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中，终生献身教育，办理一个学校，成绩最佳，影响最大者，要算湖南明德校长胡元倓先生。

先生姓胡名元倓，字子靖，号耐庵，湖南湘潭人。清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七日（西元一八七二年九月九日）生，到今年恰好满一百岁，去年此时，明德旅台校友，曾集会庆祝，并刊行“胡子靖先生纪念集”。笔者奉刘白如先生命，亦曾撰写“胡元倓先生传”（中华书局发行），兹当先生百年诞辰，特略述先生办理明德学校情形，以示景仰之忱。

胡先生的家诞是世代书香，祖父湘（筠帆）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父亲同寿（同生）和伯父锡燕（蓟门），都跟着住在南海，所以有机会跟从广东著名学者陈澧读书。先生兄弟很多，长兄元仪，对于诗经和荀子有研究，他著的书，都由经学家王先谦，采入其主编的“皇清经解续编”及“荀子集解”中，六兄元玉，跟随长兄读书，又是湘绮老人王闿运的女婿，请教方便，造诣更深。

胡先生排行第九，在兄弟辈中最小，一面有父兄教导，一面又有亲戚王闿运指示，可说是最幸运的一位。在学术思想方面，胡先生对姚江学派最感兴趣，他服膺王阳明的学说，以“存诚”为立身治事的根本。

戊戌（一八九八年）维新变法，和湖南的关系甚深，因维新主角梁启超和谭嗣同等，都曾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所以变法失败，湖南青年受的刺激最大。及庚子（一九○○）八国联军入京，清廷败绩，接着订立辛丑（一九○一）和约，胡先生有感于国耻日深，乃毅然弃举子业。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三月），湖南选派公费游日举生十人，胡先生即其中之一。他在沿江东下时，顺道至江苏泰兴，拜访他富有新思想的表兄龙知县砚仙，遂和龙选派的学生丁文江等，一同东渡。

到东京后，依范源濂的安排，入宏文学院习速成师范。半年的学习和参观，胡先生了解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主因，在于教育的普及；而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储才建国一事，尤其给了胡先生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矢志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所以次年回国，即与其表兄砚仙等商量，获得砚仙叔父刑部侍郎龙湛霖的赞助，乃于长沙创立明德学校。

明德学校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当时新教育虽已酝酿几十年，但仍在萌芽时期。公立的学校，因迫于情势的需要，虽已成立了几所，而私立的教育场所，仍停滞在书院、私塾的阶段。当时在湖南，固然还没有私立学校，就是在全国，也没有几所至今尚存的私立学校已经成立。以后与明德齐名的南开学校，创立于光绪三十年（一九○四），比明德晚一年，所以明德学校的创立，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开学日是三月二十九，这一天极富历史意义，因为八年后的辛亥广州之役，也发生在这一天，而其领导人黄兴，也是明德学校创办时重要人物之一。

原来黄兴和胡元倓，是日本宏文师范的同学，胡先生创立明德后，即至上海聘请英文及理化教员，遇到黄轸（兴），约他回长沙，主办速成师范，并教授历史和体育。黄氏受聘明德后，即利用学校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与张继、周震麟等经常商讨，李书城、吴禄贞等亦自鄂来明德小住，相与密谋。课余之暇，黄常至理化实验室试制炸药，又刊行陈天华撰猛回头等书。后黄氏领导的华兴会，定于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十一月，在长沙起义，不幸被反对明德之巨绅告发，指黄氏及胡先生等为革命党魁，要求迅速拿办。后得龙侍郎从中斡旋，黄氏始间关脱险，一场风波，方告平息。

明德学校的创办，首先得龙氏兄弟父子的赞助，即赖龙侍郎捐款二千元，以租长沙城北左文襄祠为校舍。所以学校成立后，以龙侍郎为总理（相当现在的董事长），胡自任监督（即校长），而以龙侍郎子绂瑞副之。

赞助明德之另一重要人物为谭延闿，谭氏本以会元望重一时，不免重科举而轻学校，但自明德创办之年的七月间，莅校参观后，他的观念改变了。胡先生请他主办这一新创学校，欣然允诺，当即捐款一千元，并允按年补助英文教员薪金。且于次年龙侍郎去世后，即继任总理职务。

经费和人事，是私立学校两大柱石。明德学校开办之初，胡先生除请龙氏叔侄父子、黄兴及谭延闿赞襄外，对于湖南当政人物，自然都请他们帮助。如湖南巡抚俞廉三，他选派胡先生赴日游学，当然赞助他开办明德；其后赵尔巽继任巡抚，以明德为湘省正绅所创办，故多方予以维护。及端方为湖南巡抚，更锐志兴学，见明德成绩卓著，因豁免其原来贷款四千元，并每月增加津贴一千元，且资送中学甲班全体学生留学日本，这对胡氏精神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帮助，自然都是很大的。其他湖南之在政治、教育界的人物，如熊希龄、范源濂等，亦多给明德以精神及物质的援助。赵尔巽及端方，在离开湖南后，仍予明德以协助。

教师是学校的灵魂，胡先生为明德聘请优良教师，不惜长途跋涉，甚至含垢忍辱，屈膝以求。明德开办时，曾聘请周震麟、张继、王正廷、苏曼殊、陆鸿逵等名流任教。当时外文及理化、博物等教师最为缺乏，所以胡氏亲赴杭州聘华龙回湘教英文，又自日本聘请理化教员掘井觉太郎，博物教员永江正直，并购置仪器回来。又原聘日语教师李傥未到，恰好陈介自日本回湘省亲，胡先生邀他相助，陈允至暑假为止。不料暑假后，李仍未到，陈急须赴日本完成学业，坚不允再留。胡先生情急，竟于众人座前，向陈长跪，非允不起。陈终被感动，允续任教一年，这一事实，以后在湖南教育界，传为佳话。

捐助明德经费的，除龙侍郎、谭翰林外，湘潭袁树勋，曾捐助一万元。当时袁氏任上海道，以谊属同乡，胡先生前往捐款。不过这一万元得来不易，胡先生像跪请教员陈介一样，也是屈膝得来的。

胡先生为明德捐款，不惜冒险风雪，犯寒暑，跋涉险阻，真是艰苦备尝。有时要请捐款的人外出，或门房不为通报时，他就携被卧待，胡先生行九，所以有“胡九丐化”之称。光绪三十三年，明德经费极感困难，教职员薪金都发不出，几乎要关门了，胡先生往请端方总督，想向裕宁钱局借两万元。端督写了信要他到九江去兑取。但是经办人不肯发，当时天寒岁尽，学校等着钱用，胡先生真是急得要死。幸好谭延闿主持校事，怕先生发生意外，亟电安慰，校中同人，又自动捐出薪金，才勉强渡过难关。

私人捐款之外，政府机关也有补助，湖南省政府除常年津贴外，并曾拨土地以建校舍。学校经费困难时，校友也时予捐助。民国十五年，中华教育基金会津贴明德学校一万元（南开中学也津贴一万元），十八年，政府拨中俄庚款十五万元；二十二年，湖南省政府给奖金八千元，这是数字比较大的。

明德曾于民国二年，在北京创设大学，并且成绩甚佳，后因袁世凯称帝停办，又迁汉口复校，终因经费困难，不易维持而停办。自十五年以后，专办中学，校舍设备，已有基础，补助及捐款亦多，经费始稍宽裕。

胡先生创办明德的目的，在造就中等社会人才，改进中国社会。校名“明德”，系本“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书，在止于至善”之义，勉人为“大人”之学，担负起社会中坚的责任，所以校训为“坚苦真诚”，并选古今名言，请时贤书写，悬挂于学校各处，使学生耳濡目染，收潜移默化之效。其中如王闿运写的“忍耐力，希望心”，“虽九死吾犹未悔”；胡元常写的“诚心实力，有错无私”；谭延闿写的“事本无私，欲公诸世；求同乎理，不异于人”；严修写的“融异为同，化小为大，行之以渐，持之以恒”；吴敬恒写的“乐取与人以为善，因而不失其所亨”；都是胡先生自己体认有得，用以勉励学生的。

明德所实施的教育，是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完整教育。在德育方面，除上述以“坚苦真诚”为校训，并辅以古今嘉言懿行，使学生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并因学生全体住校，教师亦多住校中，如胡校长就是经常住在学校的，所以师生共同生活的机会多，施行人格感化，有我国书院教育及英国导师制之长。蔚为校风，明德学生乃自然有一种特殊精神。

智育究竟是学校教育的重心，明德在开办之初，即注意中外语文及理化、博物等自然科学的教学。如前所述，胡先生亲至沪杭聘请英文教员，又自日本聘请理化、博物教员，且凤置理化博物仪器标本。后应事实需要，开办日语及英语专科，又开办商业、银行、会计等专修科，所以不但注意语文、自然及社会等基本科目之教学，同时还注意商业等职业技能之养成，使毕业学生既可入大学深造，亦可出社会服务，今之所谓“综合中学”者，胡先生在六十年前，即能见之实行，不能不令人佩服其眼光之远大。

在体育方面，明德开办时，曾请黄兴教授体操，克强先生身材魁梧，膂力过人，他在体育场中那种生龙活虎般的动作，英勇豪迈的精神，曾使学生向往不已。克强先生当时且领导革命活动，自然希望学生中有人能继之而起，所以明德学校的师生，对革命的助力，实际上是很大的。

明德注重体育，自始就养成了风气，尤以球类活动见长。据明德校史记载：“民国十八年，本校球队远征武汉，凯旋而归。”又“十九年三月，开第十届全省运动会，本校参加球赛，得足球、排球、纲球、棒球四项锦标，代表全省出席华中运动会，仍获排球、棒球两项锦标归。”与体育关联的军训和童子军课程，明德也极重视，且均有优良的表现。

群育为我国过去教育所忽视，明德注重体育，尤其是球类活动，即所以增加学生团体活动的机会，藉以养成协调合作，团结奋斗，即今之所谓“团队精神”。学生全部住校，课后有各种活动如球类、田径、书法、美术、音乐、棋类等，还有学生膳食会、学生自治会等组织与活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明德师生异常愤慨，参加长沙市民游行示威运动，并于十月组织提倡国货会，排斥仇货，颇著成效。明德开学不到一月，上海苏报即刊载：“湘潭胡子靖孝廉，自东归与龙侍郎之子萸溪，创设明德学堂，教员得人，规模亦甚整齐，其主义在养成军国民之资格，现已开学，将来必有成效可睹。”所以明德学校的名声，很快就传开了，而且胡校长领导有方，教师优良，确实成绩卓著。如民国十四年，毕业生五十四人，其中考取北京、清华、北洋、交通各大学者达四十八人，其升学率之高，现时台北之建国中学与第一女中，或可与之比拟。民四二十二年，蒋委员长至明德参观，检阅军训及童子军，亲书“此于至善”横匾一方，予以鼓励。

胡先生的生命，寄托于明德学校，一生除担任过短期的留日学生监督，及湖南大学校长外，未曾离开学校。民国十九年秋，共匪攻陷长沙，时胡先生刚从南京回来，决心留长沙护校，困居赤焰中十日，共军数度向他骚扰，胡先生不为所屈，始终居校园中，以致中外各报，多载胡先生殉难者。

胡先生与谭延闿先生交深，但谭氏四督湘军，胡未尝请春利用职权，销去明德所借公债。而谭历年致书于胡，均推勉备至，如“近益感于国人之无教育，仍不能不望之我明德”；“我辈唯公有职业，不可不勉”。胡敬承其言，益励前操，于刊行耐庵言志诗第三集，其自序云：“好友徂逝，边患日深，三十年前以教育救国之志，未得少酬，而国步迍邅，于兹为极。往岁畏公弃国前数日来书，以‘死不难不死难’六字相勉及今追念，殊切人亡国瘁之痛。而保种图存，后死者责益艰巨，不知藐躬热血，尚堪更磨十年否也？然苟身幸存，敢忘死友？国犹未破，事尚可为。”胡先生献身教育，其老而弥笃之精神，由此可以概见。

胡先生一生不作官，只是晚年因国家民族遭受空前危难，为团结全国力量，乃应国民政府延请，受聘为国民参政员。并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第三次大会开幕时，被推代表全体参政员致词，欢迎议长蒋中正先生。而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则被推为副议长，南北两大教育家桃李满天下，一言兴邦，对于集中国人抗战力量，实有极大的影响。

胡先生服膺阳明之学，以诚待人治事；更能得孔颜之乐，蔼然仁者，晚年自号“乐诚老人”，明德新建校舍，亦名曰“乐诚堂”，其修身养性，实入于从心所欲之化境。生平喜读传习录及明儒学案，尝集其精华，辑成一卷，名为“修身约言”，昭示诸生，明德之淳良校风，由是养成。

陶渊明人称旷达，晚年自为祭文；胡先生有自挽一联，颇能道出其心境及志趣，联云：

已过曾求阙浙世之年，心安理得；
愿述王阳明良知之学，继往开来，

先生服膺阳明之学，前已一再述及，而对乡贤曾国藩之学术事功，人格修养，尤为敬佩。曾氏本“谦受益，满招损”之旨，名其斋曰“求阙”，甚富哲理，于人生修养，尤受用无穷。曾氏逝世时只六十二岁，胡先生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去世，享年六十有九，自挽作于折世数年前，故自觉“心安理得”。

胡先生晚年自号“乐诚老人”，可谓心无挂碍；唯对多难的国家，及因长沙战火而播迁的明德学校，则念念不忘。对于国家，在参政会中，就军事与教育，多所献言；对于明德，则预立遗嘱，就校董会及校长人选，妥作安排。此种以校为家，死而不已的精神，允为我教育界同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