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就是出生于湖南邵阳的魏源。

早在几年以前，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就作出了出版《魏源全集》的规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全集的第一部书稿《诗古微》，到今年夏季才交岳麓书社。

《诗古微》是魏源研究《诗经》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共有17卷，约50万字，它主要攻击了《毛传》及《毛诗》中的“大序”、“小序”，排黜古文经学派，专主齐、鲁、韩三家诗说，是清代今文经学派的重要著作之一。在确定由我任《诗古微》的责任编辑以后，我感到担子很重，因为我知道，该书的难度是很大的，要搞好这一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好在点校者是某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师，他点校认真细致，审订者则是位对经学很有研究的著名研究员。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就轻松多了。

然而，当我接过稿子仔细审读时，就发现实际情况与我所预想的却不完全一致，我发现其中还存在着一些千虑之失的差错，它既有标点断句方面的，也有鲁鱼帝虎方面的。下面举几个文字方面的讹误之例说明之。

文字方面的讹误，有的是一望而知的，如将《何彼秾矣》的“秾”误为“襛”；《诗序集义》中《出车》一条，开始就说：“《出车》，宣王劳还帅也”，其“帅”字，显系“师”字之误；《大雅答问上》中有“孟仲子閟宫为楳宫”一语，“楳”为“梅”的异体字，显然应作“禖”，因为“禖”是古人的求子之祭；《小雅答问上》有“虽有庄、惠、綦、游之清狂，仪、秦、睢、泽之谲忮”两句，其“睢”系拂呀国时魏人范雎，故“睢”乃“雎”之误。这些讹字都是很明显的，因此也比较好纠正。但有些错字就不是那么容易纠正的了，下面略举几例。

读书《周颂答问》中论及《有瞽》一诗时说：“《明堂位》有夏笋簴、殷崇牙、周壁翣之文。”“周壁翣”是什么呢？查《礼记•明堂位》，有“周之璧翣”一语，郑玄注曰：“画缯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树于簨之角上。”孔颖达疏云：“翣，扇也。言周画缯为扇，戴小璧于扇之上。”由此可知，魏文中的“周壁翣”之“璧”应作“璧”，于是我就动笔改正了。

《诗序集义》的《邶•鄘、卫中》中，有这样几句：

《鹑之奔奔》，刺卫宣公也。左、右公子怨宣公之诗，故曰：“我以为君”，“我以为兄”。初，宣公属急于右公子职，属寿于左公子泄，……

如此说来，卫宣公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急，一个叫寿了。果真如此么？我一回忆，卫宣公的两个儿子在前文中曾提及过，经查找，就在《诗序集义》的《邶、鄘、卫上》中有这样一段：

《二子乘舟》，闵伋、寿也。卫宣公子伋，前妻之子也。寿母宣姜与朔谋杀之而立寿，使人与伋乘舟河中，将沈而杀之。

由此可证，上文所引论《鹑之奔奔》中的“宣公属急于右公子职”中的“急”，显系因为与“伋”字同音而造成的笔误，于是我又动笔更正了。

我纠正了类似上述的几个错字之后，胆子渐渐大了，以前那种谨小慎微的心理，慢慢地变为敢于率尔操觚纠“错”了。当我读到《鲁颂答问》一篇时，其中有这样几句：

《春秋》之书“郊”、书“禘”，皆自僖公始，则其僭亦自僖公始。《閟宫》诗乃侈陈其僭以为盛事，其识远出子家驹下。

“子家驹”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不好解，于是只好从文意揣测：“子”很象是“于”字的形似之误。我略一思索，觉得自己的看法颇有道理，于是即动笔将“子”改成“于”字，经这一改，“其识远出于家驹下”，就成为“他的见识远远地出于我家的千里驹（我当时以为在这句中作对自己独生子了的爱称）的意思了。改了以后，我对这句算是放心了。”

然而当我接着往下读，读到第3页时，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魏文说：

子家驹以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我吓了一跳，啊！原来“子家驹”是一个人的名字，如此说来，我前面将“子”改“于”，是犯了因主观臆断而妄改的错误了。我连忙查《古今人名大辞典》，但只有“子家羁”，我又查《左传》，其中也只有“子家羁”，最后在《史记•周鲁世家》中才查到了“子家驹”。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从《左传》和《史记》所记的史实来看，从两书的注释中一致说他是春秋时鲁国的大夫及卒后谥懿伯来看，说明这是一个人，但同是一个人，为何名字却不同呢？《诗古微》中究竟应作“子家驹”呢，还是应作“子家羁”呢？最后，在《左传•昭公五年》一段史实的注释中才弄清，原来子家是姓，羁为者，驹为字，至此，我心里才踏实了。

《诗序集义》的《桧风》中有《匪风》一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周室东迁，桧逼于郑，思王灵之庇而不可得也。（王吉疏曰：……言东迁之初，士大夫各以车马载其孥贿，疾驱而至……）

我想：“贿”所指的是财物，正因为这样，所以与“贿”连用的，应该是指金帛的“帑”，不应该是指妻儿的“孥”，这里可能又是形似之误。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于是很自信地提笔一挥，就将“孥改为“帑”了。

然而当我接着读了15页后，就发现问题了，在《诗序集义》中《王风》的《丘中有麻》一条里，有这样一段话：

古者郑国处于留，先，郑伯有善于桧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而野留。即桓公寄孥与贿于桧，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

至此，我才知道，将上文的“孥贿”的“孥”改为“帑”，实属臆改。为了证实自己的错误，我查了《国语•郑语》，该书在记述史伯答郑桓公的一段话中，有“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等语。至此，我才真正从思想上懂得了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其实，《史记》和《国语》我并非没有读过，然而其中的“子家驹”和“孥贿”我却一点也没有印象了。我从上述两件事中汲取教训，由此而检查了自己过去读书那种但观大略的粗疏态度。为了改掉读书时囫囵吞枣、食古不化的毛病，我选择了几本颇有代表性的经、史、子书认真阅读，在阅读时，我力求做到每字必究（当然并不是每字必纠缠于详加考证），通过这样细嚼慢咽、消化吸收地精读后，我觉得比光追求速度的浏览收获要大得多。

点校古籍，审读书稿，决不能满足于只看一两遍而就此了事，最好多看它几遍，有的地方甚至还要不厌其烦地前后反复对比，互相参照，如果看了上文却不顾及下文，或看了后文却不虑及前文，那就往往容易出差错。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不妨试举一例：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标点本《史记》，其《酷吏列传》中写到义纵时，有这样一句：“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为纵牙爪之吏”，这句话在该书的第3146页第一行。其实，这里的杜衍是地名，何以知之？当我继续读下去，读到该文的第3152页末行《杜周传》时，开头一句就是：“杜周者，南阳杜衍人。”点校者之所以在杜衍、杜周之间加一顿号，固然因为他一时将“杜衍”误解为人名，但更重要的是，他犯了看下文时，不回过头去联系看上文的毛病。由此可见，在点校或审稿时，必须力求做到“瞻前顾后”，上述“公子伋”、“子家驹”、“孥贿”等问题的解决，即皆得力于此。

总之，审稿必须特别细心谨慎，凡是认为需要纠正、修改之处，都必须做到心中有十足的把握，审读古籍书稿，这点尤为重要。如无充分根据，则不可轻易下笔。过分自信，想当然地主观臆断，是肯定会出妄改的差错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尽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审好书稿，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必须坚守的审稿纪律：千万慎挥朱笔，切忌臆断妄改。我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审稿质量，再说，这也正是一个责任编辑所应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