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同一时期，同一条件下的黄兴和蔡锷，都热爱祖国，为追求拯救祖国的道路，而走上革命之途，他们顾大局、讲团结、重策略，争取团结了许多爱国志士，共同艰苦奋斗，且为政清廉，志行高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难得的革命家与军事家。在各自不算长的生活中，两人有著相当频繁的交往，黄兴病逝时，在病床上的蔡锷，不顾自己病危的身体，写了挽联以哭黄兴，充分流露对战友的怀念与哀悼……
均为辛亥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黄兴比蔡锷年长八岁，处于同一时代，都是湖南人，私交甚深，都为辛亥革命和民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不幸的是，两人都在精力旺盛的年龄去世（黄兴去世时四十二岁、蔡锷去世时三十四岁），死于同年，葬于同地（长沙岳麓山）；民国以来，举行国葬典礼，又是以黄、蔡开始。
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原名轸，字厝午，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早年曾入武昌两湖书院，一九○二年留学日本，并参与创办《游学译编》杂志，参加拒俄运动。一九○四年初，黄兴等人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这就是黄兴作为革命家的生涯的开始。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在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同盟会成立之后发动的八次武装起义，黄兴无役不从，身先士卒，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一九一一年三月黄花岗之役，更使黄兴英名远播。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不久，黄兴赶赴前线，领道了汉阳保卫战，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后任南京留守。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后移居美国。反袁护国战争期间，黄兴积极活动，筹集巨款，支持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国内，积劳成疾，于十月三十一日病逝于上海。
八天以后，蔡锷亦不幸逝世。蔡锷（一八八二—一九一六），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一八九七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与梁启超结下师生之谊。一八九九年留学日本，次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再去日本学习军事。毕业后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新军中任职。一九一一年初到云南担任新军协统（相当旅长）。十月三十日在昆明领道了响应辛亥武昌起义的反清运动，后担任云南军政府都督。一九一三年调任北京，眼见袁世凯出卖祖国，帝制自为的丑剧，非常愤恨，走上了反袁护国的道路。
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的护国战争中，蔡锷勇敢坚定，始终坚持战斗，成为粉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当“讨袁名将”威望正隆之时，蔡锷却突然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病逝于日本。
同时留学日本
同样被激发爱国热情
处在同一时期，同一条件下的黄兴和蔡锷，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相同特点。
第一，热爱祖国，为寻求拯救祖国危亡的道路，最终走上革命之途，这是两人最主要的基本特点。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面临被瓜分、宰割的危险，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位有识之士都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威胁。黄兴、蔡锷差不多同时留学日本，在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同时，更深刻地感觉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激发了深深的爱国热情。黄兴曾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身分从日本回国活动，联络同志，翻印《革命军》、《猛回头》等书籍，扩大反清宣传。在华兴会成立会上，明确指出：要“直捣幽燕，驱除鞑虏”。
蔡锷的早年，受梁启超影响较深，倾向改良，然而即使这时，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深得其助”。他留学日本所著《军国民篇》，要求用“军国民主义”挽救中国。在随后的年代，更以实际行动，投身于辛亥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之中，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战斗，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二，顾大局、讲团结、重策略，为争取和团结更多的爱国志士，共同进行革命事业。
黄兴在这一点上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始终维护孙中山的领道和威信，二是不搞唯我独尊，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奋斗。
在维护孙中山的领道和威信方面，黄兴的事跡是很突出的。一九○七年以后的两年，陶成章、章太炎、张继等人多次掀起“倒孙风潮”，逼迫同盟会代庶务刘揆一召集大会，改组同盟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黄兴获悉后，立即致函刘揆一说：“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同时发出公函，为孙中山辩诬。
一九○七年因国旗图式之争，一九一四年成立中华革命党之争，在事后黄兴都能比较正确地处理。一九一四年黄兴虽不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仍保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绝无妨碍。”又表示：应当以“宏大心理，对待他党”。在团结更多的爱国志士共同战斗方面，护国反袁时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正如他通电说：“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黄兴是照此办理的。
顾大局 讲团结
为人清廉 备受赞誉
蔡锷在顾大局，讲团结，重策略方面，也是引入注目的。一九一○年，蔡锷在广西担任干部学堂总办期间，由于误解，广西同盟会员们掀起了“驱蔡”风潮。然而事件平息后，蔡锷专门设宴招待广西年轻的同盟会员们，希望他们“自爱”，不要拔苗助长。辛亥前夕，蔡锷来到云南，暗中“和同盟会保持著联系”。辛亥昆明起义，因为团结了广大爱国志士，所以一举成功。
顾大局、讲团结，在革命中如此，在改革事业中也不例外。蔡锷在担任辛亥云南都督期间，所进行的改革令人瞩目。在内政方面，大量更新人事，建设各级新政权；在财政方面，整理财源，节俭开支；在实业方面，从盐务、矿务入手，发展经济；在教育方面，从普及教育人手，发展教育，以及改善交通等，使云南成为民国初年国内最安定和兴旺的省份之一。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像黄兴、蔡锷那样，一贯顾大局、讲团结，表现突出的革命家，并不很多。
第三，艰苦奋斗，为人清廉，为两人的又一共同特点。
艰苦奋斗，志高行洁，为政清廉，这是黄兴和蔡锷备受赞誉的重要方面。在辛亥革命前夕，黄兴曾明确地表示：“天下事。只须不贪钱不惜命，无不成者也”。黄兴的一生即以此为准绳，在历次战斗中，身先士卒，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失败而不气馁，胜利而不居功。民国以来，他先辞大元帅，后辞袁世凯任命之参谋总长，再推袁世凯授予之大勋位，又辞黎元洪聘请之高等顾问，不争名、不争利，高风亮节。他曾说：“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权利，互相推让。”他还能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
蔡锷虽然身体瘦弱，而艰苦奋斗之精神，令人感叹，其为政之清廉，更令人感动，蔡锷在辛亥时期担任云南都督，曾带头两次减薪，月俸由六百两（元）减到六十元。只等于一个营长的月薪，使云南“廉洁成为一时风尚”。他历来生活简朴，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续赠。其弟由湖南来滇谋职，他都说，这里没有适当的职位安置，给旅费二十元，令其徒步还乡。在护国战争的艰苦时期，他注意节俭，自称从不“滥使一钱”。有记载说，蔡锷在川南战斗，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餽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在蔡锷死后，据传还欠债三、四千元。靠恤金和友人资助偿还
不同经历 不同曲折
黄、蔡的共同点，确定了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作为革命家和军事家的地位。然而，他们除了共同点以外，还有某些不同点，这些不同点使他们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历史地位，从而引起了一系列饶有兴味的争论。他们之间的主要不同点，可以列举几点如下：
第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曲折。
从革命家的生涯讲，黄兴的经历显然要正统得多。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一六年的十三年间，黄兴从组织华兴会，与孙中山创建同盟会，领导历次起义，以及参与辛亥汉阳保卫战，二次革命，直至声援护国战争，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体现了革命家的本色。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黄兴参与的起义，军事上失败居多，然而屡败屡战，坚韧精神可嘉。这就是说，黄兴的革命经历虽说是不平坦的，却是无可怀疑的。尽管二次革命之初，黄兴一度主张利用“国会”、“法律”手段解决对袁世凯的争端问题，因而曾被看作国民党的“右派”。这种看法在今天已不值一驳。
相比之下，年轻的蔡锷却要复杂得多。早年的蔡锷追随梁启超，倾向改良派，即所谓与“君宪救国论，此唱彼和”。然而在辛亥革命前夕，蔡锷的态度受到了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据传他本人还加入了同盟会，并终于领道了成功的云南辛亥起义。辛亥昆明起义，战斗激烈的程度仅次于首义之区武汉。起义后建立的云南军政府及其改革措施，体现了革命派的要求。然而，在随后一个时期，蔡锷又加入了梁启超的进步党，反对二次革命，甚至出兵参与镇压熊克武的起义，这一段历史，引起了人们对蔡锷评价的争论。然而面对着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毅然投身反袁之中，再度显示了革命家的本色。从革命家角度讲，蔡锷所走过的道路比黄兴更为曲折。
第二，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评价。
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以来，黄兴作为同盟会领道人之一，指道著全国的革命，即成为全局性的领道人。在整个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黄兴应该是“独步一时的领袖人物”。而蔡锷，除了领道护国战争影响全国外，从整体上看，他基本上属于局部性或地方性的领道人。加上，蔡锷自身地位和思想的局限，其历史作用和评价，自然难以与黄兴匹敌。
积劳成疾 双双病倒
当结束本文时，我想说明，我并无意黄、蔡并提，因为他们二人有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是，尽管如此，我在执笔为文时，还特别深切地感受到黄、蔡在各自不算长的生涯中，有著相当频繁的交往和亲切的友谊。
一九一三年，蔡锷在云南担任都督时，黄兴曾写一副对联赠送蔡锷，文曰：“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这说明，黄、蔡早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已有密切的交往。蔡锷在留日期间，已与黄兴等革命党人有比较密切的接触。蔡锷在广西任职期间，黄兴不仅与蔡锷有书信来往，而且一九○七年同盟会在镇南关发动起义前，黄兴、赵声曾秘密化名前往桂林，会晤蔡锷。“十月，黄兴以公在桂有权位，乃变姓名为张愚诚，偕赵声潛赴桂，与公密计后，起事镇南关。”护国战争时期，黄兴与蔡锷的交往与联系也是比较频繁的。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黄兴和蔡锷都因为革命奔走，积劳成疾，双双病倒。一九一六年八月，蔡锷辞去四川督军，拟去日本治病，九月抵达上海。黄兴闻讯，不远千里，从广东赶到上海看望，两人依依不舍。九月廿日蔡锷到达日本，住福冈医院治疗。然而，没有想到黄兴竟于十月卅一日病逝上海，噩耗传来，在福冈医院病床上的蔡锷，十分悲痛。他不顾自己亦已病危的身体，在病榻上写下了一副挽联，以哭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这副挽联，既是对战友的怀念，也是对战友的哀悼。几天以后，即十一月八日，蔡锷也因病危不治而去世。
黄、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有很大不同的，但他们这种深挚的革命情谊，值得后人缅怀和学习。（转载自83.12.4.日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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