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主宪政与党争要义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创立后，为宪政而牺牲的第一人，是宋教仁先生。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要骤然废除，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无论政府的官吏是否贪愚，一般人民有无智慧，要他能明白善恶，公正无私，是很下容易的！虽然我国两千年前郑国子产则主张听取民意，没有偏私，非常开明，但有几个人像他这样贤仁呢？他在“不毀乡校”中说：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毀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注一）
真是民意政治的典范。漫说从前的君主时代，即在现代，孙中山先生诸前辈倡道民主宪政已经几十年，而那些口倡民主进步的人，在议坛上开起会来，对与他意见不合者，不是挥拳砸物，即咬人踢人，而不和平论政，辨明是非曲直。足见足主之难，有如望岁！
李登辉总统在接见朝野国大代表时，特别提到“公”、“私”与“权力”的问题，希望大家对这些概念有一种共识，能夠建立良好的制度，社会才有公理与正义。他认为“权力”是客观的，必须依据法律的规范来行使。我们目前社会一贯肯定自己，而缺乏肯定别人、肯定社会的胸襟，不能互相疼惜，互相包容，大家要有这种观念和精神，社会才更能和谐，下会再有国会殿堂发生肢体冲突的场面。他说：‘也就因为中国人公私下分的情形相当严重，所以国父才会提出“大公无私”的观念，希望国人有所改变”（注二）。李总统“强调政党的合作与协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各个政党问，不但是竞争，也是合作，但都要以社会建设、国家发展，以及为民众争取最大的福祉为目标”（同前注）。民主政治的本质，原下外乎此，讲民主的人，一定要知道、做到，才能成功。
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初年，即主张政党政治。他讲到政党的竞争及其方法时说：
“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借，则在政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纲，宜重党德，吾人宜注意此点，以与他党争胜。……党争必有正当之方法，尤必须具有高尚之理由，而后始得谓之“党争”。一般人以党争为非，实误以私争为党争也。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假使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责任，此政党之用意也”（注三）。
其后，他在东京讲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造幸福，为人民谋乐利时，说得更为明白！他说：
“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义，就是已入政党的党员，……以为一入政党，必须袒护本党，攻击异党，不顾国家大局，徒争一党之势力，不知党与党之关系，非仇雠，是对党。……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造幸福，人民谋乐利。人之入党，在未入党之始，必先察其党之党德如何？党人行为如何？其党所主张之政策如何？与我同志者，赞成之；与我异趣者，则不赞成之，全系自家心理上之采择，无利益可贪，无势力可畏，无情面可徇的。……
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下可在意见上争。争而出于正当，可以福国利民；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无穷。两党之争，如下棋然。……他党之宗旨与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赞成他党，一心护持本党，求本党之胜利。其求胜利之方法，须依一定之法则，不用奸谋诡计，是之谓“党德”。如但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下正当手段，谗害异党，以弱本党之敌。此种政党，绝无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
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不可用欺骗手段逸出范围之外。……纵有失败，必须退而自反：政策之不能施行，必思有以改良之；手段之不台国民要求，必思有以变更之，务使有得胜之一日”（注四）。
当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君主专制的积弊未除，中山先生欲实行民主宪政，从事实业建设，使中国成一现代化国家，富而后能强。故让总统职位予袁世凯，而于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合并为国民党后，选理事八人，中山先生虽被选为理事长，卻派宋教仁以理事兼总干事代行其职，居于在野之地位。教仁参加革命，涤悉民主，力倡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虽为袁世凯，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方能发挥责任内阁制之精神，而加以制衡。其时除国民党之外，尚有若干小党合组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与国民党相对立。民国二（一九一三）年国会正式开幕后，共和党、民主党及统一党又合并成为进步党，增强力量；二月国会议员正式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得国会多数议席，宋教仁有任内阁总理之机，由湘、鄂、皖、宁至沪，沿长江各省讲演，发表其宪政主张，批评袁政府之错误，大触袁氏之忌，遂决计除之。故串通其内阁总理赵秉钧及应夔丞、武士英等，于三月二十日趁教仁在上海车站，拟搭火车往北京之际狙击重创，送医无效，延至二十四日逝世，时年三十二岁。经上海租界巡捕房侦缉结果，人证物证俱全，为袁氏所指使。此中国民主宪政未能实现之主因，失败非常悲惨！
在宋教仁提倡责任内阁制之初，即主张总统纵由袁氏出任，而内阁经国会选出，下必由已党操纵，偏于一面，方为民主。乃袁氏为满清遗臣，不暗民主，无子产贤仁之风，欲控制政权，独霸全国，见国民党选举大胜，于己擅权不利：初则欲先选总统，继则阻挠立宪。迨民国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天坛宪草”一日之内完成三读，无法修改，遂解散国会，废弃内阁制，采用总统制，走上恢复帝制的道路，终于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袁氏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民国初成，于焉中止。
第二节 讨袁失败至护国成功
当宋教仁先生被刺，证明为袁氏主谋后，孙中山先生适于日本考察铁路建设回国抵沪，以袁氏身为总统，而作此背叛民国之奸谋，必须兴师问罪，加以讨伐。且其时人心愤激，下直所为，正可利用；惟以国民党内意见不一，迟迟不欲动兵。如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春陈英士先生“致黄克强书”中所云：
“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遗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下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尔，先发始足制人。……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之解决，下为宣战之豫备，岂知当断下断，反受其乱？……（而袁氏向）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销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干五百万镑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能，调往北京，俾以虛职，为之羁糜；迨袁氏叛国念起，蔡与梁密商，潛返云南，联络西南将领滇、黔、川、粤、桂诸省相继独立，倡言“护国军”讨袁。袁系各省军人先后独立，众叛亲离，卒致失败，洪宪帝制于焉告终，民国赖以维持不坠。若在宋教仁被刺之初，国民党即遵中山先生之意，起兵讨袁，则二次革命当能成功，不必待两年（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以后“护国军”起义，便可胜利，如陈英士前函所述。其时国民党外之其他党派，如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虽与国民党政见不同，而反对专制政体，趋向共和则一。
在“天坛宪草”通过，袁氏被选为总统后，初则欲废止宪法草案，末得国会同意；嗣因二次革命失败，袁以国民党内乱为借口，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通令解散国民党，追缴议员证书及证章。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资格者，达四百三十八人，参、众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下能开会，而停止职权。邹鲁先生云：
“国会及宪法起草委员会，以下足开会法定人数，亦无形解散。无何，各省议员籍隶之资也。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字秀山，袁氏旧属—弘）未至江西，芝贵（姓段，字香巖，亦袁之上将—弘）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惜乎粵、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柏文蔚为安徽都督，均国民党籍—弘）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销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劝袁，都督变更，北兵回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注五）
由上所述，可知自宋教仁被刺之后，孙中山先牛深知袁民野心，主张用兵惩罚，速兴问罪；乃国民党内，多为“知易行难”之说所误，以中山先生倾于理想而薄实际，欲靜候法律解决，放下从命，而致失败。
在宋案发生之前，卒亥革命成功，南方各省遍布国民党或同情民主的势力，如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尉、广东都督胡汉民，均为国民党员，南京、上海、福建、溯南、四川等皆是。云南都督蔡锷（松坡）虽非国民党籍，然系梁启超的学生，亦与黄兴同乡友好，同情共和，袁氏慕其才国民党者亦被取消，并嗾使黎元洪通电呈请取消各省省议会，于是本党在国内党名无存，党务无从著手。当时所屹然独存者，厥为海外党部。美洲总支部为谋团结海外党员，特于国民党被解散时，修正规约及分部通则，以保存党统”（注六）。
其他各党则已名存实亡，毫无能力。中山先生亦流亡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强固组织，准备再起革命。迨“护国军”兴起，各省相继独立，袁氏羞愤而死，中华民国方能复兴。宋教仁先生之牺牲，始得垂芳百世，为民主宪政之光。现在那些讲民主宪政、独立建国的人，要拆除“中华民国”的招牌，承袁世凯的后继，是既不懂分久必合的历史，也昧于世界统一的潮流，同伊拉克（Inaq）总统哈珊（Saddam Husscin）一样。中国人于先烈创建民国奋斗牺牲的艰辛一无所知，而侈谈建国，真是太荒唐了！
第三节 宋教仁之家世和革命
宋教仁为湖南桃源人，字遁初，亦作钝初，别署桃园渔父，或称渔父。盖以晋时陶潛所作“桃花源记”中人，为避秦乱者之后，渔父潛入，则向往其自由。教仁之称“渔父”者，或因世居其地，亦慕其自由，欲建桃源世界于中国，而“遁”清“初”亡我遗恨之意。他生于公元一八八二年（清光绪八年壬午岁）阴历二月十八日，幼失怙，依母为生，与邻儿游戏，尝自悬旌登磐石上指挥部勒，性喜武术；后入塾读书，遂下复戏武；偶得一折骨扇，上印有地舆图，日夕展玩，故于中外地志有研究兴趣。
一、为维护领土主权而言
民国纪元前四年（公元一九○八年）春，中日“间岛问题”发生，日本妄言间岛旧属朝鲜，向清廷要素，清廷向无所知，难以应付。教仁著“间岛”一书，引证朝鲜王室所纂，记述间岛非朝鲜领土之古籍数种，经界久属中国，立论坚强，颠扑不破。书成，日本学者■其售予版权，借补革命党之费用，实则欲图取得原稿消灭证据。教仁悉其阴谋婉拒，而以全集寄予天津北洋大臣，清廷获此实证与日人抗辩，乃大获全胜，得保国土。教仁虽不悦清廷，而爱中华领土之心则一！
其后民元前二年（一九一○年）中英片马争执事起，英国以片马属于缅甸，派兵占据，清廷与之交涉，勘界数次终未划定。教仁本其所知，绘舆图，考历史，证明片马在中国境内，此文一出，中外咸惊。在片马交涉未了之时，中俄界约之争又起，举国忧惶，莫知所措，教仁撰“二百年来之俄患”一篇，约三万言及“承化寺说”五千余言，先后刊于“民立报”，使国人知其翔实，得以戒备。其俄患篇有云：
“今日者，俄人遗传之大彼得（Peter the Grcat）政策，固惟有横断蒙古，驶进中原，突贯新疆，席卷西藏、印度（India）、阿富汗（Afghanistan），或可易于集事。此其极东政策与中东政策所以必置重于蒙古、新疆之主因。近年以来，其所设施与计划，无不为其佐证。此次之要素，不过其乘机而动之一端耳”（注七）！
这一段话，与满清遗贤林则徐所言：“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Russia）乎”之语，可说是前后辉映，置地有声！证之史实，大陆之沦于赤化，何尝不是俄患之结果？教仁能知间岛、片马及俄患数者而笔之于书，即对国家之一大贡献。
二、同盟会对革命之成就
一八九七年教仁十七岁时，肄业于漳江书院，开新知识之始。一九○二年冬，又考入张之洞新创之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接触新知更广。时适俄军侵略我国东三省，道致日、俄战争，满清无以应，激起中国学界排满抗俄的民族运动。教仁遂参加黄兴（克强）主持之华兴会，负武昌支部责任，旋因该会在湖南起义计划事泄失败，清廷索捕甚急，乃与黄兴诸人先后乘轮赴日本东京。一九○五年五月（阳历六月），发行“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与湖北留日学生共组一“大湖南北同盟会”，破除省籍观念，同为革命而努力。
是年六月（阳历七月）孙中山先生自法国抵日本潢滨，日人宮崎寅藏向教仁等推崇其为人，旋约晤于东京“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相叙甚得，为华兴会与兴中会合作之始。后召开“中国革命同盟会”筹备会，参加者七十余人，推黄兴、马君武、陈天华、宋教仁等起草会章；次月下旬，即举行成立大会，公举中山先生为总理及各部负责人，而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为机关报。此同盟会成立之初，亦中国革命力量集结之开端。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第八章中有云：
“及乙巳（即一九○五年—弘）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同年十月（阴历十一月）杪，乃发刊同盟会之机关报—“民报”，以张继为编辑兼发行人，中山先生自撰发刊词，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三民主义见于文字之始，“遂使革命风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同前）。这是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而成同盟会后最大之贡献。黄克强与宋教仁先生为谋全国革命有成，而牺牲派系私见之功，实不可磨灭！
教仁初抵日本，拟学军事，盖以“富国”必先“强兵”，而推翻专制，尤须武力。故报名学习兵操及马术，为投考军校之准备。嗣经自己深思及与中、日友人商讨结果，以其智能精密，有经国之才，不宜尚武，遂改入法政大学及早稻田大学，课余则翻译政治、经济之书刊，研究各国政治、经济情形之得失；译述所得稿费，除自用者外，并以之资助同盟会经费之不足。其研究结果：于革命成功后建国之规模计划，亦甚有裨益。故于一九一一年—辛亥“三二九”起义前，对革命政府之组织及所需约法，与中央、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均已规划就绪。至武昌首义成功，各种法令规章能迅速公布实行，即教仁积年潛心研究之成绩。
在辛亥武昌首义前二月（即一九一一年阴历闰六月初六日），教仁与陈英士（其美）、谭人凤（石屏）、杨谱生、潘祖彝等，于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为策动长江革命之总机关，派居正、焦达峰、范光启诸同志分赴鄂、湘、皖诸省设分会，于武昌起义影响甚大。章太炎先生云：“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于此可见中部同盟会对创建民国贡献之大！
三、中华民国建立与被刺
当中部总会成立时，四川人士争办铁路，反对清廷之所谓“保路”风潮日激，谭、宋乃把握时机，筹设湘、鄂、川、陕、皖诸省分会，而以武昌为中心。如武昌起义，各地分会即策划响应。执意正按此计划布置之初，因汉口的机关破获，武昌新军便不得不提前举义，而革命领袖均未在场，为免群龙无首，黎元洪遂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及黄兴、宋教仁由上海同轮驶抵武汉，阴历十一月三日（阳历九月十三日）黎元洪乃筑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可节制及调遣各省来援的军队。惟清军占领汉口，危及武昌、汉阳，教仁睹此情況，决立即东下，以谋南京响应；不料宋偕日本友人北一辉抵南京，至日本领事馆时，始知革命机关均为清廷破获，军人、学生之被杀戮者逾千，腥风满地，无从著手。幸陈其美等已光复上海，被推任沪军都督，与苏、浙、镇江各军合组联军，进攻南京。及教仁至镇江时，联军云集，而各部将领意见不一，教仁为之调和；并赶往南京，会商援鄂、北伐与建立临时政府诸事。迨南京光复，各省代表会，即决议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定期选举大总统。
教仁于民元前一年（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及十月、十一月间，在“民立报”先后发表文章，论述外交之重要有云：“革命下得外国之承认，则其目的不得完成”。“其被承认之时会，大约有三：反乱者已得一定之土地，已建设一定之政治机构，战争方法合于一般文明国所行习惯”。迨武汉、上海、南京光复后，适合于此三条件。其时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哥罗拉多（Colorado）省（州）的典华（Denver）城，阅报载：“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他认为：“此时吾党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同注五）。这与教仁先生的看法，不约而同。
按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山先生分析：“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之；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倘惟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下能为患矣。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道过圣路易城（St．Louis）时，购报读之，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超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予于是乃委托维加炮厂总理为予代表，往与外务大臣磋商，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乃取道法国而东归”（同注五）。中山先生回国后，各省代表开选举会于南京，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于公元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采用阳历。于是我国四千五百余年之君主专制始被推翻，民主政体由此建立。
因教仁先生对法制夙有研究，民国初成，诸法待订，故被任为法制局局长。关于中央与地方权责问题，教仁即与胡汉民扞格不入：宋以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中央形同缀旒，非集权难矫其弊；胡则谓满清末造，地广权分，中央思集权以挽其分，而交通不便，致有权无责，地方则有责无权，内重外轻，非必皆得。故宋主张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由国会制衡总统政治上的权力，无须各省监督；胡则以国会形同散沙，力量薄弱，何足以制衡？两人各言其是，无法交集。关于建都地点问题，同盟会内意见亦颇纷歧。二月十四日，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设北京；因中山先生及黄兴等反对，依法交付覆议：又决定仍设南京；而章炳麟与各省都督及人民反对者甚众，北京亦发生兵变，参议院又允临时政府于北京不迁。中山先生原已向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荐袁世凯自代，代是袁可于北京就职，政府亦不必南迁矣。
三月十日，袁氏在北京就第二屆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四月一日至参议院正式解职交卸。袁就任后，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得参议院同意，决定各部总长名单：宋教仁为农林总长，虽用非所长，本责任内阁之主张，仍同意接任。迨国民党成立，在国会选举获胜后，袁氏忌宋益甚，笼络不成，继以刺杀。史家李剑农云：
“对于宋教仁，袁也曾用过金钱毒杀政策；但宋不肯接受他的金钱——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簿遗宋，令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此事著者曾亲闻之宋先生亲密之友人—李注）。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同注七）。
于此亦足征其湖南精神的坚定。
教仁之母姓万，妻姓方，当一九○四年（民元前八年）教仁去日本时，其子名振呂，年方三岁，母万氏犹健。及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六月教仁辞农林总长返湘，母妻俱健在，儿已十二岁矣。因家贫，均显憔悴，儿已下识其父，相对而泣，父老、昆仲、故人均来祝贺，欢聚月余。母曰：“汝幸得生归，母去矣”！无何，袁氏电教仁入京，教仁由汉抵沪，即被狙击，“方卒之前夕，与于右任诀语以三事：一以所购图书，捐入南京图书馆；一请抚助其家，善视老母；一拟稿电辞大总统”（注八）。呜呼！悲矣！其初孰知即为袁贼所害？中山先生自日本赶归上海，亲临致祭，其挽词曰：
“为宪法之流血，
公为第一人”！
蔡元培先生亦云：“先生虽死，其以政治为生命之精神，影响于后起之政治家者下与俱死，吾人所共信也”（同注七）。人在世上，终必有一死；然其价值有三：即立德、立功、立言者是；在未死之前，如此三者俱备，则死而下朽矣！宋教仁先生三者皆全，为历史上之永存人物，可以无憾矣！
民国八十五年十月十八日撰毕
（注一）“春秋左传句解”卷下，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不毀乡校”。
（注二）民国八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台北“中央日报”载：李登辉总统讲话。
（注三）“国父全集”演讲，民国二年一月十九日讲“政党宜重党纲党德”一文。
（注四）前书，民国二年三月一日，讲“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造幸福为人民谋乐利”一文。
（注五）前书，“孙文学说”第六章，附录。
（注六）邹鲁著“中国革命史”第三章，第二节。
（注七）吴相湘著“民国政治人物”第一冊，宋教仁为宪法牺牲。文星书店发行。
（注八）宋教仁著“我之历史”33——36传，冯为莹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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