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同意黄丽镛先生的看法（见本刊1980年第四辑），如果《老子本义》之“成书年代”真的“不会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魏历史学说之因承关系自然就得重新检讨。其实，《魏源诗文系年》（北京中华，1979）的作者李瑚先生亦持类似之说，以为《老子本义》“大约即作于此时”（页三十）。然而，问题乃是，今传之《老子本义》是否为“嘉庆二十五年录于舟中”之原本？其“成书年代”是否真如黄先生之所信？从表面看，《湖南文征》所刊之附言“嘉庆二十五年奉母东下录于舟中，道光之初补叙于此”似无可疑。不过，如稍作分析，可能就会发觉，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道光之初补叙”一语在暗示，此叙写作之年代不但不是道光元年（1821），而且距元年已有一段时日。不然，他何不用较为明确之年份，一如他文？“补叙”二字又暗示，此序所叙之《老子本义》或许已非“嘉庆二十五年”所录之旧本，而系经过增订之新本。观乎魏氏一生再三增削改订其旧作之习惯，今传《老子本义》曾经增订之或然性实不容排除。例如其《诗古微》初稿（二卷本）系成于道光二年（1822）左右，后竟增至二十二卷。1840年后又有改动，至1854年（咸丰四年）“方成”。又如其治《书古微》亦始于道光初，《诗古微》二十二卷本完成后，又重理其业，直至咸丰五年（1855）始定稿（参看《魏源诗文系年》）。增订最多者当数《海国图志》。此书作始于1841，先后有四十卷本（1842），六十卷本（1844）与百卷本。而百卷本又有初稿与定稿之别，前者成于1847，后者定于1852。拙文所引之《东南洋各国叙》即系1852年增入。至于诗作之改订则更多，无庸多赘。

内容分析表示，今传《老子本义》非但经过增订，而且增订之痕迹相当明白。大致是《本义》上、下篇之撰述最早，其次是《论老子》四章；最后才有《序》。以四论舆上、下篇言，最足以反映其先后差异之遗迹至少有三点。（1）《论老子》之二、四两章含有三世说与“气运再造”说；而上、下篇但言“反本复始”。（2）四论明白否定老子与儒合；而两篇则一再援儒解老，如二十六章引《孟子》，四十七章援《大学》，等等。（3）《论老子》之末章云：“河上公注不见《汉·志》，隋始有之，唐刘知幾即斥其妄。”而上、下篇则以河上公本与王弼注相提并论，且经常以之置于王本之前。两相比较，《论老子》优，而上、下篇劣。故云四论后出。而今传《老子本义序》，无论以意旨或内容言，似又晚于四论。如《序》文强调黄老无为之术可治天下，除以西汉文、景之治为例外，复提及“东汉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认为诸帝王之治“皆得其遗意”。然在《论老子》中，魏源所提及者仅一文、景之治。此《序》后出之另一证明，是魏氏其他述作中，仅《默觚·治篇》十六以“魏孝文、金世宗”为“三代后之小尧舜”。

内容分析，尤其是“气运再造”说之成长，又显示，非但《老子本义序》《论老子》不似道光初年之作，甚至《本义》上、下篇之定稿，亦不似嘉、道年间之事。理由如下：

（一）《本义序》与《论老子》既以三世升降说与文质治乱循环说结合使用，其定稿自不应在魏氏追随刘申受习公羊学，“由董子书以信《公羊春秋》”之前。既知其宗董之作《董子春秋发微》成于道光九年（1829），则此二文之成，似不应早于此年。

（二）《刘礼部遗集序》有“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一著”二语，其意旨颇近《论老子》与《本义序》之三世文质治乱循环论，故可能为先后相近之作。《遗集序》既撰于1830，则《论老子》与《本义序》之作应与此文同时而稍后。因为此二者之建构较前者复杂。

（三）除《老子论》外，其“气运再造”说皆见于魏氏五十以后之作。如言“天地气运”“至明而一变”之《海国图志•东南洋各国叙》，即成于五十九岁，1852年。暗示中国气运由北南移之《拟进呈元史新篇序》则撰于1853年，六十岁。宣称“古今气运之阖辟，实以颛顼之治始”之《书古微》，约成于1855年，六十二岁。其盛言“气运”则见于《默觚·治篇》，分见于二、三、九、十一各节。而“三皇以后”二节，正是《老子论》“迨汉气运再造”说之提要与发展。与《海国图志》《书古微》彼此印证，互为补充。《默觚·治篇》，成于何年目前虽难以确言，但其为晚年之作当无可疑。又据如今可考定之术作，书于1838年之《致柘农信稿一》尝言及“命运”。撰于1839年之《支陇承气论》始畅言“气”。此亦“气运”说晚出之佐证。

至于今本《老子本义》之上、下篇，仅就其严辨释、老之分、频指援释喻老为非二事推想，似亦不类定稿于1820年或更早之作。据《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之“潜心禅理，博览经藏”，乃是道光八年（1828）游杭州晤钱伊庵以后之事。

以上系就《本义》之内证，以明此书不能成于嘉庆二十五年或更早，如就外证考查，亦有数事否证其定稿于此年之论断。

第一，就目前已有之资料看，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道光二年（1822）之间，魏源方忙于准备并参与顺天乡试，尝于1819、1821两次考中副贡生，并于1822年中式举人。既如此热心于追求功名仕进，又何来心绪专攻《老子》之学？

第二，就其述作年表言，在此数年之中，魏之撰述实以诗篇居多。其学术兴趣方集中于注述孔门典籍，所治者先后有《曾子注》（1817—1822，疑与《曾子章句注》为一书）、《子思子章句》、《孝经集注》（1821）、《大学古本注》（1822）。如《魏源诗文系年》之考定无误，魏源又何来余暇注释《老子》？

第三，依宋明以来之惯例，士大夫之倾向老、庄之学与释道者，多涉及以下数种外缘：其一，个人身家遭遇剧创与惨变；其二，功名仕进之途蹇滞多年，至达于绝望之境；其三，国家社会突有天翻地覆之丧乱。魏之“潜心禅理”始于会试落第（1826）后之第二年（1828）；其皈依佛门，改名魏承贯，则在晚年罢官以后；即为明证。然嘉、道之间，并不存有上述三类外缘，更何况其功名仕进之途方大有可为。

第四，直至1830年代之后期，其创造“气运再造”说之客观条件方开始出现，先有英人之入侵，复有天地会之复活与太平军之兴起。

上列之事实与推理均显示，对于《湖南文征》所载之附记便不能不有所质疑：（一）此附记是否确为魏源之手笔？（二）抑或系由后人误抄误植甚至改窜而成？（三）此记有无伪误之可能？

正是由于这些考虑，笔者才接受《魏源年谱》之1840年说。当然，这并不意味，此说乃无可动摇。然以笔者目前之研究，暂时尚难予以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