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二十八日适逢先烈谭嗣同杀身成仁殉难一○二周年,中华仁学会为纪念这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志节高超的民族伟人,特邀请湖南书画名家黄少华等一行十四人,来台展出其精华作品;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书展首日,前考试委员张定成先生在开幕致词中,对谭嗣同烈士其人,作了极为精辟的演讲与推崇,为飨乡亲、读者,特予刊载。——编辑部谨识
吾湘先贤谭嗣同先生,生于公元一八六五年,到今年三月十日正是一百三十七岁冥诞。我以一位湖南后辈,长久以来,对他存有莫名的崇拜和景仰,更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谨就我的浅学浅见,习知习闻,来写一点我对谭先生的粗浅认识和感想。
我先就谭先生为人的风范做一个概述和蠡测:
他出生于一封建社会的旧式家庭,更是一位奕代簪缨的世家子弟,但他却不为封建思想所奴,而有一种强列的反旧、反封建的思想。
他虽是一位私塾出身,熟读群经诸子的旧式书生,但他却热爱西洋学术和政治思想,更没有一点纨袴子弟的习染,而是一位允文允武,亦儒亦侠,卓荦不羁,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
他虽是一介书生,却也是一位叱吒风云的大人物。一般人只知道他是维新运动的一员健将,我却认为他是维新运动的先行者;他虽不曾参加 国父领道革命推翻满清的行列,我却认为他是一位鼓荡革命风潮的吹鼓手,而间接有功于民国的肇造。
他虽没有等身著述,但却有一部震铄古今的仁学,发前人所未发,算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和杰构。
总之,他一生未竟的志业,未竟的长才,都因为他的年寿太短,三十四岁便从容就义,像是在漫漫黑夜划破长空的一颗巨星而殒落,却完成了他一生高尚的人格和志节,留给后人无穷的追思和深远的影响。
允文允武 亦儒亦侠
谭先生正式拜门的老师有五位,都是浏阳的硕学名儒。首先启蒙的是毕纯斋先生,其次是奠定他基础国学的韩荪农先生。而使他在学问上登堂入室的三位名儒:一位是欧阳中鹄先生。他是举人出身,当时官拜内阁中书,诗文均佳,擅长数学,思想开明,对船山学说颇有研究,使谭先生在学术领域开拓一个崭新的境界。谭先生称赞这位老师的学问“刚健文明,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
其次一位是在浏阳城南书院讲学的凃启先先生,贡士出身。他对中国史学、考据学及训诂学,均有成就。为谭先生讲授儒家经典,不受前人注释束缚,而能自由发挥讲论,并且爱国情殷,忧时心切,谭先生在学术上、思想上均深受涂先生的影响。
再次一位是进士出身的刘人熙先生,当时官拜工部主事。谭先生从游向学,吸取了关学张载的思想精华,并研究兵学,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又刘先生以“船山学术为救时良方”,指道其研究船山遗书,参以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清代诸家经学,从而对中国哲学思想有深入的探讨。谭先生对船山学术也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由其思想启发,并认识到中国不模仿西洋之政治制度,发展工商业,而徒讲“船坚炮利”之洋务,适足以灭中国。
谭先生除了钻研学术之外,他也拜了几位武师学武。
第一位是人称通臂猿的武师胡七,名致廷。学技击,常有任侠表现。
第二位是名武师黄方舟(又称黄凤岐),从他学习武术、剑术,颇得真传。
第三位是有“大刀王五”之称之王子斌,除了切磋武术之外,由于意气相投,亦师亦友,相与过从甚密。
以上略述其习文习武的过程,便知其“人格特质”的形成,而塑造成一位允文允武,亦儒亦侠的人物。
发愤苦学 凌厉无前
我举几则文字的纪录:
他从韩荪农先生读书时,在他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
“鉥心缕肝,昕夕从事,厉呼愤读,力竭声嘶,继以瘖咽涕洟。”说他从早到晚,刻骨铭心地苦读,甚至厉声高呼,以致声嘶力竭而瘖哑,而流下眼泪。
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赴北京,道经上海,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相识,并广购自然科学、外国史地、政治、耶稣教神学,以及“西国近事彙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发愤苦读,努力追求西学知识,深受影响。
又他在十八岁到甘肃兰州,带了他父亲府署的幕僚刘云田一同骑马到深山峡谷之中,甚至临出边塞,遇西北风大作,飞沙走石,加以狼嗥雁鸣,他却弯弓射鸟,大声疾呼,争逐猛兽。夜则支幕在沙漠之上,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抱琵琶,引吭作秦声,欢呼达旦,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此据刘云田致友人沈兆祉书所云:
“嗣同兄弟少年气盛,凌厉无前,独喜强云田并辔走山谷中。时私出近塞,遇西北风大作,砂石击人,如中强弩。明驼咿■,与鸣雁嗥狼互答,臂鹰腰弓,从百十健男,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大呼急驰,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抱琵琶,引吭作秦声,或微服与群相饮博,欢声达旦。”
又谭先生本人致沈兆祉书云:
“弱嫺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岁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巖谷阻深,都无人跡,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借,濡染裈裆。”
参照上述两信,以见其实,而其凌厉无前,一股英锐之气,跃然纸上。
高视阔步 魄力绝伦
他父亲谭继洵先生,字敬甫,人称敬帅,进士出身,曾任甘肃按察使、布政史,及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官至方面大员,是一位拘于礼法循循的儒吏。他却资稟特异,是一位高视阔步,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在国学上固然博通经史百家的典籍,同时也涉猎不少西洋学术的名著,他不泥古,不自限,而能汲古融今,闳中肆外,是一个有思想,有创见,有远识,有宏观的卓荦之士。
他三十二岁那年,在京师进谒人称帝师的翁同稣,畅谈洋务革新之后,翁在他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谭嗣同字复生,敬甫同年之子(谭父敬甫与翁同年考取进士,俗称同年),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桀傲者也。”
隔了半年,谭敬甫先生去拜访翁同稣,翁的日记也有记载:
“谭敬甫来,此人拘谨,盖礼法之士,从前不知,而有其子何也?”意指敬甫先生之拘谨守礼,而嗣同则高视阔步,性近桀傲,颇有讶异之感。
又如梁启超与谭先生结识不久,写信给康有为:
“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伯里玺为president之译音,在此意谓领袖人选,梁氏每好以外语译音入诗文)。
再举他十三岁时在除夕所作的两首对联,以见其气概:
其一
惟将侠气留天地,
别有狂名自古今。
其二
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干坤生色。
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代天地扬威。
首倡维新、鼓荡革命
康有为在甲午战败之后,上变法自强策,又设强学会于京师。后三年,俄据旅顺、大连、德占胶州湾,瓜分之势已成。翁同稣乃荐康有为于德宗,蒙德宗(清光绪帝)召见之后,乃有变法维新之议。谭先生却早在甲午前十二年的光绪九年(癸未)就提出反对妇女缠足及三从四德封建思想和婚姻制度,而主张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新思想。其他言论:
光绪十五年(己丑)与其塾师刘人熙讨论“兴算学议”,并主张学西方办实业以振兴国家,及仿西方政治制度以变法图强,废科举而倡新学。
光绪十九年(癸巳)认为要挽救中国之危亡,不仅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要改善中国之经济,主张以大规模生产方式发展中国的工业、商业及农业,且认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足以灭亡中国于无形。
光绪二十年(甲午),谭先生首倡推行新政,以浏阳为起点。举其要者:改书院、立学堂,内设格致(自然科学)、舆地(地理学)、算学、天文等科目,废科举及八股文。
以上见诸谭先生的论政文章,皆在未与康、梁合流以前。至于德宗接受康有为建议,想要变法图强,而谭先生已在湖南与梁启超创办时务学堂及组织南学会,高擎变法维新的大纛,发表有关言论与文章,一时风起云湧,使得湖南民智大开,及对满清政治的腐败,同申声讨。所以我说谭先生不止是维新运动的一员健将,而是维新运动的先行者;他虽不曾参加 国父领道革命,推翻满清的行列,却是一位激荡革命风潮的吹鼓手,而间接有功于民国的肇造,其理在此。
从容就义、视死如归
戊戌年初,谭先生在湖南时务学堂大倡变法,与自由民主之论,引起守旧派的湘绅如王先谦、叶德辉等极力反对,随时有杀身之祸,亦无所惧。并鼓励同仁说:“平日互相勉励,即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
戊戌年四月,德宗颁布定国是诏书,推行新政,七月谕张之洞引谭嗣同入京,德宗以其奏对称旨,超擢四品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同参新政,号称军机四卿,因宠信有专,受顽固派老臣反对。某日,德宗对其口谕:“我为二十三年罪人,徒苦我民耳!我何尝不想变法图强,无奈太后不要变政……”。旋又赐康有为密诏云:“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惟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讥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先生捧召痛哭,竭力主张邀请袁世凯相劝,并请德宗准袁氏以恩遇,冀缓急或可相助(因当时袁氏受命练兵,拥有新军)。
八月初三,谭先生见袁世凯,极力劝说,激以忠义,初不为动,及至谭先生以性命相胁,乃佯为应允。
初四日,袁世凯告密,初六日政变,慈禧训政,幽德宗于瀛台。
初七日,谭先生劝梁启超到日本避难,并将他所著的仁学及诗文稿交给梁氏。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而自己则坚持留住京师会馆,直待缉捕。
初八日,谭先生与大刀王五密谋救出德宗,因宮外有荣祿重兵围住,无法下手。王苦劝谭先生出奔,并愿随护出城而竣拒。
初九日,有日本友人劝他避难日本,他亦坚拒。并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末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所以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十一日被捕下狱,在狱壁题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十三日与康广仁、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同被斩于宣武门外,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先生神色自若,谓狱卒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乃从容就戮,享年仅三十四岁。闻者莫不哀痛欲绝,或哭以诗,或挽以联,尤难罄述(以上见大湘儒朴学权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
究天人际、成一家言
谭先生所著“仁学”,是一部震古铄今,独具学说体系的哲学论著。何以说是独具体系的学说?不妨先就我国经典古籍对于“仁”的释义作一说明,再比照他对于“仁”字的解说,就可见他的独特之处。
依“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二。”乃谓上下相亲,彼此相亲之谓仁。
再依经典古籍,在论语上: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篇)
孔子答子贡:“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篇)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篇)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篇)
他如道家庄子所谓“亲而不可不广”(在宥篇),“爱人利物谓之仁”(天地篇),以及墨家墨子所谓“仁、爱人也”,均与儒家释义相近,皆在理性观念典道德范畴所提出的抽象解释。谭先生却是拿物理学上的名词“以太”来解释仁。“以太”是Ether的译音,其意译则为“能媒”,乃存在于太空及各物质之分子间。其作用为传播光、热、电磁之介质,所谓光波、热波、电磁波等,皆“以太”之波动。以此而将仁的释义具体化。并扩充其意义内涵,认为宇宙万象、万物,莫不需要以“仁”为“能媒”,而使其平衡发展与调适。因此,他这一解释,是前无古人,可算是“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
再从哲学而言,世界上两大主要派别曰唯心论与唯物论。唯心本是佛家语,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认为宇宙万有都是由精神显现出来,又称为唯识论。唯物与唯心相反,认为宇宙万有尽可由物质来说明,不承认物质以外的存在。对于精神作用,亦视为物质产生的运动。又细分为机械的唯物论,精神物理的唯物论,及经济的唯物论。而谭先生的仁学,是一部哲学论著,凡六万言,分上下两卷,其内涵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及西方自然、社会学说,形成独特学说体系。因此,他的此一学说,既不完全属于唯心或唯物,应是贯通心物二界一元论的哲学。又以仁为万物之源,阐述时世“变易”的理论,否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从而论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思想,并斥责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一切罪恶渊薮的民主思想,以及要冲决三纲五常祸害中国数千年的社会思想。均显现民权革命及社会革命的鲜明色彩。因此对于 国父革命推翻满清亦具有鼓荡风潮及推波助澜的启道作用。
以上就笔者浅识提出管窥一得,其详则请读者细读“仁”学可也。
总之,谭嗣同先生以一代奇才,而天不假年,殆亦清祚之将亡,天运之不可栘也。倘维新变法付诸实行,若果能苏国脉民命而跻国步于康强,则今日历史当又改观也。又其死事之惨烈,真可谓“只见一义,不见死生。”或谓:“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他那种舍身以报君恩,舍己以救朋友,全忠全义,虽古之人亦少有能过之者。康有为以谭先生的字“复生”和他本人的名“有为”而挽以联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亦可谓言简而慨深也,岂不悲夫!(作者曾任考试院考试委员,淡江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现任中华学术院诗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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