“全陇大定”的功绩，指出“秦是兰非”。后来谭又与黄兴联名致电北京中央政府，为黄请功。黄钺返湘后，把有关秦州反正的一切文字资料汇编成《陇右光复记》一书，谭为其题写了书名。上述一些地区的反正，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如广西响应，使清廷与西南完全隔绝，革命形势更为有利，遂使反清力量由点而线而面，清廷疲于应付，终于寿终正寝。谭延闿的游说对各省反正固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也不无影响。把谭氏此时的活动比做博弈，这不失为他出色的一着好棋。

其三，运筹帷幄，经略各地。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湖南乃中流砥柱。谭延闿坐镇长沙，力挽狂澜，他放眼全国，对革命几乎厘订了全盘战略方案。这从他致湖北军政府的一份电报中可以看出：“鄂湘一家，安危同系”，“敝处已电请广州胡都督、福州孙都督，整顿海军，连合吴淞军舰，直攻天津，以击敌兵之尾，并请孙都督特派精兵，由海道来援；又电请贵州杨都督，出兵铜仁，与我军会合，取荆襄，出沙洋，以击敌兵之腰；更电请桂林沈、王都督、南京陆都督，加派老练之兵，与敝省会师，克期赴援，尚望坚守武昌，以图合剿，决不稍存畛域，贻误中华大局。”

在实际行动上，他除了派湘军援鄂外，还另遣一支革命军从湖南进入江西，趋南昌，袭九江，断绝清军长江水师和萨镇冰的后路，又派王正雅军合攻荆襄，同时筹组湘桂联军北伐援鄂。荆州居高驭下，夙称重镇，时汉口失败，武汉大局为之一变，谭敏锐地意识到荆襄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荆襄据武汉上游，为湘蜀门户，军事计划，在所必争”，故派统领王正雅“率队往取，十月初六日与满兵战于沙市附近之草市，阵毙敌军官一员，兵卒数十名，伤百数十名，夺获枪械数十件，绣龙黄绫铁甲一具”，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胜仗。同时，鄂军也一鼓作气光复襄阳，之后王正雅会同宜昌军司令唐牺之一举攻克荆州，“从此克复蜀、湘、鄂，联络一气北伐，无左顾之忧矣”。荆襄之战以往很少被论及，实则是辛亥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起了打通东川，腰击北军，为北伐军开一通道的作用，与江西一路遥相呼应，减轻了武昌方面的压力。谭氏一手谋划，功不可没。在这次战斗中，“湘军实当其难”，正雅裹伤督战，孙中山曾电称其“奋勇能战”。荆襄光复后，谭延闿又乘时指出：“荆襄既为我有，敌注意窥伺南京，扰我腹心，我军自应猛力进据河南，西进陕西，南扼汉口一带，抄出贼兵后路，则汉口不攻自破；再用支队游击山东，尔后会师北进，则南京可以无虞，贼亦有瓜熟蒂落之势，天下可定也。”谭氏文人治兵，居然能纵横捭阖，决胜千里，似颇谙兵法，俨然一沙场老将。

此外，谭延闿在广西光复后，即筹备组织湘桂联军，推广西都督沈秉坤为联军总司令，力促广西出兵北上抗战，直捣幽燕。出发前一天，谭为沈饯行，二人“均戎服莅位演说”，“观者如堵”，次日，谭又亲自送沈至“大西门外”，一路上居民呜鞭致敬，盼其痛饮黄龙。湖南相继又派出向瑞琮率领的北伐第一军和张其锽领的南武军北伐。是时，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福建等西南各省均先后光复，独立各省北伐，义声所播，寰宇震动。故在《大汉民国各省会师北伐檄文》中有“云南一呼而六省应。广西举而半壁倾”的冲天壮语，此檄雄文劲采，掷地有声。

湖北军政府在和战大计、与敌交涉等方面，常与各省军政府互商对策，湖南军政府也经常为其出谋划策。如南北和谈刚开始时，关于武汉三镇不再作战场的条件，湖北军政府拟定的条件是：（1）敌兵须令全数退出武胜阁以北；（2）该军队退出时，我军不得追袭；（3）敌军各种辎重，准其撤回；（4）两方面如有背约时，担保国须负责任。电商湖南军政府，谭等首先分析了清军求和的原因，随即对症下药，也拟定了四项退兵条件：第一，北军退出武胜阁。所有地点，经由民国以兵占领，不得视为中立土地；第二，武胜阁外铁道，不得毁坏；第三，汉阳兵工厂、铁厂所有兵械机件，全交民国管理，不得毁坏掷去。不难看出，后者比前者显然要高出一筹。

其四，拥护共和，力推全国统一。辛亥革命，各省纷纷独立，各自为政，不相联系。谭延闿深恐造成分裂割据局面，招致外强侵凌之祸，因而大声疾呼：“此次各省起义，宣布独立，系对清廷而言，非各自为谋也”，指出：“民国宗旨，同主共和，则‘独立’二字，尤乖名实”，表示不但应由各省联合进行军事行动，而且还赞成召开全国联合会议和胡汉民的统一财政之说，盼望全国统一，实行民主共和之心跃然纸上，情见乎词。当临时中央政府尚未成立时，谭氏极力赞成筹组临时中央政府，他在戎马倥偬之际最先发起在临时中央所在地，设立参谋本部，借资统一，电请各省赞成，未见异议。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委任黄兴为总参谋，并于元年2月6日正式在总统府内设立参谋部。1911年12月，谭延闿参加各省联合会议，商议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湖北方面与上海方面有矛盾，临时政府难产。年底，众人翘首以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欧抵沪，闻此喜讯，谭立即致电孙中山表示欢迎和拥戴：“闻公到沪，飞电传来，距跃三百，请代表全湘百万生民欢迎，恭祝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谭电发表后，不旋踵，各省都督、军政府及省议会等纷纷通电拥护孙中山。孙中山德望之高，自无与伦比，但立即得到各省拥有实力的都督大员的一致拥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而谭氏以敏锐的眼光率先表达对孙的真诚向往，对形成新总统人选的一致呼声是有一定影响的。

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谭除了派代表驻宁沟通湖南与中央消息外，还选派革命党人刘揆一、彭允彝、欧阳振声等为参议员，努力贯彻南京政府的方针政策。袁世凯窃取总统之职后，谭通电发表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认为应“举纲领于政府成立之时”，确定国务卿，“以国会为监督机关以符民国政体，不然南北虽一致仍不统一”。他十分重视各省的协同动作，警告再也不能像前清各省自为风气，被“议者讥为十八国”了。基于“化除畛域、共谋统一，保护国权，当务为急”的思想，谭还与黄兴、刘揆一、黎元洪等发起成立中华民族大同会以促进统一共和。

谭延闿还尽己之物力维护统一，巩固共和。他认为，“今日谋国利民福，当先建设强有力之政府；欲建设强有力之政府，当自各省实行拥护中央始。”在中央财政奇绌的情况下，谭立即电解中央“三十万两”，以为各省倡。同时，他还对一些需饷急切的省份如甘肃、新疆、贵州、直隶等省倾囊相助，以救燃眉。总之，“民军起义以来，各行省之拥护中央，救济邻省，未有如湖南者”。

在辛亥革命中，湖南处于中心地带。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可谓兵家必争，“处长江南岸各省之中枢，洞庭控其北，五岭障其南，东接豫章，西通川黔，与鄂、赣如辅车相依，与粤、黔则如咽喉相扼”，特别是湘鄂抵背相依，生死与共，谭延闿督湘，使湖南成为首义之区最坚强的后盾和独立各省的中流砥柱。《民国报》曾高度赞扬湖南对缔造中华民国的重大贡献，谓武昌首义后湘省“誓师东讨，转战汉上，流血成毁，满清创巨，各省从风”，民国成立，“中央财源枯竭，湘省协款百万为各省倡，顾瞻大局，不竞私权。临时政府之成立，不啻我湖南缔造之也”。这虽为溢美之词，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可以说湖南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是占有突出地位的，而湘督谭延闿克承新命，忝膺重任，内修政治，外御清敌，其积极进步的举动无疑大有功于全国革命。

四

革命取得胜利，真诚的人们无不沉浸在自由、民主、共和的喜悦之中，但稍作思考便会发现，在那派热烈景像的后面弥漫着浓浓的阴霾，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给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被残酷现实震醒的革命党人终于再度奋起，发动了二次革命。

早在南北和谈刚兴起时，谭延闿就两次专电强调南北议和必须以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为前提。他认为袁请停战议和，“为缓南攻北之诡谋”，并积极进行军事筹备壮民军声威，“俟战书发表，四面进攻”。当和议呼声在革命党人中还占上风时，谭严词以告：“倘使袁使不承认颠覆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即请毋庸开议。盖民国不成，第二次革命即当继起，此刻断不容稍有君主政治余毒，以作第二次革命之资料”，“诸公为种族政治革命运动，而数十年以有今日，万不可稍事迁就”，表现了其思想的深远。他意识到“以袁贼阴险虏性刁玩，必须决胜疆场乃可以登同胞于共和幸福之中”，因此坚主“直切宣战，一扫膻腥”，反对议和。为削弱清方实力，打击反动气焰，谭还派革命党人周岐等北上“谋杀袁世凯”，并“分途狙击满清要人”。

袁就任大总统后，对于其中央专制集权措施，谭延闿是予以抵制的。首先他反对举借外债，认为“国基甫定”，借债犹“饮鸩止渴”。袁议借第一批外债时，谭指出：“与其殉债而亡，何如毁家纾难”，主张“急起图维”“自救”。1912年12月8日，谭又与黄兴通电反对袁向英、美、法等国举债，并规划了具体的“财政入手办法”，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当袁议借“善后大借款”时，谭领衔与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通电反对，号召全国上下“协力抗争，毋使民国因借债而亡”。而与此同时，却有“十七省都督反对推翻借款”之事。其次，反对盐政收归中央。盐政为各省收入大宗，袁政府将盐政收归中央的政策将大大影响各省的财政收入，削弱其养军能力。谭对此坚决反对，曾派刘人熙赴京交涉，“暂请免提”。他还致电财政部“请俟国家税、地方税划定，国税厅成立，一切军需政费概归国家担任时，再行实行”，声称“中央如能承认湘省每年津贴银四百万两，则盐政惟中央命令是从，否则无论如何，暂不承认”。态度相当强硬。善后大借款以盐税作抵押，也是谭反对的另一重要原因。再次，当袁政府提出废省改道，军民分治意在釜底抽薪，削弱各省都督实权时，在很多都督心里反对，“不便用言”的情况下，谭延闿继李烈钧之后通电反对。最后，谭还抵制袁政府的人事任命，“1913年湖南拒绝接受北任命的盐务专员”。“袁任命的海关道也遭到拒绝，直至任命了一个湖南人为止”。在英国驻长领事眼里，谭延闿是不甘心拱手让权于袁的，他虽然愿意“接受从属形式”，但“保存了实际权力”。这个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另一方面，谭氏也像当时一般革命者一样，企望和平，幻想通过议会政治足以钳制袁世凯，因而于1912年8月加入了国民党。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革命党人寄希望于《临时约法》和议会，以此为巩固共和的惟一手段，故宋教仁等致力于建立大党以出组内阁，国民党便应运而生。虽然议会政治最终破产，但国民党的成立及其活动确实曾对袁世凯的统治造成直接的威胁。在仇鳌等回湘筹组国民党湘支部的过程中，谭延闿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912年9月28日，国民党湘支部正式成立，谭氏当选为国民党湖南支部长。谭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对于国民党寄于无穷之希望，憧憬其“达完备美满之目的，组织政党内阁而展其政治能力以放大光彩于世界”。宋教仁回湘后，谭对其各极称颂，说宋“非一般政治上的人物可比”，并提出将湖南都督的位置让给宋。谭的积极反应得到了宋的好感和信任。因谭与袁有世谊关系，宋想利用之调协府院，“邀请谭担任责任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对于这个计划，谭当即表示同意。

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后，谭延闿仍为都督，负责军务，而副支部长仇鳌任民政司长，负责政治和社会事务。这时，湖南国民党支部似乎与湖南都督府二位一体，国民党在湖南颇能左右局势，控制了全省的舆论宣传，湘支部机关刊物《长沙日报》、《国民日报》对袁、黎的不法行为直言不讳地抨击和揭露，持论非常激烈。因谭的影响，湖南其它各党派人士纷纷加入国民党。黄兴、宋教仁又联袂回湘，更是大增湖南国民党的声势。故黄兴等视湖南为“民国的保姆”，可见其影响之大。谭氏则抱着“持以恬静，勿扬其波”的宗旨，在各种势力间苦心调停，力求和解。

国民党声势日益增长，袁世凯不由大为恐慌，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宋案”。1913年3月20日，他派凶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当夜，黄兴便将这一噩耗电告谭延闿和国民党湘支部，两天后又电知：“钝初兄痛于今晨四时四十分绝命，请转电其家属，遗命切勿告知老母。”在此，黄兴将谭视为可亲可信的同仁。国民党湘支部定于4月2日到5日召开宗教仁追悼大会，颂扬宋“悲深林肯，誉埒屈骚”。

宋案真相大白后，国民党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紧密的磋商，终于确定了武力讨袁的策略。由于湘省国民党势力最大，反袁呼声甚高。早在宋案发生前，谭延闿就派人赴安庆商湘、皖联盟问题，拟组成湘、皖、赣、粤、闽五省同盟，以便与中央抗衡。这时，社会上传闻湘省将联合皖、赣、粤三省实行独立。对此，谭“反复声明南人之愤怒系反对某氏一人，并非反对民国”。六月，国民党都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相继被撤职，谭虽幸免，“然已岌岌可危”，他深感世事莫测，意欲辞职，忘迹湖海，但不获批准。7月7日夜，湖南军装局又被袁派来的奸细纵火焚毁，大部分武器、弹药付之一炬，湖南革命力量顿成徒手。谭这时以维护大局安定为己任，并不赞成武力讨袁，而主张法律解决，企图融化党见，调和南北，反对过激行为。他曾致电赣、皖、粤三都督，谓“国如累卵，不可内讧，召外人之瓜分，陷中国于破产。”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打响了反袁第一枪，拉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此时，谭“仍持调解”，以为“唇齿虽寒，兵戈宜弭”，于7月14日通电要求袁“开诚布公”，“副总统、各省都督排难解纷”，“勿使浔阳一隅，为全国糜烂之起点”。但谭氏苦心热泪，痛进箴言全是徒然，袁不但烧毁湖南军装局，且派兵逼压湘境。谭延闿忠告既穷，又经革命党人督促，终于7月25日仗义而起，通电全国，历数袁氏破坏民主共和的罪行，宣布“与袁政府脱离关系”，表示要“勉竭驽钝，率三湘子弟，授旌擐甲，以返共和之魂”。

谭加入反袁行列后，一边出示安民，一边秣马厉兵，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图谋东援江西，北攻武汉。他自任湖南时袁军总司令。任命程子楷为讨袁军第一军司令，赵恒惕为副司令，进兵湖北；唐蟒为援赣司令，进兵江西；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邹永成以湘鄂联军第三军军长名义同程子楷、蒋翊武进驻岳州。同时师向荆襄，委谭人凤为荆襄招讨使。谭还派滇黔宣慰使、川滇联络使等分赴各处联络讨袁，并招募军队，大力赶造和派人四处探办枪械，向邻省请求接济军火。他与谭人凤、周震麟等致电甘肃教育司马振吾，要求马“联合回族，举兵东向，保障共和”。对内则加强政治控制和宣传鼓动。他将袁中央集权下的一些部门易名，如原部立湖南司法筹备处改为湖南司法司，湖南审计分处改为湖南审计处等等，取消袁政府的特派员，改为湖南交涉使。政治宣传方面，谭对拥袁的《湖南公报》、《民国公报》、《黄钟报》等十多种报刊厉行查禁，同时查封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和进步党等党派在长机关，一时国民党独步湘省舆论。为稳定军心，谭还辟谣：“时机正好，天与人归”，“军情并无失败之说”。

湖南独立，使袁“异常懊丧”。不过，虽然湖南讨袁军也曾打过小小的胜仗，但实际上，谭的反袁大计很难彻底实施。因赣、宁军事节节失利，黄兴从南京出走，苏、闽、粤、皖相继取消独立，谭“顿失所恃，适元洪及蜀滇黔桂四督先后电劝缓和”，谭延闿遂于8月13日取消独立，“电达中央，静待处分”。

“二次革命”中，湖南迟迟独立而迅速取消，以往论者大多只是批评谭延闿敷衍暧昧，耍两面派手腕，对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认为，这是有失公允的。还在宋案发生后不久，邹永成去湖北联络反袁并组织反袁机关，谭是大力资助的，邹等人反袁活动败露后，谭对其是尽力保护的。“二次革命”爆发前，甘为反袁路障的黎元洪派人游说谭，企图破坏反袁联盟，谭并不为其所动。事实上，谭是站在反袁立场上的，并非全无作为，湖南独立迟缓和取消迅速的原因，绝不能只归咎于谭个人的性格特征，而成为评价他的主要标准。应该看到，当时有多方面的因素对他的行为发生作用。

客观上，“二次革命”的群众基础相当缺乏，而湖南省自身的条件又使谭举步维艰。马克思曾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那么，“二次革命”时“社会生活的深处”蕴含的是什么呢？应当说是普通民众的厌战心理。谭氏受此影响颇深。当时一般居民对革命后的不安定局面深感厌烦，望治之心甚浓。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以供他们实现发展实业的愿望，他们轻信袁氏保护商民、振兴实业的诺言，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尤其厌恶战争。“二次革命”爆发后，谭召集官绅商讨对策，“与会者二十余人皆谓此刻以维持、保安全、宁秩序为第一要事”。独立期间，湖南商业团体董事会便呈请都督取消独立。

另外，当时湖南的军事力量极其薄弱，财政拮据，也是谭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军事方面，湖南自大裁兵后，“一兵一卒未练”，由巡防营改编成的守备队大多与国民党人异趣，反对“二次革命”。程潜在宋案发生前三天方接任军事厅长一职，他在三个月内匆匆组成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而战争又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又有军装局被焚，湖南军事器械几乎丧失殆尽。对此，连激烈反袁的邹永成也说：“以如此单薄的力量，如何造得反来？”黎元洪则称湘军“子弹甚少，不堪一击”，袁世凯亦将其对湘方针由进攻改为防制，只派兵驻扎湖南边境实行监视。当李烈钧电促湖南响应时，谭延闿和赵恒惕的回电大意都是：军械子弹尽行被焚毁，不能作战，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惭愧。财政方面，由于对内对外各项政策开支浩繁，入小敷出，仅1912年便亏省平银412．889万两。总之，谭延闿权衡局势，发兵胜算难操，不发兵则义所不许，他就是在这种两难窘境中宣布独立的。

面对强大的北洋势力，加上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二次革命”的失败在所难免。而湖南的取消独立，也是势所使然。谭人凤曾指出：“南京已败，南昌又危，湖南断无独立能力。”

至于主观上，谭延闿一向注重维持秩序，保全治安，期待“厉行民生政策，刷新老大国家”，他的“不可内讧”的主张便基于此。这是当时一般革命者的通病，只注重维持原状，保存实力；只求共和告成，毋论共和魂归何处。“二次革命”前，福建都督孙道仁即以“保境安民”为由，退出五省联盟。此外，“二次革命”初期，黄兴等革命上层人物也不主张武力讨袁，他们认为法律与政治体制足可制袁世凯之野心有余，而“不再恃兵力以为抵制”。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仍沉溺于政党政治的幻想之中，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畏惧袁氏强权政治、缺乏讨袁信心的心理，体现了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这在谭氏身上显得较为突出。同时，他特别希望能好好地搞和平建设，而不是兵火连天。他在7月14日的通电中说：“当此之时，即令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乘四境又安之会，为十年生聚之谋，犹悲祸至无日，时不我与，无由起垂死之沉疴，复已伤之元气”，“燃箕太多，抱蔓空归，谁可独存，岂能有幸”。这话可谓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所思所虑，他又“以湘省频年水灾，人民困顿万状，疮痍未复。一旦再行兴兵，地方不免又遭蹂躏。是以决计主张调停南北意见，以免兵连祸结，外人得以乘隙，肆行瓜分”。

谭延闿在其取消独立的布告中解释取消独立的原因为：“大势所趋，皆以保境安民为主。湘省既不能以独立为支柱，而何以全省为牺牲，于事无补，于心不忍！”这番话讲得合情合理。在革命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他希望的是动荡不要蔓延开来，以免无谓的牺牲，召至外人乘隙而入。虽以保存实力为出发点，但其救时之心亦不可否认。而且，谭在取消独立之前，是得到过程潜的谅解的。鉴于“玉碎不能，瓦亦难全”，为“免生灵涂炭”，谭取消独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东山再起。他曾电李烈钧：“大局如此，兄弟可早抽身，弟所以在此赧然暂留着，实为兄弟留一条路耳，望速来湘，再俟良机。”黄兴出走时，给柏文蔚的密电中说：“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机引退，留此身以待后用。”这一点上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后来李烈钧等果然取道湖南才得以安全转赴上海流亡日本，谭的悉心保护与黎元洪的穷追捕杀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谭在取消独立前后，对反袁的革命派始终是庇护的，如取消独立之前，有人建议谭捕杀遭袁通缉、处境危急的谭人凤、周震麟等向袁悔罪。谭并未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后，在他自己也将身陷虎吻的情况下，他仍维护许多反袁上层革命人物，如谭人凤、蒋翊武、周震麟等，因资送程潜等出逃和护卫败退的李烈钧还被赵春霆告密。湖南取消独立时，黄兴的继母和夫人尚在长沙，“谭延闿担心反对者来，她们受到迫害，派人送她们到上海”。这一切都表明，谭氏虽然取消独立，但并没有和袁世凯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也正因为这样，虽经黎元洪极力说项，袁世凯始终觉得谭与己异趣，终于任命汤芗铭取代其湖南都督一职，褫夺其陆军上将衔。谭延闿先后寓居青岛、上海，过其“瀛台”生涯。

恩格斯曾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谭延闿在其第一次督湘期间虽然曾对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毋庸讳言，他毕竟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这个阶级往往随时代的浪潮涌动而沉浮不定。当涨潮时，它便登上了浪尖，每每还可扮演一回弄潮儿的角色；而退潮时，它便显得那样的中气不足，软弱不堪。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在给徐世昌的密电中说：“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撇开他站在徐世昌的立场上论事不说，在此，谭极力作出一副超然的姿态，实则表达了他在“二次革命”中身不由己的真意。此外，他还屡次向袁、黎输诚通好。6月初，当感到“如困重围，不能自保”时，便暗中派人的前往武昌，致函黎元洪称：“已准备药水，如湘省宣布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意在向黎请示方略，黎“以湖省失谭督，内部必定大乱”，当即动以“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阴图敉平”。8月11日，又致电袁世凯自咎：“湘事措置无方，咎在延闿一人，惟维持操纵实具苦衷”，表示“终当始终维持”。取消独立后又致电黎元洪：“已电请中央迅简贤能来湘接代，俾得息肩补过，退处安闲”，请黎“代达悃忱”。谭延闿的这一切举措，充分体现了其阶级劣根性。他一方面慑于袁贼淫威，投鼠忌器，对其存畏葸与幻想之心；另一方面，这也是他谨慎圆滑，不走极端、八面玲珑的处世原则的真实写照，成为他历史上令人扼腕的一个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