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末民初之间，湖南崛起人材之众，真可说是“更仆难数”，然文事武功，出类拔萃者，则首推谭组庵（延闿）先生。组庵先生出生于阀阅之家，他的尊翁谭锺麟氏，曾任两广总督。少年时，受业于安北黄芳洲（凤歧）先生，芳洲先生为清末的文翰林兼武翰林，不仅文采才华，冠绝一时，即弓矢击技之学，亦鲜与伦比。我沒有见过组庵先生，但芳洲先生晚年隐跡是沙时，我常随家叔到他家裹去玩，那时芳老双目失明，右手已瘫痪，但仍然用左手为人书屏联，笔力苍劲，功架依然，可见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到了何等境地。
芳老常对家叔谈起他这位得意门生。那时组庵先生正在南京担任行政院长，对芳老不仅常有书信叩询起居，且特别关照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芸樵（键）氏照顾这位老人的生活。我从芳老与家叔的谈话中，知道组庵先生幼时的秉赋异于常童，后来由举人而翰林，在科举场中，可说是一帆风顺，只是组庵先生由于芳老的教道，也精于武技，却很少为外人所知道。
但组庵先生于民国肇造后统领湘军，有人说：“曾左彭胡诸先辈，尽毕生之力，以造成一脉醇朴之风；乃逮于谭氏，三度督湘，此风为之渐变。”这种论断，实在是求全之责。曾左等以书生督练湘军，他们所承袭的是儒家正统观念，但组庵先生则当大变革命之会，是一个除旧布新的局面。因此，老湘军的目的是以“常”镇“变”，而新湘军的目的却是以“变”革“常”；其出发点既截然不同，则组庵先生的作为仍是异常正确的。
我在这篇文章中不想对组庵先生的行状多加叙述，因为那些事迹已经彰彰在人耳目，但有些故实却是值得一谈，俾使我们明了这一代伟人，他的持躬处世，究竟有什么特出之点。
当组庵先生盖棺之后，最近逝去的于右老会以“民国一完人”为挽（此联悬于南京灵谷寺谭墓灵堂内）。李协和（烈钧）氏则许之为“当代一人”。胡展堂（汉民）先生悼谭有云：“诸葛自称惟谨慎，汾阳所得是聋癡”。某政要亦有“百年循吏良臣傅，一事师承在执中”之句。这些人推许组庵先生的平易中和，不偏不倚，但病之者则谓其过于圆融。平心而论，组庵先生处处谦抑自己，事事不与人计较，这种谦德，在当时群雄逐鹿之际，不仅难能，抑且可贵。
在民国初年，人称谭石屏（人凤）与组庵先生为二谭。二谭和袁世凯均是政敌，袁评谭石老，谓其“面恶心善，不足畏！”论及组庵先生时则引黄克强（兴）氏的评语说：“组安先生知白守黑，不为天下先！”袁氏为一代枭雄，纵令对反对他的人，他的批评亦颇有分寸。
组庵先生作事不太走直線，他生恐过于严峻予人难堪，他第一次督湘时，待邀当时的是江巡阅使谭石屏至长沙，两人煮酒畅谈，炎热中，各挥一大蒲扇解暑，组庵先生以石老在民党中年事较长，策画特多，隐操羽扇之柄，因口占一联寄意云：“天下无如蒲扇好”，但这位“面恶心善”的人中之凤应声接了下联：“世间惟有布衣真”。石老为一艰苦奋斗的革命志土，似在微讽组庵先生的阀阅门第。恰巧当时又有两谭争督的谣传，因比用“布衣真”三字以示精诚无间，但组庵先生不以为忤，且答引唐人诗一联云：“束缚酬知已，歪斜入角尖”，石老当即许为知言，两人遂此订交。
两谭尚有一失传的故事，足以说明组庵先生处事不走直線，当武汉首义，湖南宣布独立，焦达峯被推为第一任都督，组庵先生与后来任群治大学校长的罗峙云（傑）先生分任省谘议局正副议长，谭石老适在湘策动首义事宜，共议拆毁曾、左、彭、胡各专祠，改建烈士祠，组庵先生虽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可是对曾、左等先贤仍极崇敬，他有心维护，可是在会议中却不发一言，及党人往拆曾祠之际，忽祠门贴一联云：
烈士壮心犹未已；
丞相祠堂何处寻？
执行拆祠的人看了，忙往告两谭，石老颇疑为组庵先生所作，因组庵先生的家世，与曾胡诸家，均属戚谊世好，正想设法阻止，忽石老的得意门生曾伯兴（傑），排闼入室，大声说：“我姓曾，主张首拆曾祠！”石老嘱其稍安，并以言劝解，拆祠之事遂罢。后来组庵先生力称此联并非彼所为，但却具有同感。但这样大手笔，如果不是出于谭手，别人恐怕有点力不从心。
组庵先生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极重故交世谊，他与曾任吴子玉（佩孚）记室多年的张子武（其煌）氏，同为光绪甲辰科翰林。北伐径，吴氏兵败入蜀，张随吴不忍离去，终在奔途中，为乱兵所戕，组庵先生闻耗为哀恸，曾有挽诗四章云：
一别真投笔，三年负枕戈，有书常不达，无命欲如何？生死交情见，狐寒涕泪多，裹尸馀马革，凄绝向江沱！辛苦依人计，艰危烈士风，前知伤郭璞，从事异臧洪，未必谋身拙，仍怜殉友忠，纵横湖海气，今日竟途穷。少年曾并辔，中道各扬镳，鹰隼飞常属，华骝意苦骄，多才成负负，同好已寥寥。头白谁相慰？羁魂不可招！夙昔谁知己？平生误感恩！家惟瓶粟在！箧有谤书存，志事兼儒墨，思心托梦魂！冤亲同一尽，恸哭更何言中？
哀痛真挚，使非性情中人，岂能道其只字；后来这四首诗辗转为吴子玉将军读到，吴为之一读一陨泪，且谓其左右曰：“国民党中，毕竟以谭组庵最达，而读书亦最多。谭死，党中失一协调重心，恐从此汪、胡、李等人彼此不相下，天下从此多事！”因为这时谭已归道山，而吴子玉将军的慨叹，后来不幸都得到了应验。
一个人得到友人的敬重是不难的，最难的是得到敌人的敬重。组庵先生与吴子玉将军，在湖南双军对垒的那段时期，形成敌国，吴氏率北军第三师进占衡阳，谭氏退处湘南郴永一带，经人居间为说，彼此划定界線，两不相犯，且惺惺相惜，虽不获杯酒联欢，但儒札醴酒，颇有往还，后来吴率师北返，复处处暗中将其辖地让谭军进据。组庵先生的噩耗传人蜀中，吴曾寄挽一联云：
蜀道艰难，巫峡啼猿数行没。
长沙痛哭，衡阳归雁几封书！
此联一出，举国传扬，莫不服其工雅沉痛，臻于绝境。当时与组庵先生私谊最笃的李协和、杨沧白（庶堪）诸氏，皆叹为吴子玉一生历程中，应以康南海（有为）寿吴氏五十岁一联，为灿烂之顶（按康联为：“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而以挽谭氏一联为平淡之终。因两联皆为不朽之作，而两人又均为不朽之人。
组庵先生生当清民主交，出处进退，自有难处，但卒能为各方所推崇，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即在国民党中，他与已投匪的程潛，本有隔阂，原因是起于民国七八年以前，两人各假一军，共逐衡嶷之鹿，故有“二陵争长”之说，盖程为醴陵人，组庵先生是茶陵人，及后两人同在广东依国父共事，程犹有馀溫，国父获知后，亲为调解，两人始形跡稍亲；程这个人昏庸而热中权力，但终为组庵先生的人格所感化。
自然，对组庵先生不谅的人还是有的；即如与他同长省谘议局的罗峙云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峙云先生为早期留学日本法政生，清末即出任国议会议员，在湖南学政两界中，也算得上首屈一指的人物。民国二十三年，我随侍峙老游陵园，顺道过谭墓，峙老在墓前怅立良久，他对于右老那都首挽联的“为民国一完人”句，颇有微词，他并告诉我他挽组庵先生一联云：
辛亥之役，并起艰难，明公总领师干，下走副长议会，首庶肇湖湘，抗席言坛悲老大！
己酉孟春，黍习逼单，咸指官年不及，特证实岁相符，勘名钦宇宙，挂冠神武自迂儒。
他所批评组庵先生的，也不过是说他会做官而已。因为峙老晚年兴学，为了群治大学的债务，终日皇皇，可能觉得这位故人没有给他什么帮助。我虽生也晚，但亲炙峙老的时间也有两三年之久，我知道他是一个看不开的人，因此他对组庵先生的话，也不能视为定评。
一个人的地位愈高，便愈难尽如人意，组庵先生越怕得罪人，便越是有许多难以估计的误会，峙老之不能谅其敌人，就是因为谭有权势，而他仍然是一领青衫。友人馀不足观阁主周游子，曾有一诗论组庵先生之生平，茲录之如次：
亦儒亦法亦英雄，孰道全能执厥中？
行效李翁能坦荡，治崇黄老喜圆通；
临池晚具纵横势，调鼎微嫌饮啖工，
欲取胡诗佺平羲，冲和至极等虚空！
阁主且自注云：“李翁云者，谓李西涯，翁松禅也！李为茶陵同里，翁则谭父同年，谭氏对二人极倾慕，不惟欲效其行，且力学其书。谭五十左右，始由颜平原而忝以米海岳笔致，如天假之年，当可凌驾道州南圆而上之，西涯、松禅或且不足攫其锋势。其谓谭过工饮啖，则未免吹求过甚，惟过分冲和，最易演为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局，此一世局出现，则谭氏所谓粉碎虛空是此心者，恐亦有此心无比力矣！”此诗此文，对组庵先生之过份圆通，仍似微有贬意；然组庵先生大节不踰闲，不论如何，他总是一位值得我们后辈效法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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