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大起的浪潮席卷了中国的半壁河山。当这场风暴平息以后，有许多关于它的传说不胫而走，流播世间。有关这些传说的记载，有的确为信而有征的资料，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而有的则是不经之谈，有碍于我们对于历史真实的了解。这是需要审慎鉴别、抉择的。

关于魏源晚年曾为太平天国“三老”之一的说法，就是这类传说中的一种。由于这种传说关系到魏源对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态度问题，以及我们对魏源晚年思想的评价，而且这种传说至今在史学界仍有某些影响，所以有必要来考察一下这种传说的真实性究竟如何。

一

近人刘禺生所著《世载堂杂忆》中，记述了一段容闳（1828—1912）关于亲身游历太平天国地区的回忆。说他自美国归来后，曾“由上海经苏、常抵南京，见侍王。王遇人颇具礼貌，府中亦多文人，皆尊为上客”。“侍王府……有三老人，称为中国年高有大学问者，最为王所礼遇。”其中之一“为湖南魏先生，通达中外地野，予未得见”。据刘禺生说，这个“湖南魏先生”就是魏源。

读了这段记述，人们也许会想：容闳是赫赫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关于魏源曾为太平天国“三老”之一的说法，既然是由他所发端，而且是他得自在侍王府的耳闻，那还会有什么错误呢。其实不然。查阅一下有关资料便可发现，刘禺生记述的这段所谓容闳回忆，存在着明显的疑点和错误。

第一，我们知道，容闳曾亲自用英文写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该书第十一章题为《太平军中之访察》，专门叙述其游历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的来去行踪。如果魏源确曾为太平天国“三老”之一，这样的问题自然属于要闻，在《西学东渐记》有关篇章中理应有所披露。然而，在《西学东渐记》中，不仅没有提到魏源曾为太平天国“三老”之一，而且连所谓太平天国“三老”的问题也丝毫未曾涉及。

第二，据《西学东渐记》载，容闳是于1855年回国的。1856年八月，他由香港赴上海1860年十一月六日，他与曾兰生以及两名美国教士，乘舟自上海首途前赴太平军地区。“十一月十八日抵南京。”在南京，他曾谒见干王（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干王给他“发出护照”，并“代备粮食舆马，送至丹阳”。容闳等于是“共乘原舟遄归，于翌年一月初旬安抵上海”。从《西学东渐记》来看，在整个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容闳去南京仅这一次。如果《世载堂杂忆》有关容闳的回忆内容所记属实的话，那就意味着，直到1860年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亦即咸丰十年夏历十月六日至十一月十三日间，魏源还在世，也就是说，魏源卒于咸丰十年冬以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确凿的证据是：还在容闳抵达南京的一个多月以前，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八月十九日（1860年10月3日）的日记中，已经明确写道：“与位西鬯谈至多。渠作魏默深墓表，取阅。”“位西”即邵懿辰（字位西）。既然邵懿辰在咸丰十年八月十九日以前已撰有魏源（字默深）的墓表，那么魏源去世的时间自然只能在此以前。又据魏源之子魏耆所撰《邵阳魏府君事略》载，魏源于“丁巳”即咸丰七年的“三月朔（初一日）”卒于杭州，“时年六十有四”。而由此到咸丰十年冬，魏源已去世三年半以上的时间了。这样，他怎么可能会于咸丰十年冬在太平天国充任“三老”之一呢？

第三，在《西学东渐记》中，容闳本人根本没有提到过咸丰十年他在南京曾见到侍王李世贤。咸丰十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侍王李世贤正率军转战于浙江与皖南徽州一带，与清军激战方酣，容闳自然也不可能见到他。因此，刘禺生所记有关容闳于咸丰十年在南京见到侍王及魏源等“三老”并备受侍王“礼遇”的回忆，是不能成立的。

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为了证明魏源是太平天国的“三老”之一，还这样说道：“闻老辈言，魏默深作《圣武记》，原稿急就，进呈获安。”

那么，魏源是何时向太平军“进呈”《圣武记》原稿而“获安”的呢？刘禺生对此语焉不详。不过，衡之以常理，总应当是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的事吧。可是，我们知道，魏源在《圣武记叙》中写得明白：“晚侨江淮，海警飇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所谓“海夷就款江宁”，指的是清政府在英国侵略军炮口的威胁下，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由此可知，《圣武记》撰成于《南京条约》的签订之月，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也就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851年1月）的九年以前。关于此书的刊印情况，魏源有很清楚的交待。他说：“是记（指《圣武记》）当海疆不靖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未遑精审。阅二载重订于苏州，又二载复重订于扬州，……是为《圣武记》第三次重订本。道光二十有六载魏源识于扬州途次。”这就是说，《圣武记》初刊于道光二十二年，此后又有道光二十四年与二十六年两次重订本。可见，还在太平军占领南京（1853年3月）的七年以前，《圣武记》已有不止一种刻本。不仅如此，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与魏源同时代的文人、学者中，也一再有人提到过《圣武记》业已完成的事实。例如：包世臣写于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六日的《答魏默深书》中明确谈到：“仲春奉手书并尊著《圣武记》十一册，属为审定。”孔宪彝于道光二十四年寄给魏源的一首诗中也称赞他：“读书期有用，削札记圣武（原注：近著《圣武记》）。”梁章钜写于道光二十七的诗作《魏默深州牧》中也说：“比年富述作，时流多警疑（原注：默深著书甚富，近复成《圣武记》……）”。此外，魏源本人道光二十六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说道：“今因舍弟回楚之便，寄上《圣武记》十部，以备持赠。”这里，魏源馈赠友人的《圣武记》也无疑是该书的刻本。因此，所谓魏源在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才将此书“原稿急就”并“进呈”太平军的说法，是不了解《圣武记》成书及刊印经过的无根之谈。

还有，《圣武记》一书的主旨，是在于通过记述清王朝自开国以来的军事史和阐述有关军事问题的见解，以敦促清朝统治者振兴武备。这部著作虽然十分鲜明地反映了魏源力主抵抗外来资本主义势力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但也不应忽视，由于魏源的地主阶级立场，书中有不少篇幅以肯定和赞颂的口吻记载了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经过。书中把农民起义（视为大逆不道，或称“寇”，或称“匪”，所使用的污蔑性字眼比比皆是。这样一与农民性质格格不入的书，即使由魏源“进呈”给太平天国领导人，又怎么可能会使他赖以“获安”呢？

刘禺生还谈到：“叶名沣《敦夙好斋集》谓：……魏默深在扬州，音信俱渺，想亦不能自贼中来也云云。”听起来似乎有根有据。然而，事情的真相又究竟如何呢？

叶名沣（1811—1859年）字翰源，一字润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七年举人。道光二十三年以后在京任内阁中书、侍读学士。咸丰九年四月离京，赴浙江任候补道，旋卒。他生前曾将自己咸丰三年以前的诗作整理、编辑为《敦夙好斋诗初编》十二卷，予以印行。咸丰九年八月，他去世后，其子叶恩颐又将他写于咸丰四年至九年的诗作编为《敦夙好斋诗续编》十一卷，予以刊布。光绪十六年，以上二书合刻重刊，书名题为《敦夙好斋全集》。（叶名沣的著作，已刊者尚有《桥西杂记》与《读易丛记》。）显然，刘禺生谈到的《敦夙好斋集》，只能是指《敦夙好斋全集》。然而，笔者反复查阅这部书，没有发现刘禺生提到的那句话。

退一步说，假使这句话见地其他著作或别人在京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它应当是在太平军占领扬州较长时间后，仍得不到魏源消息的情况下讲的（因为如果太平军占领的时间短，也就不存在所谓“音信俱渺”的问题）。查咸丰七年以前，太平军曾两度占领扬州。第一次是咸丰三年二月至十一月二十七日，为期九个来月。第二次是在咸丰六年三月一日至十三日，为期仅十二天。所以，如果有人真的在京说过魏默深音信俱渺，不能自扬州太平军中脱身而来之类的话，就应当是在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扬州的期间。

不过，我们知道，当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攻克扬州时，魏源并不在扬州，而是在高邮知州任上（他从咸丰元年始任高邮知州）。这年三月十五日，清王朝因魏源“贻误文报”，下令将魏源“着即革职”。但同年九月以前的一段时间里，魏源又前往安徽，入兵部侍郎周天爵幕，参与对捻军的镇压活动。由于他对所谓“剿办安徽颖州府捻匪出力”，在周天爵于九月间死后，接周天爵之任的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复其官”。咸丰帝于咸丰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下谕：“复已革知州魏源职。”据《邵阳魏府君事略》载，魏源此时因“无心仕宦”，辞不就职。考虑到谕旨由北京下达到安徽所需的时日，魏源辞不就职的时间不会早于十一月底。这样，假使魏源辞职后立即去扬州，那他到达扬州时，该城也已被清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把话说回来，假使魏源是在这年九月周天爵死后即离开周天爵之军前赴扬州，由于从这年五月开始，扬州城已被清军围困，魏源自然也不可能进入扬州城内。可见，根本不存在因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扬州，而使魏源成为太平军俘虏的问题。因此，所谓魏源不能从扬州太平军中出来之类的说法，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如果叶名沣或魏源的其他同时代人当真讲过这样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由于未通声息而产生的臆测之词。

二

除了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外，一九三四年，李柏荣在《日涛杂著》中也曾谈到魏源是所谓太平天国“三老”之一。他说“默深既殁，坟墓遂湮”，其原因就在于他“值洪秀全建国南京”后，被“聘”为“乡三老”之一，“侧身洪庭，遂遭平墓之灾”。近年来有的著作还提到，所谓魏源墓被平，“有人说这是汉奸曾国藩所为，曾国藩曾咬牙切齿地咒骂过魏源，并讽刺他择穴迁坟”。

然而，顾云所撰的《邵阳魏先生传》中明明记载道：魏源去世后，“巡抚、今湘阴相国重其以儒者负当世才，蠲金为修墓”。所谓“湘阴相国”指的是左宗棠（湖南湘阴人）。他于咸丰十一年清军攻占南京后，曾任浙江巡抚。既然身为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曾亲自蠲金为魏源修墓，可见，所谓魏源被清朝统治者“平墓”之说，是一种谣传。不仅如此，丁申、丁丙在《国朝杭郡诗三辑》中还曾说：魏源“墓近南屏山，至今犹未归骨”。《国朝杭郡诗三辑》成书于同治十二年迄光绪九年间。由此可知，魏源在杭州的墓地，至少到同治十二年依旧安然无恙，哪里存在什么“默深既殁，坟墓遂湮”以及所谓曾国藩平魏源墓的问题呢（曾国藩死于同治十一年）？

那么，曾国藩是否“曾咬牙切齿地咒骂过魏源，并讽刺他择穴迁坟”呢？事实上，遍查已刊的曾国藩著作，根本找不到咒骂魏源的话。关于魏源“择穴迁坟”之事，曾国藩已刊著作中仅有一处提到过。这段话见于曾国藩的日记，原文如下：

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閟惜，不容以丝毫诈力与于其间。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吾亲友中，如长塘葛氏既富后而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盖皆不免以诈力与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之，则不应也。

在这里，曾国藩谈了他对于所谓“堪舆”（即“风水”）之说的看法。所谓“堪舆”之说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一种迷信思想。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曾国藩也是一个相信存在所谓“吉地”的“堪舆”论者，只不过他还“别出心裁”地认为“造物忌巧”，所以他不赞成“有心”谋地，认为那是“以诈力与于其间”。他的这种“堪舆”思想，同被他视为属于“以诈力与于其间”的魏源以及葛氏、常氏的“堪舆”思想，并无本质区别。既然在这段话中，“以诈力与于其间”这一评语，不仅是指魏源，同时也包括葛氏、常氏，而且，曾国藩还把他们统称为“亲友”。那么，这一评语也就自然谈不上是对魏源个人的一种讽刺（当然更不是咒骂），而仅仅不过是曾国藩在表述自己有关“堪舆”之说的一种观点而已。

应当指出，曾国藩的这段话写于咸丰九年十二月十日，已是魏源去世的两年多以后。这正是以曾国藩为头目的湘军同太平天国革命力量进行生死搏斗的年月。在这时，曾国藩仍称魏源为“友”，足以说明他对魏源毫无敌意。如果魏源果曾为太平天国的“三老”的话，曾国藩又怎么可能以“友”视之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查《清穆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七载，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丙寅）有旨：“予故……高邮知州魏源……入祀名宦词。”《（再续）高邮州志》（光绪九年刊本）卷二亦载“高邮州知州魏源，同治十一年奉旨”入祀高邮名宦祠。又据《邵阳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刊本）卷二《邵阳乡贤祠入祀诸人表》，当地于光绪年间还曾“奉部文”将魏源入祀邵阳乡贤祠。可见，魏源去世后，清朝统治者对他的态度是褒扬的，而不是贬斥的。这种态度证明魏源晚年不会有所谓“侧身洪庭”之事。

有的著作还把《邵阳魏府君事略》中有关魏源力图对抗太平军的记载，视为“魏耆在其父死后为之脱关涉、丑表功”。笔者认为，魏耆的这部分记载中，吹嘘之词是有的，但其实质性的内容却是有其他资料可为印证的。

姚承舆所撰《魏刺史高邮事记》载：当咸丰三年太平军“破金陵，继袭维扬”时，“高邮、邵伯等处，势甚危殆，几有朝不及夕之势，而刺史（指魏源）出示安民，募雇壮勇，日日习练，到处巡缉。……逃兵溃勇，尽行驱逐。一有犯法之事，亦即重惩。……因之地方清肃，高邮无恙”。

《（再续）高邮州志》卷二《军政志•咸丰三年军兴以后事略》载：“咸丰三年……林凤翔等率众陷扬州。高邮戒严。……先是正月二十八日，已据举人戴煦及弟文生□等禀请，团练设总局于三元宫。及扬郡失守，知州魏源即札谕煦等督率铺局，昼夜巡防，严缉流匪。”同书卷三《秩官志•宦绩》又载：太平军占领扬州后，高邮知州魏源“练勇除奸。后之莅任者皆循其成法”。

顾云所撰《邵阳魏先生传》中亦载：太平军“连陷江宁、扬州”后，魏源在高邮“一夜为条数十百纸，戒所莅办供张。曰：‘奉所下檄，京营暨索伦黑龙江劲旅数万南援且至，供张弗办，且科以军法。’谍遽归报，贼惊疑弗进”。

以上各条材料同《邵阳魏府君事略》有关魏源曾在高邮办团练，“亲督巡防”，“峻刑以靖内奸”以及“遍檄州郡，张明示，称朝廷派大员统重兵南下，已驻某地，刻日必至”，以迷惑、欺骗太平军，竭力阻挠其进军高邮等记载，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充分说明，魏源在任高邮知州时，确曾顽固对抗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如果说这些还只能说明咸丰三年时魏源的表现，那么，在此以后，魏源对太平军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没有。如咸丰四年魏源在《江头月》诗中，诬蔑太平军占领下的南京是什么“长爪巨牙街衢行”。又如魏源的一个朋友名叫邹汉勋的，因对抗太平军而毙命于庐州，魏源为此十分悲痛，咸丰五年，他在写《书古微例言》时就曾表示，对其“殉节”“有天丧斯文之痛”，并不禁为其“泫然”泪下。咸丰六年春，他在写给友人周诒朴的信中也不胜愁闷地说“老年兄弟，值此难时”，即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视为一场“灾难”。可见，魏源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持的敌对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魏源诚然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爱国学者。在我国近代初期，他对清朝统治者向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尖锐抨击，他要求富国强兵以抵抗外侮的强烈愿望，他所发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声呼吁等等，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然而，这只是魏源思想的进步方面，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他的思想的另一个方面，由于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做过清王朝的地方官吏，加上他还长期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头脑中充斥着封建的礼教观念。这就决定了他对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必然是仇视的。就以魏源那部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巨著《海国图志》而论，书中虽然一方面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提出了招募士兵水勇，以利用民力抵抗侵略的建议；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同时向清朝统治者进言，认为这样做也有助于消除“捻匪”等“乱民”之“患”，是所谓“以毒攻毒”之策。前述魏源在太平天国时期把邹汉勋之死称为“殉节”，并为之深表悲痛，正是他这种仇视人民群众反抗清朝统治斗争的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是的，魏源对清王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昏聩是不满的，但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一员，他基于这种不满，只能提出一些最终目的仍在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改革要求，而根本不可能达到要起而参加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的地步。从这样的地主阶级立场和基本思想状况出发，象他这样的人，绝不会主动投身太平天国起义，充当其“三老”。而且，即使他为太平军俘获，也不可能为太平军效力（何况迄今也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他曾为太平军俘获过）。

总之，笔者认为，有关魏源曾为太平天国“三老”之一的传说的一些论据，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传说应予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