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周秋光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四九页。
熊希龄集，上册。林增平、周秋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一五页。
维新、济世、救亡——纪念熊希龄先生一百二十周年文集。周少连、吴汉样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年，六八五页。
（一）
熊希龄（一八七○——一九三七）是民国初年进步党（立宪派）领袖之一，曾为清末的立宪运动奔走，不遗余力。民国年间，短暂从政，出任袁世凯政权之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及热河都统等职务，以不甘为袁氏利用而去职，自此与政坛绝缘。一九一七年河北五河大水成灾，负责赈灾工作，目睹哀鸿遍野，人民流离失散，激发其菩萨心肠，以慈善事业为己任，创办北京香山慈幼院，成为中国孤儿之父，近代伟大教育家之一。
熊希龄逝世至今半个世纪有余，若非周秋光推动研究，先后发表上列三种著作，我们对熊希龄的认识还是残缺不整的。《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是一本专著，为本文讨论重点所在，留在后面详论。《熊希龄集》，应为上中下三册，目前仅上册出版，搜罗一九一五年（民国三年）以前熊氏的著作及官文书，以编年体彙成，计有熊希龄早年在书院就读时的论说文字八篇，时务学堂时期致汪康年书信及有关时务学堂文字二十一篇，论举办实业、设置师范学堂文字二十九篇，有关宪政运动、辛亥革命文字四十三篇，任财政总长时期（一九一二）文字九十七篇，内阁总理时期（一九一三）四三八篇，热河都统时期（一九一四）五十三篇。合计六九一篇。有关一九一七年以后熊氏从事慈善事业的文字均在第二、三册，尚未出版。此文集多半为官文书，对研究熊氏前期的政治生涯甚有参考价值，然感性文字太少，是一缺点。
《维新、济世、救亡》一书，系纪念熊氏一二○岁的文集，分三大部份：第一部份为回忆性文字，第二部份为学术性文字，第三部份为纪念会中的官式讲话。第一、二部份较有价值。三十八篇回忆性的文字中，以熊毛彥文、朱经农、叶景葵、沈从文等所撰者最具有深度，为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香山慈幼院毕业生八人回忆性的文字亦甚可读，其余如扩建庚、于为刚等人的短文亦为佳构。第二部份文字，缘于一九八○年熊希龄一二○岁，湖南人士以学术性讨论会作为纪念，邀约学者数十人在湘西凤凰，熊氏的家乡，开会三天。本书所收学术性文字二十八篇，展开了对熊氏的初步研究。茲列其著者及篇名如下：
林增平、周秋光：试论熊希龄
吴天民：维新、济世、救亡
龙文玉：无可非议的著名教育家熊希龄先生
吴官林：熊希龄民族主义思想初探
陈正卿：论辛亥革命前后的熊希龄
夏石斌：熊希龄与民初财政
李育民：熊希龄与进步党
熊杏林：熊希龄与湖南自治运动
周秋光：熊希龄与联邦制
刘云波：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
周秋光：熊希龄与近代新闻事业
高 原：熊希龄的对外开放与实践述论
周秋光：熊希龄与醴陵瓷业
朱方义、彭增信：熊希龄赴日考察给我们的启示
迟云飞：熊希龄与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
周秋光：熊希龄与书院改革
向宽良：熊希龄早期教育思想浅说
彭景星：熊希龄平民教育中为农服务的思想
于荣钧：熊院长办学管窥
周少连、吴汉祥：熊希龄与世界红十字会
周亚平：熊希龄从政到从事慈善事业的转变
萧大葆：熊希龄在五四运动中
滕竹轩：熊希龄爱国主义述论
龙治文：浅谈熊希龄的爱国精神
吴厚生：熊希龄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
周少连：熊希龄与夫人毛彥文
邱晓玲：熊希龄与他的学生田星六
周秋光：熊希龄简传
去年九月间我在北京得晤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我说湖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熊希龄集》上册之后，至今仍不见中册和下册，不知何故？林先生回答说：“不幸得很，书的销路不好，出版社在亏损的情況下，不愿再出资印行中下册。”我听了为之歎息不已。回到台北之后不久，接到周秋光先生寄来上列三种著作，喜出望外。我在三十年前研读梁启超资料时，便知道熊希龄是梁的朋友，在湖南新政中很有作为。熊希龄在民国二年做了内阁总理，约请梁启超人阁，我猜想他们之间的友谊不凡。但是我无法证实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那时不仅没有人研究熊氏，就是关于熊的资料也是一鳞半爪。若非一九八三年熊希龄夫人毛彥文女士召集熊的门人编写香山慈幼院史，（“北平香山慈幼院院史”，在台校友会编印，民国七十二年在台北出版，收有熊希龄著：“北平香山慈幼院创办的宗旨”、“香山慈幼院发展史”、二篇，熊毛彥文回忆性文字四篇，该院师生怀念性文字二十五篇，附录四篇，约十六万字。）熊氏的事蹟几如石沈大海。我的许多问题一直装在闷葫芦中。今天翻阅周著，他说熊希龄在清末是梁启超与满清亲贵间的桥梁，由熊穿针引线，许多立宪奏议都是梁启超所捉刀，我的闷葫芦由之打开。周著为我解答了许多问题，这是何等愉快的感受！
（二）
本文主要是介绍周氏对熊希龄的研究，顺便将《熊希龄集》上册的内容，各家的散篇论文集——《维新、济世、救亡》——一并略为介绍。周氏研究熊希龄已十有余年，在自序中他说有心为熊希龄写一个年谱和传记。目前所发表的散篇论文有：熊希龄与联邦制、与近代新闻事业、与醴陵瓷业、与书院改革等各篇、在〈熊希龄简传〉一文中，已可略见其传记的轮廓，周氏与其师林增平合著之〈试论熊希龄〉，亦可略见其论点。（以上各文均收入《维新、济世、救亡》一书中）我们期待早日得读这两个计划的成果。目前最值得介绍给读者的是《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一书。这部将近三十万字的专著，对熊希龄所创办的北平香山慈幼院推崇备至。全书所收资料极为丰富，令人钦佩。由于熊希龄的事蹟大多不为人知，读后印象深刻。全书共分七章，从熊氏的生平介绍，到熊氏如何走向慈善教育事业，如何创办香山慈幼院，该院的建设、教学、社会关系、发展方向，无不一一深入探讨和描绘，最后谈到熊希龄的教育思想，及香山慈幼院的结局，写得十分细腻。熊希龄经营香山慈幼院近二十年，不幸在抗战初起时因奔走组织救护工作而过度劳累病逝，其事业由夫人毛彥文女士继起。毛彥文在抗战时期不能主持北平香山慈幼院，但在广西之桂林、柳州，湖南之芷江，四川之重庆等地都有香山分院。抗战胜利后重振北平慈幼院，孤儿之受惠者遍及全国。直至一九四九年共产政权建立，“香山靜宜园被辟作中共中央的机关所在地……从此香山慈幼院就不存在了。”政治的大变局使此一空前的慈善事业旦夕消失，令人惋惜。
著者推崇熊希龄是慈善事业家、教育家，同时也是儿童心理学家。香山慈幼院有“三合一”的教育方针：学校与家庭合一，与社会合一。具体的说，香山慈幼院是一所学校，儿童生活其间，不仅获得教育，同时也获得家庭一样的溫暖；毕业之后，带著一技之长，进入社会，可以谋生，对社会亦有所贡献。三合一的教育方针实为慈善事业家与教育家所必须兼顾的理想。然而慈善事业家与教育家未必都为儿童心理学家。熊希龄能够做到这一点，视儿童为己出，儿童获得爱心的照拂，平时循循善诱，不鼓励体罚，真正达成了三合一的教育理想。著者对三合一的教育方针有详细的敘述和讨论，读来有如置身香山慈幼院中。
更具体的说，香山慈幼院不能仅以孤儿院视之，该院有完整的教育体系，自幼儿园、幼稚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乃至于大学，无不精心设计，完备周全。著者强调熊希龄主张因才施教，同时兼顾社会的需要。大多数的学生，教予一技之长，使之自食其力，服务社会。可造之才，尽力培植，直至大学毕业为止。截至一九三四年，有毕业生三、四九四人，其中八○余人升入大学，北大、清华、南开等知名大学都有该院毕业生考入继续攻读。香山慈幼院没有大学设施，凡升人大学者，以贷款或奖学金支持其完成学业，可谓无微不至。
香山慈幼院的成就非凡，但得来不易。办理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财源。这是一种消耗性的事业。院中虽有少许自力更生的生产，但杯水车薪，无补于事。著者指出，一九二○年香山慈幼院开院时，收容七○○人，旋增为九○○人；一九二二年增为一、○五○人，一九二四年增为一、五二○人，一九三○年达一、六七○人。人数激增，开销随之加大。该院从第二年（一九二一）起便有财源上的困难。该院的财源要靠政府补助。也只有熊希龄的社会关系，能从政府及社会人士争取到财源。但来源并未制度化，政府答应的补助，随时会减少或被截留，或不按时拨到。因此香山慈幼院常常因补助不到而捉襟见肘。香山慈幼院跨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两时期。凭著熊希龄的人际关系，在北洋时期获得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两淮盐商给予捐助。国民政府时期，主席谭延闿伸予援手。虽然熊希龄的神通广大，仍不免断炊的压力。早年财源较为充足，每年支出高达一八○、○○○元。一九三○年以后困难丛生，最低时仅仅五○、○○○余元。熊氏不得不量入为出，许多理想中的改进均不克实现。最后熊氏将自己的家产也全部捐给了慈幼院。著者处理此一问题，由于所受资料甚为充实，读者不难体会熊希龄经营之艰苦及坚靱不拔的毅力。
（三）
一个基本的问题，熊希龄的慈幼思想如何而来？其本质如何？著者以一章的篇幅来处理这一个问题。页二○二有以下这一段话：
一九一七年熊希龄刚刚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的时候，并非事先就已产生和形成了慈善救世观念。因为那时主要还是因为官场上的失意，从而对于政府产生厌倦。会京几一带发生水灾，政府与各方面请他出来主赈。他深感自己为官十载，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于是抱著一种“赎罪”的心理，投身于慈善救济事业。
著者认定能希龄是在一种“赎罪”心理状态下走向慈善事业，“带有一点被动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包含某些追求自我心理平衡的因素。”此皆属于感性的层次。后来熊氏的理性升华了，“慈善救世观念的主旨必须是‘为人’与‘无我’，才真正产生了慈善救济观。一认识了贫民社会的疾苦，厌恶民国政治，所以他的慈善救世观又带着浓厚的宗教观和人道主义，因此推衍出熊氏的慈善事业观依附于宗教的结论，认为这是消极的。
以上是著者对熊希龄从事慈善事业的一些重要论点。
近年大陆上的学术性著作多少已摆脫了马列毛思想的束缚，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著者没有直接括引马列毛的任何语录。虽然谈到思想部份仍不觅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对熊希龄的宗教观持否定态度，读者应可体会大陆上学者的困境，不必深责。即使如此，有一些论点还是值得商榷的。仅就熊希龄的慈善事业而言，著者谓熊氏是在赎罪的心情下走向了救世济人之路，但所要赎的是什么罪，著者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我认为熊氏半生为官，除了未能实现其绅士阶级的责任感之外，似乎谈不上还有什么罪过。赎罪二字恐怕是自谦之辞，表示自己没有为一般人民多做一些事而已，赎罪之言并无实质的意义。
我认为熊希龄自政坛上退下来从事慈善事业是很自然的趋势。中国传统的绅士阶级，因为他们获有功名，在社会上地位高人一等。他们进入政府为官，退则同乡为绅；为官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为绅是地方领袖，具有安定地方，繁荣社会的使命感。君不见旧日绅士回到家乡，以修侨补路为己任。近代社会动乱多，组织地方团练，保乡衞土者为绅士阶级；出资办学，修纂地方志书者为地方绅士阶级；地方的慈善事业，如兴办育婴堂、节妇堂……亦多为绅士阶级。从这些基本概念来看熊希龄，他之走向慈善事业，实乃传统绅士阶级的使命感之使然。我们不会忘记地方上的劣绅恶霸之鱼肉人民，然儒家思想下的正派绅士是爱民护民的，熊希龄属于此一类型。他的突出处，是从地方跃升为全国性的绅士，是一个全国性的非正式领袖，他的慈善事业是全国性的。
著者说熊希龄之转而从事慈善事业，也受了他母亲的影响，这是极其可能的。熊氏是湘西的大户人家，而湘西又是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家平时对穷人有所布施是可能的。熊希龄幼时必定见过他母亲给予贫困者的接济，因而留有深刻印象，这在后来更加强了他的绅士责任感。希望著者在即将完成的熊传中进一步讨论此一问题。
在此，我要顺便提一提大陆上学者对于改良主义的贬责。周先生虽然正面推崇熊希龄的维新、济世与救亡贡献，但有时又不自觉的接受了革命家反对改良主义的观念。我原先也是一个革命论的服膺者，但是当我们回首辛亥革命以来的不断革命，多少生灵塗炭，多少破坏？破坏胜于建设，我们不禁掷笔三叹，疑问革命带给了我们什么？中国革命几近一世纪，革命固有所得，但代价太高，尤其以革命换取贫穷最为不值。要是中国这动乱的一世纪能在安定中求改进，说不定今天我们已经摆脫了贫穷。美国自一八五○年内战结束以来，至今一百四、五十年，国内不再有战争，社会在安定中进步，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的土地与美国差不多一样大，不幸战争连年，好战者美其名曰革命。战后的阶级代替旧的阶级，广大的人民痛苦呻吟，无处倾诉。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歌颂革命，看看改良派如熊希龄的理性与稳健，革命家应该说自己错了！
作者：张朋园先生，现任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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