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洋艘征抚记”是叙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一篇重要的著作，过去史学界一向认为出于晚清学者魏源的手笔。最近“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中刊载了师道刚先生的一篇“关于‘洋务权舆’一书”的文章，提出了异议，他列举四条理由，证明“‘洋艘征抚记’是以‘洋务权舆’为祖本，加以演变增删而成的，绝不会是魏源的著作。”

师先生提出的这种“新的理解”，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商榷的；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开端，是我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而“征抚记”则是比较全面地叙述这次战争的一篇最早的著作，所以弄清它的作者问题是很必要的。关于这个问题，我现在提出下面的一些意见同师先生和读者商榷。

师先生提出的第一条理由是：“道光洋艘征抚记”不见于魏源所著“圣武记”的前三次刻本中，直到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排印第三次重订本的“圣武记”时才将此篇刊于卷十。以排印本与同治四年李德庵的“洋务权舆”刻本比，已经是十四年以后的事了。

诚然，“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排印本，比“洋务权舆”的刻本，晚出十四年，这是事实。但是简单地根据史料的“印刷本”的先后来判断它的作者是不行的。我们应该考察这件史料的来源和流传的情况，还要审查史料作者的阶级、经历以及撰作那件史料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等等来确定它是否出于该作者的手笔。

我们知道，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这篇著作的原本早已散佚，现在流传的各种抄本，题名各不一致，计有“夷艘入寇记”、“夷舶入寇记”、“英夷入寇记”、“夷艘寇海记”等等名称，内容文句稍有出入，这原是传抄本应有的现象。这些抄本，除了杜定友先生所藏抄本题有“魏默深著”以外，都没有题署作者姓名。

为什么不署作者姓名呢？显然，这是因为在这篇著作中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葛云飞和陈化成等爱国官吏和将领竭力表扬，而对于投降派琦善、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卖国官吏和奕山、杨芳、奕经、余步云等逃跑将军，加以揭露和指责，同时并尽量表述和赞扬了广东三元里等处及其他沿海沿江人民的反抗英国侵略军的英勇斗争事迹。这样的著作在当时投降派正掌握清王朝军政大权的形势下，作者当然不敢公开署题自己的姓名，惹祸上身，同时也不可能把它公开刊印出来；因此，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篇著述只得采用不署作者姓名的抄本形式流传下来，正如师先生文中所说，这是“由于畏祸”的缘故。

但是，为什么过去史学界一直认为出于魏源的手笔呢？依照师先生的推测，那是因为“魏源是当时名士”，所以“人们附会猜度就认为是魏源的著作了”。我想问题决不会这样简单。人们对于这样的一篇名著的作者决不会毫无根据地凭空地“附会猜度”来决定。其实，师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明白地写道：“过去认为是魏源所作的理由有三：第一、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圣武记’中收录此篇；第二、汤纪尚‘槃薖文集’谓出于魏源之手；第三、杜定友先生所藏之一传抄本即署名魏默深著。”但下文却紧接着说：“但‘洋务权舆’的出现，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一些新的理解。”以下便列举了他的四项“新的理解”，把上述三项理由轻轻地给推翻了。关于师先生所举的四项“新的理解”，本文将在下面逐一讨论，在这里需要先提一提的，就是师先生的文章并没有针对过去史学界所提的理由加以讨论，而是丢开那些理由，凭空说人们因为魏源是当时名士，因而“附会猜度就认为是魏源的著作了。”并且还主观地肯定说：“申报馆的编书者没有看到‘洋务权舆’的刻本，而只见到‘夷艘入寇记’一类几经传抄者增删的后期抄本，改题为‘道光洋艘征抚记’附于‘圣武记’之后。”又说：汤纪尚“可能据排印本以立论，就不足深究了。”至于杜定友先生所藏传抄本署名“魏默深著”一条理由，却避而不谈。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又何况除上述三项理由外，还有其他许多理由呢？

我们在考证一件史料的作者时，关于作者的出身阶级、经历以及撰写那件史料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等等都是不能忽略的。魏源是湖南邵阳一个科举出身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1822年考中举人后，曾替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从而“留心经济之学”。接着他又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获得阅读清朝内阁所藏的档案和书籍的机会。就在这时，他在北京开始结识了林则徐、黄爵滋和龚自珍等人，成为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的学者。1841年的春天，他应钦差大臣裕谦的招请，参加了浙江方面的抗英战争的策划工作。在这时间，他曾到宁波的伊里布驻军中，亲自讯问英国俘虏安突德关于英国的情况，并根据他的口供写成“英吉利小记”一文。他同林则徐在裕谦处共事三个月。林则徐把他在广州请人翻译的“四洲志”和搜集到的许多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的材料送给了魏源，后来都被编进“海国图志”里。不久，林则徐被遗戍到新疆伊犁，他也离开浙江回到扬州寓所，“有感而著‘圣武记’”，初稿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他在这书自叙里自称“积感之民”，“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议论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同年九月，他又完成了“海国图志”的初稿，在自叙中说明他著这书的理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由此可见，魏源是一个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的学者，他曾经亲身参加过鸦片战争，同当时主帅林则徐、裕谦、伊里布等人共过事。他热心探讨当时国内实际问题并寻求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在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他根据平时搜集的材料，编撰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书，述论当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总之，从魏源的出身、经历以及他与鸦片战争的关系看来，确是具备了撰述鸦片战争史事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人。

至于“关务权舆”的作者李德庵和他的儿子李凤翎（“洋务续记”的作者），据师先生的考查结果：“名不见于‘广州府志’和‘广东通志’，其简历尚未能详知。”只是根据“洋务续记”的自序和跋文推测李凤翎“是个地方小吏或幕僚之类的人物。”关于李德庵的经历，更是茫无所知，当然也谈不上他和鸦片战争曾经有过怎样的关系了。

我们试看“征抚记”中所记述的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帝诏谕和各省督抚将军的奏折，军队的调遣，海防的设备，以及战事的发生、发展，和议的交涉等等的详细过程，如果作者不是亲身参加过战争，或是和当事人有密切关系能够看到当时诏谕和奏折，参与军事策划内幕的人，那是不可能想象的事。例如“征抚记”中曾引述道光帝对林则徐奏折的批语：“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等语，现在查对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所载原奏，语句完全符合。如果不是亲自看到朱批奏折，或是听到林则徐的转告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至于“征抚记”中所提出的八转机和三外助的说法，如果作者不是一个熟知国内政治军事情况，并了解当时世界形势，象魏源那样的博学多识的先进学者，也是不可能捏造出来的。

由此可见，从作者和史料内容的关系看来，我们可以肯定：具备撰述鸦片战争史事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人是魏源而不是李德庵。

但是，为什么李德庵“洋务权舆”的刻本，反而比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排印本还是出十四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结合这件史料的流传情况来考察，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前面说过，这篇史料的作者当时“由于畏祸”，不敢署题自己姓名，也无法付印，因而用不署姓名的抄本形式流传下来。但是，到了同治年间，鸦片战争时期的投降派多已先后死去或去职，时过境迁，有人看到“这本著作者不详的书”，为了射利或盗名，把它改头换面，窃为己有，是很可能的事；并且确有其事：广西巡抚王之春就曾化名芍唐居士把它改名“防海纪略”刻板印行了，在序文中还这样写道：“旧编名曰‘英夷入寇记’龙门微词，间多失实，居士详加考证，征实去诬，改为是编。”这和“洋务权舆”序文中的话，不是无独有偶吗？

如果单凭刻本的先后来判断作者的真伪，那末，王之春的“防海纪略”刻于光绪元年，比申报馆排印本的“洋艘征抚记”还早出三年，依照师先生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征抚记”是以王之春的“防海纪略”为祖本，加以演变增删而成的了。

我们再从“洋务权舆”的书名来看，也可识破它的出版者是为了适应当时办洋务的参考需要，投其所好，改换书名以蒙混读者，牟利盗名的。其实这书的内容明明是叙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过程，和当时所谓洋务，究竟又有多少关系呢？

至于“道光洋艘征抚记”原是魏源所著“圣武记”中的一篇。“圣武记”的初稿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魏源在道光二十六年“圣武记”第三次重订本的叙文里说：“是记当海疆不靖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未遑精审，阅二载重订于苏州，又二载复重订于扬州。”在这个第三次重订本的目录第十卷中就列有“道光夷艘征抚记”的篇名，下注“补刊”二字。可见“道光洋艘征抚记”原名“道光夷艘征抚记”，写成于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当时因避免得罪当道，暂未付刊，到道光二十六年“至武记”第三次重订本时才“补刊”加入；但在正文中又抽去不见了。其原因当然还不外是“由于畏祸”。因为道光二十六年上距鸦片战争结束时只四年，这时投降派头子穆彰阿仍然担任军机大臣，掌握清政府军政大权，琦善这时已东山再起，“赏二品顶带，授四川总督。”而耆英已调任两广总督，正在继续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卖国条约咧。当投降派正在当朝，炙手可热的时候，魏源虽然想把“道光夷艘征抚记”补刊在“圣武记”里，但结果还是不得不抽去了。

我们从“道光夷艘征抚记”的题目来看，它和“圣武记”书中“乾隆征抚安南记”、“康熙戡定台湾记”等题目，也前后脗合。可见魏源的“征抚记”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时就已写成，用抄本形式流传着。它的产生早在“洋务权舆”刻本（同治四年1865年）的二十三年之前，我们怎能根据申报馆“圣武记”的排印本年代来同“洋务权舆”的刻本年代比先后呢？

除上述刻本先后的理由外，师先生还“就书中内容考之”，举出了三条“内证”，肯定“此书不出魏源之手”。他的第一个“内证”是：“征抚记”中有八转机三外助之说，而“洋务权舆”中只有两个转机，可见前者是由后者衍化而来。

我认为既然我们要“就书中内容考之”，那末，就应该把“征抚记”的内容同魏源的其他著作的内容仔细地核对研究，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能单凭其中所提转机次数的多少来判断谁是史料的作者；因为那样做是不科学的，也“显然是不公允的！”

我们试就“征抚记”中所提八转机三外助的具体内容和论点同魏源所著“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两书详细核对一下，发现“征抚记”里的八转机三外助的说法，其中有八个见于“筹海篇”或“圣武记”里面。它们的内容论点都完全脗合。除此以外，在“征抚记”里还有许多关于战略战策上的议论和主张，都可以在“筹海篇”里找到。例如，“征抚记”说：“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及是筑定海外城，……有诤者曰：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查对“筹海篇”所述，这个“诤者”实际上就是魏源自己，因为那时他正在裕谦军中策划攻守大计。他在“筹海篇”说：“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因为“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夷艘所长者在外洋不在内河”。所以要制服夷艘必先“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他认为定海“城逼海滨，船抵成外，炮及城内”。因而主张“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佯退镇海招宝山以诱入之，而后于甬江下游狭港，塞其去路，乘风火攻者上策。专守镇海，不使入者次之。分守定海者为下。”这种主张实际就是“征抚记”里“诤者”所说的“守舟山已为下策”的详细缘由了。

又如在“征抚记”上下两卷的末尾，作者都提出了总结性的意见。上卷末尾说激起战争的原因，“不由于缴烟而由于闭市”。主张“尽除海关之侵索”，“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招法美工匠匠造战舰，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等。下卷末尾说，“中外朋议，非战即款，非款即战，从未有专议守者”。主张“守内河，备火攻”，“以守为战”，利用法美等国外助，“以外敌攻外敌”。主张“以守为款”：“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听各国不得贸易之夷居间调停”等。这些议论和主张，都散见于“筹海篇”中，这里不能逐一赘述了。总之，从“征抚记”作者所提出的转机外助之说及其他许多议论和主张，几乎全部可在魏源的著作中找到。不仅如此，甚至连文章词句也一模一样。例如，“征抚记”中叙述鸦片输入和清政府禁烟的情况，从“初、鸦片在康熙初以药材纳税”，到“而鸦片遂至四五万箱矣”一段，和“筹海篇”议款条所记；叙述廓尔喀请助攻印度孟阿腊事，从“（道光）二十年秋”到“天朝从不过问。”一段，和“圣武记”的“乾隆征廓尔喀记”所述，都完全相同。

由此可见，“道光洋艘征抚记”出于魏源手笔，是毫无疑问的。

令人奇怪的是师先生在文章中也提到了魏源“筹海篇”里的“可乘之机”，并且承认：“征抚记”转机之说“在魏文中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但他的结论却是否定的，他说：“把八转机三外助之说归之于魏源，从而再对魏源加以论断，显然是不公允的。”师先生在文章中还征引“海国图志”中魏源所说资本主义国家是“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的话，证明魏源的“见解比八转机之论，显然高出多多”，从而否定“征抚记”是魏源所作。这种说法，真是“驴头不对马嘴”。姑且不论魏源这段话的见解是否“比八转机之论显然高出多多”，试问师先生：魏源所说的这段话和“八转机之论”，究竟有什么不能相容的理由呢？难道一个人认识了敌人的侵略势力“无所不到”以后，便应该束手待毙，而不再策划对付敌人侵略的办法了吗？何况“八转机之论”，明明见于魏源的“筹海篇”里，难道师先生在校核时完全没有看到吗？还是看到了而只含糊地用“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话一笔带过，自欺欺人呢？

师先生所举的第二个内证是：“‘征抚记’中年代上前后有矛盾”。他说：“‘征抚记’结尾处谈到咸丰元年特诏奖雪林则徐及姚莹的事，但前边又袭用‘洋务权舆’之文，有‘去年琦善革职’，和‘英夷去夏困于三元里’的字样。”

诚然，“征抚记”在记述道光二十一年的史事，曾用“去年”和“去夏”等字样，但这个材料正好用来证明“征抚记”的著作年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如“圣武记”叙文所说的“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而咸丰元年的记事，显然是“补叙后事的人没注意”，从而造成了“前后有矛盾”，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是“袭用‘洋务权舆’之文”。

当然，申报馆的排印本在光绪四年（1878年）上距“征抚记”的著作年代（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已经三十六年了，中间不知经过多少人的辗转传抄，必然会有抄错或窜改增删的地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原文中的“夷”字，大多数改写为“洋”字，有的改写为敌、英、西、逆、人等字，因此，有时弄得文意淆案，甚至语句不通。例如把“夷商”改为“洋商”，说什么“今既倾缴洋商（原作夷商，指英美鸦片贩子）千万之烟资，不当派捐洋商（原文未改，指洋行商人）数百万之军饷乎？”这样，就把英美烟贩和中国行商，混为一谈了。把“逆夷”改为“逆人”，说什么“下诏暴逆人罪恶”，更弄得语句不通了。有些地方的“夷”字也还有漏掉没改的。这些显然都是后人传抄或申报馆排印时仓卒窜改所留下来的痕迹。师先生也明白指出，咸丰元年的事是后人所补叙，但他却又根据“‘征抚记’中年代上前后有矛盾”，武断说它是“袭用‘洋务权舆’之文，岂不又是自相矛盾么？”

师先生所举的第三个内证是：魏源“海国图志”中收录潘仕成的“攻水雷图说”，“文中自述有美利坚兵官壬雷斯能造水雷”，而“征抚记”却误作“佛兰西洋官雷壬士”，可见“征抚记”不出魏源的手笔。

按魏源“海国图志”第九十二卷中收录了潘仕成的“攻船水雷图说”一文，文中说：“会米利坚夷兵官壬雷斯抵粤，自言能造水雷。”当时奕山的奏折里也说有“绅士潘仕成雇觅咪唎坚国夷官壬雷斯，在僻静寺观，配合火药，又能制造水雷”，可证“海国图志”所录潘文是正确的；但“征抚记”记载此事，“米利坚”作“佛兰西”，“壬雷斯”作“雷壬士”，很可能是传抄者的错误，因为这书原是用抄本形式流传很久的。退一步说，即使不是传抄者的错误，而按照“圣武记”撰作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的情况，在匆忙中作者偶而笔误也是难免的事。比如师先生的文章中征引“海国图志”的原文仅仅两句，而每句都脱掉了一个字，另外还写错了一个字。这可能是报馆排字工人的误排，也可能是师先生原稿中抄漏了，难道我们可以根据这两字之差就肯定这篇文章不出于师先生的手笔吗！如果依照师先生的考证方法，根据一个名称的差异，或者一两个字的错误，便否定一本书的作者；那末，我国所有现存古书，将会全部变成伪书了。师先生这种以片面概括全面的推理方法，就好比看到了一片落叶就肯定那棵树已经枯死一样，这种方法是我们所不取的。

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道光洋艘征抚记”原名“道光夷艘征抚记”，它的作者确是晚清学魏源。而所谓李德庵的“洋务权舆”，同王之春的“防海记略”一样，乃是剽窃魏源原著以欺世盗名的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