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强先生在清末民初历次革命起义中，几乎无役不从，而且十有九次负实际指挥之责；他追随国父，站在当时潮流的尖端，与海内外爱国志士声应气求，同时深入民间组织，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气势豪壮，声名洋溢，一般人把他当作传奇的英雄人物；他以道义的勇气、雄迈绝伦的魄力与公忠无我的襟怀，鼓舞群伦，制造时势，在开国诸先烈中，实为最杰出的伟人之一。

我们从手边的资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克强先生之所以在生前能够震铄一世，在身后能够光耀青史而永垂不朽，实由他具备许多优异的禀赋与素养。

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克强先生雄健过人、魄力极大。谭延闿先生说：“克强先生雄杰迈伦，瞻视非常。”胡汉民先生说，他曾问国父：“从前追随革命的陆皓东、郑弼臣、杨衢云几位先生，比之黄克强如何？”国父回答：“陆皓东、郑弼臣各有所长，十分可佩，但他们的魄力，似还不及克强。”克强先生不仅以一介书生累任统帅，且实际投身疆场，亲冒弹雨。关于克强先生豪情飚发、雄烈不可一世的作风，可以吴敬恒先生所叙述的一段史实为例：“忆癸丑（民国二年）夏间一日清晚，共候南京来客于爱文义路黄宅，到者数十人。来客为福建少年王勇公，其人后于重庆陪都国民政府当参军有年，已颓然一老，当时固虎虎少年也。彼自宁督冯国璋（按应为程德全）所来，冯军陈之骥者，约起事。王报告冯志改变，陈亦不可靠。众大哗。章行严即出其二次革命宣言书，克强先生纳书于袖，未及入室商量，即偕十许人共赴北火车站，即付宣言于在座记者，即刻传于沪、宁，而二次革命成。赴义之勇，所谓剑及履及，当时流行语。克强先生每次赴义，尤使人猝不及防。今见莫先生所藏黄公遗书，知到宁后方告徐夫人知。十月与张勋辫兵胶著，又严其子女勤学，大有殉难之意。克强先生之革命，无役不似三月二十九日之奋勇。”

早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克强先生即曾率领赵南华侨志士二百余人起义，进攻钦州，迭获胜于小峰、马笃山；转战钦、廉、上思一带，清军先后出动二万余人，死伤甚众；克强先生以一敌百，大小数十战，凡四十余日，所向无敌，每战不问敌兵多少，皆迳向攻扑，敌军望而生畏。勇敢善战的威名，因此远播。国父时在星洲得报，遂电任克强先生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及至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克强先生率队进攻督署，援兵不至，各同志伤亡殆尽，克强先生右手中弹，两指折断，仍能左手开枪，毙敌数人，突围而出。可见克强先生魄力雄健，非常人所及。

克强先生虽魄力过人，而平日处事待人，则极为审慎谦虚。居正先生说：“克强先生事必躬亲，信尤亲笔，即在军书旁午中，从不肯假手于参军记室。”胡汉民先生说：“先生（指克强）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事接物，则虚衷缜密，特为流辈所勿逮。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余耳熟是语，以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克强先生处事之缜密，可举两事为例：一为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先生在香港疗伤期间，右手不能握管，仍将举事规划及经过情形与用款详细账目，口授胡汉民先生执笔，全文达九千余言，分别函达海外各有关同志。这不仅留下重要的革命史实，亦具见其诸事条理井然，不因夷险而乱其端绪。另一事则为克强先生在日本时，他深知革命武力之重要，所以特别注重军事人才的联系。当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国父奔走各地，不常在日本，其总理职务由克强先生代理，那时我国在日本士官学校习陆军的人数很多，其中有一百多人，包括蒋作宾、金永炎、刘一清、何成濬、罗佩金、阎锡山、李根源、张开儒、唐继尧、李烈钧、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曾继梧、陈之骥、姜登选等，他们都参加了同盟会。克强先生认为这些人在回国后将被清廷委任军职，掌握兵权，可成为革命武力的基本干部，不宜先暴露党人身份；于是嘱咐他们不要与同盟会总部来往，并将他们的入党证件由自己特别保管。及至武昌起义后，这些人在南北各省纷纷举手响应，分别充任督军及军、师、旅、团长等。他们在过去都与同盟会有深厚的关系，自然推尊，国父暨克强先生。这是克强先生在民国成立前后被拥为军事上的领导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却是由于他处事谨慎细心而来。

尤其值得称道而不甚为世人注意的，是他那种大公无我摒弃权利的辞让美德。他迭次声明：“我辈起义目的，但期改造政治，并非攘夺利权，此心可白于天下。”“兴屡与国人相勖，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在二次革命时他发表通电说：“兴一无能，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若赖我视黄帝之灵，居敌忾同仇之后，天下从风，独夫寒胆；则兴之本志，惟在倒袁。袁氏一去，兴即解甲归农；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存权利之想，神明殛之。”克强先生倡导辞让权利而只尽义务，他是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自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他迭辞大元帅、南京留守、内阁总理；至于不受袁世凯颁赠的上将、勋位及辞谢黎总统元洪聘为总统高等顾问等，更是不胜枚举。克强先生辞大元帅的经过，各家记载颇有出入。较早的是刘揆一所述：“淞沪苏杭独立之联军，已攻破江宁，清廷知大势已去，命内阁总理袁世凯停战议和。公（指克强先生）则被江浙联军速电催赴下游，策划援鄂与北伐事宜。而独立各省之都督府代表至鄂，初拟组织临时政府于武昌，继因武汉军情紧急，南京既已克复，乃议定将临时政府改设南京。十一月初二日，开代表大会于上海，定组织大纲二十一条，举公为大元帅，黎都督为副元帅，指挥北伐及援鄂各军，俾号令有所统一。公乃一再推让黎都督，而以北伐自任；且知孙总理已由美国不日来沪，拟请代表会废除元帅名义，举孙总理为大总统。时江浙联军林述庆等代表至沪，并以军队自镇江排队至下关，人民亦沿路预备鞭炮，欢迎公至南京就大元帅之职，一连三日，公不肯行。”又李廉方言：“时留沪代表以武昌为汉阳炮火威胁，临时政府须设南京，且须急设，因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即以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黄兴则力辞大元帅职，推黎元洪暂任，实则留待孙先生回国改选也。于是改黎为元帅，黄副这，黎驻武昌不能来宁就职，由副元帅代行职权，但黄仍并副元帅而辞之。”现存党史会文献中，有在沪各省代表推选克强先生为暂定大元帅的往来电文数通，是当时的原始资料，特录二则如次：

（一）推选克强先生为大元帅电：“临时政府前经议定武昌，现在南京光复，鄂省军务适繁，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今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藉免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并力准备，俾得进行无滞。事机紧急，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并恳转达到鄂各省代表，请即日来沪会议。”（辛亥年十月十一日）

（二）改选黎都督为暂定大元帅电：“昨接黄克强来电，坚辞大元帅之任，并以武昌起义为天下倡，黎都督之功，为全国人民所敬爱，应推黎大都督为大元帅等因。代表等以组织临时政府，刻不容缓，若往复推辞，徒延时日，深恐有碍大局。当由公众议决推举黎大都督为大元帅，黄克强为副元帅。但武昌军事关系重大，恐大都督万难离鄂，因于组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内，追加一条：‘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以大元帅代行其职务；若大元帅不在临时政府时，即以副元帅代行其职务。’除专员迎迓黄副元帅莅宁外，特派时君象晋、陶君凤集、陈君毅、仇君亮于今日赴鄂趋谒，面陈一切，请大元帅承诺，以慰天下之望。”（辛亥十月廿六日）

黎氏初不欲接受，乃与仇亮等恳谈后，始电复“元洪姑顺代表诸公之请，承受大元帅名义，即委任副元帅执行大元帅一切任务。”当时各省革命军代表之所以议设暂定大元帅，一是为了统一指挥调度各省起义的民军；二是为了便于对北方政府以及对外国人的谈判。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谋略作用，就是要迫使掌握北方实权的袁世凯从速采取推翻清廷的行动。克强先生曾为此事电告当时在北京之汪兆铭称：“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但现在事机迫切，中外皆注意民军举动，不早成立临时政府，恐难维持现状，难画进行。现已有各省代表拟举兴为大统领，组织临时政府，兴正力辞，尚未允许。万一辞不获己，兴只得从各省代表之请，暂充临时大元帅，专任北伐，以待项城举事后即行辞职。……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万一迁延不决，恐全国人皆有恨项城之心，彼时民国临时政府如已经巩固，便非他人所得摇动。此事盼速成功，民国幸甚。请以弟尝与兄谈心之‘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一语以为证。”革命军察知袁欲取清室自代，并思藉革命党之声威以慑伏宗社党及若干拥清的顽固大臣。是以克强先生电内一面催袁举事，一面指出袁氏若迁延不决，机会一失，今后将不可复得。意在使汪透露于袁，促其速迫清帝退位，以免日久生变。因之电内“暂充临时大元帅”等语，意在对袁而非实有其事。后来克强先生奉国父命就任陆军总长时，曾有正名布告称：“自各省代表谋组织临时政府，举兴为大元帅，兴以德薄能鲜，固辞不受，乃改举鄂督黎为大元帅，而兴副之，兴复未敢受职，逮临时大总统选举既定，强命兴为陆军部总长，不得已乃行就职，当即通电各省，取消元帅名义。”可证他辞不就元帅职，以留待国父回国共同拥戴。惟克强先生当时虽未就大元帅或副元帅之职，而事实上负统筹全盘革命军事作战之责，曾令淮阳革命军徐宝山、林述庆等，征讨湖北方面的清军；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军出皖北以进规河南，光复军司令李爕和会合沪军都督陈其美所派遣的北伐军由海道攻占烟台；并派顾忠琛与袁世凯的秘密代表廖宇春进行推翻清室的谈判。隐然代表国父总绾军政。及至国父于十一月六日返国，章炳麟犹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另有人提议以国父、克强先生及黎都督三人为临时总统候选人，克强先生力排众议而专诚拥戴国父。十一月十日，十七省代表开会选举临时总统，每省有一投票权，国父以十六票当选。及至选举副总统时，居正先生曾回忆说：“克强以湖北首义，而政府中无一人参与，啧有烦言，乃示意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代表同意。于是副总统选举会成，而黎元洪当选矣。”足见克强先生曾致力促进选举黎氏为副总统。顾忠琛曾对廖宇春说：“民党中人，大都光明磊落，以国利民福为主，决无自私权力思想，但求共和成立，即便弃甲归田；黄黎二公，亦皆如是存心。”对于克强先生，可称纪实之言。

至于辞南京留守，克强先生有致袁世凯请准撤销南京留守府电，对于受任的原因与请辞的理由，说得极为明确，摘录如次：“统一政府成立之时，兴自揣才力已竭，曾经迭思归湘，以安鸠拙。然当时正南北交代，军队林立，人心未靖，暂设南京留守，命兴勉强支持其间，兴不敢以难于收拾之局，遗祸于人，故暂抑私愿，勉承其乏。乃甫经任事，即遭赣军之变，兴以德薄能鲜，不能抚驭兵士，保卫人民，已可概见。现虽竭力维持，无如力不称心，时虞陨越；幸赖将士爱国心长，力顾大局，南方各军安抚，均已端绪。……但循此以行，则云屯雾集之军队，不难渐次消散，裁此机关，事实上并无窒碍，而少一机关之糜费，于国家财政，尤不无微补。伏望大总统鉴此愚衷，准予即行销职，俾全大局，而偿私愿。”危难之际毅然出而肩负艰巨，而又急流勇退毫无个人权利观念，这是何等襟怀。此后克强先生又曾力辞内阁总理的任命，其大概经过是：当民国元年陆徵祥请辞内阁总理时，适国父到京，袁世凯向国父询内阁人选，国父提及宋教仁先生，克强先生亦自上海电宋劝勉，但宋先生则主张由克强先生出任艰巨，及至克强先生应袁之邀与陈其美先生北上时，宋迎之于天津，并与同访唐绍仪；唐初劝宋勉为其难，宋认为以当时局势如裁兵、借款、外交各重要问题，非威望素著如克强先生者出肩大任，恐不能无掣肘，仍坚持前议，请唐力荐黄，唐、陈终以为然。其后，“黄、袁晤对，袁以是相烦，但黄坚决谢绝。”此时袁氏叛国之迹尚未暴露，正在举国殷望孙、黄、黎、袁合作之际，克强先生坚决谢绝担任内阁总理，纯属出于个性的淡泊谦退。

克强先生既无权利思想，而又对革命事业的至危至艰者，以身先之；任劳任怨，谤生不辩，功成不居；盛德大量，与世无争；党内外人士，多在其涵育之中而浑然不觉。易象所谓“谦谦君子”，尚书所谓“休休有容”，克强先生实兼而有之。杨庶堪先生说：“余识克强先生于日本东京，观其气度雍容，若不审为暗呜叱咤横刀跃马之雄者。”湖南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先生，为克强先生患难至交，尝曰：“克强与组安皆宽厚有大度。”胡汉民先生亦称克强先生“性素谨厚”。可想见其为人。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看来，克强先生的雄健、审慎与让德谦光，真是一个模范革命党人。他从事革命失败多次，累蹶累起；不怕艰困、不畏危险，至诚至刚，无私无求，以儒家私毅中庸的精神，对历史负责，为民族效忠，勇往直前，不顾死生。他所面对的敌人，为专制的清廷和予智自雄的袁世凯，都据有广大的土地，挟持众多的军队，盗窃神器，君临中国，声势喧赫，俨然若不可犯。而克强先生凭藉的，则是国父的领导，革命的精神，海内外的人心，基于良知良能的浩然之气，艰贞奋斗，不屈不挠，只知奉献，不知权利，竭尽智慧与血汗，终于协助国父获得胜利成功，其不朽的功烈和超逸的品格，实足以使贪夫廉、薄夫敦、懦夫有立志。我们今天纪念这位伟大革命开国先烈的丰功伟业，更要效法先生崇高的人格，弘扬先生不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