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中国近代风云人物。其党派属性久为史学界争论，有人将他同旧官僚、军阀相提并论，将蔡锷主政云南的两年归于滇系军阀统治时期。有人视蔡锷为改良主义立宪派，认为蔡锷少时师事梁启超，其思想长期受梁启超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改良主义轨道；即使在护国战争时期，仍然是一位为梁启超、进步党执掌政权而战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有学者以为，蔡锷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初，反对封建专制和君主立宪，主张建立民丰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他成功地领道了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扩大地推动了民主主义革命进程，是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一、将蔡锷列入旧官僚、军阀行列，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民国以来的军阀，包括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结合的产物。其主要物证：第一、拥有一支私人化了的武装力量，拥军成阀；第二、割据一方，有权有势、作威作福：第三、与地主、豪绅等封建势力相勾结，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甘当其走狗；第四、征兵征粮征税，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第五、争权夺利，彼此混战。蔡锷主政云南期间，其所作所为，与以上五方面有本质的区别。
蔡锷辛亥重九光复昆明，旋即建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行政机关粗立后，又按资方阶级政权组织原则，建立其主政权机关，设议会行使立法权，设审检厅行使司法权，十一月，通电各省都督，主张建立统一国家；并与各省公认湖北临时政府，告外交团电达各该国政府予以承认。十二月，拟中央会议大纲，就国体政体、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作逐条陈布，以期“商求舆情，广益集思”。翌年二月，下令于云南停征各种苛捐杂税，“以纾民困”。四月，电请大总统拨款兴筑个旧至蒙自铁路。六月，拟请裁汰军队，移作修路或从事开垦。八月，南巡蒙自、个旧，鼓励发展实业。九月，英兵进扰片马，掠扰居民，电请中央与英使严重交涉。十一月，制定云南全省各机关规划书。
概括蔡锷云南主政事略：第一、政治方面：建立云南都督府，并按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云南立法、司法机关。强化地方政权建设，撤换了一批腐化无能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年轻人员接替，云南政局为之一新。普设警察以利行政、裁绿防各营以统一军制，于土司设置流官以巩固边防。订立办公条例，节减官薪，培养刻苦、朴实、洁廉的作风，扫除泄沓积习。
第二、经济方面：停征各种苛捐杂税，提倡节省。编制《五年政事纲要》，权其轻重，按年筹备。亲自视察蒙自、个旧等地，筹划个蒙铁路支线，鼓励开矿业兴办实业。主张设富滇银行，募国内公债杜外债挟持。办契税、烟酒税、整顿盐务、清丈田亩，以裕国课而均负担。呈请修筑滇邕铁路，辟内地公路以利交通，兴劝业之实。
第三、文化教育方面：设学政司专司教育。在全省两级师范学堂外，于曲靖、昭通、蒙自、普洱、永昌、丽江分设初级师范六区。设立英、法文专修科，为留学英、法、美之预备；考选优秀学生，派遣出洋留学。恢复讲武堂，培养各级军官。实行军国民教育以蓄养国民武力，令省会师范加习军事，通令全省小学加授兵式体操等。
蔡锷主政云南，无任何封建性、实办性和法西斯性等旧官僚、军阀特征。他所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造，掀起了云南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逭场变革，以废除封建制度，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是反帝反封建的资方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是辛亥革命时期，不成熟的资方阶级领道的不成功的革命中比较成功的一部分。
二、认为蔡锷是改良主义立宪派的观点值得商榷
固然，蔡锷受梁启超影响比较大。十六岁进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一八九九年。应梁启超西召，东渡赴日本，入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梁启超任该校校长。又得梁启超帮助，入东京士官学校习陆军。在日本留学期间，还受梁启超之招入《新民丛报》襄笔政，署名奋翮生，发表《军国民篇》等文章。
但是，个体思想意识的形成、发展是复杂的，外在思想影响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事实上，早在学生时代，蔡锷就完成了由改良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在对待革命、帝制等根本性政治问题上，蔡锷和梁启超之间存在原则的分歧。护国战争期间，蔡锷对梁启超作了有力的政治遏制。他们实际上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
一、蔡锷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前，蔡锷信奉改良主义，拥护康梁变法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面对学堂解体，学生零散，维新志士遭受镇压，两位老师一死一逃的惨痛局面，蔡锷改良主义政治信仰发生了动搖。
留学日本期间，蔡锷系统地研究了明治维新时期三条实美、大隈重信、福泽谕吉、井上馨等的专政治家的政治主张。直接接受英法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的薰陶。西方资方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使之耳目一新。
一九○○年，蔡锷即加入自立会。同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准备在湘、鄂、皖、赣等省发动起义，蔡锷立即从日本回国，由沪转汉赴湘，积极参加反清起义。自立军汉口起义失败后，蔡锷痛心师友罹难、祖国风雨飘搖，写下了“前后谭唐赴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的壮烈诗篇，悼念亡灵，痛言心志。立志以谭嗣同、唐才常为榜样，勇担国事、勇赴国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蔡锷改原名艮寅为锷，寓意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不断激励自己，以匡扶中华为己任。
一九○一年，蔡锷与杨笃生、梁鼎甫等创设编译社，并于成城学校创设校友会，“交换学识”、“团结情志”。又联络湖南、湖北、浙江志士秘密结社，歃血为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初步完成由改良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转变。
当时，留学生谈革命者，分为两派。一派出言无择，嬉笑怒骂；一派志存颠覆，迹求隐晦。前者主张急起改革政治，先事破坏，再图建设；后者主张从事军事学问，期握实权，而后于国事有济。蔡锷素以谨言词、慎交游、持态严肃见长，他选择的，是一条进入清军新军内部，掌握军权、策反新军，武装挂帅的革命道路。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中对此作了记述：“松坡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故行动尤为谨慎。”
从以上对蔡锷思想发展过程的简略陈述中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激化，清王朝加强了对人民群众血腥镇压的时候，蔡锷同当时许多忧国忧民的青年一样，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变。他最初信奉康梁改良主义，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加深了对清王朝反动、腐朽本质的认识；在西方资方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启示下，产生了新的政治觉悟，建立了新的政治信仰。从此立志“流血救民”，投入了资方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滾滾洪流。
二、蔡锷同梁启超的政治分营 蔡锷同梁启超的政治分营，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革命的态度，一是对帝制的态度。
对革命，梁启超的基本态度是：第一，反对革命。梁启超曾在《盾鼻集》中，毫不掩饰地自称，“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在《五年主教训》一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夫中国既有异性之势力两三种以上同时存在，欲以一势力自专而消灭其他势力，此为绝对不能之事。”就是说，在中国存在的各种势力中，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可能消灭其他政治势力，取得政权。在中国、革命不反注定要失败，而且，是“绝对不能”搞的，革命只会带来灾祸。
第二、诋毀革命。梁启超对近代资方阶级革命持对抗性政治态度，他尖刻地攻击革命党人，叫骂：“自辛亥革命起，以迄民国二年春夏之交，同盟会国民党之极端何如，而其所生所受之结果何如。”诋毀资方阶级革命为“极端”，全盘否定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反封建的胜利成果。
第三、严防革命。一九一六年，梁启超加入反袁斗争行列，但他并非拥护革命，他参加反袁斗争的真正政治目的，是防止革命。在《盾鼻集，辟复辟论》中，他表白了这一心迹：“复辟若果见诸事实，吾敢悬眼国门，以睹相继之下断革命。”梁启超害怕的不是袁世凯复辟，而是袁世凯复辟必将引起的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和资方阶级革命的全面推进。
蔡锷对革命的基本态度是：第一、主张革命。蔡锷在时务学堂求学时，就有较激进的革命意识，一八九八年，他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倡道“万枪不敢逼，万挫不可钝”的革命精神，号召“以一腔热血，数片横骨”，“破身烂肉，以伸大义”。同年，在《军国民篇》中鼓动“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陶铸灵魂、强壮体魄、激扬国魂，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支持革命。一九○五年，蔡锷任职湖南武备学堂，常往黄兴任教的明德学堂，畅谈革命，据周震鳞回忆，“他经常来访，革命情绪非常激昂，跃跃欲试。”
第三、讴歌革命。辛亥云南光复，蔡锷高度评价了这场资方阶级革命斗争：“云南反正……西南大局，视此为转移，影响民国，至为伟大。”他热情诟歌革命，赞颂革命，“掀翻帝制，五族共和，遽开五千年未有之创局”，“得与美、法列强相见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何幸如之”！
对帝制，梁启超情有独锺，其基本态度是：第一、极力鼓吹帝制。梁启超是君主立宪的鼓吹者和践履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念念不忘帝制。筹安会酝酿帝制期间，梁启超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依然充斥著对帝制的依依难舍之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返于帝制，庶亦以图存而致强”。意谓中国贫弱，根源在于推翻了帝制，假使帝制末被推翻或推翻了又得以复辟，中国就会强大。
第二、主张恢复帝制。梁启超为袁世凯称帝出谋划策：“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呈请袁世凯“稍假岁月”，待到“遇有机缘”时，“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茲大宝，传诸无窃”。
第三、竭力维护帝制。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启超认为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复辟，不反复辟不会战功，帝制反而会受到侵害。“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摧之，实戕其田”。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绝非反对帝制，实际上是维护帝制，不过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特殊形式相表现而已。
蔡锷对帝制的态度是：第一、深刻批判帝制。蔡锷早年就对帝制有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帝王君临天下，民权不伸，“上下相锢，终无己日”。还说：“黄种成豕马，成木石，听人舞弄而不知”，“其患皆成于渚臣昏庸残暴者鞭笞之束缚之也”。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中，蔡锷痛陈秦政、汉桓、魏武、两晋南北五祀、唐宋元明历代“民贼”的昏庸残暴，指出，封建帝王愈益集权专制，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的灾祸就愈多愈深，愈难救治。
第二、主张解除帝制。辛亥革命期间，蔡锷历数帝制的腐朽没落，他曾致电各省都督，宣称：“君主专制，久为时势所不属”。一九一二年初，蔡锷发布北伐誓词，告全军将士，解除帝制。“秦汉而后，帝制自为；牛马奴隶，人民当之。”“君主立宪，情见势绌；民军革命，顺天应人。”
第三、坚决摧毀帝制。袁世凯预谋恢复帝制，蔡锷表示了极大的政治愤慨。他曾对友人说：“我们自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拚著命去干一回不可！”抱定“卫此民国，死生以之”的坚定决心，挥师北伐，结束了袁氏洪宪王朝的可耻命运。
三、蔡锷对梁启超的政治遏制 一九一五年，筹安会出现后，梁启超在京、津各大日报发表文章，反对变更国体。蔡锷“数月一诣天津”，与梁启超密谋大计。计划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会师湖北，底定中原。部署略定，二人先后南下，蔡锷入云南与唐继尧、李烈钧等组织护国军，梁启超入广西、策动陆荣廷起义。这个时候，蔡锷和梁启超是政治盟友，攜手共建反袁联合战线。
但随著护国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召南方五省宣告独立，蔡锷和梁启超的政治斗争日渐显现出来。一九一六年五月，梁启超，岑春煊等在广东肇庆创设中华民国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全国庶政”。在这事关护国运动领道权和日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上，蔡锷坚决维护资方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利益，在联合战线内开展了对改良主义立宪派的斗争。
蔡锷致电唐继尧、刘显世、戴戡等，对军务院的创设表示反对。他说：“桂粵议组织政府，推举首长，实与形势不协。”“所称统一机关云云，实无设置之必要。”在另一封电报中，蔡锷还说：“此时不宜组织政府，尤无推举首长必要。”迫使梁启超寄去草拟的条例及宣言文稿，反覆解释。在得到遵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元帅”，不将大总统问题与军务院并为一谈的政治保证后，蔡锷才勉强表示，“亦尚说得过去”。
护国战争后期，联合战线内部斗争日渐激烈，特别是袁世凯死后，政局搖荡，各种势力异常活跃。作为反袁护国的一面旗帜，蔡锷深孚众望，已成为政治核心人物，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唐继尧都企图利用蔡锷的威望来壮大政治声势，发展政治势力。他们屡电蔡锷，请求对国事各有主张，对此蔡锷，保持了高度的政治警觉。
当梁启超多次电请对政局的主张时，蔡锷坚决予以回绝，电复梁启超：“锷初意决拟大局略定，即行引退，加以喉病加剧，亟待靜养，对于政局意兴索然，殊下欲多所论列。”还说：“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在致唐继尧的电报中，蔡锷意味深长地说：“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惟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还说：“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这既是对唐继尧军阀主义的打击，更是对曾为“一流人才内阁”成员的梁启超有力的政治遏制。石陶均记述了这段往事：“（蔡）此次并对梁启超一派有所箴规，托我面达，我很高兴得一机会与十几年前的时务学堂老师再度谈心，就把全国一致倒袁的精神移作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吧。”
从个人情谊上讲，蔡锷和梁启超堪称莫逆，他们之间的斗争，不纳入近代复杂的政治背景里，无法解释。蔡锷对梁启超的政治遏制，实质上，是护国运动期间，资方防级革命派为防止梁启超、进步党等改良主义立宪派，在反袁斗争结束后执掌国家政权而开展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不仅实现了其直接政治目标，而且，为护国战争后，革命派挫败段棋瑞，赢得新、旧《约法》之争，恢复旧《约法》、恢复旧国会奠定了基础。
三、蔡锷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蔡锷所处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近代最复杂的历史时期。就革命发展进程来说，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窃国复辟、护国军挥戈北伐，革命高潮几起几落。就革命斗争形势来说，民主主义革命派，改良主义立宪派，维护封建旧势力的官僚、军阀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各种政治力量时而联合，时而分裂、斗争，扑朔迷离。
蔡锷身处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其人生道路曲折多变：出自立宪派门下，任职于旧官僚机构，又同民主主义革命派保持著密切联系。因此，对蔡锷作党派属性分析时，不能以一时一事定是非，应就其一生的全部活动进行评述。把结论建立在其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和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基础上。
一、蔡锷的政治主张 蔡锷对国家政治的各方面均有阐述，各有建树。其政治主张，可堪注目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反对封建专制和君主立宪。蔡锷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他说：“专制国以君主为神圣不可侵犯，土地视为私有，人民视为奴隶。”少数统治者“挥霍财产，有如泥沙；草菅人命，有如牛马”。而广大劳动人民承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剝削，“不得而干涉之，抵抗之”。
蔡锷还阐述了封建专制制度走向没落的历史命运。他站在世界历史演进的高度阐述了这一问题，认为，封建专制国家在过去的“锁港时代”，尚可闭关自雄，而今世界文明已大大向前发展，闭关锁国的时代已成过去，在这个新的时代，仍困守专制制度，“一旦与欧美文明国遇，如摧枯拉朽，岌岌不能终日。”“前清晚季所以削弱而不能自存者，职是故也。”
昆明光复的第二天，蔡锷即致书云南咨议局，声明其革命立场为铲除满清二百余年专制统治。在稍后的复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李根源的电文中再次阐明：“我军起义，志在脱专制淫威，求人民幸福。”一九一二年初，蔡锷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建议“清廷朽腐，弊政相沿，诚宜扫荡廓清，与民更始。”
蔡锷还认为，“君主立宪，情见势绌”。英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已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他提出，彻底废除封建帝王，“与美、法列强”相见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
第二、主张民主立宪，拥护共和。一九○二年，蔡锷在日本留学时，致书湖南士绅，书中盛赞日本的文经武略。在探求日本大发展的原因时，蔡锷写道，“卅年以来，与我奚间，一变之效，乃至于此”，“究臻何道而然乎”？“不过纯用西法判断决定”。此前，他在探索救国救民方案时，亦曾有过类似的思想流露：“使益之以西人之法，则尽善矣，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
辛亥革命后，蔡锷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高度赞颂新生的共和国：“夫共和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凡制定宪法，推举总统，选任议员，皆出自一班人民之公意”；共和国“上下一体，万众一心，乃能共济艰难，匡扶大局”。“美、法今日所以擅雄世界，职此之由”。
所以，在国家基本政治制度问题上，蔡锷旗帜鲜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蔡锷致电各省军政府：“定国名为中华，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在中央会议大纲中，本著“发揭自由，改造民国”的精神，再次对民主政体予以匡定。一九一二年春，致电孙中山，畅谈国是，“新旧递嬗之交，目标固宜高远”，提出了“外鉴世界之趋势，内察本国之舆情”的正确主张。
第三，倡道政党政治。蔡锷对政党的政治问题论述颇丰，在谈到政党的性质问题时，他说：“政党者，结合关于政治上抱同一之主义而进行者也，故其目的，以国家之乐利，人民之幸福为旨归。”在政党同国家关系问题上，主张二者不可分割，“夫共和国不可无政党，政党与国家虽非直接关系，而间接之影响于国家者，关系最为重大。”蔡锷还十分强调政党的作用：“民国成立，百废维新，缔造维新，责任尤钜，非合全面极有能力、学识、资望之人，组织一稳健强固之政党，籍以监督政府，指道国民，鲜克有济。”
面对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一省之中，界限判若鸿沟；一事之发，著作等于蝉噪”的局面，蔡锷对国家路途十分担忧，喟然而叹：“欧美各国，用政党以道国民；中华民国，用政党以斗国民。”尽管如此，蔡锷仍强调“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希望挽救“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的局面，实现西方式的资方阶级政党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蔡锷十分重视“除武人政治之弊”，因此，他反对军人入党，干预国家政治生活。“至于政治集会，似不宜以统兵大员为之”；政治活动“宜让政客经营，而军人勿庸羼入”。
第四、力主国家统一。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蔡锷，主张建立联帮国家，蔡锷覆电：“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议完全统一国家。”
辛亥革命初期，各省独立，“省自为政”，蔡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陈述政见。“省自为谋，恐在在起割据之思”，“今中央政府成立，缔造经营，当先从破除省界入手”，务使各省“有通力合作之谋，不可存划疆而守之势”。
蔡锷还致电袁世凯、黎元洪、黄兴等，强调军事、财政、外交统一的重要性。他说：军事不统一，“军心浮动，海内洶洶”，“偶一睚皆，操戈相向”。财政不统一，用度浩繁，财政紊乱，募集公债、发行纸币，“各省一辙”，“经济恐慌之象，即在目前”。外交不统一，则外国帝国主义“用此时机，以侵我主权”，即使同情我国革命之友好邦国，亦不敢贸然支持，“承认之通牒，尚怀观望”。“非亟谋统一，则险象环生”。
一九一二年四月，内阁成立，蔡锷当即致电庆贺，“此后政令有总汇之区，即各省可收统一之效，欣慰莫名。”
二、蔡锷与革命派的关系 蔡锷不是同盟会员，但他与革命派有很深的渊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蔡锷的政治态度，体现著蔡锷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立场。
一九○三年，沙俄提出侵占我东北领土的要求，蔡锷与黄兴、蓝天蔚创立拒俄义勇队。一九一三年，黄兴致函蔡锷出兵抗袁，附赠书联“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纪念拒俄运动中的反帝政治合作。
一九○四年，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途经上海，参加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十一月，参加黄兴召集的上海余庆里会议，会议决定，分头运动军队和学界待机起义。不久，黄兴被捕，蔡锷设法营救黄兴出狱。
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年，在广西训练新军期间，大量吸收同盟会员入广西工作。石陶均、杨源浚、袁华选、曾广轼、岳森、梅蔚南、雷飙以及谭人凤、李燮和等，都因他的关系，先后入新军和军事学堂担任要职。在这一时期，黄兴往返湘、桂、从事革命活动，与蔡锷多有来往。
一九○七年，黄兴化名“张愚诚”，偕赵声潛赴广西，与蔡锷秘密会晤，“共谋革命”。同盟会发动镇南关起义，蔡锷曾命岳森秘密运送一批武器交与革命党人，“事颇外闻，当道甚忌之”。
一九一○年，应召入云南，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统领。该协中级军官如李根源、罗佩业、唐继尧、李鸿祥、殷承瓛、刘祖武、黄毓成等，都是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士官毕业生，云南讲武堂更是同盟会在昆明的活动据点，蔡锷很好地保护了这些革命力量。朱德同志评述这段历史时说：“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卻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著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一九一一年，在筹划云南独立的过程中，蔡锷的主要助手刘云峰、唐继尧、雷飘、罗佩金等都是同盟会员。蔡锷光复云南的主要政治依靠力量是新军中的同盟会革命力量。军政府成立后，蔡锷全面改组政权，加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新政权的领道和控制，新军的师长、旅长以及都督府各部门负责人，都由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人士担任，从而为云南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后期主要革命斗争阵地奠定了政治基础。
一九一二年，在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党人争夺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严峻形势下，致电表示，“孙君逸仙，海内仰望，将来各省或推为大总统，固在意中”。表达支持孙中山，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政治方案的阶级立场。
孙中山不重视陆军留日学生，以为士官生战术远不如陈其美战术，但对蔡锷备加赞赏。“二次革命”前夕，他表示，希望蔡锷出师武汉。
一九一五年，杨度等组织筹安会，蔡锷决意舍生护国。他通过张孝准与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保持密切联系。九月底，派专人送密信给黄兴，密信长达十七页，信中提出秘密出京和西南发难的计划，征求黄兴意见。黄兴致信告以反袁政治态度，并提出了反袁斗争的一系列策略。黄一欧受黄兴之托，由美返日，协助蔡锷，还代告孙中山有关国内情況和蔡锷反袁护国计划。在兴等革命党人的直捿筹划、安排下，蔡锷秘密脱身天津，转道日本回昆明。
与此同时，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给蔡锷以强大的政治声援，孙中山还致电上海革命党人，告以“唐、蔡已动”，要求党人相劝进行。革命党人在浙江、山东等省掀起反袁护国热潮，有力地配合蔡锷护国起义。
护国战争期间，蔡锷对唐继尧军阀主义势力予以坚决打击，对梁启超、进步党也进行了遏制，坚决地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利益。
三、蔡锷的革命斗争实践 一九○五年夏，蔡锷应聘赴广西任职。在广西训练新军期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并积极部署以粵桂为重点的西南边境武装起义。蔡锷深受同盟会革命斗争的鼓舞，他把广西新军作为蓄养革命力量的基地，确定广西练兵主旨为：第一、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第二，为达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第三、广西必须把握全国之枢纽。一九○九年，创立“武德会”，后改为秘密组织“建国团”，组结同志，团结新人，凝结革命力量。试图以广西推动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蔡锷广西练兵五、六年，订有练兵计划，培养革命军人，以控制军权为要著，工作很有起色，当时广西已成为革命力量的聚结地。
一九○五年十一月，蔡锷曾密谋发动武装暴动，拟乘藩司余诚格母寿日起事，后因势力相差悬殊而未果行。
一九一一年春，蔡锷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正如石陶均所言，“他调任云南新军三十七旅旅长，便把我们的一部分工作带往云南”。入云南后，蔡锷吸取在广西工作时的经验教训，采取韬光养晦的方式，一方面应付北洋军官锺麟国、靳云鹏等人，取得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任；另一方面加强与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等同盟会革命党人的联系，潛心默运，等待革命时机。
十月十日，武昌新军起义，光复武汉三镇，各省纷纷响应。下旬，蔡锷由宜良侦察秋操地形回昆明后，立即召集新军中下级军官刘云峰、唐继尧、罗佩金等密议。当时，有人提出，云南不宜举义，俟全局大定再为之谋，以避外人乘机干涉。蔡锷分析了全国革命的斗争形势和云南举义的战略意义，他说，武汉地区是四战之地，革命民军难以久持；云南举义，“为西南各省倡”，便可把握时局。纵使武汉军民失利，云南的兵力，联合贵州、四川的武装力量，足以抵挡清军的反扑；屆时，各地将纷纷响应，进军中原，推倒清廷，自成大局。众多赞成，遂决定攻守计划，歃血为盟，誓不返顾。
十月三十日，辛亥重九午夜，云南新军发难。从当夜至次日中午，起义军在蔡锷指挥下，迅速占领昆明所有城门，攻上五华山。锺麟国被当场击毙，李经羲仓惶逃匿，云南全省随即宣告光复。十一月二日，起义官兵组织了“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推蔡锷为军都督。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蔡锷采取果断手段，从新政权内进行了一系列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在蔡锷的直接领道下，大家和衷共济，致力于政权的巩固，军队的建设，实业的整顿和教育的普及，开创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鉴于贵州、四川两省尚未独立，情況混乱。蔡锷派唐继尧率队援黔，派李鸿祥、谢汝翼领兵援川。在当时，为巩固西南、声援全国革命有积极作用。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北对峙，清廷内阁大臣袁世凯玩弄阴谋，派代表团南来议和，蔡锷电请孙中山令北伐军长驱直捣，不宜“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靡饷老师”。
一九一三年十月，蔡锷调入北京，最初一段时间，颇想有所作为。察悉袁世凯阳有异图后，一方面与蒋方震、张绍曾等组织军事研究会，暗中联系同志；一方面与袁世凯亲信廝混，麻痺袁世凯。在致友人信中略有透露：“吾人今日赴茲乱世，认定一事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
一九一五年七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八月，《筹安会》出笼，九月，梁士诒等在北京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帝制复辟甚嚣尘上。十一月，蔡锷潛离天津往日本，然后转道香港、河内赴滇。行前，与梁启超约曰：“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抱定殊死拚杀的决心，奔赴维护共和的前线。
十二月九日，蔡锷历尽艰难险阻，间关万里，抵达昆明。二十三日，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并通电各省。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通电全国，正式宣布云南起义。组织护国军出师北伐，由蔡锷亲任第一军总司令，率军入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率军入粵。
十二月二十七日，护国军第一军先头部队第一梯团出征赴川，护国战争正式爆发。蔡锷所部三个梯团，兵力不过三千一百多人，而袁世凯直接调到前线的北洋军，总数不下三万人。在兵力悬殊的情況下，蔡锷以中路主力攻永宁、取泸州；左翼军由昭通取叙府；右翼军出松坎攻綦江，进规重庆。护国军群情激昂，锐不可挡。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蔡锷指挥护国军与八倍之敌激战纳溪，取得泸纳之战的决定性胜利。迫使袁世凯于二十三日废止洪宪年号。
袁世凯撤消帝制后，企图仍然窃据总统职位，由徐世昌、段祺瑞等出面议和，请求“从此罗兵息民，共维大局”。蔡锷坚决反对袁世凯留任总统，主张“照约法以副总统摄职”。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蔡锷及时作出“联络各省迫袁退位”的决策，并以策反陈宦为突破口。陈宦是袁世凯的心腹，被袁世凯派往四川主持军政，以潛窥西南。护国战争胜利后，陈宦仍然“于宣布独立一事，本属游移”，蔡锷设以种种威慑，晓以大理大义，终于使陈宦宣布四川独立。影响所及，一星期后，袁世凯另一爪牙汤芗铭宣告湖南独立，又过一星期，袁世凯忧恨而死。护国战争以全面胜利宣告结束。
勿庸讳言，蔡锷也有对问题处置失当的时候。如派李根源取消滇西军都督府，遣散同盟会员张文光率领的起义军；派唐继尧袭取贵阳，将贵州革命党主要骨干斩杀殆尽；一九一三年，通电反对孙中山领道的“二次革命”，派刘云峰入川攻击熊克武革命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任何一个杰出人物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
如果全面地、历史地考察蔡锷，不难看出：蔡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站在民主革命立场上，成功地领道了云南辛亥革命，使云南成为较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之一，极大地壮大了革命阵营。他顺应时代潮流，发动并指挥了护国战争，澈底粉碎了袁世凯的封建帝制，“再奠共和”。从完整意义的民主革命阶段上讲，蔡锷既是辛亥革命发起阶段的重要领袖，又是终结阶段实际上的掌舵人。他以革命实干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孙中山先生挽蔡锷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高度评价了蔡锷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蔡锷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可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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