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史都有过重要影响；对这部巨著的研究，亦以两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为多。但有些问题仍须重新探索，许多问题亟待研究。限于篇幅，略谈几点如下：

　（一）《海国图志》出版史上的一些问题及其它

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建议，开始考虑编著《海国图志》，约在1841年7、8月间；但一直到1842年8月下旬《圣武记》脱稿，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快要结束时才正式动笔。经过五个月的紧张工作，于1843年1月成《海国图志》50卷，当年出木活字本。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海国图志》的第一个版本，通称“道光壬寅本”。但这个版本的实际出版日期在1月29日之后，以称道光癸卯本或1843年本为宜。同版次年续印，称道光甲辰本。1847年魏源把《海国图志》扩编为60卷，出道光丁未本。1849年魏源“重订”60卷本，于当年夏天付梓，称道光己酉本。所谓“重订”，就是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全书总纲即著名的《筹海篇》，在这个版本中，就修改了近300字，其中一处修改就达221字之多。可以说，《筹海篇》基本上是在己酉本定稿的。3年以后，魏源还把《筹海篇》改了几个字，但实质性的修改只有一个字，即据史实把朱渥更正为他的兄长朱濆。1852年魏源又辑进许多新资料，把《海国图志》扩编为100卷，全书约90万字，付梓时称古微堂重刊定本。历时10载的《海国图志》编著工作至此结束。学者们大都认为《海国图志》100卷本，是由60卷本“补辑40卷”而成。其实补辑的并没有40卷那么多，好几卷是分卷，五、六十卷本的第1卷，即《筹海篇》，在100卷本中就分作两卷，而不是“补成”两卷。

此书出版后，备受进步学者与开明政治家重视。尽管清朝政府拒绝王茂荫“请饬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无法可御”的奏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八），但因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很需要它，所见从1867年至1902年这35年间，国内再版的《海国图志》100卷本共9种、60卷本1种，总计10种。在那几十年，一部90万字的巨著，再版如此之多，是破纪录的。这些版本的名称，学者们多已列举，未受注意的，仅广东南海本1种。在所有《海国图志》诸版本中，流行最广，并为我国学者用得最多的，是光绪二年（1876年）甘肃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这个版本有先后2版，后者铲去20个字左右。

在《海国图志》出版史及有关问题方面，一些问题尚在争论，有待研讨：

（1）在研究魏源的专家中，近年有一新说出现，把《海国图志》100卷本的成书时间考为1847年，提前5年。新说倘能成立，将在《海国图志》出版史上取得突破。但新说的主要根据是《古微堂外集•海国图志版》的一条附记：

“原刻仅五十卷，嗣增补为六十卷。道光二十七载增为百卷，重刻于扬州，仍其原叙，不复追改。”

据古微堂重刊定本《海国图志后叙》分析，“汇成百卷”的时间，应是1852年。据所见《海国图志》诸版本分析，也只能得出相同结论。所见魏源生前付印的《海国图志》诸版本，只有60卷本的《海国图志版》有附记。丁未本的附记说：

“原刻仅五十卷，今增补为六十卷，道光二十七载刻于扬州。”

己酉本照用这条附记，书牌作“道光己酉夏古微堂重订”。《外集》的那条附记，有可能是这条附记之误。要是《海国图志》早在1847年即已“增补为一百卷，刻于扬州”，为什么与之同年出版的60卷本现在还多的是，那个100卷本却踪影全无？为什么两年以后魏源不是重订100卷本再版，却去重订60卷本再版？为什么魏源不但在重订60卷本再版时，只字不提那个100卷本；而且到定本付梓时也只字不提那个100卷本？现能见到的《海国图志》100卷本，仅比60卷本增加20多万字，所增内容，大半辑自《地理备考》与《瀛环志略》二书。要是1847年已出《海国图志》100卷本，很难设想到1852年再版时来个内容大换班。从《海国图志后叙》分析，魏源手上的《地理备考》显然是《海山仙馆丛书》的版本。这套丛书是道光丁未年付梓，陆续出版，次年出齐。《备考》在该书总目中，排次很后，是当年还是次年出版，未能确考。《瀛环志略》则肯定是道光戊申(1848)年才付梓的。有无证据证明1847年魏源手上持有尚在易稿的《瀛环志略》稿本？试把1847年魏源的日程排一排，5月仍在江苏，6月因《海国图志》60卷本付梓，亦可能在扬州。南游半年非常可能是在下半年这一时间空档上。南游归来之后，当年还有没有足够时间去完成几十卷书的补辑工作？新说问题颇多，疑未能释。

（2）高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通译裨治文）的《合省国志》是何时辑进《海国图志》的？台湾和内地先后各出版了一本《魏源年谱》，两本年谱均引《海国图志后叙》“近惟得布路国人玛吉士之《地理备考》与美里哥国人高理文之《合省国志》……”一语，或加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所说的“后因续得布路国人马吉士与美里哥国人高理文所著书，又辑得四十卷，与前书合为一百卷……”，据而证实《合省国志》是到1852年的100卷本才辑进《海国图志》的。

但裨治文用中文撰写的那本书，1838年已在新加坡出版，早就传入我国，而且早在《海国图志》的50卷本中就把它辑进去了。50卷本分23处辑进，100卷本亦分23处辑进。50卷本卷38的二处，与100卷本卷59的二处内容全同；50卷本卷39的16处，与100卷本卷62的16处内容全同；50卷本卷40的5处与100卷本卷63的5处内容全同。所不同的，仅是50卷本把这本书称作《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00卷本则简称为《美理哥国志略》。50卷本与100卷本的成书时间，相去10年。据50卷本分析，那些相反证据，似无采用必要。两本年谱都是力作，成绩卓著。偶有失检，高手难免。

（3）《海国图志》100卷本中“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之奇秀，风俗之淳古……”和“英吉利夐然三岛……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这两段按语，是魏源辑录徐继畬的，还是魏源自己写的？学者们多认为是魏源写的，并对魏源这两段按语作过许多评价。但《海国图志》辑录他人按语和作者自撰的按语，都是低一格编写和刊刻，作者自撰的按语，有时有“源案”二字，有时没有，不校原本固难分清，只校少数原本，也不易分清。但头段按语所提到的甘明，舍1848年来福州并与徐继畬认识的美国公理会教士Seneca Cummings（当时或译简明，今译塞尼卡•坎明斯）外，还查不到更合适的美国人。遍阅广州保存的《海国图志》50卷本和道光丁未60卷本，均未发现这两条按语。全广州只有中山图书馆保存一部《海国图志》道光己酉本。持校丁未本，文字上有不少修改，确为该版的重订本。反复检查这个版本，亦未发现这两段按语。而广州保存的众多《瀛环志略》道光庚戌（1850年）本，全有上述两段按语。从广州保存的《海国图志》诸版本看来，直至1852年的古微堂重刊定本，才出现上述两段按语。据此分析，不能不认为两段按语的撰人是徐继畬。广州虽仅此一部己酉本，但已知长沙的己酉本亦无此两段按语，似不必待《瀛环志略》道光戊申(1848年)本的查阅结果，已可肯定这两段按语的原撰人就是徐继畬。但可认为，这两段按语同魏源的思想相符，受魏赞赏。

（4）《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以后，仅从1854年至1856年，选刻、选译的版本就达20余种之多，虽然都是选本，字数不多，但二、三年内就出了那么多版本，确实是狂飙式的。中日两国学者公认《海国图志》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相当的启迪作用。这样，《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始于何年，便成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要彻底弄清楚的。日本学者已作过不少研究。但或考为日本嘉永三年（1850年），或考为嘉永四年（1851年）。过去我国学者多赞同前者，新的论文赞同后者。管见以为大庭修据江户时代中国书籍输入原帐上的记录，考为1851年，似更有说服力。

　　（二）《海国图志》一书的价值

《海国图志》一书在图书分类上属世界地志类。日本的盐谷世弘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因强调此书性质，认为不过“名为地志”，未免说得过份一点。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七册，第323页）是较合实际的。但从这部名著的性质看，应该说，这是一部“制夷”之书。所谓制夷，就是有效地抵抗西方强国的侵略；简而言之，就是救国。为了救国，此书提出了一套向西方学习的救国方案；为了救国，此书与当时即已出现的“唯武器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为了救国，此书继承和发展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夙愿，在“悉夷情”方面下了许多功夫。“世界地志”是“悉夷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正视其在本书中的地位，不夸大，也不否定。大体说来，这部名著的历史意义或“价值”有三：

第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部首次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首次提出一套向西方学习的救国方案，首次提出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原则的书。人们熟知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著名主张，并对“夷之长技”作过狭义解释。但他在此书总纲《筹海篇》中所作的论述，远远越出了那个狭义解释的范围。由于考虑到单纯发展军事工业在经济上行不通，又研究过西方的富强之道，尤其是英国的“行贾”（发展工商业）经验，他的向西方学习方案，是以兴办和发展新式工业为重点的。他的新式工业规划，是一个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并举，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并举，无论民用或军用工业皆可由商民兴办，产品听其支配的规划，并把长期延续地发展新式工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商民就象西方国家的商民那样“云集而鹜赴”。围绕这一重点，还要求在教育和“取士抡官”等方面都应按西洋的模式，进行相应的改革。不少辑进《海国图志》的资料，就是这个救国方案的论据。

魏源清醒地看到，对中国来说，西方的东西决非一切都好，“鸦烟流毒”就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因此他在《大西洋欧罗巴洲总叙》中特别提醒人们，向西方学习有“善师外夷”与“不善师外夷”之别。所谓“善师外夷”，就是说，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决不能反过来“舍其长，甘其害”。他着重指出，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善师外夷”，并大声疾呼：“奋之！奋之！”综观全部《海国图志》，魏源具体指的西方之害，不过一、二种东西。但抽象地说，“舍其害，师其长”六字，确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

在魏源的正式方案中，没有提出改革政体的要求。《海国图志》初版时，仅在《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写上这么两句：“美国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两路，而公举一大酋以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但10年之后，当地写《海国图志后叙》时，这个看法升级了。众所周知，写进那篇短短的后叙中的所谓“提要”，都是这部巨著的画龙点睛之笔。那句“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指美国联邦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的份量是很重的。要是后叙中“近惟得”《合省国志》的那个“得”字，可以理解为读书有得，理解为重读联邦宪法有新的重要体会，就很符合的魏源当时的思想实际。魏源不懂得西方国家的总统制、宪法等等同封建政治的区别并不是什么公与私、无弊或有弊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私有制及其上层建筑，比起封建的东西，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这个认识问题，大半个世纪内，先进的中国人都解决不了或解决得不好。不必苛求前人。在那个时候，魏源能在民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间如此强烈地表态，就很了不起了。

从那个向西方学习的方案到魏源在政体问题上的强烈表态，《海国图志》一书的出版，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的确是石破天惊、发聋振瞆的，是可以把它看作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巨著的。

第二，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也是一部早期和很重要的反对“唯武器论”的著作。分析魏源的救国理论，必须注意向西方学习和反对唯武器论这两个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海国图志》对近代中国影响之巨大及其倍足珍贵，也在这两个不可分离的环节上鲜明显示出来。个多世纪以前，我国的王茂荫，日本的南洋梯廉、吉田松阴诸人对此书的评价，尤其吉田松阴所说的《筹海篇》“凿凿中窍”，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分见《王侍郎奏议》、《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序》、《野山狱文稿》）。近代中国的一个非常冷酷的现实是，未把西方的长处学到手，老师就向学生开炮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投降派，不是给西方侵略者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就是利用“船坚炮利”去吓人；而抵抗派也就非同唯武器论展开斗争不可。琦善、耆英、伊里布、黄恩彤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唯武器论的代表者；林则徐、魏源等一批著名爱国者，则是当时反对唯武器论的代表人物。两派的论点早已摆开。但前者的谬论集中表现于1843年1月29日以后才出笼的黄撰《抚夷论》；后者的理论，则集中表现于约在此日以前魏已撰就的《筹海篇》。史书上用“船坚炮利”四字来概括当时的唯武器论，就因为伊里布在奏报中强调英国“船只之高大坚厚，炮械之猛烈便利”，“不能抵御”；琦善在奏摺中反复强调“该夷船坚炮利”，“非中国所能敌”；而最后，在耆英、伊里布、牛鉴的联名奏章中还做了“该夷船坚炮猛”，“非兵力所能制伏”的“结论”。连篇累牍，词稍不同，都是“船坚炮利”。但他们的投降活动都打着“仰体圣意”这一旗号，不大可能在奏章中充分展开唯武器论的具体论点，直至黄恩彤的《抚夷论》才公然和盘托出。黄恩彤讲得很露骨：“该夷之船坚炮烈，断难力敌，亦无术破。以肉身御大铳，虽铜筋铁肋，立成齑粉，往往备之累岁，失之崇朝”，“潘观察（潘仕成）所造之船，坚厚长大，装炮亦多，穷中国之工力物力，不能复加于此，而以之当夷船，恐亦难言言胜。至大炮来自西洋，名曰红衣，实红夷也。彼乃造炮之祖也，我未尽得其制铸之秘，而火药不及，弹子不及，炮手更万万不及，遽欲与之争能，勿亦不揣本而齐末乎？”《筹海篇一》正是针对“我以血肉之躯当炮”，“我军炮不如，火药不如，炮手更万万不如”，只好屈辱求和这种论调，力破“其谬”的。魏源深刻指出，若干战役的失败，皆在没有采取使敌，“失其所长”的战略战术，没有实行“诱敌深入”“聚而歼旃”的方针，列举中外战例，具体提出许多对付敌军武器优势的办法，并尖锐揭露投降派“故危其词，如鬼神雷电”，“神奇敌军以胁款”这一丑恶用心。《筹海篇三》及《海国图志》其它篇章，不但充分肯定潘仕成造新式战船之功，并预言将来中国必“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上引黄恩彤辈的谬论，左右开弓，一射抗英，二射师夷长技。光从与投降派的论战看，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不允许魏源忽视反对唯武器论这个与之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时间相距百年，但近代中国长期落后，因而在多次反侵略战争中，唯武器论的幽灵反复出现，唯武器论的调子亦前后如出一辙。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七天亡国论”，胡诌什么“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正是《抚夷论》的翻版。抗战期间出现过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这两种倾向，也正是魏源批驳过的“苟且”和“虚骄”这两种倾向的再版。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无一不要过“唯武器论”这个关。闯不过唯武器论这个关的，纷纷成了投降派。从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来说，《海国图志》在反对唯武器论这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由于阶级局限，用的又是陈旧的思想武器，更无胜利实践，魏源还不可能粉碎“唯武器论”。这个任务，一直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版，才在不可比较的理论高度上，并在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彻底解决。

第三，在中国近代史上，它又是第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宗教、历法和西方国家各种先进科技的“百科全书”。魏源在《筹海篇》和《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都很强调“悉夷情”。魏源在接受林则徐的建议，开始考虑编撰这部认识世界的“大百科”时，明知道这是一种难度很大的工作。“乘槎天上事”（《江口晤林少穆制府》，《魏源集》第781页），就是说认识世界这件事难极了。但他知难而进，费时十年终于走完了这一艰巨历程的第一步。《海国图志》的分国、分地区介绍加上地图部分约占全书百卷的三分之二。但在那时候，要把某些国家或地区我国载籍互歧和外人有关著述亦各不同的译名对上号，就很不容易。魏源不作“创榛辟莽”的艰苦排比研究，就休想编出这部书。书中的许多专辑，都是为认识世界而编，不应视为芜杂，反而要承认编者眼光过人。那时连最普通的科技资料都不易得。魏源竭力搜集外国的科技资料和我国的最新研制成果，把它呈献给国人，意义重大。甚至历法，也是非编不可的。中国的纪年同外国不同。不掌握不同历法，就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那些重大的历史变化和重要历史事件发生于什么时候。编著这样一部认识世界的“大百科”，无论从政治影响之深远或学术成就之巨大看，都是划时代的。人们都知道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自撰了多少篇论文，但较少注意他在编辑方面费了多少心血。人们都知道他把什么资料编了进去，却不大注意经过他的研究鉴别，扬弃了多少错误的东西。当然可以从编进这部巨著的资料去分析他的思想，但从他扬弃的若干资料分析，倍见这位爱国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只承认这部书中他自撰的论文是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这一部认识世界的“大百科”整体地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

昔人对《海国图志》的评价，以梁启超的部分评价较为中肯；但他的某些评论亦最偏颇。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海国图志》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其论实支配百年（实际上至当时只有82年）来之人心”（《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七册，第323页），虽不顾陈澧诸人早已指出魏源利用列强矛盾之说有未以本国实力为支点及了解外国情况不周之病（见陈澧：《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东塾集》卷二；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下卷），而对“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二说作了过高评价；但对《海国图志》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已经说到了点子上。《海国图志》出版后的大半个世纪内，受其影响的先进中国人很多，著名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之所以讲西学，就与他一再阅读《海国图志》，受其启发，有很大关系（见《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流亡日本时，直接读到佐久间象山（平象山）、吉田松阴诸人对《海国图志》的评论和盐谷世弘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所说的：“呜呼！忠智之士，忧愤著书，不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1902年，他就《海国图志》的历史意义评论说：“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岂不然哉！”（《饮冰室合集》专论，第二十册，第36页）关于此书对日中两国的历史意义，梁启超都作了高度评价。但他没有弄清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海国图志》在中国不能行其道的不同社会经济原因，整段评论把思想影响强调得过份了一点。评论后句，则显为盐谷世弘、吉田松阴诸人之说的生动引伸。

但就在同一专论中，梁启超还写了这么一句：“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也就是说，大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部名著就毫无价值了。当代研究魏源的学者，对这句话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管见以为，此语确属偏颇。既肯定此书的巨大历史意义，又认为后来毫无价值，显然是一种对待思想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观点。梁启超本人改正这一观点，大致花了20年时间。20年后，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二十四史、两通鉴、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圈之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接着，他又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中反对蔑视“过去政治思想”的价值。正因为梁启超做了自我批判，才把《海国图志》重新评价为支配我国数十年之人心。如果基本同意这一评价，似就不必再去肯定他本人已经认识了的在对待思想文化遗产方面的错误了。

　　（三）有关《四洲志》和《外国地理备考》二书的两个重要问题

《海国图志》虽引录了不少中国古籍，但此书特点，即“异于昔人海图之书”的，却在“以西洋人谈西洋”。这是魏源在50卷本叙中就明确指出了的。在《海国图志》辑载的那十多种“西洋人”的中文著作和外文专著、报刊的编译本中，以《四洲志》和《外国地理备考》二书最重要。《海国图志》是以《四洲志》为基础，大加扩编而成的一部巨著。《四洲志》钞本不足9万字，除删去100多字外，全部录载。《四洲志》稿本或旧钞本均已难觅，现能见到的《四洲志》刊本是已删去那百多字的版本。《外国地理备考》是1852年《海国图志》扩编为100卷本时才辑进去的。《备考》全书约20万字，《海国图志》辑录其内容百分之六十，约12万字。但数十年来，关于《四洲志》系据Hugh Murray等人所著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的哪个版本编译和《外国地理备考》的作者原名问题，在所见中、日两国学者的论著中，似均未能圆满解决。

Ｍurray等所著那部书的1834年伦敦版同后来连年出版的美国费城版不但在内容上有不同之处，书名全称也有所不同。前者作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后者作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日本百濑弘教授所撰的《〈海国图志〉小考》（见1963年《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1980年收入作者本人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认为《四洲志》译自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的1834年伦敦版。但只举一证，此说即难成立。该书1834年伦敦版把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五国称为Indo-Ghinese Countries，美国费城版改了，改作Further India。这五国的总面积，两版数字也有较大出入。请看《四洲志》的译文，一则曰“统谓之‘印度外’”，再则曰“九十万方里”（按《四洲志》把原书的Mile通通译作“里”，而不是译作“英里”）。“印度外”显然是译自费城版的Further India，而不是伦敦版的Indo-Chinese Countries。“九十万方里”，也显然是费城版的900 000 Square miles，决不是伦敦版的1 000 000 Square miles。如果译自1834年伦敦版，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译文的。

我国学者多认为此书译自1836年费城版，而且不知何故，几十年来多数论著，甚至词典，都沿50年代一篇短文的写法，把原书书名写作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但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是否真有1836年版，亟待考证。该书许多版本的扉页都印有Carey等出版商1836年于东宾夕法尼亚注册那三行字，而且版版都印有1836年10月1日的那份出版广告。各种出版的筹备工作已在1836年办妥且已发排是没疑问的，同年出版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在美国的The National Union Catalog Pre-1956 Imprints中，并无此书的1836年版，所列费城版的最早版本是1837年的，以后1838、39、40、41、42、43……版版皆有。请友人实地寻找，不但国会图书馆确无此书的1836年版，在原出版地费城及其附近的纽约市各大图书馆和旧书摊中都找不到这个版本。如果说这个版本已佚，为什么更早的1834年伦敦版，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都有？认为林则徐持有该书1836年版的论著是有记载为证的。原记载有无可能因看到扉页和出版广告而产生错觉？从个半世纪以前美国的出版条件看，一部一千五百多页的巨著，从登记、发出版广告到实际出书相距三个月以上也是很有可能的。林则徐手上那本书已经找不到，偏偏原出版国和原出版地都没这个版本，不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是难以服人的。

《〈海国图志〉小考》又考《外国地理备考》的撰人“殆即居住于澳门的Ｌ.Marques”。Ｌ.是什么字的缩写，没作说明。Ｌ.Marques这个名，百濑弘教授是据丸善影印与解说出版的Chinese Repository（通译《中国丛报》）第三卷第553页的文字考订出来的。我们手上只有它的原版，没有日本丸善版，还弄不清丸善版那一页的内容。当年住在澳门的Ｌ.Marques，最知名的就是Louranco Caetano Marques了，是个富人，有关于他捐资重铸贾梅士铜像等许多记载，但没有关于他的中文水平如何或请人写过《外国地理备考》一书的任何记载。

1971年台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时，在那篇《外国地理备考》的提要中，干脆说“译人原名无考”。80年代香港出版的著作采用此说。

1847年收进《海山仙馆丛书》的那部《外国地理备考》，书名页作《外国地理备考》，卷端书名作《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版心（中缝）书名简称《地理备考》，可以说，正式书名是《外国地理备考》，简称《地理备考》。此书共10卷，第1、5、7、8卷书“大西洋玛吉士辑译”第2、3、4卷书“大西洋玛吉士著”，第6、9、10卷作“辑著”。魏源特别欣赏它的第3卷——《邦国法度原由政治贸易根本总论》，认为读后“直可扩万古之心胸”，并把它改写为《欧罗巴洲总叙》上下二篇。《海国图志》中的译名被后人采用最多的就是那些《备考》以“北音”始译，又经魏源着意修改过的译名了（魏源尽去原译名的口旁，并以同音字代替原译不雅或很不雅的字）。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还特意为《地理备考》写了一篇序。在《海国图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外国地理备考》，竟弄不清楚撰人原名，的确是件憾事。

但我们看到澳门1942年就刊印了Ｐ.Manuel Teixeira所撰Jose Martinho Marques（1810—1867）的葡文传略。这份传略不但引据《澳门地扪宪报》，赞他是一位“孜孜不倦地研究深奥特殊的汉语文”，“深有造诣的汉学家”，而且根据澳门保存的葡文资料，非常明确地说，他曾以中文撰写过Tratado de Geografia一书，在其未发表的著作中还有《中葡字典》等。传略对他的生卒年、月、日和地点都写得很清楚。但在很长时间内，澳门无《外国地理备考》一书，1942年又是抗日战争时期，广州被日本占领，传略撰人未能看到《外国地理备考》一书，不知正式书名、准确的出版地点及收进何种丛书。因此，Tratado de Geografia一名，并非《外国地理备考》的葡译，亦非已知版心简称而译得寻么准确。1945年出版的《葡巴大百科全书》也有Jose Martinho Marques的专条，虽专条撰人连条主的卒年也弄不清楚，对他的了解远不及传略作者，但专条的主要内容，如以中文写过一部Tratado de Geografia，编过一部《中葡字典》等皆同。1867年7月8日的《澳门地扪宪报》第13卷第27期也有关于Jose Martinho Marques的较多报导。还有其他一些资料。笔者访问澳门时，得晤传略作者，持《外国地理备考》刻本相互印证，真相全白。毫无疑问，此书撰人就是曾任澳门葡萄牙当局翻译、法国驻华公使馆翻译，精通葡、法文，中文也写得很流畅的Jose Martinho Marques（通译若瑟•马丁诺•马吉士，澳门译若瑟•马丁诺•马葵士）。当时在澳门的葡人中，也只有他才具备辑撰这部书的条件。1847年以前，他和Louranco C.Marques都“居住于澳门”，两人年龄仅差一岁。但不管据何资料推论，说《外国地理备考》的撰人是L.Marques，都找不到真凭实据。

把《外国地理备考》看作单纯的译文，也可能不完全准确。当年马吉士写《外国地理备考》时是阅读了许多资料的，现在圣若瑟修院保存下来的那些古书，仅是他用过的资料的一部分，其他几个地方的藏书都散失了。圣若瑟修院还保存一部Adr.Balbi的Tractado de Geographia Univrsal的1838年版。这部书出版后七年马吉士就着手译撰《外国地理备考》。从内容比较，马吉士肯定参考过这部书，但《外国地理备考》所论述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这部书，而且往往同一问题，一半相同，另一半就不知马吉士据自何书。马吉士这部著作有不少部分是译文，但不能排除有些部分是他自己编撰的。

至于某些书刊曾有记载的《地理备览》，至今澳门、广州均未发现。中文可与葡文Tratado一字对应的词很多。《澳门纪略》的“纪略”二字，也有人译为Tratado。那条记载是见到中文书稿或刻本后写的，还是仅据葡文资料写的，尚待考证。

　　（四）《海国图志》的整理问题

不少古籍的整理，都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校”字上，象《海国图志》这样一类的书，尤应如此。从50年代开始，大约30年间，《海国图志•筹海篇》多次整理出版，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也留下若干问题。“仪征下河贩盐小舟入捍舟……”这句话中的“入捍舟”三字，作了本校之后，才知道50卷本原作“八桿舟”。五、六十卷本都有道光十年东印度公司“公欠项千七五百万元”之句，亦不可解。但梁廷枬早在1846年出版的《海国四说·兰仑偶说》中，就把这个数字订正为“千五百万元”了。罗梅什•杜德和Ramkrishna Mukerjee的书，都引据东印度公司属地财政年度（每年度从上年5月1日起至下年4月30日止）收支报告说，1807年以后，印度的有利息公债（the total India Debt,bearing interest）多年停留在2,700万英镑左右，但到1829年却增加到3,000万英镑（分见《英属印度经济史》中译本，第334-335页；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通译《东印度公司兴衰记》Ｐ.380－381）。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印度公债又增了300万英镑。按当时的比价，300万英镑并没有千五百万元那么多，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声明，他是用1：5中算的，故恰为“千百五万元”。魏源没注意梁廷枬的订正，不但在《海国图志》60卷本中没有圈掉“七”字，到100卷本成书时，反而再误为“七千五百万元”。其实，在1829年前后，印度公债新增300万英镑已是高峰，任何一年都未出现过新增债额1,500万英镑即“七千五百万元”的事实。如果说1829—30这个财政年度，则其总收入是21 695 208英镑，总支出是20 568 358英镑。从这一实际收支数字分析，新债也远不会有七千五百万元之多。魏源得到的统计数字并不准确，相差不远的就算了。但100卷本“七千五百万元”的那个“七”字，因相差太远，不能不校删；五、六十卷本“千七五百万元”中的“七”、“五”二字，显有一字为衍文。第一位删去50卷本那个“七”字的梁廷枬是做得对的。光是《筹海篇》，我们就遇到不少问题，不能全都解决。

《四洲志》在《海国图志》一书中的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的。《四洲志》的编者是林则徐，译者是10岁就去南洋、青年时代回广州的广东高明人梁进德，前人认为林则徐只对《四洲志》的文字作过“润饰”。经过“校”，发现“润饰”二字似乎说得太轻。原著有些非常荒谬的损害我国的提法，编译者已作了重要修改，与原提法根本不同；原著对我国邻邦习俗的批评，亦经编译者精心修改，与原意大不相同。有些很重要的句子，则非常可能是林则徐加上去的体会。那句赞美国“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对魏源的思想影响很大；经过魏源的发挥，所起作用更大，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批评君权，赞美共和、宪法，与《海国图志》的《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等篇的关系是有迹可寻的。我们手上只有外文原著的1834年伦敦版和1849年费城版。遍查二版都未发现上面那句话或意似的话。很可能是加上去的，但要待看到原著的1837年版才能最后下结论。

《海国图志》的外国专名极多，光地名就一万几千个。在那么多外国地名中，多数是前人未考过的。前人考过的地名中，也有一批是考不出来的。《海录》所载菲律宾的耶黎山，自从1938年冯承钧先生考不出来之后，整整半个世纪，本本有关新著几乎都说“待考”或“不详”。美国出版的新、旧菲律宾地图册，又大又厚，也帮不了忙。但在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编、1942年再版的《南洋丛书》第五卷《比律宾》一书的《比律宾地图》中就有Jros(Culebra)这个小岛，位于今天北依罗戈省东北海上，与耶黎山的对音、地望完全相符。这类地名，我们只能考出一些，略有前进。有些前辈考不出的地名，我们竭尽驽钝，仍无进展。

前人未考过的地名，比较集中在《四洲志》和《外国地理备考》这两部书上。两书的外国地名加起来几占《海国图志》外国地名总数之半。由于手上没有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1837年版及其它原因，《四洲志》的少数专名仍难还原。林则徐在某次作战中，曾缴获一部不知为何国文字但似为百科性质的书，要是加进其中内容，整理工作可能更加困难。即令对口的中英文本都放在桌上，遇上误译或误刻，也很不好办。少数误译或误刻，如“木底阿罗”为“本底阿罗”之误，可以一眼看穿，立即还原为Pontiamo。但多数较难解决。在《四洲志》的地名中，泰国的“義唔”，就花了很多时间。由于英文原著1834年版Map of Indo-Chinese Countries和1849年版那张Map of Futrher India的全部地名相同，可以肯定这个地名必然是在那张地图中译过来的。那张图才102个地名，但怎么查也查不出来。最后得老前辈指导，从“義唔”是《四洲志》暹罗地名表中仅次于曼谷位列第二的地名考虑，有可能距曼谷不太远，除Cham这个地名外，实在已无可选择。按《四洲志》的译音规律，此名可译“差唔”，“義”字与“差”字仅半字之差。不是图中没有这个地名，而是“義唔”应更正为“差唔”。这才断定此地即今Cha-Am(Cha-Um)，旧译差庵，今译恰安。

收进《海国图志》的那两千多个《外国地理备考》地名的还原，由于不掌握马吉士参考过多少书、什么书，比《四洲志》那些地名更难。《备考》的越南地名中，出现一个“包当省”，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备考》把“包当省”与唐冲、唐外、平顺、嘉定并称为越南的五个省（实即五个大地区），还说包当的首府名“保”。出自何经何典？研究许久都不能解决。访澳门时，发现Balbi的书，提到Boatan和它的首府Bao，在一般地图上是查不到的，但Tissanier和Dampier都曾提及它们。有了这条线索就好办了。最后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找到The Voyages of Captain William Dampier，该书的第574页，详细介绍了北方省的位置，并简单地提到了一句The Kingdom of Bao Baotan（保王国或称包当）在北方省的西北。这才明白所谓“保王国”或“包当”，实即Bao Thang（保胜），即今老街（Lao Kay）。

《海国图志》从中外文载籍中采用的泰国地名并不多，但那些地名的错误比率却很高。《备考》的“即日约内”，《海国图志》误为“耶日约内”是容易校出的。但与大城府、华富里并列为三大通商冲繁之地的“即日约内”又是什么地方？曾因某城市有一古名与其音较接近，投下大量时间求证，终因不能准确对音，未敢武断。后来找到对口葡文资料，才知道是Langione，在湄公河岸，连“即日约内”也错了，应作“郎日约内”，即今廊开（Nong Khai），自古为泰、老两国贸易口岸。这种错上错，整理者倘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很易走入迷途。魏源引用《清通考》的泰国九库司十四府，23个地名就错了4个。这4个地名中“老无”误为“无老”最危险。那时工作刚开始，我们思想上力求省力。不是因为“讨丕”无法还原，被迫追查下去，差点就把“无老”还原为华侨曾称“无劳”的程逸（Uttaradit）府了事。最初我们曾考虑过这样一个方案，即除魏源自撰的论文要校多种版本外，辑录的资料，只选一种最佳版本对校即可。但一开展工作，这个设想就立即被粉碎了。像上面提到的“讨丕”，不校《四夷馆考》等书，根本不可能还原为今天缅甸的Tavoy（土瓦）。看来校书“只校到引用书为止”的做法还是不妥当的。

《海国图志》录载各种资料的译名，是用闽南语、普通话、粤语等来翻译多种外语的专名的，《四洲志》基本上用闽南语译音，不掌握闽南语的译音规律，对那些译名根本就不知所云。郭士立的《万国地理全图集》很喜欢译意，颇难对付。德国地名多为半译音半译意，不懂德文，就得在作一定分析之后硬查字典。有些语种连字典也不会查，就更困难。曼德海峡，我们的地理书和地理词典都说Bab el Mandeb的阿拉伯语原意是“流泪门”、“泪之门”，但《海国图志》引录的资料和绘在地图上的都是“死门”。“死门”译对了还是译错了？后来弄清Bab el Mandeb的阿拉伯语原意应是“哭丧门”，译为“死门”，也算译对了一半。不懂拉丁文，连“其宾岛”也得查一查，才明确是塞浦路斯岛。我们习惯于一提到缅甸的江头，就认为是历史上著名的江头城。但魏源引明代张机《大金沙江源流考》中所说的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又经马达刺至江头，……又有一江自猛辨、冼戛母南来入之”，这个江头显然指伊洛瓦底江与亲敦江汇合处的某地，不然就是江水倒流了。这是什么地方？地望相符的Chaung—Ｕ（倡宇），缅语之意恰恰就是江头。懂的语种少，要校好这部名著是很吃力的。

校和点当然是密切相关的。一连串的专名，弄不清就点不断。不要说一连串了，仅两个名，弄不清也无法点断。《海国图志》引《备考》说波兰“加拉辣多慕拉哥尔塞索维斯二处，温泉甚多……”，到澳门时开始也查不出来，后来想到必须在加拉哥维方面寻找，才查出Claralomla和Korzeszowice这两个地名。按照整理要求，有些专名不能还原，当然“待考”；但标点符号却不能缺。其实像上面二处，还原和标点是一回事，弄不清是什么地方，既不知原文有无错误，中间的那个顿号，也不知往那里搁。

人们往往以为专名难点，普通字句易点。其实看起来很普通的字句，也不见得就易对付。如《水经注•温水篇》引《林邑记》所说的“阁殿上柱高城丈余五牛屎为埿”，从文字看，真普通极了，而且所有版本这13字都相同，前人已作过周密校勘。但怎么点，却甚难下笔。这是一个争论了好几十年的问题，专家们分为两派：一派点作“高城丈余五，牛屎为埿”；另一派点作“高城丈余，五牛屎为埿”。依前者，古汉语无“丈余五”这种表达长度之例；依后者，则什么是“五牛屎”，亦难于解释。反复考虑占婆槟榔、椰子两大部族的五色神牛传说，也很难同“五牛屎”对上号。在依违均难的情况下，翻查全部《水经注》，发现共有四个“余”字各版有出入，或此有彼无，或彼有此无；又发现在《水经注》中，虽多用非常具体的×丈×尺×寸来表示长度，但亦有一处作“丈五”，一处作“丈七”，因此，疑余字衍，拟把这句话实际点作“阁殿上柱，高城丈五，牛屎为埿”。可能专家们不以为然，亟候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