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立志革命的经过 宋教仁，一名炼，字鈍初，别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幼时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十二岁丧父。赖母教养成人。贫而好学，刻苦自励。性沉毅。富判断力，重感情，好交友。民国纪元前九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西历一九○一二年）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肄业，便抱改革思想，开始物色同志。闻黃兴由日归国，在鄂演说，痛诋清政府的腐败，并提倡改革，他非常悅服，便和兴相结合。后兴因演说遭清廷之忌。离鄂赴湘，主讲明德学堂，他也于八月离鄂回湘，当时同志集湘的，尚有陈天华、张继、刘揆一等，于是集议组织革命团体，号曰华兴会，公推兴为会长；其馀各人，分任结揽志士和运动会党的责任。教仁和胡瑛等，并筹设支部于武昌，名曰科毕补习所，策应总会。
二 参加革命初次失败 华兴会成立后第二年秋，各会员分头经营的结果，都很圆满，便決定实行发难。恰好十月初十日为清太后那拉氏诞辰，照例一切官吏，必举行庆祝；党人就预定在那天分长沙、常德、衡阳、岳州、宝庆五路，同时举义，先从聚歼官吏下手；并決定常德一路，由教仁主持。教仁奉令后，便返常德，聚集同志，积极筹划。因饷糈缺乏。想把自己产业卖去来抵补，一时又急切难成，只有改计赴省，另筹他款。九月二十二日买舟起程，一十九日到省，偏访各秘密机关，只见有被封的，有改变原状，不留一点痕跡的。再到黃兴住所，守门的说：“已十天沒回”一时心中茫然，正在街头踯躅思索，突然遇见曹亚伯，就同到圣公会密室里叙谈，才知道谋洩事败，深为扼腕。不久，又知武昌学堂，因察悉他参加革命，已把他除名，就悄然转沪逃往日本留学。
三 加入同盟会后的建树 到日京后，先进顺天中学，补习日语英文；后入法政大学，购卷听讲。他家既贫，这时逃亡異域。自然更感困难，幸赖留日京的文普通学堂中旧同普们的协助，为他筹一笔款项，才得如颐求学。这虽然是友朋们的义侠，实也因教仁志行超众，为人敬爱的缘故。他得了资助，更加奋勉，时时作文译书，兼任学校汉文教授。以所得聊为补助，后来又设法领到公费，其困始解。
纪元前七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西历一九○五年）春，他因感于国內人心死气沉沉，想用文字的鼓吹，来激动人们的心弦。便会同张步青、陈天华、程家樫、黃兴等十馀人，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秘密运输国內。是年夏天。他和家柽偶然同访日人宮畸寅藏。宮崎告他 国父孙中山先生将来东京的消息。他久慕 国父之名，尚未会面，听了深盼有机一晤。过了几天，国父同宫崎同来杂志社参观，教仁便偿了识荊之颐。当时 国父对社中事务和同志意见，曾作详切的询问，都由教仁等一一作答。末后 国父又和众人纵论世界大势和革命方略。教仁等听了，都暗暗叹服，许为革命唯一领袖。七月三十日，就有革命大集团——中国同盟会的出现。 国父当选为总理，教仁被选为执法部检事。当时黃兴等又提议创办民报，教仁因二十世纪之支那，刊有“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触动日政府隐衷。假名妨害公安，派警查封，所以更极端赞成民报出版行世。民报上署名强力斋的，便是教仁的杰作，有时他帮助社务。在当时实是 国父的左右手，党中有名的健将。
四 病中忧国的心情 教仁好学成性，加入革命运动后，仍不忘读书；而读书更不忘革命。那年十一月，见日政府受清廷要求，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他的挚友陈天华，愤而投海。他为文纪其事，语极沉痛。载之民报，一时人心激励。他又和杨卓林、宁调元、胡瑛等发起联合会谋抵制。清驻日公使杨枢奏请除名驱逐。不许留学，于是改名曰炼，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同时对于财政经济各门，均一一涉猎，悉心研究。他高深的学问，可说是在这个期间，奠定了基础。这样过了一年，卒因勤苦过甚，在第二年秋天，忽然染了沉疴。客中举目无亲，乃入医院就治，医嘱屏绝思虑。然他病中对于国事，终不能忘怀，甚至触动愁思，不能成寐；夜阑人靜，口成一绝云：“四壁虫声急，孤灯夜雨寒，此身愁裹过，故国梦中看。”接着想起自己如果因此一病不起，生平志愿，将付流水，不禁悲从中来，伏枕而泣。适有日友来访。见状大惊，问他何以兴悲，他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在这顷刻间，吾仿彿不知历几许时事了。”日友也为点头叹息，他为国的心情。至此就得出大概了。
五 辽东举义之失败 到了冬天，大病告痊，一身轻快。觉得在異国鼓吹革命。效力不免迟缓，不如亲身回国做实际革命运动，就決计辍学返国。又鉴于当时革命运动，在南方已是再接再厉，而北方未免冷寂，所以決定从北方下手。他在日友萱野长知处，早已探知辽宁马侠內容详情；纪元前五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西历一○九七年）春，又识日人末永节、古河两人。古河曾做过马侠中头目多年，允任引道，他便想往东三省运动马侠起事。他把这事和黃兴等商量结果，都认为可行，就约同志白逾桓、吳昆、日人古河等回国，共同进行。逾桓因事先行，相约在马关相会。三月尾，教仁到达辽宁的安东后，因清探密布不便入內地，乃一面细考地图，详察形势，调查风俗人情宗教，为用兵的基础；一方嘱逾桓偕日人小长谷，往凤凰城调查一切；又写信给马侠头目李逢春、朱二角、金寿山，说明使命，示以革命宗旨，请其共举义旗。李等接信后都表示赞同，从此远近来归的一天天加多，教仁就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以为灌输主义主持革命的中心机构。到了夏天，听到革命军在广东潮州、惠州举事，就拟同时发动，先占辽宁，再逼榆关，而窥京畿。不料咸厂招兵，风声走漏，逾桓不幸被捕。他见大势已去，就改了装束，逃往日京，待机再举。
六 卫中保土的伟著——间鸟问题 教仁到日京后，致力于同盟会机要和民报的革命宣传外，同时仍钻研学术，备将来革命建设之用。纪元前四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西历一九○八年）的春天，中日间岛问题起，清廷沒法应付，交涉将败。他却采取了各家著述。剪取了当时报纸，著成“间岛问题”一书。驻日清使听知后，就间接托人购稿献之国內外交当局。外交当局凭着这书，才把难题解決。因此曾几番请他去任外交重任，但他却坚決拒绝；仅将所获稿费，半数购书，半数赠送党友。而他的声名，就由此传遍中外了。那年冬。民报二十四期中有“革命之心理”一文，日政府认有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作用，勒令封禁。教仁和社中同志，向法庭诉日政府违律，不得直，就拟联合同人，继续移往美国出版，因别的原因，沒有实现。民报被封后，党的势力，当然受了不少影响，党的经费，亦更困难，教仁便译了日人所著之财政学一大部，由侨日华商购稿印销国內，得款数千元，充作党费之用。到第三年春，广州新军举事又失败，同盟会的精神，又更松懈下来，教仁深为太息，日日和谭人凤、居正等商量整顿办法。适国內邹代藩到日京和谭人凤、邹永成同居神田北、神保町，对同盟会建议三策：一、在北方举事为上策；二、在长江流域举事为中策；三、在边彊举事为下策。经教仁与人凤约集林文、何天烱、吕志伊、萧翼鲲、张镇衡、邹永成、周来苏、首绍甫等数十人讨论決议，以中策为上策，实行组织长江机关。当时教仁并提议：湘省新化县锑矿最多，由他与日人交涉，全数售与日本商人，博取手续费应用。其中每百两银，可得手续费银五两，是每年可得手续费一百数十万两，即以此办理长江机关进行事项。众以鑛商多是邹家亲友，遂推永成、镇衡返国和新化矿商交涉。镇衡等返国后，在汉口法租界实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以便內外接洽，又由人凤去香港。向诸同志传达。可是到时，黃兴、赵声已准备再攻粤垣，就不及实行。
七 参与辛亥广州之役 纪元前二年（清宣统二年、西历一九一○年）秋，教仁因寄身異域，不易发展，就回上海，经于右任、陈其美等请入民立报任主笔，署名渔父。凭着他犀利的笔锋，和渊博的学理，对清政府痛加攻击，于革命主义，竭力提倡，智识界爭相定阅，成为革命最有力的刊物。第二年的春天，香港统筹部重谋大举广州，连电教仁前去。那时他正在沪上所有策图，因此同志多留他主持中路，为南路策应。同时又有人觉得他此去危险性太大，最好不去。他却慷慨说：“这点你们不必伯，成功了是为四万万同胞造福；不成拚我一颗头颅就完了！”当即将馆中笔政，托方潛暂代，仍署名渔父，免人启疑。三月中旬到港，统筹部便请他继陈炯明任编制课课长，一切帝告令文，都出他手笔。这一役，预定三月二十九日聚集各省志士，同时发难，攻取广州。二十五日，由黃兴先生入省主持，胡汉民、赵声、教仁等在港计划，预备到期再行入省共举。二十七日，因事被清吏侦悉，省中一部同志奉命退港。二十八日，又觉事有可为，又电港人速入省。港中同志，因二十九日赶不及上省，电请兴展期一日。但到二十九日上午，省中重要秘密机关，已次第被破，迫得黃兴不能再待，就仓猝率在省党人进攻督署。等到教仁等抵省时，大事已败。同志死事的壮烈，党中牺牲的重大，都在各役之上。教仁等伤败之下，只有折回香港，赶办善后。当粤省事败消息传至沪上时，民立报同人都料教仁必难免。后接一电译至宋字，都不忍卒译，定神后再译，见是宋玉琳，惊意始苏；但仍因候他许久日子不见回来，心中忐忑难受。有一天，忽见教仁翩然归社。都欣喜若狂。经教仁报告失败经过，又不禁沮丧万分。教仁却安慰说：“这次虽败，然得极多经验，足为日后取法。”同志听了，方才重振精神，致力社务党务的进行。
八 筹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并策动义师 三月二十九日一役，党中精锐全丧，黄兴伤手，赵声因忧愤而卒，党人都悲怆满怀，无限消极。教仁虽免不了忧伤的心情，但却沒有消极的意念。他于协办善后事毕，偕同陈其美返沪后，一方主持革命言论，一方埋头研究进行方策。他鉴于这次失败，认为以后再举，必须审慎周详，严密筹备。当时即以在日京所讥之三策，加以衍述：（一）效法葡、土之中央革命，密联北方军队。更结东三省马侠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统一全国为上策；（二）在长江流域，各树潛势力，一声令发，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三）在边疆要塞，密组机关，一朝大举，进据各塞，徐图攻取为下策。众认为上策之较难，下策行之已败，決行中策，亦如日京同志之意。教仁就和其美及谭人凤等筹组中国同盟中部总会，为实行的枢纽，仍奉日京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会，以资联系。由教仁起草总会和分会章程，于六月初六日开成立会。会长一职。虛位待贤，教仁和其美、人凤、杨谱笙、潘祖彝当选为总务干事，吕志伊等为候补干事，组务总会，统揽事权。又设庶务、会计、财务、文事、交通五部，由总务干事各兼一部，教仁担任文事。总会成后，就筹立各省分会，潛布实力。由人凤往鄂同居正、孙武、詹大悲等将共进会、文学社合组湖北分会；曾杰赴湘同焦达峯、杨任、邹永成，谢介僧等组湖南分会；范鸿仙，郑赞成赴皖筹设安徽分会；三会都直隶总会。主要任务，为运动各省军队，主持革命义举。又因长江中下流域，虽已有布置，上流的川、陕两省、地形险要，也须物色同志经营，以策万全。恰巧吳永珊由东京本部过沪归川，又有井勿幕已在陕西运动军队，派人来沪，有所密谋。教仁便分别和两人接洽，嘱其合作，各立分会，使成首尾一贯的形势。至于实行方面，決定由武昌发动，理由是：武昌为湖北重镇，位居全国之中，交通四达，同志易聚，地理人事都相宜。但武昌东有大江，敌舰易入。西有汉口租界，对外烦难，且为京、汉、湘、鄂铁路交错要冲，清军朝发夕至，不宜于守，故決定武昌一动，四方即起响应，使清兵措手不及。计议既定，就通告各分会，都本此计划，积极筹备。
九 武昌起义中的政治建设运动 清政的窳败及苛虐，本已不满人心；七月初，清廷忽颁铁路国有令，一时川、鄂、湘、粵各省人民，齐起反对，川人尤为激烈。清廷令端方调鄂省新军入川，谕令格杀勿论，因此舆论更愤激。鄂省同志，就拟乘机发难，派居正、杨玉如往上海购枪，并迎教仁、人凤、黃兴等前去主持。教仁也认为这是千载一时良机，正要动身，忽胡瑛来电告所事尚难急发。教仁就嘱居正运械先行，自己留沪，策动各方。他一面电黃兴速来上海共商；一面嘱范鸿仙、柏文蔚攻取南京；一面助陈其美、李燮和图取上海。
八月十八日，汉口党人孙武因制造炸弹不慎，爆发受伤，潛逃就医。警士闻声，入室搜查，机关无意被破，密谋败露，党人名册被携去，当晚彭楚藩、杨宏胜三党人，就被捕遇害，一时党人个个自危。第二天夜晚，新军中同志蔡济民、吳醒汉、熊秉坤、居正等，迫不已，便仓猝率得新军发难，进攻督署。清吏弃城而逃，武昌就告克复。于是拥黎元洪为鄂军都督，宣告革命宗旨，接着督师进占汉阳，革命军声势大振。
当彭刘杨三烈士遇害消息传出时，教仁正抱病臥床，听了不禁肝肠寸断，连说：“完了！完了！”到第二天，接到党人举义已克武昌消息，喜得从床上跃起，病也霍然而愈。正筹备西上，恰巧黃兴到沪，就和兴同行。九月初七抵达鄂军都督府时，革命军势正挫，局势危急。众见教仁和兴到达，都大喜，就推兴为战时总司令，率师反攻；推教仁和胡瑛办理外交事务。革命军和清兵对战武汉。外人始终严守中立，教仁折冲樽俎的功劳，是极其伟大的。他于致力外交之外，又独具慧眼，以为破坏开始。建设最重要，所以特别注意于新政府的创立。他和民政部长汤化龙等计议后，亲草临时约法，通电各省，推代表即日来鄂组织临时政府。后因各代表来鄂的不多，就赴沪亲促，俾速组政府，统一军政，便利国事的推进。到沪后和各省代表开会于江苏教育会，決定采统一制，立责任內阁，设临时政府于武昌。会议毕，代表除一部份留沪任通讯联络以外，馀都纷纷西上。各代表到鄂后，开会结果，否決责任內阁，另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传到沪上，沪上的代表不同意。正在这时，汉阳失守，武昌危急，幸而南京已告克复，形势又为一变，就決定临时政府改设南京，鄂中代表也就东返。教仁因闻江浙联军克南京后。发生江苏都督问题，便顺往调解，结果纠纷平息。众因教仁长于政治，请其主持民政，教仁因中枢大计，尚未确立，婉辞返沪。
一○ 临时政府时代的勋猷 当赴鄂代表东返时，留沪代表已举黃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決定总统未产生前一切职权由元帅代理。但黃兴固辞不就。后来驻沪代表将此案提请赴鄂代表追认，赴鄂代表也未予以追认。这两地代表意见的偶左，有人误会到教仁有图做內阁总理的计谋。结果集会再选，以元洪为大元帅，兴副之。但因元洪在鄂，不能负责，推兴暂代，兴仍未允，这事就虛悬了匝月。十一月初， 国父由海外归国抵沪，举国狂欢。教仁遂和胡汉民等集议，決请 国父出任国政；又拟请兴任国务总理。兴仍不愿，同志遂主张不设。教仁审察国情和大势，认国务总理一职，系属必要，就起而力爭。 国父因兴既不愿任，就派张继去请教仁担任。教仁听了说：“这绝对不成！人不将以我日前的力爭是为自己打算吗？”便约居正、田桐等亲去劝兴，好容易得兴允可了。可是到南京去和各省代表协商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设国务总理的结果，却仍被否決。十一月十七日， 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十九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同日， 国父提出国务员名单，以教仁为內务部长。亦因从前的误会。沒有通过。凡此种种，在他人必悻悻爭辩，教仁却毫不在意，其宏量实为常人所不及。一月十五日，政府任他为法制局总裁，他就本其宿学宏识，一心草拟建国重要法规，而反对派报纸，故造蜚语，诬他纳妓等等，他都一笑置之。友朋中有劝他驰函更正的，他却说：“事实胜于雄辩，岂能诬我？”他光明磊落不与人家爭短长的气度，又可见一斑。
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廷见大势巳去，遣袁世凯与革命军进行和议。议成清帝退位，全国统一。 国父就辞大总统职，向参议院荐世凯继任。但事先约好。必要世凯南下就职；并建国都于南京。其用意：一是要借此贯通南北声气；二是要打破主政人帝王迷梦。可是两事正打着了世凯心坎，因此迟迟不肯南下，民国局势，仍在风雨飘搖之中。教仁心中忧虑，政府也颇着急。不久，政府派他和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世凯。二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世凯特开正阳门相迎，以示隆重，一切接洽，都颇圆满。不料第三天晚上，京中忽闹兵变，火光烛天，大肆焚掠，枪声不断，人心惶惶。教仁等所住法政学堂，也有乱军持枪闯入，幸他早已隐入密室，得免于难。第二天，兵祸连结到天津、保定，一时风云惨淡，谣诼繁兴。世凯就假此为坐镇北方不能南下的借口。教仁等不知是计，就电国会请准许世凯就职北京。国会也觉得顾全大局为重，予以通过。世凯就任后，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改组內阁，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农林虽不是教仁所长，但经他努力的结果，在极短时期內，先后草定边境开垦移民殖林等法，制定农林大纲和农林政策，拟设垦事总管府垦殖厅诸制等，虽尚未见实行，然已粗具规模。不久世凯擅权纵势，破坏约法，命令不经內阁副署，唐绍仪愤而辞职。教仁平日政见，向主责任內阁，至此，见內阁之权，已被侵夺，继任的总理，又为世凯私人，知本党政纲，決难实现，就和蔡元培、王宠惠、陈其美四总长，同时辞职。当时总长月薪，只有二百元，世凯为笼络人才伸张私权计，曾交付各总长交通银行支票簿一本，听其任意取携。至此，各总长送还原簿，独教仁分文未动，世凯为之失色，其妬杀教仁之心，遂由此起。
一一 努力党务政治和被害 教仁去职后，知世凯野心勃勃，蓄意摧残本党，便想用政治手腕来制裁他。原来自临时政府北迁后，国內政党，如雨后春笋怒生，都想在政治上爭取些权利，初无所谓一贯的匡时政策和特殊的目的。其中只有世凯的御用党——共和党，却是具有和本党抗衡势力的作用的一个大党，时常联合些小党，在议会上扼制本党的主张，因此，教仁就想扩充本党范围来抵制世凯的跋扈，并巩固共和的基础。经他奔走的结果，就在八月二十五日宣布以同盟会为主体，合并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会、共和实进会组织为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会，发表宣言，请 国父蒞临致辞，选举 国父为理事长，教仁等八人为理事。由是党的势力日渐扩张。不久，国会选举，本党所得议席，占大多数，教仁的计划，可说完全成功。
教仁自离乡井，奔走革命垂十年，前因大业未成，所以公尔忘私。到这时见民国奠定，选举又如愿以偿，觉得老母倚门倚闾，定省久缺，便束装返里省亲。其母见教仁久出远归，欢愉之情，不可腾状。教仁也眷恋天伦之乐。想暂时息影林泉，以娱慈亲。无奈国家正在多事，时局犹属混沌，经不起同志催促，热血仍然沸腾，只好移孝作忠，在老母双眼垂泪之下，别亲离家。他从武汉出发。经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本着他的主张，到处作宣传演讲，所论都根据学理，完全是个大政治家的风度，所以得到羣众的景仰。他主张责任內阁制，但说不必出于己党。即这一点，就可见他持论的光明正大，所以敌党对他，也不得不为之心折。可是这事却使北京的当局惊心，先使人匿名著论，和教仁对辩；又使所谓“救国团”的通电责难，教仁却从容据理驳复。同时又代本党草具政见纲要，对政体政策作精详的阐述，预备携往北京，提交本部审议公布。那时正式国会议员陆续北上， 国父派教仁代理本党理事长，世凯更为不安，便抱定两雄不并立的決心。当时的內阁总理赵秉钧，是世凯平日豢养的走狗，世凯既決意剪除教仁，就授意秉钧。秉钧奉命后，即令自己心腹內务部秘书洪述祖主办其事。述祖又把这事交付浙人应桂馨，许他事成厚酬。桂馨是个唯利是图的无赖，胆大妄为，受命后，开始追蹤教仁，由宁至沪，暗中设立机关，密招徒党，朝夕图谋报命。想图他富贵的好梦。刚有晉人名武士英的，原名吳福铭，性子凶悍，长于射击，是前清一个失意军人，穷极无聊，流落沪滨。有人把他介绍给桂馨，桂馨见后大喜，款待特厚，又许他重金。不久，闻教仁已定期北上，就给士英手枪一枝，教仁的相片一张，嘱他率同叶玉如等预先埋伏于沪宁车站，向教仁下毒手。
教仁自奉 国父命代理本党理事长后，即定三月二十日北上主持一切。将行之前，忽有友人告他有人谋害消息，请他严防，他却毫不在意，并且对人说：“在此光天化日之下，难道有卑劣橫暴不顾国法的人？恐是官僚或異党暗布疑阵。即使果有其事，我难道可因畏惧就放弃我的责任吗？”当夜仍由寓所按时起程，到北站后，先和同行及送行的在议员接待室休息。过了一会，由吳仲华引道上车，和拓鲁生、黃兴、陈策、廖仲凯等向车站出口处横列而行，才到剪票处，忽闻砰然枪声，起于近处。一时行人都各自奔避，独正于右任因尚与友人在接待室叙别，回头见诸人都已离室，以为已上火车，有出室匆匆赶往月台。忽闻枪声，心知有異，急去详察，只见教仁一人斜臥铁椅上，惨然说：“我中弹了。”右任大惊，一面嘱人从速缉凶；一面借车亲送教仁入沪宁铁路医院治疗。可是凶犯早已于人心惊慌秩序紊乱中潛逃无蹤了。
教仁到院后，即由医生检视创伤，见枪弹由右腰后射入，使用手术取出枪弹，注射止痛药，使他安眠。然伤处适近心脏，所以流血虽少，痛苦特甚，虽用止痛药剂，仍辗转呼号，惨不忍闻。因不知仇杀的是何人，在痛苦呻吟中，连呼“是谁误会我呢”不绝。后见黃兴等都来院探视，便手招近前说：“倘我身死，诸公对国事务望勇往直前。”又嘱电世凯勉他保障民权；巩固国会，安定大局，确立宪法。当夜伤势加重，便血不止。第二天早晨，神色惨变，危险万状。中西医生都说：“肠脏已损亟应开割，方有生望。”右任和同志会商应允，即于当日下午二时，先施迷药，后动手术，将肠脏修补，血块除去。后缝合伤口，注射吗啡，定其神经。从此后就奄奄一息。二十二日晨，曾作最后掙扎，对书记刘白断续说：“我所欲说的，已告右任了。”原来教仁自受伤后，自知难起，在医院等候检视时，曾以一二事嘱右任：（一）以书籍赠南京图书馆；（二）请故人抚卹其家，善待其母；（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到此时，更觉得断无生理，故对刘白再为简单一提。不一刻，同志全集，教仁双目注视故友，两手时合十或抚胸际，正像千言万语，难吐一字。黄兴看了不忍，便含泪俯首在他耳边说：“鈍初！你放心，国家大事，我们一定尽力做去”说毕，这位匡国济时的伟人，便舍中华民国而长逝！但口目俱张，暗示无限遗憾。在侧的人睹状，无不失声而哭，悲愤填膺，誓为教仁雪恨！
一二 殉难影向和身后哀荣 当教仁遇刺消息传出后，全国震骇，舆论喧腾，都认凶犯有政治背景。及教仁殉难，羣情愤激。而主使人的方面，反造谣惑众，淆乱听闻，甚有诬为本党自爭权利互相残杀的。黄兴和陈其美格外悲愤，因与当地警政和铁路当局各悬重赏，严缉凶犯，务澈底根究，以明真相。数天后，就由本党特派员探得现索，引道巡捕在英租界妓寮中捕获桂馨。继又在家中搜得谋害手枪和证物多件，而开枪行刺的凶手武士英，遂以被获，在证件中又找出秉钧、述祖与桂馨的密电码三本和可疑函电数起。再加上犯人的口供，十足证明了此案內情，并非简单，而实是当时身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所主谋。真情既露，全案大白，中外人士，都抱不平。然而世凯非但不认罪服法，以平众怒；反而更加专横，厉兵秣马，准备拿武力压迫不平的人心。本党为贯澈革命。维护约法。就暗中准备军事声讨，不久即有二次革命之役。
教仁生于纪元前一二十年（清光绪八年、西历一八八二年）二月十八日，死时年仅三十二岁。有白发老母在堂，妻方氏，生子振吕。因其毕生心血，致力于学，尽瘁于国，不事生产，以致环堵萧然，凄凉满目。死后当由故旧陈其美等代集资金，棺殓成礼。第二天由医院移柩，暂寄湖南会馆，中外各界，执绋送殡的数千人，素车白马，备极哀荣。后来又经党人奉葬于上海闸北某地（今称宋公园），并树立铜像。他的丰功伟绩，便永垂千古而不朽。其家属则由政府给恤，其子并由政府资助出国求学，以慰忠魂。
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藩，又得国中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望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先生因在日经营事多，不欲以政治上之一鳞一爪，急等表见，故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
庚戍冬，先生自东京至上海，与谭君价人、刘君成禺偕来，先顾记者寓所，相见即作深谈。时中国外交正亟，先生言其关系，与准备之策，旁及报社之宗旨趋向，暨其进行之方，抵掌而谈，记者心折。今日我报之有此成绩者，先生实规其先畴。记者乃力请先生任编撰，先生言上海危难，恐不能久居。记者曰：行止艰难，我与君等耳。然必欲为周密之布置。时民立报赁屋于山东路，遂另觅一编纂之室，于法界三茅阁桥畔，今茲民立报之舍宇，犹因宋先生而始经营也。对此崇墉，朝夕出入，此恨真无穷期矣。后民立报火，同人竞为诗文以自吊，有云“桃园渔父真逃世，一炬居然避祖龙。”盖指先生也。当时上海人士，无有知先生姓名者，同社中称先生为桃先生，外来之函件，亦以桃先生目之，居之久，稍稍出外，人初但知为民立报之渔父，此时之困厄坚忍，报舘与先生直相依为命。社中经费既绌，罗掘数十元，为先生偿旅馆费。呜呼！先生于黑暗凶残之世，得保其无恙，而反不能长存于光天化日之下，其谁信耶。
先生尤长于地理学，当在日本时欧人黑口博士，在西藏探险，发见一河流，地理专家之名，骤震一时，至日本、大受日本学者之欢迎，惊为创获。后先生指出其发现之河流，本为中国水道提纲所载，一时欢迎之声遂寂然。
片马交涉起，中国报纸多愤激之词，顾于片马之地位，辄无精审之考求，均以野人山有界，盖误于坊间地图之略而不载也。先生陈书披图，考以历史，证明片马为中国之固有地名，自绘详图，备列地望，山脉河流。不差累黍。此图出，全国震动，上海之外国报纸，违译转载，而此交涉，至今尚未了结，先生有知能无痛乎。上海集会结社，斯时最盛，然率为一哄之势，广场演说，羣相鼓掌，而其实不根于学理，不合于事实，故恆无结果。当时国界维持会，初张其帜，记者乃介绍先生出席演说，至西园者前后两次，每一登坛，听者鼓舞，比为先生在上海登坛之始。其时上海之学人政客，列席者甚众多，就记者问先生名籍，先生于签名簿。亦大书宇渔父，上海人士之称宇先生者，亦自始此也。上海自抵制俄约、抵制美禁以来，凡开会之事，鲜克有终，无可奈何，则归宿于抵制、抵制。自国界维持会后，方知国民有尽力政事之途，故上海一般学者政客之神经，无非因毕生之来，而始喚起其作用者也。
中俄界约事起，举国皇皇，政府外交，亦全无依据。先生发愤，著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将新旧条约，逐一研求，而处置交涉纲要，亦极和平妥协，条分缕晰，累数万言。读本报者，当尚记忆之也。
当此交涉正剧之际，政府守秘密，而外国报纸，喧传俄人要求增戍于撒拉时美，及置领事库尔札。西报地名之译音，与我国地理之辞书，切音相悬，举国报只，莫能指其地者，先生复引史证图，指明撒拉时美为承化寺，而库尔札为伊黎附近之宁远城，俗称为金顶寺者也，一时读者翕然称服，驾先生之博学，无与抗衡者矣。
按承化寺在阿尔泰山额齐斯河畔，这边境要害，长庚入伊黎时，曾有折奏条陈在额齐尔斯河畔当驻重兵，述其地位之形势甚详，亦五千馀言，而卒未能提出其地为承化寺。先生既考证详确，著承化寺说，读本报者，亦当能记忆之也。
广州之役，未发以前，黃克强、谭人凤诸君屡函电促先生粵行。先生适在上海有谋，记者留之，深異先生在沪，遙为粤援，且将以建设大任属之先生也。先生曰：“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随含泪而别。行时，仅手携一皮箧，无敢送行。有询者。则以入汉对。先生去后，本报文字，犹有渔父名著，乃方君潛及记者所为，盖恐渔父之名骤遁，易启人疑，因而侦先生之行蹤也。方潛者。即先生所荐，今为国民党宁部长者也。
及广州之役失败，社中得电者甚多，伤亡烈士，至数十人，一夕得警电，记者紬译电码得一宇玉琳之宇字，私忖必先生，两手骤木，至不能译其下文，哽咽在喉。不敢惊呼。时在侧者。虽皆同社之人，而不敢告其故。后十馀日，不得先生恶耗，殆谓先生真死矣，斯时之悲恸，而无可告诉者，不意至今思之，真浅尝耳。此其况味，又何堪迴想耶。
忽一日，先生提行箧而归，又携一巨箱至馆，相见惊喜，殆如隔世。先生遂备述出险情形。及广州事败之因果。且曰：“此次虽失败，然得许多之经验，足以为他日之预备者。”自是恆郁郁不乐，惟葬身于书籍中。一日，记者见先生方理董箱，中有手写之巨册三，噫！凡文告约法，及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之设施，纲举目张，累累备载，盖先生于广州之役。事前所手草者，记者惊调此危险物也。先生曰：此不可弃，吾将塗乙标题，而存其擘昼可耳。先生十数年来，潛心建设事业，其所主张者悉在此三巨册中，至今当犹在北京之寓庐也。
先生自此，忧愤溫膺，欢笑之颜色，不可多得。忧愁之中，复若有深思撒虑，呈其惨淡经营之色，自晨至昃，无片刻暇豫。某日，忽先生有喜色，记者異而叩之。先生曰：吾于葡萄牙历史之剧，悉心参考，吾于革命事业若有机窍之为吾获也。遂时时以葡国革命之时机经历，著为论说、批评，以诏同志。其为言曰：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爭）；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重旧政府之所恃者为己用（用政府军队）；此三事皆革命成功之原则也。呜呼！观于武昌起言以后种种之历史，国人但惊为响应神速，而不知皆先生之擘画于先也。
当时英国报纸，有论东方时局者，倡为中央革命必启列强干预之说。记者亦读日本外交时报，见前驻华公使伊集院氏之论著，谓中国若有革命事起，日本亦将干涉云云。记者即就先生研究。先生毅然曰：“是无恐，近今世界思潮之趋势，列国交际之态度，与失败政治改革之真理，吾筹之熟矣。我国民果真能革命者，列国方助成之不暇，万无乘机干涉之理，只要大家忠心赤胆望前做去，一切危疑恫喝之词皆浮障也；适足堕人志气，吾当力排異议。”当时记者颇服先生之坚忍卓绝，迨观于去年南北媾和之际，列国无不竭诚将助，益足见先生之识见远矣。
辛亥六、七月间，先生在上海与英士、鸿仙、谭人凤、杨谱笙诸君组织革命机关，时井勿幕君在陕西运动军队，颇有把握，派人走鄂，走沪，为之接洽。并由柏君小愚，先捐银五千，派人走日本，购安枪械；柏君已允为上海机关部捐银五千元，时正四川全省糜烂，柏君营业俱在川，不能得现款，记者乃为之设法筹借，头约期不至，延期四五日后仅得二千元。时先生适病，忽一夕得武昌电，谓事败露，焦急万状。次夕又得电，则武昌得手，清吏脫逃之报告也。译竟而先生跃然起，病亦霍然愈矣。遂电约克强至沪。共图南京。克强至，与先生同走武昌，出入枪林弹雨之中，由漠南渡时在摆江驳船中亲见一大炮开花弹，自其顶上掠江而过也。抵武昌，即从事组织，手订鄂州约法，军书旁午，无可就商，辽东归亟图南京。
先生南下，重至社中，主张组织临时政府。时约法之稿，已邮递到沪，记者读约法竟，私以中华民国第一次之政府，出现世界，必力求其完备。而各省代表之在鄂议決者，多不满人意，遂于发刊之前，商之先生，又请先生加按语于下，谓此系草案，他日临时政府成立时。当以公意修订之。迨此按语之出。论者不稔为记者意也，于是反对先生之声大起。适章太炎，又在神州报宣言“钝初有总理之才云云。”一时误会者愈多，至疑先生之主张，为意属个人之私者。故先生当此时代，虽有精锐之眼光，而不能运其敏活之手腕，殆以此也。然其朝夕勤劬，补助立法，从事于建设者，未尝稍懈也。其间大事，行于先生传记中述之，不敢于茲篇轻出之也。
先生在南京时，记者每至，辄居其寓，行李不俱。入夜往往同宿一杨，谈笑歌呼，庄谐杂出，往往雞鸣向晨，犹刺刺作深谈，所言者，半为政党组织，半为政府组织。至今同想，可亿者仅十之二三耳，真负我故人矣。
一日休暇，记者就先生案，握笔漫塗，写近诗为戏；有断句云“雨花台下伤心泪，白骨青燐旧党人”，先生逼视之，辄怃然曰：生者不暇哀，而君顾有闲涕泪，以哀死者乎。闻其言者，心骨为惊，记者亦为之不怡。宋先生以临时政府成立入京，记者后至，在京一月馀，无日不见先生。先生劳苦万状，恆日未遑进食，顾性矫洁，不愿居城內，独寄宿于西直门外之农事试验场，即俗所称三贝子花园者，同居者惟其书记数人，恬靜自憙。而京城反对者之报纸，头造为蜚语，谓先生将纳名妓苏映雪于篷。先生平生绝无嗜好，凡识先生者，皆能知之，见此纪载，无不失笑，盖先生初未尝与苏映雪一觌面也。因羣请先生驰函辨正，先生曰，是奚足诬我者，置不与较。此虽小节，而先生之光明磊落不屑与羣小爭短长者，又可见矣。（党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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