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蔡先生的历史地位
去年阳历十二月十八日（阴历十一月初十日），是蔡松坡先生的九十冥诞；而十一月八日（阴历十月十三日），又是他逝世的五十五周年纪念日。“湖南文献”以中华民国建国六十年，双十节发行特辑，向我征文，嘱为蔡先生撰一专稿，义不容辞。（编者按：本刊因湖南同乡会改组及其他原因一再稽延，至今始出，深以为歉！）
蔡先生不仅是湖南的英豪，实亦为中国的人杰。他响应武昌起义，创造中华民国于前；摧毁洪宪帝制，保护中华民国于后。在他三十五年短促的生命历程中，除十七岁以前是求学时代外，从十八岁起，以至于死，其思想，其行为，其事业，无不与排满革命、缔造民国有关；可说他大部分的生涯，都与民国相终始。他虽不是同盟会和国民党员，而其卫护民国，热爱共和的赤诚，即若干党员亦望尘莫及。他与孙中山、黃克强二先生，可称为中华民国开国的“三杰”。孙先生倡道国民革命，发明三民主义，立建国的宏规，是理想的设计者；黄先生披坚执锐，躬冒石矢，推翻满清政府，是革命的实行家；蔡先生崛起云南，起义讨袁，号召全国，致袁氏不得不取消帝制，愤恚以死，国祚延续不绝，是民国的保护人。当时若沒有蔡先生慨然起兵，奋勇一击，则袁氏粉墨登场，“洪宪”不除，中华民国早已夭折。我们即说蔡先生是中华民国的保姆，亦不为过！
回忆民国十四年我在长沙第一高小念书时，国文课本裹面，有“蔡松坡传”一篇，中云：“未几，帝制议起，各省响应，锷阳示赞成，阴则密谋倒袁。……”。老师要我们复诵，我读至末句：“卒，年三十六”，不禁澘然泪下。当时国文课本內，尚有川人吳芳吉先生所作的“护国巖歌”，为长短诗体，述蔡先生起兵讨袁，驻戍泸、叙，甚得民心，杀敌致果的事迹，亦极感人。其中词句，至今尤能背诵。民国十六年春，友人吳广平兄患肺疾，迁岳麓山蔡公祠休养，取其环境清靜、空气新洁。我与胡梦明、邱法平、汤立吾诸兄，送他前往，并小住数日，同游蔡先生及黃克强先生墓地，见荒草凄迷，不胜怅惘，黃、蔡二先生同为国葬，墓地相距不过百丈，其范围狭小，以视今日台湾富翁或要人之茔域甚广，而有亭台雕镂者，不可以道里计。然而黄、蔡二公之永垂不朽，直与日月同光，又岂赖茔墓广阔以增其色？
蔡先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颗彗星，青年奋发，才气构溢。他好像拿破仑一样，幼习军事，文武兼资，二十馀岁，即崭露头角，卓尔不羣。其听建功业，更超乎拿氏之上，有裨于国家民族，而不计及个人的利害。故其胸襟较拿氏为广，眼光较拿氏为大；惜乎天不假年，讨袁刚告成功，即齐志以歿，不得展其救国救民的抱负，真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
假如蔡先生不死，以其声望和政治关系，纵不当国，必可折冲协调，促进国家的统一，清弭民国五年以后的乱源。因为后来那些各据一方、发动战爭。或主持国政的人，直接间接都与蔡先生有相当的交谊，或为长官，或为僚属，或为同事，或为学生。如段祺瑞、唐继尧、陈宦、阎锡山、陆荣廷、李烈钧、熊克武、赵恆惕、岑春煊、汤芗铭、龙觐光、济光兄弟，以及李宗仁、白崇禧、黃绍雄等，都与国內的局势有关，蔡先生自可加以影响，促成南北统一，罢兵言和，结束国內纷爭的局面，使政治走上轨道，预防外国的侵略。苏俄和共产党即令存在，亦无赤化的可能。这虽是推测之辞，也很合于实际。古人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蔡先生确实有之！
二、蔡先生的学术事迹
蔡先生名锷，字松坡，原名艮寅，湖南邵阳人。父正陵，母王太夫人，生子三，先生居长，家道小康。其家初住邵阳县的亲睦乡，后迁居武冈属之三门王板桥。湘南民风强悍，刚毅不挠，为湖南精神之代表。先生生长于此环境中，当亦受其影响。七岁，始就学，聪颖绝伦，清秀可爱；十三岁，从本邑名士樊锥为师，通周秦诸子之学，尤好读韩非子及老子书。后其能崇法务实，谦恕知退，盖由于此。
相传先生幼时，到商店购物，老板见其聪敏活泼，戏谓之曰：“我出一对联与你，如能对得出来，所购物品即可相赠”。先生说：“好！你出吧！”老板说：“小学生，三元及第”；先生不假思索，立对以“大老板，四季发财”，而将所购物品携归，老板称羨不已！由此可见先生才思敏捷，智力过人，殆为天赋。
先生十四岁，应院试，督学江标赏识其文才，补为县毕生；十五岁，应岁试，取列一等；十六岁八月，随樊锥师入秋闱，亦中榜。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戊戍），先生十七岁，三月督学徐文铸爱其才，荐入长沙时务学堂肄业。其时谭嗣同为该堂学监，梁启超任总教习，于诸生中，对先生特加器重，师生交谊甚笃。谭、梁提倡立宪，倾向民主，以推行新政、改革时务相号召，先生受其影响最深，思想为之一变。后因戊戌政变发生，时务学堂解散，先生去武昌，欲入两湖书院就学，因系时务学堂学生，该院不敢收留，遂赴上海，考入南洋公学，并未入校。
翌年春，应其师梁启超之召，往日本，入大同高等学校，习日文不久，即能以译书自给，进步甚速。后改入横滨华商所办之东亚商业学校，与同乡唐才常（湖南浏阳人）同住，加入其所创设之自立会，研究革命理论及行动计划；并在粱启超所办之“新民丛报”舘襄助笔政，常用“奋翮生”或“击椎生”等笔名发表文章。所撰“军国民篇”一文，分析甲午战爭以后，中国衰弱的原因，而力主发扬军国民主义，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因为“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抉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见该文）。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八端：①旧式教育束缚人身心的发展，②学术受老庄消极思想的影响甚深，③文学萎靡神怪，不能振起民心，④习俗不愿当兵，而多尚文轻武，⑤国民身体羸弱，难负卫国重任，⑥无精良的武器，不克杀敌致果，⑦音乐多靡靡郑声，无激昂之慨，⑧国內长久和平，人民皆无斗志。末后他更分析列国的军备情形，以与人口比较，说：“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则现役陆军员，应得四百万众；战时人员，应在二千万以上。苟如斯，则虽倾欧美、日本全国之师以加，吾自足以从容排御，而有馀裕；即使排阔外向，步成吉思汗之旧轨，横冲直闯，以与他族为难，恐巨狮爪牙之下，必无完躯者矣”（同前）。如何发扬军国民主义？他以为“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同前），非常重要。“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永堕地狱，沈沦苦海。犹太人之漂泊零丁，印度人之横遭摧残，职是之故”（同前）。其时他还只有十九岁，而文长达万言，气势雄厚，析理清晰，忧民爱国，溢于词表，非常人所能及。
二十岁，考入东京成城学校，次年卒业，以候补生入联队实习。其时满蒙情势紧张，日俄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先生与黃克强、蓝天蔚等组织义勇队，以为抗俄准备，并实地指挥，研习军事。明年，日俄大战爆发，先生实习期满，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习骑兵，课馀则就日俄两国战略、战术加以研讨，军学大有进步。士官学校毕业后，先生以赵尔巽时任湖南巡抚，颇有政声，因上书请其力行新政，为各省倡道，凡五万馀言，情文并茂，傅诵一时，东南大吏咸知先生才能出众，深为赏识。故在二十三、四岁时，江西巡抚夏时，湖南巡抚端方，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广西巡抚李经羲，爭相奏调，延先生任职。先生当时认为中国欲图富强，必须仿效德国，以普鲁士为中心，励精图治，始有基础。因欲以广西为复兴中国的普鲁士，遂应李经羲之召，出任为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及随营学堂总理官，兼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等要职，并创办测绘学堂，奉兼堂长，权位颇盛。二十七岁，奉委为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后又接办讲武堂，任监督，学生皆为营长以下官兵，授以新军事教育，为改编新军之干部。先生为巩固边防，曾微行深入越南，侦察法军要塞的布置，编订“越南要塞图说”一种，作必要时用兵越南的计划；同时派员测勘广西边境地势，制“桂边要塞图说”一编，以为防守准备。又遣随营学生，分途测勘路線，准备建筑广西全省公路，整军经武，不遗馀力。先生常言中国欲求独立自由，必须至少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方能达到目的，而欲达此目的，则应全国一致，以广西为枢纽，促成其事。故先生之经营广西，非图武力割据，如军阀之所为，而是要抗御外敌，复兴中国。这可见其眼光远大，已非当时一般人所能及。
宣统二年（一九一○年，庚戌），李经羲调任云贵总督后，又奏调先生入滇，任三十七协协统。其所辖标统有丁锦、罗佩金二人，唐继尧、刘存厚、雷飚、谢汝翼、李鸿祥、韩凤楼等则为其管带。先生于十月离桂后，奉母回原籍。次年（一九一一年，辛亥）正月，由湘取道沪、粤浮海赴滇就职。时统制锺麟以训练新军，须有精神教育，嘱编精神讲话，先生乃辑“曾胡治兵语录”一卷，內分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十二章，每章末加按语，以为述评。民国十三年，蒋介石先生任黃埔军官学校校长，又增列“治心”一章，缤为刊印，以广流传。其“序”有云：“余读曾、胡诸集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饷同志。……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顾其间尚有数条，为余心之所欲补集者，虽非治兵之语，而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其后，非敢擅改昔贤之遗集，聊以增补格言之不足耳”。梁任公（启超）谓：“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功，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曾、胡二公一生兢兢于存诚去伪，松坡于此，尤闽发不遗馀力。精神所至，金石为开，二公屡言之，松坡亦屡述之。二公之言，不营诏示松坡，使其出死生，冒危难，掬一诚以救天下之伪，则虽谓松坡之事功，皆二公之事功可也”。先生于章末所加之按语，言简意赅，甚为切要，亦足以观其识见宏远，非书生论政可比。例如在“战守”一章之末，先生纵论古今攻防之大势说：
“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反守为客之害。盖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其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末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
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
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责（军需器械）完善，交通利便，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法普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線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今日吾国军队能否做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効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
鄙意我国数年之內，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要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毕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鑑也”。
由此可见攻守之道，古今異势，必须因时制宜，方能克敌致胜。其后我国对日抗战所采用的战略方针，便是蔡先生所讲的气波亚战术：据险要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蔡先生之深通韬略，亦于此可证。
辛亥年九月初五日，先生得武昌起义讯，遂与部属各同志刘云峯、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雷飚、殷承瓛、沈汪度等密谋响应，定十二日起事，先生被推为总指挥。至初九日，因督署总文案熊范舆等，向总督李经羲及统制锺麟告密，有解散新军消息，先生即约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而自率所部攻东南门，督署以下各衙署尽陷落，初十日乃宣告云南独立。召集军、政、学、商各界代表筹商善后。公举先生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因财政困难。实行节约減政，先生自定月俸六十圆，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共三千三百馀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调剂金融。其刻苦自励，以身作则，有如此者。
云南独立后，四川总督赵尔丰，首鼠两端，动搖不定。先生令谢汝翼、李鸿祥率师入川，迫赵独立。贵州光复狰，有公口之乱，先生循贵州士绅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之请，派兵往平之；后遵义、铜仁有匪乱，先生亦派兵前往协剿，以巩固西南边防。民国元年，英人煽动藏人作乱，攻击政府驻藏军队，江亚失守，西藏办事长官锺颖来电求援，先生电请中央令李根源率师往救。因袁世凯媚英，不获所请，乃令殷承瓛率师，助川督尹昌衡入藏，解巴塘之围，收复阿墩子盐井等地，班师回滇。其后英人又出兵片马，骚扰边境，不服制止，先生电请中央向驻京英使严重交涉，并派李根源为迤西镇守使，前往镇摄。先生治滇两年馀，除安定秩序，巩固边防外，更整理财政，开采铜矿，积极从事建设；同时扩充各县小学，改良私塾，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其修明吏治，整饬戎行，在各省中政绩最优，深得滇人爱戴，为他后来的事业奠立基础。
民国二年，宋案发生，讨袁事起，黃克强先生为讨寅军总司令，请先生出兵响应，当即派刘云峯先率一旅赴泸州，与熊克武联络，准备北伐。后因各省取消独立，遂班师回滇，于是引起袁世凯之忌，调先生赴北京任职，请以唐继尧继其都督兼民政长职。行前，滇人欲为先生建立生祠，先生力止之；省议会议決，以法金三万圆为赆，因固辞不获，乃受五千圆以偿债务。他人送千五百圆，亦以千圆补助湖广会舘。其临财不苟得之态度，诚足为当世楷模。
先生到京后，袁氏优渥有加，初委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段祺瑞为总裁；继又奉派与李经羲、梁敦彥、樊增祥、杨度等组设政治会议，以李经羲为会长。时先生年三十二岁，因察知袁氏有背弃民国之意图，乃约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等十一人，组织军事研究会，集中同志，以为准备。袁氏见先生文武兼资，才能出众，凡所论列，动关至计，翌年（民国三年）五月，委为参政院参政，旋升审议长，属拟具“国防计划纲要”。先生克日拟就，连同在滇所著“军事计划”一并上陈，袁氏深为赞赏，畀以将军府“昭威将军”名号。其“军事计划”一书，凡七章，绪论有云：
“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据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內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从出也；战爭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爭之具，所用以实行其政略者也，所用以贯澈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者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战爭为政略冲突之结果。……政略之相持，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端可先时而预测，故其准备可先事而预筹，夫而后可以练兵焉。
英之为国，环海而重商，制海权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军也，以二国之海军力为标准。德之为国，当四战之地，左右邻皆强，无险可恃，则恃以人。故其治陆军也，以东西同时受敌为标准。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也。故治兵云者，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也。
本编第一章，述练兵之目的在求战，正其本也。第二章，述武力之原在国力，清其源也。三、四两章，说人、说器，分析其原质，就其个体言也。五、六两章，述编制、述教育，综合其联络，明其所以相成也。末章，述军政之全体，絜其纲于用人与理财，而归之以诚、以志，明治兵之原则也”。
其中警语甚多，內容非常切要。先生离滇前，曾以原稿套将方震（百里）润色，蒋竟袭取其中部分，自编为“军事常识”，于民国六年出版，文字毫无更易，掠人之美，殊可惊異！
嗣因全国经界局成立，先生奉委为督办，遴派专员设所编辑，分译东西图籍，详溯中国经界源流。又派人分赴印度、日本、朝鲜采集资料，广为参证，先后完成“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及“各国经界纪要”二书。“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內容计分四编十一章，上自夏、商、周三代起，历唐、宋、元、明，以至民国。举凡历代田制、赋制，及其沿革变迁、清丈办法等，无不详为罗列；并附中国历代田制总表、赋制总表、垦田总数表，甚有系统，为研究中国土地及田赋制度者不可不读。其“各国经界纪要”一书，內分日本、琉球、台湾、朝鲜、安南、法国、德国、美国各篇，并附“九龙租借地经界纪要”及“关东租借地经界纪要”，均甚翔实，至今尤具历史价值，足供研究之参考。先生治学谨严，任事不苟，由此可见。
民国四年八月，筹安会成立，袁氏異志益露。先生赴天津与粱启超会商对策，时因癸丑之役失败，国民党员流亡海外，国內武人、政客，均为袁氏收买，已无反抗力量。先生慨然曰：“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都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便安然登了大宝，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甚么东西呢？我们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他过；但为四万万人爭人格起见，非拚命去干一回不可”！是后每星期日，必至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分头派黃实赴滇，彭新民赴桂，毕厚赴粤，赵恆惕、陈复初赴湘接洽；又函召戴戡自黔来津，与粱共商讨袁计划。拟于袁氏称帝时，云南即宣布独立，贵州则俟一月后响应，广西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广西之力下广东，再会师武汉，底定中原。会陈宦赴四川将军任，先生以雷飚、修承浩托之，后宦任飚为旅长，承浩为永宁道尹，于日后策应讨袁，关系甚大。先生又派王伯羣赴滇，告唐继尧、陆荣廷，请预为准备。十二月十三日，袁氏下令称帝。十七日，先生微服出京，住共立医院，派人赴广西，告陆荣廷速为准备。十九日，夜与梁启超作别，约曰：“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遂着和服，变姓名，附日船东渡，潛往香港，与同志戴戡、殷承瓛、刘云峯等同赴滇。二十一日抵昆明，至则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等亦到，先生与会商起义事。时云南将领多存观望，唐继尧亦犹豫不決。先生恐不速举，即将生变，乃谓继尧曰：“我此行是为救国而来，幸君早決大计，免生他变；又闻袁氏封爵电已至，君欲安富尊荣，则请持吾头去，并可博一公爵也”。继尧闻言，乃听命決计。于是仿民国二年旧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其时有人主张设立临时元帅府，推先生为临时元帅，先生执意不可，乃決定督师出川者为总司令，镇滇、黔者为都督，军民合治，改都督府为军政府，称讨边军为护国军，部署既定，始以二十五日宣布云南独立。
因唐继尧不愿督师出川，先生遂就任护国军总司令职，以罗佩金为总参谋长，率师三梯团，分三路向川东南出发，而由戴戡回黔，促贵州响应。民国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推刘显世为都督，戴戡率黔军入川为右翼，进逼重庆。二月二日，川军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加入护国军进击泸州。时袁氏派陈宦率军来攻，隔江相持，屡遭击退，敌伤亡惨重，终不得逞。护国军自出发以来，不仅枪弹缺乏，饷亦不继，先生迭电继尧从速补充，均不置覆，无一兵一弹之接济。陈宦明知护国军饷弹两缺，难以久支，而不积极进攻者，实雷飚及其参谋长刘一清运动之力。三月十五日，广西独立，推陆荣廷为都督，梁启超为总参谋。十六日。广东龙觐光通电赞成共和，并促其弟济光同时反正。袁氏见西南各省已联为一气，无可挽回，而反对帝制之电文，日接于目，各省将军又多不用命，故于二十二日宣布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陈宦奉袁命请求停战一月，派雷飚来洽，先生促其附义，迫袁退位，陈允电袁，并愿与之断绝关系。其时袁虽取消帝制，而仍恋栈不去。于是国民党员纷起响应，密谋举事。如陈炯明之在广东，熊克武之在四川，居正之在山东等，均与护国军遙为声援，予袁氏以打击。五月二十一日，陈宦受先生影响，決然宣布独立，电袁请其退位，宣言与其断绝私人关系。袁氏以众叛亲离，愤闷不克自已，卒于六月五日病死。从此历时半年，护国军讨袁之役，乃大告成功。
由上所述，可知自蔡先生调赴北京以后，因察知袁氏有背弃民国之意图，即早作预防的准备；迨筹安会成立，更积极进行，密谋讨袁。其后唐继尧犹豫不决，又不接济弹饷，蔡先生仍艰苦撑持，不稍气馁。史实昭彰，尚可覆按。不期护国成功之后，滇人竟欲掩前功，说后人之称颂蔡先生，是“以党派之私，喧宾夺主，而归美于蔡公”。甚至有谓：“丙辰（即民国五年——弘）滇省兴师护国，主动者实唐继尧氏。观于事前之准备，临事之布置，即可知之。……若蔡锷则以反对帝制来滇赞助，适逢其会，克享盛名耳”！这真是颠倒是非，毫无公道！
袁氏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特任蔡先生为四川都督兼民政长，并晉勋一位，以酬其护国举义之功。先生屡辞不获，因积劳病剧，须东渡就医，而川中军民力请到蓉视事；迫不得已，于八月一日亲往成都处理善后，川中父老、贤达，远道来迎，其诚可感。后因孱弱病躯，责难胜任，黎大总统始准共辞职，经沪赴日，于九月二十日抵东京，住福冈大学医院，护行者有潘夫人，及秘书唐瓛、石陶钧等，因肺疾已入膏盲，终于十一月八日逝世。遗电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现在各派意见多乖，竞爭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卹獎，以昭公允；四、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等语，电达北京，举国恸悼。后经国会议決，举行国葬典礼，葬先生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万寿寺之后山。一代英雄，竟尔早逝，悲矣！
蔡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在所撰传记中，于其讨袁护国及人格志节，叙述甚为公允。茲摘引以示诸掩先生之功者：
“四年夏，帝制议兴，袁甚惮之。监詗者无微不至，乃一面纵情酒色，以资掩饰；一面密电滇、黔军唐继尧等，共商大计，且招戴戡来京定策。待各种计划部署妥当，即称病赴日治疗。由日经越南回滇，组织护国军，因威望素著，十二月十九日蒞滇后，万众欢腾，金融恐慌顿平。……即宣布独立，出兵讨袁。由戴戡、王文华等率军从黔攻湘、渝，亲率三千馀疲惫之卒入四川。初在叙府，继在泸州，大胜北洋劲旅。五年三月初。复在纳谿血战。因受川军刘存厚部影响，竟败。当时军心涣散颓丧，退抵大洲驿后，即毅然曰：“要死就死在此，再退非我死所”。经二日之整顿，士气大振。嗣后两军相持，血战二阅月，孤苦支持，沉着应战，十万逆军，亦莫可谁何！五月间，四川、广西相继独立，袁氏以恚死。……政府令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先是锷已病肺，其入滇也，实抉病督师，在军八月，以饥疲之众当强敌，其劳苦匪人所克堪，食杂砂糠，恆经月不得臥，以是积劳增剧，瘦削骨立，喉瘄不复能声，辞川督电十二上，然犹力疾赴成都，以十日之力，镇抚蜀民，策划善后，然后辞职赴日就医。过沪时已病入膏肓，仍与梁启超笔谈，准备病愈，专门练国防军对外，述其计划，娓娓不倦。……持躬狷介廉洁，对己身权利非常淡薄，功成不居。急流勇退。为都督有年，死后尚负债三、四千金，尤为难能可贵，其決策回滇时，曾与梁启超约曰：“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爭地盘”，并非有意鸣高，实民国以来，武人专横。风气大坏，欲以身作则，矫正其弊耳！以羸弱之躯，处困苦环境，能为中华民国留人格，两造共和，非伟大人格之力，曷克臻此？吁，可风已！”
读此，可知诬先生护国“祸川”及“规蜀为霸图”者，可以休矣！或云：梁启超“以党派之私，喧宾夺主，而归美于蔡公。……其推尊蔡锷为云南起义之中心人物，亦实以自尊”。蔡先生非国民党人，上述传记所言，难道也是出于“党派之私”，而非公平之论吗？
三、蔡先生的真知独行
蔡先生功在民国，其学术、事迹，已如前述。他一生为人，不仅具有真知灼见，而且是特立独行，于国于民，都有伟大的贡献。甚么贡献呢？
第一、参加民族革命，力谋排满救国：蔡先生虽然不是兴中会或同盟会的会员，其民族思想却非常强烈。他在“军国民篇”中说：
“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沁沁伣伣，俯首帖耳，呻吟于異族之下，奴颜隶面，恬不为恥。周之于西戎，汉之于匈奴，晉之于五胡，唐之于突厥，宋之于金辽，明之于今清。今之于俄、于英、于法、于德、于日本、于意奧、于美利坚，二千馀年以来，鲜不为異族所践踏。铁蹄遍中原，而中原为墟；羶风所及，如瓦之解，如冰之判。黃河以北之地，俨然为蛮族一大游牧场”。
为甚么会斗志全消，弄到这个地步？他认为原因虽多，而秦朝统一以后国家观念消失，实为其最大者。他说：
“中国战爭最剧时代，莫逾于春秋。故民气之强盛，四千年历史中，实以斯时为最。语有云：“楚虽三戶，亡秦必楚”。楚僻处蛮方，文明程度远逊中原，尚终古不欲屈于秦人。朔北之地，开化最先；且气候寒烈，民风之刚劲，高出于南方之上，其決不欲为强秦所奴隶鱼肉可知矣。
自秦一统以后，车书混同，而国家之观念潛销已。自唐以后，乃专用募兵；民兵之制既庆，而国民之义务愈薄已。民惟纳赋稅以供朝廷之诛求，朝廷惟工聚敛以肆一家之挥霍，其他则非所问。呜呼！此外族之侵来，所以箪食壶浆、高举顺民旗，以屈膝马前耳，虽然，“无敌国外患者，国恆亡”。……自斯以往，其或感欧风美雨之震荡，知生存之维艰，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
他十八岁，加入自立会。翌年四月，与唐才常等十九人归回谍举事，汉口失败，他因任务外出，得免于难，仍返横滨，遂易原名“艮寅”为“锷”。二十四岁，他在广西任职，权重一时，曾驿运枪枝到桂，欲乘藩司余诚格母寿日起义，因势格未果，遂派岳森、谭人凤将所购短枪一百枝，密送宝庆，交革命党人藏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他三十三岁，时黃克强先生以他在广西权位颇重，便化名为张愚诚，偕赵声潛往访，密商后，在镇南关起义。因不久即失败，他亦无法援应。由此可见蔡先生虽非同盟会的革命党员，而数度欲谋举义，其排满救国的热诚，实与党人无異。
第二、拥护中华民国，卫护民主共和：辛亥起义后，蔡先生领道云南独立成功。其时国是未定，他十一月二十八日，即电各省都督，主张速组中央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原电云：“北京光复，满廷已倾。……对外非列入国际团体，不能活动；欲列入国际团体，则中央政府之组织，不宜稍迟。在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关于全国权利义务之交涉，似可商从缓办。……其中央政府组织纲要，鄙意有三端：一、定国名为“中华”，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销，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城，以期消融彊界”。十二月十三日，他又将云南军政府成立后，所拟“中央会议大纲”二十三条，电知各省都督，略云：“破坏之后，建设为先，君主专制久为时势所不容，茲值各省选派代表齐集武昌会议之先，拟具大纲二十三条：一、国名；二、国体及政体；三、国权之集中，及军政、党政之次序；四、扩张国防区域；五、缩小行政区域；六、国旗；七、纪元；八、中央政府所在地；九、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组织；十、全国财政之统一；十一、全国军政之统一；十二、全国外交之统一；十三、全国教育之统一；十四、全国交通之统一；十五、实业；十六、民政；十七、各种暂行法律；十八、官制；十九、各种文书之程式；二十、服制；二十一、礼服；二十二、大总统之任期及权限；二十三、临时大总统之选举法”。这些条款，曾经布告云南民众，希望各界团体及素有研究之士，预筹办法，分条缮具说帖，送由都督府彙交云南出席全国会议的全权代表，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可见蔡先生综理密微，深具卓识。其后袁氏称帝，他首举义旗，声罪致讨，致电各省谓：
“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锷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所望凡食民国之祿，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茲大义”。
因为“国家者，人民之公有物也；人民者，国家之主人翁也。当袁氏就职总统之初，何尝不一再声明，保持共和，永不使君主复见；乃息壤在彼，不惜食言而肥。苟全国人竟从此默尔而息，一任其为所欲为，则是国魂已亡，人心已死，我神州古国，将从此永堕于万劫而不可复矣”（致华侨之通电）。“是用率由国宪，声罪致讨，剪彼扳游，还我太平。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寅相副之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下以徼福于国民，上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而已（声讨袁逆并宣布政见通电）。他之捍卫民国，拥护共和，于此可见。
第三、反对联邦政府，建设统一国家：蔡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初，便主张中国统一。其所拟“中央会议大纲”，有扩张国防区域，缩小行政区域的建议，即为统一着眼。他认为中国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财政、军政、外交、教育、交通等，都应有统一的制度，不可各自为政。民国元年，各省财政紊乱，多擅募公债及发行纸币；外交行政亦不统一，迳与外人发生交涉；军队充斥。饷糈无着。哗变时闻，危机四伏。蔡先生有鉴及此，特电中央云：自总统就职后，“匝月以来，內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厥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前曾电请大总统先从军事、财政、外交三者，亟谋统一之方，以免纷歧之患。……锷意现时军队之凌杂无纪，除分别裁留外，实无他法。拟请中央通盘筹计，速划定军事区域，酌定应编额数，凡溢额之兵，酌予恩饷，次第遣散；若难骤裁之兵，即分别所留，从事开垦，以为消纳。至各省外交、财政长官，须由中央委派。若国际交涉省自为谋，易多枝节，尤碍外人观听，于国体大有妨害。至各省财政旧制，散无可稽，在平时已为国病，若犹前放任，则目前既苦艰窘，急何能择？不得不歧出纷乱，以后积重难返，终酿成不可收拾之势，将见中央之于地方，微特盈虛无可酌剂，且恐出纳不能过问。事势至此，是不啻以世界上庞大无伦之国，自脔而割之也。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与强盛并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故统一非常重要。
当武昌起义成功后，藜元洪等主张建立联邦国家，便利对外交涉，请速派全权委员来鄂商谈等语，蔡先生郎覆电表示異议。他说：
“现满政府既倒，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敝省（指云南——弘）全权代表，即日选派赴鄂，共商一切；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內政、外交均易措置”（辛亥十月有电）。
并电各省都督一致主张，谓“各省如别有意见，祈于代表来会议前，先电商尤善”；后各省代表在南京集会，终打销联邦主义，制定“临时约法”，构成统一国家。民国五年。袁氏取消帝制以后，陈宦来电，意欲倒袁，实行联邦制，而举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三人中之任何一人为总统，并称已得湘、鄂、赣三省之赞同，蔡先生亦表反对。
第四、主张尊重约法，依法解決国事：讨袁成功之初，袁氏宣布废除“洪宪”，取消帝制。其时国內意见纷歧，粤、桂两省军政领袖，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推岑春煊为都司令，致电滇、黔都督及蔡先生，征求同意。蔡先生即覆以此时只须迫袁退位，由段祺瑞出而主持，不宜组织政府，推举首长，致招爭权夺利之嫌，启南北分裂之渐。闻滇、黔唐、刘两督有意附和，蔡先生亦立电劝止，谓：“桂、粵议组政府，推举首长，实与现势不协，吾侪既不赞许，何可更事效颦？况滇、黔举义以来，內外一心，上下一致，尽有意见之交换，不闻意气之爭持。筹饷出兵，各尽所能；解衣推食，爭先恐后。有蓂、周二公主持于內，各军将士乃能效命于外。苟继此精神于不堕，敌虏虽强，不足为虑，所称“统一机关”云云，实无设置之必要”。西南各省组织联合政府之议，因而作罢。
袁氏推翻以后，宜如何解決国事？陈宦提出继位人选问题，蔡先生覆函谓：“袁氏果能退位，继位问题不当以武力解決，应以法律解決之。“约法”乎？若遇总统退位，则其责任职权，当以副总统继续肩任。袁氏果去，则黎副总统照法律应继其后，当不致生若何纷爭也”。后据陈宦电告：“袁意“以黃陂（黎元洪代称——弘）才识力量俱不胜元首之任，欲以段芝泉（祺瑞——弘）继任总统”。盖一可保持袁系之势力，一可免此系溃而为乱”（致梁启超电）。蔡先生认为“以段氏之志节、人望论，吾侪无可间言，惟急遽间，段氏总统实无法可以产出”（同前），因其不合于法律。他民国五年五月七日，致电陈宦云：
“至于继任之人，以段芝老之资望、勋业、道德、经验，人无间言；惟移花接木，苦无善法；无已，锷有二讥：
（甲）暂以黃陂继任，随即召集民国二年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正式总统；并一面设法，务使芝老当选。以大势度之，似有八成把握。盖两院议员，于芝老多抱善感，甚推重其为人。屆时锷当与滇、黔、桂、粵诸当道力为斡旋，当无不谐。
（乙）由各省互派代表三人，改定约法；并议定国会组织及选举法，重新选举议员，组织国会，以选举总统。
乙法手续繁重，非半年以上不为功；甲法虽不无小玼，而施行简捷，容易收功。总之，甲、乙两法，非至选举总统之期而施行选举，自非另以特别条件定之不可，似宜于南北议和条件中规定及之”。
其后陈再来电，要求罢兵息战，疏通东北各省意见，蔡先生仍坚決主张：“①项城（袁氏——弘）立即宣告退位，依法以副总统继任；②诸公乃虑黃陂难担此重任，则设法使之托词辞卸，依法以国务总理摄政；③立将前敌军队撤退，一切前后事宜。由南北两方代表商定之；④以特别条件规定，选举新任大总统×××。此即足以解纷爭而靖祸乱”（覆陈将军青电）。总之，蔡先生之意，袁氏退位后，非尊重约法或经由法定程序，不能产生总统继任人选，应依法解決国事，方能免于祸乱。这与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的主张，实不谋而合。
后袁氏恚死，黎元洪继位，蔡先生通电拥护，谓：“项城出缺，黃陂继任，舆情拱服，中外翕然。元首得人，曷胜忭颂”！其后张尧犹欲推段祺瑞为大总统，征求先生同意，当即覆电劝阻，说：
“段公人望勋业、道德、经验，允胜元首之选，弟早有此主张；惟于法律上苦无从过渡。现黃陂继任，既合法律，又顺舆情，似不宜另倡異议，致滋纷扰。至于选举新总统，为期非遙，屆时人心所向，芝老必能当选。天下事往往欲速不达，听天由命，又自有水到渠成之日。执事明达，当能鉴此也。”
可见蔡先生要遵守法律，与一般武人不同。
第五、志愿功成身退，绝不竞爭权利：蔡先生一生尽瘁国事，全为救国救民，毫无自私之念。梁任公云：“松坡自谓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他在讨袁之初，即抱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与任公商定：“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其后他果然成功，決心引退。当西南各省提议组织联合政府时，有意推举先生统率。蔡先生除电滇、黔唐、刘两都督阻止外，并谓：“至弟个人私愿，俟尢局略定，決拟退休，非谓遁世，实病势日增，非治疗不可也”。后来，他又致电刘（显世）督说：“弟久抱从事实业之志，大局略定，拟即投身磺业，不闻政事；而近月以来，所最感触者：吾国军事教育太觉缺乏，若与外竞，決无幸理，将来能于军事教育界得尺寸之地，亦所甚愿，他则非所乐闻”（五年六月冬电）。袁氏死后，他于覆张敬尧的电中亦说：
“独立各省，亟应宣布取消独立，自是正办。日前曾以此意致滇、黔等省矣。……锷年来为病魔所侵，久存退志，正摒挡下野之时，而祸水横流，国难荐起，遂不得不拚此身以为救焚拯溺之谋，冀续国命于俄顷，挽狂澜于既倒。今国祚既延，国仇已逝，素愿已偿，更何所求？终身为一太平百姓可耳！弟于矿业，薄有经营，苟能率林林总总之伟人志士尽致力于实业界，母令爭名利于朝，则国强民富可操券也”（五年六月十四日电）。他自谓“出征以来，未滥招一兵，未滥使一钱。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不敢种恶因以贻恶果。故本军范围收东极易，足纾中央南顾之忧。日来正从事计划收束之法，一俟计划就绪，当即呈请中央核饬遵行”。其时滇军有一部分人尚具野心，继续向四川推进，致与川军发生冲突，蔡先生急电唐、刘两督制止。电中有云：
“所最宜注意者：我们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澈一致，不为外界所搖惑，不为左右私暱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竟与川军启冲突于宁遂矣。若竟循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致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锷为滇计，为蓂公（指唐继尧——弘）计，不忍不告，务望设法力图挽救是幸“（五年六月十九日电）！
于此可见当时川滇冲突，实唐继尧等有以致之。蔡先生“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则如日月经天。非常明白！不期川人后竟归罪于蔡先生，说他“以护国始，以祸川终”。邓之诚在“护国军记实”一文中，尤作诛心之论，说：“蔡锷规蜀为霸图，唐继尧继之为就饷。日“护国”者，美其名也”。他甚至谓：“当蔡锷之出蜀也，实羡蜀财赋，以为天下事未可知，苟无响应者，则借蜀犹可自守”。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毫无国家民族的观念。其丑诋先贤，尤甚可恶！
讨袁结束之后，蔡先生坚決要求引退。他于致国务卿段祺瑞电中，说得非常恳切！据云：“锷于起义之始，曾声言于朋辈，一俟大局略定，即当翻然引退，从事实业，今如食言，神明內疚，殊难自安！伏望代陈大总统俯鉴微忱，采纳艳电所陈，立予任命”戴戡为四川都督，或以罗佩金暂行护理。当时滇督唐继尧等，以善后问题尚未解決为词，力劝蔡先生留任勿去，作侵占四川之计。先生覆电曰：
“窃意锷前者之出，秉诸良知，今茲之退，亦然。前者纯为国家问题，今则牵及一身问题。纵公等尚欲强锷以问世，试问世界中焉有哑人可以当政局潮流之冲者欤？蓂公谓善后问题均未解決，系铃解铃，仍在吾辈，洵属至言！而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決，惟关于个人之权利加減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土、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役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捧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务望蓂公为大局计，为友谊计，切电在川、滇军各将领，以后一切善后问题，当完全负责办理，俾锷得以克日东渡，无任盼祷”（五年七月致唐、刘都督暨戴总司令皓酉电）！
蔡先生之光明磊落，公尔忘私，有如此者。乃邓之诚肆意诋毁，竟谓蔡“至上海，遇梁启超，盛诋佩金，而力保戴戡长蜀民政，刘存厚可大用，牵掣佩金，为已他日归蜀计”。后人据此，亦以护国军结束后，滇川、川黔部队间发生冲突，在成都巷战，委过于蔡先生，说与他利用川滇、滇黔间之矛盾，为他日归蜀之后图，有重大关系。这真是捕风捉影，匪夷所思！
蔡先生之淡薄权利，有志实业，已如前述。方其潜赴云南，通电讨袁时，袁氏褫夺其职爵，并令湖南邵阳县官查封其家产。惟据邵阳县知事陈继良查覆所称：“查锷本籍无一椽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现尚寄食其乡人何氏家，实无财产之可查封”云。先生闻讯，一笑置之。民国五年，其弟蔡钟任湖南造币厂厂长职务，先生亦电请湖南都督谭廷闿解除，求以葆其寒素家风。先生之廉洁奉公，国尔忘家，以视民国初年一般官僚、武人之横征暴敛、残民自肥者，何啻天壤之别？斯人而欲“为己他日归蜀计”，其谁能信？
古云：“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蔡先生之丰功盛德，特立独行，义贯日月，明照千古，实非本文所能纪其万一。所望吾湘志土，法其高风，步其后尘，以期不沒先贤，发扬“湖南精神”，则中华民国邦基永奠，庶不负蔡先生卫护奋斗之苦心矣。
民国六十年十月三日写于台北六十一年七月六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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