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仲容——台湾经济建设的功臣

　　由黄毛小儿以至“中国的欧哈德”

尹仲容是湖南邵阳人，邵阳即古宝庆，近代出过不少人物，如清代的魏源、魏光焘以及民国的蔡锷、蒋廷黻等。可是他从小生长于江西，母亲与妻子，均江西籍，母亲石太夫人，还是当地最早创办女校的人。因为与罗家伦有世谊，尹年幼时由罗带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中学部，当时头发稀疏而黄色，罗笑他是“黄毛小儿”。南洋公学后改为交通大学，他从电机系毕业，便由学校保送到交通部电政司服务，做过科长帮办；朱家骅任交通部长的时候，召开全国电政会议，开始筹建全国长途电话纲，及西南、西北无线电话纲，尹出力最多，大露头角，抗战期间，发挥了极大的功用。以后他任过中国建设银公司协理，主持该公司民营给水与电力的投资和开发业务；任过资源委员会国际贸易事务所纽约分所主任，办理抗战时期国防物资的采购；旋调中国物资供应公司工作，主办租借法案项下的通讯器材采购业务。卅四年抗战胜利，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尹便被罗致到行政院服务，成为宋院长的左右手，协助策划战后主要生产与交通事业的恢复与建设，极多贡献。

卅八年六月，陈辞修先生任省主席，特设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邀尹出任常务委员，旋升副主任委员，实际主持一切政策与计划的拟订与推动。诸凡物资分配、资金调动、对外贸易、日本赔偿物资处理、技术合作、工程调配这些重要业务，都在该会工作范围之内。卅九年十一月，尹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更发挥了金融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力量。

四十二年九月，生管会结束，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成立，尹任经安会工业委员会召集人，四十三年六月出任经济部长，四十四年十月离职。在卅八年六月至四十四年十月这段时间，尹对台湾经济建设的贡献，约有几点：（一）恢复电力生产，供应工业需要。（二）争取对日贸易。（三）协助民营工矿、纺织、水泥、塑胶、玻璃、炼油、人造纤维这些现代工业的发展。（四）贯彻政府耕者有其田政策，执行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公司移转民营。（五）拟订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的工业计划。除了这些措施以外，尹曾不断的向社会提出“经济起飞”的要求，使国人脑海中，注入现代化建设的观念。

如所周知，西德在战后能够迅速复兴，造成世界的奇迹，得力于总理艾德诺与经济部长欧哈德，因为尹氏对台湾经建的建树，国人多称之为“中国的欧哈德”。

杨子公司案掀起轩然巨波

四十四年夏季，在立法院院会中，一位委员向行政院长俞鸿钧提出质询，对扬子木材公司负责人胡光麃承造美援登陆艇的事，揭发其中的情獘说：“以普通商人勾结官员，连续编取国家财物，实质达美金一二百万元之巨，汇往外国的约值美金一百四十万元左右。任他一骗再骗，骗了东家骗家西，骗了一般政府机构，并骗了美援机构，由经援编到军援，现在他共欠政府一千数百万元，又登陆艇若干艘。”他要求政府将胡光麃先行扣押，按贪污诈财案法办，经办人经济部长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尹仲容，也应停职查办，因此掀起轩然巨波，群情愤激，当时的尹仲容与胡光麃，几已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贪官与奸商了。

行政院为了表示负责态度，交最高法院检察署侦查，台北地方法院便先将胡扣押起来，尹自动请求停职，几度对簿公堂，请自到法院接受调查，历时数月，案情终告大白，尹、胡都经法院宣布无罪。几年以后，胡光麃曾写了一本“波逐六十年”，由新声天地杂志发行，书中有一节述说他与尹因此案所受的冤屈。

宝庆人俗称宝古老，脾气非常倔强的。尹经过这次沉重打击后，便于十月间将一切公职摆脱，住在植物园附近宿舍中，闭户读书，并着手撰写“郭嵩焘传”，跑遍台北的书店与书馆，搜集资料，同时，并托中信局驻欧代表王仍之，向英法图书馆，找寻有关资料，这本书只写了三万多字，便因以后事冗搁笔。

在这段养晦期间，他对台湾经济问题，更下了一番研究工夫，对以后的事业，实多助益。

再起东山集金融外汇美援大权于一身

因为蒋总统与陈副总统知人之明，过了两年，尹便再起东山，四十六年八月出任经济安定会委员兼秘书长，四十七年三月任外汇贸易审议会主任委员，九月间经安会结束，又兼任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到了四十九年七月再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可谓集金融外贸美援大权于一身，权位之重，可以想见，更加他勇于负责，大刀阔斧的作风，谤之者竟称他为“财经霸王”。

从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这五六年间，尹主持的兴革事宜，例如（一）实施单一汇率及自由贸易政策，简化申请审核手续，由进口管制转变为出口发展，使外汇存底逐年增加到七千万美元之多。（二）争取美援及侨资外资，改善投资环境，推动公民营生产事业的发展。（三）强力执行反通货膨胀政策，逐年降低利率，以减轻工商业负担。（四）排除万难，发行一百元大钞，以利资金的流通。（五）完成第一二两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之后，积极推行第三期经建计划。

因为尹具有敢于负责、敢于改革、敢于认错、敢于说话这些作法，使台湾经济迈向更阶段的发展，期能开拓自力成长的局面。

积劳病故身后但余书满架

尹负的责如是之重，工作如此之忙，在而忽略了身体的健康，严重的肝病一发作竟至无法挽救，五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住入荣民总医院，中西名医，都束手无策，不幸于五十二年一月廿四日撒手人寰，噩耗传出，举国震悼，实是多难的国家无可补偿的损失。工商界失了一位强有力的褓姆，更是充满了普遍而真诚的哀思。

监察委员陶百川悼惜尹氏之死，曾说：“尹仲容的可爱是多方面的，他的廉洁自爱，亦为不可多得。一个在没有油水可揩的处所服务的人不要钱不算可贵，处此污浊社会，在三个财金大机构里掌管大权的人不苟取不贪得，这就难能可贵了。如把他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相比拟，实不为过”。可谓持平之论。

除了事业以外，尹仲容还是一个勤于研究学问的人，中西典籍，无不博览。本行的著作有“电磁学”“工程数学”。此外，“吕氏春秋校释”一书，以中华丛书的名义出版，张其昀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便可加入名儒孙贻让王先谦的行列。最可惜的是业已着手尚未完成的著作，那便是“郭嵩焘传。”

尹因持身廉洁，敝履粗食，而勤于学问，死后萧条，其夫人赖开花店维生，正如周君亮挽联所说：“身后但余书满架”而已。

　　郭嵩焘——清末一个遭时不遇的外交家

曾国藩的益友肃顺的智囊

清代中兴人物之一的郭嵩焘，也是湖南人，籍湘阴，字伯琛，号筠仙，嘉庆廿三年生，光绪十七年卒（一八一八——一八九一）七十四岁。年轻时候，与曾国藩、刘蓉同游长沙岳麓书院，友谊甚笃。曾国藩有一首诗说：“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就是怀念这两位同学，曾、郭不仅交谊极厚，还是儿女亲家，郭子依永，是曾的四女婿，可惜依永夙慧能文，只有廿四岁的年纪便去世了。

郭于道光廿七年始获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旋以丁父母忧回里守制。咸丰二年太平军由广西经湖南直逼武汉，全国震动。曾国藩怡巧也丁忧回籍，奉旨办理团练，曾力辞其命，郭特来以大义相劝，墨绖从戎，以维护桑梓，曾才出山到长沙组训乡勇，以成湘军。郭不特奔走各州县，劝捐济饷，还建议编练水师，配合陆军，与太平军在长江流域争胜。曾手下一员书生出身的大将江忠源，也是出于郭过去的推介。

咸丰时代实际掌握朝政的肃顺，励精图治，颇有一番作为，尤其他认为天下大难，非依畀汉人不可，因此广事结交汉人中的才智之士，对于湖南籍的人材，更是极意罗致，当日盛称“肃顺推服楚贤”。嵩焘因得兵部尚书陈孚恩疏荐他“通达时务，晓畅戎机，足备谋士之选”，因此回京供职，授编修，入值南书房，而成为肃顺幕中的智囊。同乡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王壬秋这些人，也因而得到肃顺的支持，或曾经解救危难。

当时左宗棠还是以举人身份，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佐理，骆对左推心置腹，极为倚重，惟此公擅权跋扈，甚至发生拜发章奏连骆事先并不知道的事，致有一印两官的物议。左因与永州镇总兵爕发生争执，竟赏以巨灵之掌，并骂樊目不识丁，因而引起一场官司，清廷命湖广总督官文查办，认为一印两官目无国法，依律可处重刑。嵩焘与宗棠是湘阴同乡，在京多方回护，得到肃顺的默许，乃托同僚潘祖荫密奏“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而胡林翼也在武昌与官文大攀交情，为之解脱，使该案无形了结。宗棠乃奉旨到曾国藩军中帮办军务，以后扶摇直上，实出于当日嵩焘救援之力。

肃顺主政时，也是硬干作风，严刑峻法，以整政风，为了整顿科场案，不惜请咸丰杀大臣柏葰，其后记部五宇钱号舞弊案以及耆英案，都是从严治罪，可谓雷厉风行。嵩焘认为肃顺的措施，不免偏激，曾在写给陈孚恩的信中指出“肃尚书之才美矣，其用心在起积弊而振兴之，亦可谓勤矣。某在京三年，推求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宽者圣谕之明训，国家积累之至仁，乌可轻议哉？今一切以为宽而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徒使武夫悍卒，乘势罔利以凌藉缙绅，明世稗政见矣！窃某独忧之，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母亦稍宽假以例文以求理财政之实效，天下事其犹可为乎？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这一番针砭时弊的话，真是慨乎言之。可惜不久辛西政变，慈禧利用恭亲王奕䜣这批平日不满肃顺的人，结合起来，置肃顺于死地。其亲信陈孚恩亦被遣戌，时嵩焘已称病回乡，幸未牵连党祸之中。

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时，嵩焘正在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幕中，襄办海防，迭音乐会是言，不可轻率一战，未蒙采纳，结果杀得大败，致有咸丰远避热河之一幕。僧王悔未接受嵩焘之言，曾说：“翰林郭君，去岁从吾，吾愧无以对之。其初击洋人，人皆歌颂，独力争以为不可。其后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吾深愧当时之不能相察也”。可见嵩焘识见之深远。

同治元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因与嵩焘有同年之雅，乃奏保其为苏松粮备道，旋升为两淮盐运使，嵩焘大事整顿，亲自掣验配置，不稍宽假。提督李世忠拥有重兵，行私盐，无人敢阻止，嵩焘竟派兵捕治。他不仅革新积弊甚久的盐政，尤其对于湘淮军的军需供应，源源不绝，有助于太平军的迅速剿平。

熟研洋务具有世界眼光

嵩焘一生事业之可称者，不仅在其极力赞助湘军，而在其胆识在时人之上，他熟研洋务，具有世界眼光，曾说：“吾于洋务，考求其本末，与历来办理得失，证之史传，以辨其异同，自谓有得于心。不独汉唐以来，边防夷狄之患，能知其节要，即三代以上规模，亦稍能窥测及之。咸丰九年，办理天津洋务，京师议论螳沸，初闻吾言，群相怪愕，后乃大服者屡矣。”他对当时士大夫阶级只知道“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其自北宋以前，上推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略，载在史册，未曾省览”的现象，深为不满，而认为“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若必言战，终无了期。”“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他这些主张，可惜在当时守旧的社会中，国家既无抵抗实力，徒然一片盲目叫意，自然没有多大效用。

同治二年，嵩焘调任广东巡抚，办了几件有关英、法、荷兰洋务的案件，自谓“在粤处置洋务，无不迎机立解，常谓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理路之可循也。”盖指潮州系经天津条约规定，辟为商埠，潮州绅民拒绝英领事入域，经过三任总督两任巡抚，历时六年都没有获得解决，嵩焘邀集绅民代表，百般晓谕劝导，以遵守国家所订条约，僵局才得打开。

嵩焘做了三年巡抚，因参劾粤督幕僚徐灏数误军情，请予撤究，清廷命闽浙总督左宗棠查办，左指其迹近负气，不为疏辨，被诃责。复与左因争兵饷，发生龃龉，宗棠乃以四折纠参，迫令解职，并推荐另一湖南人蒋益澧继任。左郭不仅同乡，且系儿女亲家，郭并有前此救左之恩，左竟以怨报德，嵩焘引为极大恨事，从此互不往来。

中国第一位驻外国的使节

嵩焘自解粤抚后，闲居九年，直至同治十三年六月，始奉诏至京，光绪元年，授福建按察使，旋即擢兵部左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恰巧云南边境发生英人马加里被杀事件，嵩焘乃疏劾云贵总督岑毓英，意在惩一毓英，以箝英人之口实，不料舆论大哗，纷纷指责嵩焘存心媚外。中英双方谈判，没有结果，英使威妥玛出都，声言下旗回国，邦交几致破裂。嵩焘又上疏云：“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因条例四事以进，结果有人因恐触忌，留而未进。以后本◇经李鸿章与英使在天津谈判，总税务局英人◇德也出面调停，才订下中英烟台条约，议定：（一）赔不马加里家属二十万两及遣使赴英表示惋惜。（二）明定双方官员往来礼节及英国在华法权。（三）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商埠及允许英轮停泊长江各口岸。

因为条约中有遣使赴英表示惋惜的规定，当时复有人感觉外国均有使臣驻于我国，而我国无人驻于外国，无法知道对方的情伪，因此有派驻外国使臣的必要。嵩焘便在这样的情形下，奉派为驻英国公使，他便成为我国第一位驻外国的使节。

光绪二年十二月嵩焘到英后，呈递国书，便发生一件麻烦，因为国书上只说明马加里被害特遣使表示惋惜，并未具体说明郭系长期驻英的使节，于是乃奏请改正补送国书，才得英政府的承认。不久副使刘锡鸿仗着国内有人撑腰，与嵩焘多方掣肘，事事发生摩擦，双方分向国内控诉，翌年清廷乃改调锡鸿驻德。四年一月嵩焘复奉命兼驻法国。

嗣又发生“使西纪程”毁版的事，使嵩焘更为难堪。他是一位责任心很重而亟于求新的人，曾将出国以来旅途见闻观感，撰为“使西纪程”一稿，寄回国内，盛赞西洋政法之美，希望促起国人觉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甚有价值，特为刊行，竟引起一般守旧士大夫的反感，众口铄金，一致申讨。编修何金寿上疏严劾，谓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甚至谓“大清无此臣子，清廷乃下旨申饬并将该书毁版，不准发行。而清客如李慈铭、王壬秋之流，更大做其讥评文章。”王指郭已中洋毒，并谓湖南人至耻与为伍，此外还有人做了一副骂郭的对联说：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何必去父母之邦。”

嵩焘在这样重重打击下，曾自英伦奏陈“办理洋务横被构陷”一折，以自申辩，并决心称病辞职返国。清廷乃于光绪四年七月发表改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继任英法公使，李凤苞继使德国。纪泽于五年一月到任，嵩焘旋即返国，奉使期间，除领薪水、房租两项外，其他皆自行开支，操守谨严，可见一斑。

旧势力围攻下的牺牲者

嵩焘忠诚谋国，可谓煞费苦心，当时的维新运动，便系由于他的策动，自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不受其影响，而形成一股自强运动的高潮。他在欧洲三年，常常写信给李鸿章，告以考察的观感，谓西洋所长，不仅船坚炮利，还有制度文物，值得借镜。并且告诉李说，日本派到欧洲的留学生，除了学机械以外，还有许多人研习政治经济，因此他建议我国应扩大留学的范围，同时注意开发煤矿，修筑铁路。可惜这些维新主张，始终不为当日社会所谅，一些昏庸颟顸的王公大臣所形成的保守的顽固的旧势力，不仅阻挠横生，更且群起围攻，以致满腔抱负，无从施展。嵩焘亦有“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之叹！遭时不遇，未能得志行道，宁非时代的悲剧！

嵩焘返国后，迳回湖南，愤不入都覆命，主讲城南书院，致力培植人材与学术研究。更号玉池老人，筑室曰养知书屋，学者称养知先生。仍常以在野之身，条陈对国事与洋务意见，可谓其志不懈。著作有“礼记质疑”、“大学质疑”、“中庸质疑”、“订正朱子家礼”、“养知书屋文集”、“养知书屋诗集”、“奏疏读书记”、“湘阴县图记”、“周易释例”、“毛诗余义”、“绥边征实”、“玉池老人自述”等书。其中“养知书屋余集”、“玉池老人自述”台湾已有影印本出版，郭廷以新编“郭嵩焘年谱”亦告完成。

昔贤往矣令人长仰仪型

综上述列，可见郭嵩焘与尹仲容两人的生平性行，大致相似，虽所处时代不同，但同为中国读旧书的士君子，学问事理贯通，都具有超时代的见解与救国济世的雄心，虽饱经忧患与顿挫，亦不改其坚定志向，只要对国家有益，都择善固执鞠躬尽瘁的去做，绝不顾到个人的利益，因是廉能兼备，绝非偶然。尹仲容更是以郭为师，何尝不是以郭自况，可惜正当事业鼎盛雄图大展的时候，天不假年，赍志以殁。郭则终老乡曲，壮志未伸，真是人才沦落，古今同慨。蓝天贤往矣！仪型犹在，令人不胜追怀仰止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