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是我国近代史初期进步的思想家、改革家和杰出的爱国者。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阶段。“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魏源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激荡和鞭策下，敢于深刻揭露政治和社会的矛盾，主张打破现状，弃旧图新。他积极地宣传和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思想界发出异彩，不愧是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启蒙思想家。

一

十九世纪初叶，清封建统治已经十分腐朽，岌岌可危，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人民群众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进行反抗。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张正汉在湖北领导了白莲教起义，纵横五省，坚持斗争十余年，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清政府仅用于镇压起义的军饷开支即达一亿两银子），从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一蹶不振。明清以来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商品经济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部分中小地主、手工业者、商人转化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工商业市民基层。鸦片战争爆发，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更加剧了清王朝的社会危机。十八世纪中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经慨叹，一度出现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那么八、九十年以后，到魏源所处的时代则已是“蜗庐外漏兼中蠹。”历史无情地带来了封建制度解体的“末世”，将魏源这样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推上了批判之路。揭露和批判是魏源思想的特色，也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命命。魏源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各种痈疽和弊病无情揭露；对顽固派和儒家复古守旧路线猛烈批判，为实现政治变革而奋斗。

魏源锋利的笔触，首先直指统治集团内部极度腐败的顽固派。他在诗中写道：“边臣之□曰养庸，枢臣之□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痛斥那些蠹虫对外屈辱求安、养庸贻祸，对内因循守旧、阻碍进步，他们理政是拙夫，贪污盗窃却是能手；而反动儒生只会人云亦云，拨弄陈词滥调。魏源把他们丑恶的嘴脸刻画得如此维纱维肖。他在探索社会危机根源的同时，注意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城中奢淫过郑卫，城外艰苦逾唐魏”，大贵族、大地主无限度地剥削农民，过着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广大人民由于沉重的田税、徭役而濒于破产境地。阶级斗争的现实，激发出他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心，他说：“彼□而我飧之，彼织而我温之……，彼于我何酬？我于彼何功？天于彼何啬？于我何丰？思及此而犹泄泄于民上者，非人心也”，他已经开始接触到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之间尖锐的对立。

魏源在古代法家柳宗元的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考察，形成了自己的变易思想。他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现象都在不停的变动，古代的“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有力地批驳了儒家“天地终古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他指出：“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这些“俗儒”只守陈宪，复古倒退，用“周孔”之书贻害天下。魏源还尖锐指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诬今不可以为治”，因此断言：“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魏源以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积极进取精神，给予顽固派“事事敬天法祖，岂于今日而忽改旧章”的谬论以一针见血的批判。这一切成为他变革主张的理论基础。

魏源崇尚法家、注意研究商鞅、贾谊、晁错的著作。法家的思想被他继承和发展，成为倡导变革、反对投降守旧的武器。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对魏源进步思想体系形成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自己的实践。魏源反对儒家“知为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行在先，知在后，行而后知。他说：“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作为一个走在时代潮流前头的思想家，魏源是实践了这一点的。他曾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比较深切地看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促使他走上变法革新的道路。

二

魏源的革新思想，有着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地主阶级改革家的特点。鸦片战争以后，他的变革主张具有弃旧图新，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鲜内容。

“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这是魏源的改革原则，即要从客观现实出发，以期收到实际的效果。

魏源在政治上竭力主张禁烟和“选材”。西方资本主义用罪恶的鸦片贸易，吞噬了中国上亿两白银，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源枯竭。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更为鸦片输入大开绿灯。魏源对此深刻指出：“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照此下去，“溷六合，迷九有，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言，藩决膏殚付谁守？”人民的生存和国家安危都将是难以设想的。这在当时兢属警世危言。他大声呼吁“大（中）朝但断大官□，阿芙蓉烟可立尽”。当然，魏源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幻想清统治阶级出来禁烟，是不可能实现的。

“选材”，这是魏源变革的重要措施之一。他认为“国以人兴，功无□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魏源要进的人材，绝非那些空虚不实，嘴讲“心性”，躬行“礼义”的鄙儒，也不同于以往地主阶级法家人物的推贤选能，他所谓的人材，有着时代的新特色，即“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火箭水雷奇器”和“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的新人，把他们提拔到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他满怀希望地说：“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

魏源对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感到不满。他说，君主应当“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这种具有民主色彩的观点，对于皇权高度集中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冲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更为魏源所欣赏。他赞扬美国总统制度“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可不谓周乎？”尽管他还没有正式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来取代封建制度，但这种肯定性的宣传和介绍，犹如在清王朝这个与世隔绝的古老帝国身上打开了一个天窗，透进了一束西方的先进思想，成为后来“戊戍变法”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的先声。当然，魏源由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没有，也不可能透过现象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反动的阶级实质。

经济方面的改革是魏源变革思想的主要部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这个历史的变化，魏源提出了反映时代需要的变革主张——“缓本急标”，即要求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源认识到，传统的法家经济思想已经不适应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应要求改革陈旧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他大声疾呼，为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鸣锣开道，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魏源主张引进西方先进工业技术，为中国富强服务。他严厉地驳斥了顽固派“奇技淫巧，坏乱人心”种种谬论。他质问道，“邪教毒烟”泛滥中国为什么不禁止？为什么偏偏排斥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这不是只肯受害而不肯受益吗？有用之物即使是奇器，也非淫巧。他辛辣地嘲讽守旧派“惟知九州以内，……未睹寰瀛之大”，“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目光短浅，闭目塞听，迂腐不堪。魏源要求清政府自己设置厂局，学习西方，制造枪炮、战舰和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并且还鼓励私人投资建厂。魏源这种期望中国自己发展近代工业的思想和主张，显然是当时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魏源主张向西方学习，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没有半点洋奴相和西崽气。他的革新、进步的政治主张与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是交织在一起的。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就是要以之抵抗西方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同时“不必仰赖于外夷”。他认为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相反“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些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芒的进步思想，与顽固派排斥一切新鲜事物，抱守残阙，在敌人“船坚炮利”前怕得要命，屈辱求和、卖国投降的路线，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魏源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许多闻名世界的发明创造都是中国人民的贡献，中国也一定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充满了中华民族必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胜利希望。

三

魏源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他在西方资本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投降派一片叫嚣声中，拍案而起，反对投降，号召抗击外来的侵略，并且亲身走在斗争的前列。他还着意编写了《圣武记》一书，激励人心，宣传抗战。

鸦片战争失败后，以道光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投降派，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畏敌如虎，根本不抵抗，签订各种卖国条约，实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们胡说什么中国“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足；民情不坚”，只有投降。甚至恫吓抗英军民，说英军“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可耻到了如此地步。

魏源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坚持了爱国主义立场，进行了反投降斗争。他揭露英国侵略者“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相度，思朘削其精华”，四处伸手，发动侵略战争。他们以“兵贾相济”的手段对中国实行掠夺，妄图鲸吞中国，是点燃战争烈火的罪魁。魏源迎头痛击投降派的“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奇谈怪论，认为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事业，伸张了民族正气。他在诗文中对投降派的卖国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百万金缯万虏欢，十年牛酒千夫举。倾得蛟宫富藏完，保障半壁东南土”。投降派用领土、主权，用中国人民无数的血汗，呈献给侵略者，换来苟且偷安的半壁江山，简直丧尽了民族气节。

投降派为了开脱他们的卖国罪责，大肆散布所谓“船坚炮利，断难力敌”的唯武器论。魏源针锋相对，批判了这个反动论点。他认为“器利不如人和”，外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并不可怕，他们舰艇在海洋上到处横冲直撞，在内河就不灵了，只要把敌人引入内河，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就可以战胜敌人。他以美国独立战争为例，说明弱国可以打败强国。魏源嘲笑投降派说：“不知自反，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

魏源在反英斗争的实践中，看到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和不能忽视的潜在力量，提出了“义民可用”的主张，建议召募义兵，训练土著居民，把农民、手工业者、渔民都组织起来，壮大反侵略战争的队伍。魏源有力地批判了投降派诬蔑广东人民是“汉奸”“贼党”的谬论，他以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的事实，戳穿了投降派的假面具：“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今日翻看吏纵夷”，鞭挞了卖国贼，赞扬了人民群众的斗争。魏源主张借助人民的力量进行反英斗争，在当时起了进步作用。

魏源在实际斗争中观察了中英双方具体情况，提出了以积极防御为主的“守”、“战”、“款”的反英斗争原则，主张严修武备，诱敌深入，配合外交上的行动，逐走强敌，尽复故疆。魏源提出的这条方针是符合当时具体情况的，但遗憾的是，它只成了一张纸上谈兵的空文。因为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反动统治阶级已经开始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国人民的革命已经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而魏源仍幻想清统治阶级出来重振国威，这种愿望显然要碰壁。

四

魏源是我国近代史开端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他的政治、经济变革主张，已经超越了地主阶级改革家的范畴。魏源的思想比起与之同时代的佼佼者，如“高吟肺腑走风雷”的龚自珍，不畏强暴、领导禁烟运动和抗英战争的林则徐，也要高出一筹。魏源在我国近代史初期的历史地位的确是引人注目的。但魏源决非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怪杰”，也不是超越客观现实的“先知先觉”。“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魏源植根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土壤中，他的革新思想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产物。

鸦片战争前后，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继续的发展，特别是沿海一带都市，商品经济比较活跃。仅广东佛山一带，道光年间就有大小纺织工场、作坊二千余家，工人约五万人。工商业市民阶层作为迫切要求促进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势力已经出现，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之一。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还相当弱小，同时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只能在这种双重压迫之下缓慢、艰难地发展。他们要求摆脱封建制度对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他们羡慕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大工业生产，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抵制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魏源的革新思想，客观上正是代表了这种新兴社会势力的利益和愿望。

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猖獗，给魏源带来尤其强烈的刺激和震动。他满腔悲愤，抱着爱国主义的深情，用了十年的心血，编纂了《海国图志》一百卷，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成就和政治制度。这部著作问世以后的五六十年间，对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酝酿和兴起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魏源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有如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准备时期一朵早开的花。一八五三年，马克思在分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连绵不断的人民起义斗争时，曾经指出，推动中国革命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魏源这朵在清王朝的严寒土地上早发的花，也正是西方侵略者的大炮催开的。

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一样，魏源也有他的局限性，这是需要从历史条件上加以分析的。

魏源尽管尖锐地批判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尽管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主张和见解，尽管他肯定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他没有否定整个封建秩序。没有提出让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当然也不可能提出清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且，只能把自己“经世宏愿”的实现，寄托于“吾皇仁勤”之上。他的变革主张，着重是“除弊”，而不是“更法”，即不改变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用魏源的哲学语言来说，就是“势变而道不变”，封建制度的根本之道是不会改变的。魏源思想中的这些糟粕，是和当时中国没有成形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资产阶级不成熟的阶级形态分不开的。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幼芽状态，还远远没有突破包围在它身上的封建主义外壳；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商品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历史的局限决定了魏源不可能提出资产阶级的变法要求，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整个封建制度。他只能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当然，这种局限性与魏源身上所固有的地主阶级烙印也是分不开的。

魏源在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虽然主张“义民可用”，但他主观愿望是“以毒攻毒”，借此也消除人民革命力量这一隐患。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魏源就本能地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去了。害怕人民，敌视和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

历史的检验是严峻的。魏源这样一个曾为资本主义因素发展鸣锣开道的激进的改革家，这样一个曾为维护民族独立而四处奔走的爱国志士，却没有经受住阶级斗争风涛的长期的反复涤荡而逐渐消极、颓唐下去。最后乃至逃避现实斗争，皈依佛教，遁入空门而卒于佛舍。作为一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这样的结局，已暗示着在西方侵略者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将是不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三十多年的在曲折的斗争中前进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魏源梦想和草创的资本主义蓝图，虽然又经过中国资产阶级几代人的润色和增改，但统统已被历史的洪流淘汰。今天，是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时代，却有几个人还在发出资本主义的梦呓和叫喊。他们并不高明，头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居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一再推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和口号。这算什么新鲜货色呢？显然是行不通的妄想。“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弹诵资本主义的陈词烂调，当然是不得人心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进军中，我们更加坚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