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近代初期的著名爱国学者魏源，中外著作中的论述为数很多。然而，披览一下这些著作便可发现，对于他的卒年，却有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卒于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种说法是卒于咸丰七年；第三种说法是卒于咸丰九年。那么，这三种说法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应当指出，导致目前对于魏源卒年有不同说法的原因在于，有关魏源的传记资料，本身就存在这样三种不同的记载。具体地说：咸丰六年说的史料依据是，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以及《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史籍中的《魏源传》；咸丰七年说的史料依据是，魏耆的《邵阳魏府君事略》；咸丰九年说的史料依据则是龚橙在为抄本《蒙雅》所写的跋中曾说：“丈（按指魏源）以咸丰九年卒于杭州萧寺。”显然，为要确定魏源的卒年，就必须对这些有关的传记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辨析。

这里有必要提到魏源的挚友何绍基（字子贞，1799—1873年）所写的一首题为《赠宗涤楼行，即书其浩然为御图后》的诗作。该诗有云：“……吾里总角交，多亦君所朋。杨、魏相继化（原注：‘紫卿、默深’），严叟嗟聋丞（原注：‘仙舫’）……。”此诗见于《东洲草堂诗钞》，是何绍基在北京写的。很明显，当他写这首诗时，已得知魏源去世的消息。按《东洲草堂诗钞》是何绍基生前在同治六年（1867年）刊印的一部诗集。该集中的诗作是按写作时间的先后编次的。上面所引的这首诗，编在咸丰七年闰五月二十九日以后，同年六月十二日以前。可见，何绍基得到魏源去世消息的时间，不会晚于咸丰七年六月。

从《东洲草堂诗钞》来看，何绍基从咸丰七年到咸丰八年初的行踪大致如下：咸丰七年三月，他由济南到京，九月二十六日，又回到济南，十月间，接到何子敬（即何绍祺）的来信，约往杭州度岁。十一月初八日由济南南下，十二月二十八日到达杭州。次年正月十一日，又离开杭州，北返山东。问题很清楚，如果何绍基这年六月以前所得到的关于魏源去世的消息并不真实的话，那么，他在这年冬天南下江浙，到魏源晚年生活的地区游历时，就必定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然而，事实却是，何绍基于咸丰八年正月在杭州写的《题金眉生观察湖舫延秋图》中，有“孤桐为抚绝余弦（原注：‘余方订默深遗集’），魏子、孙郎已渺然（原注：‘子龢亦作古人’）”的诗句。这首诗足以说明，何绍基于咸丰七、八年之际，以杭州短暂逗留的期间，正在为魏源整理遗作。这就进一步证实，他于咸丰七年六月以前所得到的关于魏源去世的消息，是确凿无误的。

我们知道，何绍基在魏源生前与之有多年的交往；而在魏源去世后，他又曾代为整理遗集。所以，他所写的内容涉及魏源去世问题的诗作，对于我们判断魏源的卒年，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无疑的，从以上所引何绍基的两首诗作中，我们完全能够得出结论：龚橙关于魏源卒于咸丰九年的记载是错误的。

于是，乘下来的问题就在于，需要确定魏源究竟是卒于咸丰六年，还是咸丰七年。

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将魏源卒年记为咸丰六年的史籍虽然较多，但在这类史籍中，我们稍加比较就可看出，李元度编写、于同治五年刊印的《国朝先正事略》，是最早将魏源卒年记为咸丰六年的。此后，光绪二年刊印的《邵阳县志》、光绪十一年刊印的《湖南通志》、光绪三十三年刊印的《邵阳县乡土志》，都是沿袭了李元度的说法。光绪五年刊印的《三续疑年录》则还注明，它关于魏源卒年的记载依据《先正事略》（即《国朝先正事略》）。至于《清史列传》与《清史稿》，其中有关魏源晚年任职高邮，直到其卒年的记述，也都十分明显的是抄自《国朝先正事略》。所以，《国朝先正事略》中的《魏源传》，无疑是咸丰六年说的发端。而以《国朝先正事略》与《邵阳魏府君事略》相比，前者关于魏源卒年的记载，是否有第一手资料作为根据，这至少还是一个未知数；后者则出自魏源之子魏耆的手笔。从《邵阳魏府君事略》来看，虽然魏源去世时，魏耆并不在场，但其堂兄弟魏彦是在场的。因此，魏耆事后完全可以通过魏彦了解到魏源逝世时的详情。所以，就一般情况而论，在前于魏源卒年的问题上，《邵阳魏府君事略》的史料可靠性，显然应比《国朝先正事略》为高。

（二）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对魏源暮年的最后一段时光是这样记述的：“时全家避兵兴化，……丙辰（按，咸丰六年）秋初，游杭州，寄僧舍。……丁巳（按，咸丰七年）二月偶感微疾，……三月朔（初一日），金廉访安清过候，剧谈逾晷，徐谓曰：‘君且休，吾将逝矣，幸致何子敬，勉进德，不及决矣！’……至酉刻，嗒然而逝，时年六十有四。”在这段记述中，把卒年问题暂且撇开不谈，其他的主要之点，基本上都可以从现有的资料中得到印证：

其一、魏耆谈到，咸丰六年秋初以前，魏源曾侨居兴化。查魏源的友人孔继鑅在组诗《怀人三十五首》的第十一首中，曾这样谈到魏源：“水国淮之东，落日西寺门。万里阻无归，趺坐青松根。……”这里所谓的“西寺”即兴化是西寺（按，魏源在《筹鹺篇》末尾曾署：“记于兴化西寺”），该诗是孔继鑅避居江苏射阳时所写。其写作时间，上限不早于咸丰六年七月，下限不晚于同年九月八日。这样，该诗的具体写作时间，无非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写于咸丰六年七月，那么，该诗就恰好能证实魏耆关于魏源于咸丰六年秋初以前在兴化侨居的记述。另一种可能是写于咸丰六年八月到九月初，这看来虽与魏耆关于魏源于咸丰六年秋初由兴化到杭州的记述不一致。实则，只要我们考虑一下，当时的东南地区正处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军激战期间，通信不便，特别是考虑到魏源赴杭州时很可能并没有写信通知孔继鑅，那么，孔继鑅在魏源到杭州后的一段时间里，仍还以为他住在兴化，这也就毫不足怪了。所以，即使该诗的确切时间，是咸丰六年八月到九月初，它也不能否定魏源于这年秋初已赴杭州，而且还同样能证明，魏源这年赴杭州前是在兴化居住。

其二、魏耆谈到，魏源暮年到杭州后，寄居并卒于僧舍。查谭献在《复堂日记》中也曾记述说：“默深晚游杭州，病歾僧舍。予方逾冠，偕袁莲伯往见，病聋不能深谈。”丁申、丁丙在所编《国朝杭郡诗三辑》的“寓贤”类中，为魏源所写的小传也谈到，魏源“晚年逃禅避俗，殁于东园（按，在杭州）小庵”。可见魏源卒于杭州僧舍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其三、魏耆谈到，魏源于咸丰七年三月一日临终前，曾托金安清向友人何子敬致意。按照魏耆的这一记述，何子敬应是最早得知魏源去世消息的人之一。查何子敬咸丰十年以前曾有较长时间在浙江做官，咸丰五、六年左右一度任杭州知府。笔者在前面已经指出，何绍基是于咸丰七年六月以前在京得知魏源去世消息的。而何子敬则是何绍基的胞弟，他们两人之间当时又有通信联系。显然，何绍基很可能是通过何子敬这条渠道得到魏源去世的消息的。这就可以反证，何子敬确有可能是最早得知魏源去世消息的人之一。

还应提到，与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关于魏源暮年生活的详细记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魏源传》中，有关魏源的生平只记述到：魏源被免高邮知州，后经袁甲三疏奏而得复官（按，事在咸丰三年十一月，魏源辞不就）。紧接着，就简单地说魏源于“咸丰六年卒”。显而易见，李元度连魏源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杭州度过这一点都一无所知，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相信他关于魏源卒年的记述是正确的呢？

（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世熔所著《求志居集》中，有一篇《吊魏默深文》，内云：“自壬子（按，咸丰二年）秦淮水榭与默深别，……五年无耗。有言其在浙者。丁巳至浙，探访消息，则清波门外，君之柩在焉。抚今追昔，哀胡可忍。爰具生刍之奠而为文以吊之。”清波门，是杭州城门之一（始筑于宋绍兴二十八年，俗称暗门）。陈世熔，字雪鑪，安徽怀宁人，是魏源的老友。他于咸丰二年因改刻所著《周易廓》，到江宁时，曾与魏源相见。咸丰三年以后，他曾乡居两年，然后于咸丰五年赴甘肃，一年后东归。咸丰七年（丁巳），又因其子在浙西做官而前往就养。这篇《吊魏默深文》就是他此次到浙江杭州时所写。另据顾云应魏源之孙所请而撰写的《邵阳魏先生传》中，也说魏源“没于杭州，即葬焉”，可知魏源去世后，其亲属并没有因为当时这里甚为流行的“风水”之说的迷信思想的影响，以致在他的丧事问题上，发生长期缓葬的情况。由此可见，陈世熔的《吊魏默深文》必定是写于魏源去世后不久。这就使魏耆关于魏源卒于咸丰七年的记载，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只有关于魏源卒于咸丰七年的记载是可信的；而关于魏源卒于咸丰六年的记载，同关于他卒于咸丰九年的记载一样，也是不可信的。因此，他的卒年只能是咸丰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