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理想，黃氏实行。”不仅同盟会革命志士皆能言之，凡清末民初关心国事者，类皆能言之。因此，论者以孙黃二公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各有所偏。其实就两公行谊言，孙公所有者，黄公类亦有之。茲敬谕两公共有特点如下：

一、理想相同——所谓“孙氏理想，黃氏实行。”乃意味著孙公为理论家，黃公为实行家；或则说孙公的理想要靠黃公来实行，而黃氏之实行，乃以孙公之理想为基础。究其实，孙公固为理想家，亦是实行家；黃公固为实行家，亦是理想家。孙公之实行，固为实行其自己的理想，黃公之实行，亦为实行其自己的理想。不过两公理想相近，道合志同，因而相与革命奔走呼号，冒犯险难，为其共同理想而共同奋斗。

孙公组兴中会之理想在推翻满清，黃公组华兴会之理想亦在推翻满清，因为理想相近，所以黃公于一九○五年在东京率华兴会同志，与孙公领导之兴中会同志及光复会同志合组中国同盟会。彼时，康梁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维护满清皇室。黃公则与孙公创办民报，鼓吹民主共和，反对满清政府。

或许有人以为平均地权与民生主义，为孙公之理想，黃公与宋公（教仁）不加重视：其实不尽然，黃公于清末民初，到处宣传平均地权与民生主义。民元孙公演说，认为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黃公演说，亦认为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而且非常重视民生政策。

二、谦谦君子——孙公于一八九四年创立兴中会于檀香山，次年扩大兴中会于香港时，扬衢云爭领道地位，孙公即让之。民元孙公任临时大总统前，即有意让位与袁世凯，南北和议告成，即向参议院辞职，孙公有位不爭，真具谦谦君子之风。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虽华兴会干部多于兴中会，黃公仍推孙公为总理，自己居于协助地位。最难得者是：当孙公被迫离日，接受日政府赆仪，引起同仁误会之际，羣议改推黄公为总理，黃公力排众议，由香港致书东京同志云：“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应倾心拥护。”此种肺腑之言，感动了东京同志，遂得相安无事。又南京光复之初，各省代表集会于上海，奉黃公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黃公始则欲让位于黎，继则推孙公为临时大总统，而不以领袖自居，这样不爭名位，与孙公同具谦谦君子之风。

三、功成不居——道德经云：“成功，名遂，身退，天之道。”又云：“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孙公体悟此道，于民元推翻满清，辞卸大总统后，回居香山，欲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不问政治，不管党务。此种“功成，名遂，身退。”有功不居之风，正合乎老子所讲的“天之道”。

同盟会成立之后，论革命战功，黃公当推首屈一指。无论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河口之役，黃公莫不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尤其辛亥广州之役，亲率先锋队，直攻总督府，冲锋陷阵。一以当百，两手指受伤后，犹能击退顽敌，浩然之气，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即如汉阳汉口之战，亦是以寡胜众，奋勇动人！倘论功行赏，自宜永居要职。可是黃公挺身革命，乃为公而不为私，为国而不为己，孙公辞大总统之日，即欲同时引退，嗣以大局关系，勉任南京留守，读其解职文告，一则曰：“欲以国事为先，不得不奉身以退。”再则曰：“望诸父老子弟，……毋以兴之去留为念，自今以往，兴归为共和国民，区区之私，诚所愉快。”这是何等雅量，又是何等风度！

讨袁之役，黃公通电有云：“事成之日，即解甲归田，国家政事，让与贤者。”此种“功成身退”之高风亮节，千秋万世，国人将永远敬佩不已。

四、仁爱为怀——荀子以为“仁者爱人；惟其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孙公倡道国民革命，其出发点在于爱，戴季陶及蒋总统曾屡言之。因为爱国爱民，故恶满清政府之害国害民，恶北洋军阀之害国害民，恶列强之侵我领土与犯我主权；所以要推翻清满，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黃公之组织华兴会，同盟会，要排满，要讨袁，亦是与孙公一样，其出发点在于爱。

论语云：“仁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有人说：“孙公为顾念民困，早弭战祸，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乃失之于仁”：又广州蒙难之役，未早作处置，让陈烱明唆使部下炮轰观音山，亦是失之于仁。固无论这种说法是否适当；总可以说，孙公一生在大醇中如有小疵，必由于宽大，必由于仁。国民党人多以宋案发生后，未能立即驰赴南京起兵讨袁，以致坐失时机责黃公，陈英士先生致黄公书，一字一泪，亦以此相责。作者幼读此书时，颇有同感。后读黄公讨袁通电，始知黄公之所以未遵孙公主张，及早起兵声讨，实因“天下甫定，外患方殷，阅墙之戒，乃所宜守，爰戢可用之兵，徐俟元凶之悟。”字裹行间，深藏着仁心仁术，国人于此，似宜体谅黃公用心之革。

五、天不假年——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我说：“天不生孙黄，中国如长夜。”幸有孙黃并世，推翻了二千馀年的君主专制，打倒了二百六十馀年的满清腐败政府，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公逝世于民国十四年，享年六十，国人同声哀悼，犹以为太早；黃公逝世于民国五年，享年仅四十四，国人尤为惋惜。如天假以年，于袁死后，重与孙公合作，则广州政府，有黄公主持军事，可能不会让陈炯明拥兵犯上，可能不会有“广州蒙难”之事发生；又假设谭公延闿第三次督湘时，有黃公在，可能湘局更为安定，广州局势必为之改观，孙公革命计划必顺利多矣。由此可知黃公之早逝，固为湖南人之不幸，亦为国家之不幸，更为国民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天命乎！国运乎！吾将以此事上问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