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勋，湘潭人，牧童出身，官至两广总督。他任上海道时，成立上海城廂内外总工程局，并赋予其广泛权力，积极推行近代化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奠定了上海近代化的基础，是上海近代化的重要奠基人。
一、从牧童到知府
袁树勋，字海观，晚年自号抑戒老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生于湘潭。幼年因家贫辍学，以牧牛、捕鱼、运炭为生。十六岁那年（一八六二年）他参加当地为防范太平军的团防，当了一名小团丁。当时，在湘中一带，太平军的主力已被湘军击败，但太平军的余部仍经常进行骚扰，地方团局常一夕数惊。年轻的袁树勋向团领进言：于各高埠虛设旗帜，鸣金鼓铳，以壮声势，集中精壮埋伏于太平军必经的要隘，待其进入再一网打尽。团领听其言，果然取得一次大胜。从此乡人刮目相看。不久，袁树勋丟下蓑衣赴江淮一带经商，以小车贩布，沿途兜售。平定太平天国后，湘人在江苏一带做官的甚多。树勋之同族长辈袁某，任南京新河釐金局总办，树勋前往投靠，被派充桿子（检查过关船只货物的差役）。树勋与该局文案郭某（系一举人，与树勋为小同乡）相善，树勋于业余向郭求教，习信札公牍等，得以粗通文字。又有湘人在铜山任知县，袁往投靠任会计，后向官厅纳捐，获得县丞的资格。十九岁那年（一八六五年），他入清军塔齐布部充粮务官，因办事勤敏，被提升为知县，出任高淳县令。一年后调署铜山县令。铜山（今徐州），古彭城地，民俗强悍，多大侠盜，号称难治，当时有盜魁张三百里（以一昼夜能驰三百里名）者，从者千计，又与县中豪劣胥吏相勾结，官府追捕多年未果。袁到任后，表面对其不闻不问，暗中卻派人密查，尽得其“窟穴隐伏之所”。某日，袁亲率练勇，直入其巢，张与其徒“方剧饮大醉”，仓猝愕然，悉伏地就擒。一讯俱服，袁迅将张及其团伙数十人，一并处决，群盜大震。袁组织乡民成立联防，兴办农桑，匪盜遂平。袁又明决冤案多项。县民称颂。不久，袁树勋奉命调任南江县令。铜山县民“留鞭截鑑相属于道，建生祠于潛园。”南江滨海多雨，常苦水患，树勋到任伊始，即到处视察，积极倡道和规划疏河泄潦、筑堤防潮，又明决冤案，治邑四年，年丰民和。一八九一年五月，上司以树勋办事干练，调署上海令，时上海开埠有年，商业甲全国，华洋杂处，轮船辐辏，冠盖云集，中外交涉事项繁忙，树勋对华洋讼案及民教之争处理得顺顺当当。一八九二年七月，树勋之父袁向亭病逝上海县署中，树勋既丁父忧，乃辞官扶柩回籍安葬，服满，恰逢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清廷任两江总督兼办海军事务大臣湘人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率湘军六万驻防山海关一带，以防止日军从陆路进入京、津。刘坤一以袁树勋擅长外交，函约袁树勋充行营随员，以资办理交涉事宜。未几，树勋母熊氏在原籍病逝，树勋复奔母丧，服满，袁树勋以知府衔侯官江西，暂充景德镇釐金局长。当时贵溪一带发生驱逐法传教士事件，波及邻县．焚毁各地教堂七十余所，焚掠中国籍教民八百余户。法方向清廷要挟指索赔款数百万，杀县令，及杀凶犯数百人，更激起贵溪一带人民的反抗。清廷慑于法国压力，令江西巡抚松涛（满洲人）派兵前往镇压。袁树勋以事态行将扩大，往见松涛，谓：人民驱逐传教士必有原因，不能压服。松涛从其言，派袁树勋前往调查。袁树勋查得法国传教士司铎麦立儒的种种不法行径，径至上海会见他任上海令时认识的总主教，据理交涉，以赔款数万元，惩首犯二三人，逐麦立儒回国结案。松涛大喜，并获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赞赏，上疏清廷谓袁树勋可大用。清廷即任袁树勋为天津知府。天津是北方商业重镇，又是帝国主义进入北京的咽喉，外事交涉频繁。但袁树勋尚未到任，八国联军进攻京津的事件就发生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号召东南各省派兵北上勤王，江西巡抚李兴锐（浏阳人），布政使冯煦，见袁树勋身材结实、魁伟、办事机敏，遂命其充当统带，率兵五营前往护驾，行至清河，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逃往陕西，袁乃兼程赶至潼关迎驾，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当时各路援军匆猝起程，粮草给养未及安排，沿途不免扰民，唯袁部军纪较好，深得慈禧赏识。
二、任上海道员，成立地方自治政权性质的上海城廂内外总工程局，奠定上海近代化的基础。
时天津已陷，袁树勋无法赴任，清廷改任袁树勋为湖北荊宜施道，与此同时，清廷任命程仪洛为苏松太道，但这个任命遭到两江缔督刘坤一的反对。刘上书清廷谓：上海对外交涉繁剧，程仪洛才力不济，建议任命袁树勋为苏松太道。这时前江西巡抚松涛已调任河南巡抚，当时亦勤王侍候在帝后周围。松涛亦进言：树勋长于交涉，任上海令有政声，可充任。一九〇一年十一月，清廷改任袁树勋为苏松太道（辖苏州府、松江府、太仓直隶等十数县），驻上海（时人亦称上海道）。当时北方陷入八国联军战乱，华北人才资金及劳力大量流入上海，各帝国主义的金融机构也在上海纷纷设立分支机构，根据《马关条约》、《辛丑和约》的规定，中国的赔款规定各省每月分担的数额均解送上海道，由上海道综其成缴交外国银行，如各省分担之款未能如期汇到时，上海道应向本市富商巨贾或银行钱庄挪借垫付，上海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政治重心。袁树勋出身贫苦农民，受传统封建主义影响较少，又在江苏任职多年，尤其在南江、上海任过县令，与洋人打交道频繁，对资本主义比较了解，因而就任苏松太道后，面对华界和租界的鲜明对照，决心积极推进上海的近代化。
袁到任时恰遇江南地区歉收，上海米价陡涨，袁为了稳定民生，采取多项紧急措施：（一）严禁中外商人运米出境；（二）借漕米十万石运往农村平耀；（三）严禁粮商囤积米粮，停征米捐。以稳定民食。一九〇五年夏，上海著名商界领袖人士郭怀珠、李平书、叶佳棠、姚文柟、莫锡纶等，鑑于上海租界和华界市政市容差距太大，倡议设立总工程局以整顿市容道路。袁“深嘉其议”。八月六日，袁通知郭怀珠等人，表示对于设立总工程局一事“极愿赞成”，“希即日开会集议，妥订章程，克期举行”。同时提议将原南市工程局撤销，“所有马路以及城廂内外警察等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郭怀珠等人得到袁树勋的支持后，立即草拟章程，进行筹备。九月十日，上海绅商各界在学宮明伦堂集会，传达袁树勋意旨，十七日、二十四日，绅商各界两次集会，选举董事候选人五十八人，郭怀珠等推荐十八人，共七十六人；会议还拟订“总工程局简明章程”二十条，呈请袁树勋核定。十月十六日，袁树勋核定由李平书（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招商局、江苏铁路局、华成保险公司经理）为领袖总董；莫锡纶、郁智怀、曾铸（上海总商会长、李平书谓此人“宏才伟抱，所见远大”）朱佩珍四人为办事总董；姚文柟、刘汝曾、林曾麦、穆湘瑚、袁希涛等三十三人为议事董事，姚文柟为议长。十一月三日，上海城廂内外总工程局正式成立。
总工程局分议会和参事会两部分。议会为代议机关，由议董三十三人组成，设议长一人，参事会为执行机关，由领袖总董、办事总董、各区长、科长组成，下设户政、警政、工政三科。户政科下设户籍部、地产登记处、收捐处。警政科下设巡警处、消防处、卫生处。工政科下设测绘处、路工处、路灯处。另外还设立了裁判所，公推江苏候补知县会审公廨帮审委员孙耳山为正裁判官，江苏候补知府照磨陈良玉为副裁判官，裁判违警事件及民刑诉讼案件。这样总工程局成了拥有市政工程规划及建设、地产登记、户籍管理、征捐、警察、民事、裁判等广泛权力的准地方政权机构，这个政权的领道人物大多是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而且大体是按照资本主义选举制，代议制和办事原则建立起来的，因而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城市准政权机构。与清朝的封建衙门有本质的区别，总工程局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必将对上海的近代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袁树勋深知清朝各级地方政权的积弊极深，不可能承担推进上海近代化的重任，他说：“政府苦于库帑空虛，人才匮乏，加上官民之情不通，上下不相信任，所以无法百业并举。”要达到“百业并举”，必须“以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利，即以地方之款行地方之政，那么官民就会有休威相关之谊，而无上下隔阂之虞”。于是袁毅然下放多项政府权力，成立总工程局，这充分表现了袁树勋的远大眼光和锐意革新的恢宏气魄。总工程局一九〇九年六月十八日改名为上海城廂内外自治公所，在其存在的六年多时间内（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为止）共修筑辟建各种马路、道路、街道一〇〇多条（段），修理拆建桥梁六十余座，新辟或新建城门九座，建筑驳岸十处，修造码头六处，大大的扩大和改善了上海的市区、市容和交通。常年设置巡警三〇〇——四〇〇名，有力地维护了上海的社会秩序。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市政管理的章程和约规，如《总工程局违警章程》规定不得聚众抽头赌博，不得在人众中骑马疾驰，不得深夜在马路高歌，不得在道旁河边乱倒垃圾，不准车子在路上下分左右行驶，不得在街道上倒提生禽……；《总工程局巡士上差职务》（改警察名号“巡勇”为“巡士”详细规定了巡警的职责；《上海城区公立简易识字夜塾简章》规定一般市民和贫苦市民均可免费入夜校学习，以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质；《食物店铺卫生规约》规定任何店铺不得出售臭腐变质的食品……；《管理渡船规则》、押店、戏园、影剧场、书场等管理规约等。总工程局的大量举措和约规对改善上海市容市貌，发展城市交通，整顿城市社会秩序、改善经营和投资环境、提高市民的文化和法制素质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而极大的促进了上海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袁树勋还不遗余力的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作斗争。如租界洋人屡有越界筑路行为，袁树勋即派员“拔其标帜，拘其工人”，在他任期内，洋人越界筑路未能得逞。根据《辛丑条约》第十一条规定，由上海各租界当局共同设立《黄浦河道局》，以经营整理改善黄浦水道各工程，袁树勋敏锐的觉察到，这决不是一项工程或公益事业无关宏旨的规定，而且关系到重大的主权转移问题，如果实行起来，黄浦江及沿岸的主权，将尽行为帝国主义窃据。袁有见及此，乃毅然多次出面，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出面，函电纷驰，据理力争，谓：“刘宮太保种种为难心事，不能自白，而本道代白之”、“管河道语明攘主权”、“若由公局经修，则南市万千百号大小民船往来碇泊，从此窒碍，南市新成马路经费将从何出”是故“刘宮太保抱恙愈亟，求退亦愈亟”。结果由中国政府设立“濬浦局”，黄浦疏濬事宜收回自办。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清外务部与十一国公使签订《修濬黄浦河道条约》，条约规定由中国政府设立濬（浚）浦局，疏浚与经费由中国政府负担，租界工部局每年捐助四十六万海关两，浚浦局每三个月向领事团提交有关工程进程和开支报告，领事团得有批评和谘询权利而已。黄浦江及两岸主权得以保全。一九〇五年冬，由哄闹上海会庙公堂案而引发的上海人民反英运动，英领使竟恃势要挟清廷罢免上海地方官，赔偿其损失。袁树勋主张据理与英帝国主义抗争，决不能轻易屈服于英帝国主义压力。他于一九〇六年二月上书两江总督谓：“外交之道，不进则退，强国之外交以势，弱国之外交以理。我弱国也。弱与强遇，理势俱绌者无论矣。苟其理处于完全充足之地位，持之也有故，折之也有词，则虽势有不逮，亦未始不可以胜。即不能尽如我意，而彼之势亦将终为理屈，而不至更来意外之要求。若我之理不能自伸，而为彼之势所恫吓，兢兢焉以求免为幸，无论未可幸免也，纵令幸而得免，而我之所恃以为外交者既日退，则彼之所恃以为外交者必日进。……。”
袁树勋重视上海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进步。拨款补助“教业”、“养正”、“强恕”等学校；改龙门书院为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支持办勤生院，以收容乞丐和游民。
袁树勋能体察民情。一九〇四年，崇仁、宝山、川沙、南汇诸县风潮为害，田庐漂没，灾情极重，袁树勋亲赴各地视察，据实上陈，拨款账济。
袁树勋在上海任期内还撰写了《新政条议》一书上呈清廷，在书中他称羨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胆指陈清政权的种种积弊，如机构重叠，冗员冗吏太多，建议设立参议局，设参议一人，副参议一至二人，议即若干人，以资议政，防止军机处一人独断的弊端，裁撤中堂，詹事府，三织以及各地徒有虛名而无实责的帮办、监督，以及职责已纳入总督的福建、湖北、云南、广东等巡抚，整顿八旗绿营；确立司法制度，收回治外法权；发展交通，奖励实业，废除官督商办，鼓励私人产业；积极引进外资等等，相当完整的勾划了他企求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可惜清廷未能采纳他的意见，袁树勋成立上海市总工程局，可以说是实践他改良主义理想的一个试验。
另外，袁树勋还关心家乡的教育，于一九〇四年捐白银一万四千两，在长沙左文襄祠开办湘潭速成师范学堂，委托明德学堂校长胡元侠主持其事。
一九〇五年末，清廷擢升袁树勖为江苏按察使，两江总督应上海绅商士民的请求，上书清廷请求留任。旋，清廷改任袁树勋为顺天府尹（北京市长）。一九〇六年二月，袁树勋不得不成行。上海绅商士民念其政绩，决定竖立《湘潭袁公去思碑》以纪其政，以为怀念。碑文云：“……由是博采众议，设立总工程局，举南市马路电灯及城廂内外警察事宜，一委诸绅，官商绅民，团体益固。向之沉黑幽滞，积数十年而不得行者。一旦豁然坦然，无所阻步。公之于吾民，维之、护之、淡之、恒之、赞之、助之。罔不如其所欲而止，美政厚惠其何能忘，是用陈其政绩。勒之丰碑。”
三、任两广总督，上书清廷，实行改革，被罢官。
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日，袁树勋就任顺天府尹，未及一年，擢升民政部左侍郎（副部长）。一九〇八年四月，调署山东巡抚，七月正式任命为巡抚。袁到任后，首开谘议局，大力裁汰冗员，整饬吏治，倡办教育，喧传一时的山东武训捐资兴学，就是由袁树勋奏请旌表的。当年清廷曾有考核各省督抚政绩之举，袁树勋名列全国第二，见于申报。一九〇九年五月，袁树勋调署两广总督。袁到任后即积极与日领交涉于八月收回东沙岛主权。近代粵省赌风一直盛行，自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军费饷银，开支过大，清廷无法筹措，张之洞等奏请准弛禁济饷后，赌风乃愈炽，奸商开设赌馆，政府抽收赌捐，“几乎无人不赌，无日不赌”，祸国殃民，其害不亚于鸦片，一时舆论哗然！袁到任伊始，即奏请革除赌博，但赌捐为当时“粵中饷源所出”。袁乃上疏清廷改革盐税，以增加的盐税收入代替赌饷。赌商、盐商皆大震恐，攜巨金贿赂京师权贵，极力阻止袁的倡议通过。袁又上疏清廷：一、反对以民智未开为由推延召开国会，应速成立责任内阁及监察机构；二、中国幅员广大，中央应适当将权力，特别是财权，下放给地方官员。此两项均对满旗权贵不利，引起满族大臣的不满。一九一〇年十月，清廷以袁树勋年老多病为由，免去其署两广总督的职务。此后，袁树勋闲居上海。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后，湖南军政设立筹饷局，周震麟任局长，所有湘籍清朝大吏，都必勒其捐助，周谓袁树勋任上海道达五年，所得将不下数百万元，非捐一百万元不可，时袁树勋匿居上海租界，拒不认捐，鞭长莫及，筹饷局乃仅查封其在湘财产——长沙市南门正街所开设的镇沅当铺。一九一二年一月，南京政府成立，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此时，清廷在是否退位问题上仍在犹豫，满族大臣良弼等组织宗社党，企图顽抗。一月十五日，袁树勋与唐文治、丁宝铨、施肇基等联名电请清廷“早定政体，委袁世凯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袁树勋在清王朝与革命党人之间表现了调和心态。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曾函约袁树勋出任被认为清朝末年最重要的军政职务——直隶总督，但袁树勋始终谦辞不就。一九一四年，袁世凯为窃国称帝，解散选举产生的议会，成立由他命任并一手操纵的参政院，聘袁树勋为参政，袁树勋以疾辞。一九一五年四月，袁树勋病逝上海，终丰六十九岁。
当时许多名人都给袁树勋送了挽联，现摘录其有代表性的挽联如下：
瑤华屡寄劳余佇，
风驶翩然为世悲。（袁世凯）
小隐看江山，书画婆娑足生趣，
大名参政事，经纶约略付儿曹。（罗慎鼎）
政随官好，谤与名俱，岭海坠鸢终所历；
境以世迁，人闲春去，衡阳归雁有余哀。（趟启霖）
抛湘上渔蓑，云起龙骧，自古功名关际会；
问江南别墅，花香鸟语，惟余风景阅兴亡。（赵启霖）
东山不出，无愧苍生，唯公结中兴名臣之局，
幕府多才，同登荐牍，独我累老成知人之明。（黄心砚）
江上别经年，只今归馆荒涼，劫后莺花思主客，
家居无几日，此次故乡归葬，里中歌哭亦沧桑。（杨度）
惟公庙食千秋，至今岭外讴思，白简青袍遗爱在，
令子神交十载，痛绝江南执手，麻鞋万里抵家时。（梁启超）
袁树勋出身低微，几乎没有上过学，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湘籍官员的提攜，成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但他出身下层，又接受了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各个任职时期，能实行较为开明的统治，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特别是破天荒的成立“上海市总工程局”，赋予相当充分的行政（以至司法、立法）大权，对推进上海的近代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是应予充分肯定的。袁树勋少年因贫失学，几乎是个文盲，但他进入仕途后能夠用心学习，故其奏件、函札，绝不逊于科举出身的同行，他的书法气局开展，在苏、米之间，跻身于近代名书法家之列。过去一些论者，下从大处作眼，只以他家富和某匿名者所作缺乏事实根据的一个讥谤性的“联语”作为对袁树勋一生盖棺定论的根据，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与历史事实也是不相符的。
（编者按：袁树勋之子袁思彥，曾在台任台糖公司顾问，其妻谭淑为谭延闿先生之长女，即陈故副总统诚夫人谭祥之胞姊，均已先后作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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