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初年的政局，和宋教仁烈士殉难的史实。首先应从南北统一之后的第一个责任内阁，就是唐绍仪的内阁谈起。

民国元年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就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三月下旬，唐绍仪来到南京，向参议院提出阁员名单，获得通过。唐绍仪是留美出身的外交官，具有现代知识，明了国际现势，对于国父革命建国的主义和计划都有理解，所以他在南京就接受蔡元培与黄兴的提议和介绍，并由国父主盟，加入了同盟会。

唐绍仪和袁世凯，是早在甲午战争（民国前十八年）之前，同在朝鲜任职时，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他很想做，国父和袁世凯之间的桥梁，也就是以沟通南北两方面的意见为已任希望建立一个遵守约法和笼罩全局的中央政府，促进国家建设。不料却因此受到袁世凯的忌刻，以及北方政客和军人们的群起排挤，结果只做了两个半月的国务总理，就终于忍无可忍，留下辞职书，跳上火车，离开了北京。决裂的经过，是这样的：第一、袁世凯是一予智自雄的旧官僚，在他的心目中，国务总理只应该仰承他的旨意，听从他的差遣；可是唐绍仪则坚持责任内阁的体制，而且倚仗老朋友的立场，常常对袁世恺据理力争，不肯屈服。袁世凯甚至喊着唐绍仪的别号，吐出叫人听来剌耳的话：“少川，我老了，总统你来做吧！”弄到伺候袁世凯的武官们一见唐绍仪来到，就交头接耳地说：“哎！你看，唐总理今天又要来欺侮我们总统啦！”第二、当时财政困难，必须靠着借外债供应支出，同时袁世凯急于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而列强就故意拿蹻，在谈判借款方面条件苛刻；加上参议院遇事挑剔，于是财政总长熊希龄就对唐绍仪不合作，造成极大困扰。第三、内务总长赵秉钧，从来不出席国务会议，有事，就直接向袁世凯请示，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海军总长刘冠雄为了营建住宅，不能到部视事。交通总长施肇基在天津养病。外交总长陆征祥还在国外，由次长胡惟德署理，可见这个唐内阁刚刚登台，就患了半身不遂的病症，唐绍仪主张军民分治精简部队，但是在袁世凯纵容之下的北洋军阀们，却都在积极图谋扩张实力，宰割天下，嚣张跋扈，不可一世。

有一天，唐绍仪乘马车经过大马路，突然有几十个骑兵簇拥着一辆双马车，风驰电掣地迎面而来，摆出如果稍有迟误，就要挥鞭打过来的样子，大声呵斥唐绍仪的座车让到路边去，连坐在车里的唐绍仪都被吓得胆颤心惊，等到对方车子过去之后，打听之下，才知道车中大员是大总统拱卫军翼长段芝贵。惊魂甫定的唐绍仪坐在车子里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内阁总理，连大总统卫兵司令的威风都抵挡不了，还要想和大总统据理力争，还要想争取军民分治，岂不真正是在‘螳臂当车’吗？”

在唐绍仪回到北京的当时，北洋将领和一般旧官僚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胜利。接下去他们还要准备南下饮马，夺取膏腴之地的长江流域各省地盘；想不到近在袁世凯卧榻之旁的直隶省（河北）地方士绅们，却反而属意于一位虽然是直隶人，但一直在南方做官，革命军兴时，被举为广西省副都督的王芝祥，回到家乡来，出任直隶都督。王芝祥为人和平公正，所以受到家乡父老推重。他的任用案，是经唐绍仪在南京和国父、黄兴协商过后，回到北京，当面报告袁世凯的。袁世凯当时并没有表示不同意，于是唐绍仪就公开了这件事，并且打电报要王芝祥来到北京候命。然而袁世凯却暗暗地要北洋军人纷纷反对，然后就以此为藉口，改派王芝祥去南京担任遣散南方军队的任务。这个命令没有经国务总理的副署，就由大总统直接发表，是违反体制的行动，当然唐绍仪就不能再干下去了。在唐绍仪留下辞职书，对袁世凯不告而别之后，阁员中的同盟会会员蔡元培（教育）、宋教仁（农林）、王宠惠（司法）三人也跟着辞职。

袁世凯面对他们，装出很诚恳的样子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君打消辞意”，蔡元培回敬他一句话：“我们也代表四万万人请大总统准我们辞职”。其实，在袁世凯来说：这叫做正中下怀。因为他的卧榻之旁，是不能容许不听话的人打一个盹的。袁世凯在整垮唐内阁之后，就提出自满清时代以来，一直在国外担任职业外交官回国不久的唐内阁外交总长陆征祥继任阁揆，组织所谓“超然内阁”（北方官僚们为打击唐绍仪，故意称他为“同盟会内阁”）。谁也料想不到，这位立场超然的外交名流陆征祥，第一次到参议院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时，只顾介绍自己不参加宴会、不奉承官场、不偏顾人情、不饮酒，以及怎样开菜单一些琐琐屑屑的事。没有一句话涉及大政方针，加上他一口上海乡音，声调又低，很多地方夹杂着外国语法的表达方式，使得全场参议员和来宾们都不知其云，于是他所提出的阁员名单，就被参议院全部否决。

这个时候，袁世凯又拿出了老办法，就是发动军警具名，散布传单，指谪参议员挟持党见，破坏大局，要飨以炸弹，参议院的卫队长，也请假五天，不知去向，搞到北京市市内风声鹤唳，吓得参议员们不敢到院，甚至迁移住址。在这样的威吓之下，参议员们只有向袁世凯低头，通过了陆征祥第二次提出的阁员名单。可是陆征祥本人已经丧失了勇气，称病住院，不再执行职务。正在这个当口，更想不到又发生了一个碴子，就是北京军政执法处，突然将在武昌起义立有大功的张振武、方维两个人逮捕，不经审讯，立即枪杀。

大家都知道，武昌起义是一群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发动起来，然后据说是从床下拉出黎元洪来做领导人的，所以这些青人都不大看得起黎元洪，起初黎元洪装痴作聋，不予计较，等到局面逐渐安定，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他自己连任副总统，于是就发电给袁世凯，指张方两人勾结土匪，请予“正法”。黎元洪本来是想借刀杀人，可没有计算到袁世凯巴不得有这么一个机会，他在接到电报之后，就不问青红皂白，马上照杀不误。

第二天，湖北籍的参议员们提出质询，指谪民主时代不能这样草菅人命，何况是杀戮革命元勋？可是袁世凯却很轻松地公布出黎元洪的电报，表示有所依据，这样一来，黎元洪和革命阵营当然发生恶感，结果是只有被袁世凯牵着鼻子走了。

再说，为唐绍仪内阁被逼垮之后，袁世凯为了缓和对南方所造成的不愉快，所以邀请国父和黄兴访问北京。国父到达北京，是在张、方被杀九天之后的八月二十四日，他和袁世凯经过多次长谈之后，就电请黄兴、陈其美也应邀于九月十一日到达北京，当时，国父和黄兴由于为谋国的苦心所激，都对袁世凯非常迁就，希望由他把国家维持着统一安定的局面，并且号召革命同志们在普及教、振兴实业方面努力，以促进国家建设发展。

在国父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和其他四个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举行成立大会，国父当选理事长，他在会中发表演说，阐明国民党的主旨，在注重党德和民生政策，同时指出“国势急危”，要求同志们“当先设法巩固政府”，以及“化除畛域，毋歧视异党，毋各持党见。”国父和黄兴，对于袁世凯，不但在言论和态度上，非常友善；而且还在实际行动上，替他解决困难。现在我们举他一个事实来加以说明：当张振武、方维被杀，形成政潮的时候，躲在医院里的国务总理陆征祥坚决求去，袁世凯知道如果由自己提名继任人选，参议院绝对不会通过，所以假惺惺地请国父推荐，国父先提黄兴，黄兴坚辞，后提宋教仁，袁世凯表面同意，暗中反对。于是就由黄兴提议任由袁世凯提出他的心腹赵秉钧，并疏通国民党同志在参议院中予以通过。赵内阁成立之后，表面上，他本人和多数阁僚都加入了国民党，被称为“国民党内阁”，可是实际上他就职不久就把国务会议般到总统府去开会，竟然由袁世凯亲自主持。责任内阁被他们蹧踏到“名存实亡”，真正是辜负了国父和黄兴的一片苦心。

赵秉钧、号智庵，的确是一个智多星，可是他的智慧都用到了奸诈狠毒方面，让他来襄助袁世凯，正好用上两句成语来加以比譬，就是“狼狈为奸”“同恶相济”，结果他在民国史上留下了两页史迹，第一页是民国元年扮演强迫清帝退位的逼宫脚色。第二页是民国二年阴谋刺杀革命元勋宋教仁的主持人。

宋教仁是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最活跃的一位民主斗士，国父离开北京之后，由他代理国民党理事长职务，实际担任国民党的议会活动领导人。民国二年二月，举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选举，宋教仁到各地演说助选，充分发挥了他的活力与辩才。结果国民党获得大胜，同时也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他一向主张施行政党政治的责任内阁制，在国会选举之后，他更代表国民党发表“大政见”，当时盛传他要代表国民党出任国务总理。袁世凯感到宋教仁的威胁太大，起初企图加以收买，送给他银行支票簿，让他任意支用，他原封不动退回，于是袁世凯就拿出了最后的手段来对付他。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晚间，宋教仁由上海前往南京，在黄兴、廖仲恺等人陪伴下，正要走进火车站的月台，突然一声枪响。“我中枪了”！宋教仁力竭声嘶说出这句话，双的按着自己的腰部，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于右任找来一辆汽车，把他送到铁路医院。虽然请来最好的外科大夫开刀取出弹头，但是受伤部位接近心脏，而且弹头有毒，剧痛难忍，在二十二日凌晨，长辞人世，只有三十三岁。

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替他发了一个电报给袁世凯说：“……国本未固，民福未增，邃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他最后的遗言，是“我为南北和解的苦心被人误解，真是死不瞑目。”说真的，他在断气之后，还是眼睛怒睁，微微泛出泪珠，那种言犹未尽，心有遗憾的神情，谁看到了，都会洒下一掬同情之泪。站在病榻旁边送终的黄兴和于右任，抱着遗体号啕痛哭，陈其美顿足椎胸，连连地叫着“不甘心！”“真是不甘心”！

袁世凯在接到宋教仁的电报之后，马上就假惺惺地回电说：“……民国建设，人才至难，执事学识冠时，为世推重，……竟有凶人，敢行暗杀，法纪何存？……”紧接着，得到宋教仁逝世的消息，袁世凯又发了一个电报给黄兴：“……目前紧要关键，唯有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真凶是谁？这个答案，很快地得出来了，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当案发之后，赵秉钧他们有计划地散布谣言，说是陈其美所主使，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党员都猜得到一定是袁世凯干的好事。大家义愤填膺，全体出动，协助上海租界巡捕房全力侦查，很快地，就得到了线索。

有一个贩卖古董字画的商人王阿发向捕房报告：“有个熟顾主应桂馨（名夔丕）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叫我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可以酬劳一千元，我不懂得杀人，所以没有答应他，那张照片上的人，和今天报上登出来的宋先生照片一模一样。”于是巡捕房毫不费力就捉到了买凶杀人的应桂馨，和开枪杀害宋教仁的正凶武士英两个要犯，同时还搜到凶器手枪，以及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桂馨来往密电，五十多件铁证。

凶手武士英在被捕之后，照实供认，可是在正式受审之前，竟然暴毙狱中。应桂馨下狱几个月之后，被他的黑社会党羽劫狱逃出，躲到青岛，不久，二次革命暴发，袁世正面与革命党为敌，应桂馨居然跑到北京邀功，要袁世凯赏他勋章和五十万元奖金。结果不但勋奖没有要到，却在由北京到天津的头等火车上被人用电刀杀死。

再说赵秉钧，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因为铁证如山，上海法院发出传票，传他去受审，他抗传不到，并且拜托英、日两国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朱尔典帮忙，两国公使都不肯插手，赵秉钧只有提出辞呈。袁世凯调他出任直隶都督，到了民国三年二月十七日，突然七孔流血而死，是谁害死他的，他自己心里明白袁世凯脱不了干系，但在开吊的时候，袁世凯还是送了他“怆怀良佐”的挽额。

最后，要谈到洪述祖这个这个凶犯，他的曾祖父是在清朝中页最有气节、名满天下的大学术家、大诗人洪亮吉，被后世学者称为洪北江先生，想不到这样的名门，竟然出了洪述祖这个有辱祖先的子孙，他幼承家学，颇有文才，可是才足以济恶，专做坏事，江苏武进家乡认识他的人，都晓得他的绰号，叫做“洪杀胚”，他曾经随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做过事。因为侵吞公款，刘铭传要杀他的头，后来跑回内地，民国成立后，赵秉钧任唐绍仪内阁的内务总长，他随同担任秘书，就是由他买通应桂馨进行暗杀宋教仁的，宋案发生后，他逃到青岛，躲在德国人的庇护之下，后来到了民国六年，他以为事过境迁，化名回到上海，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昌和秘书刘白将他扭送法院，解往北京，判处死刑，于民国八年绞死。

宋教仁烈士逝世三个星期之后，革命同志们为他举行追悼会，国父送的挽联非常沉痛：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黄兴的挽联叫人读后怒发冲冠：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宋教仁烈士的遗骸，葬在上海闸北，墓前塑造了一座他沉思危坐的铜像，下面的石座，有章太炎篆书的“渔父”两个字，因为他是湖南桃源人，自号“桃源渔父”。还刻有于右任撰书的碑铭，碑铭文字是这样的：“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宋教仁烈士虽然只有三十二岁短短的人生，但是他以自己的真精神为笔尖，真学问为砚池，磨着自己的鲜血，蘸着自己的热泪，写下了光辉的史页。正如国父所挽他的“作民权保障，为宪法流血”而拼掉了性命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