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谭组安先生的百年诞辰，中央隆重集会来纪念这位革命先进，缅怀谭先生的勋业风范，大家都不禁激起一种无限的仰慕之诚！

谭先生三次主持湘政的这一段期间，少谷尚在私塾及中学就读，当时对于这位乡先辈，只是耳闻其大名而已。直到民国十六年六月，谭先生由武汉到郑州，少谷才得有机会晋谒，长谈当时南京、武汉及中原的局势。此后晤教的机会不多，但因我曾在湖南的明德学校求学，而谭先生正是明德学校创办人之一，且曾经担任过明德的董事长，因而对于谭先生的功业、学问、行谊，有一些粗略的认识。今天特就我所知道的谭先生对于国家的贡献，提出几点扼要的报告：
第一是提倡教育培养革命种子：大家都知道谭先生是清代名臣之后，本身又是少年科甲，翰苑清才，可是谭先生目睹国势凌夷，清政腐败，知非澈底改革不足以救亡图存。因此，除了由于考试结果，循例挂过翰林院的虚衔之外，实际上，未曾在清廷担任过任何官职。早年心志所注，着重在教育事业，先后担任过长沙中路师范学堂监督和湖南省教育会会长。从他对名教育家胡子靖先生倡办的明德学校的多方扶持，即可窥其对于发展教育的热忱和远见。

明德设校初期，即曾延揽革命志士如黄克强、张溥泉、吴禄贞、苏玄瑛、周震麟诸先生担任教席，他们实际都是在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当时满清官吏搜捕革命党人，十分严厉，黄克强先生在谭先生和友好的多方营救下，才得脱险。胡子靖先生当年曾对黄克强先生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不论“流血”、“磨血”，他们都是积极从事革命救国的人，不过途径与方法不同而已。谭先生对明德不仅自己慨捐巨款，并曾担任明德的总理与董事长，建筑校舍，扩充设备，使明德成为湖南发展革命事业的重要据点。迄至谭先生主持湖南省政，感于私立学校的艰苦，特由省政府对于优良的私立学校，每年发给补助费，最多者约为公立学校经费二分之一，因之湖南私立中学得以蓬勃发展，在全国各省中，湖南私立中学是有很好的声誉的。可见谭先生早年即极力提倡教育，培植革命种子，来改造国家，如非具有远大的时代眼光，对这些事是无法办到的。

第二是三次主持湘政的贡献：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以后，湖南首先响应，不仅壮大武昌革命军声势，且使革命军得免后顾之忧。湖南起义成功后，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即不幸遇害，谭先生时任湖南谘议局议长，声望甚隆，被军民拥戴，继任都督。当时清廷派遣重兵直扑武汉，黄克强先生正抵达前线指挥作战，情势危急，亟待湖南出兵援鄂，因此谭先生派出湘军增援，并力促广西谘议局发动起义，也派兵北上支援武汉，遂使战局得以稳定。可见湖南出兵援鄂，对巩固武汉革命基地，是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贡献的。

其后，袁世凯于民国二年二月，派人刺杀革命先烈宋教仁先生于上海，旋又违法签字向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作为暗中筹备帝制及扩充军备的费用，激起了二次革命。谭先生与本党先进谭人凤、周震麟诸先生，于七月廿五日宣布湖南独立，并出兵援赣，结果未能成功。谭先生与本党籍的广东都督胡汉民先生、江西都督李烈钧先生、安徽都督柏文蔚先生，都被袁世凯免职。

民国五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候，谭先生方息影上海，特驰电指责说：“今日之事，与其以兵力解决，宁公自解决之；公若以救国为心，民意为重，则宜退位，翻然远引，国家之任，还之国民；为国计，为公计，无逾于此者。”名言谠论，可说义正辞严。袁世凯去世后，谭先生回任湖南省长兼督军，重主湘政，以裁兵节饷减轻人民负担为第一要务。民国六年五月，北洋政府发生政争，演变而成张勋复辟的丑剧，谭先生发表通电，张勋大盗祸国，申罪致讨。同年九月，北洋军阀政府为谋武力统一，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周肇祥署理湖南省长。当时总理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派谭浩明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兵援助湖南，十月，会师长沙，傅良佐兵败潜逃，十二月，北洋政府再任组安先生为湖南省长兼督军，先生坚辞不受。

民国七年二月，北洋军大举南下，湖南首当其冲，爆发了护法战争，因联军不支，曹锟所属张敬尧部便进驻长沙，吴佩孚部进驻衡阳，大有进逼广东之势。谭先生时奉总理之命，领军驻守湖南郴州，与北洋军相对峙。民国九年五月，湘军追击张敬尧部，于六月十一日攻占长沙，谭先生乃于同月十七日回到长沙，复任省长兼总司令，这是谭先生第三次主持省政。他于十一月宣布湖南自治，并采军民分治制，废除督军之名，主张省长民选。不料平浏警备司令李仲麟，受程潜的唆使，兵逼长沙，谭先生不忍家乡糜烂，自行谦退，又离开了湖南，从此也就结束了他在家乡的政治生活。

第三是服膺总理献身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总理返国，谭先生首先通电表示欢迎。电文中说：“闻公到沪，飞电传来，距跃三百，谨代表全湘百万生民欢迎，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这时谭先生与总理尚无一面之识，通电欢迎，完全出自衷心的倾慕。直到民国五年，谭先生住在上海，才与胡汉民先生时相往来，两位同是以书生出任民国初建时期的湘粤两省都督，两位又为诗文书法同好，因此友谊极为深厚。三月间总理自日本返国，谭先生经由胡先生介谒总理，饫聆革命救国的言论，更加心悦诚服，便矢志追随革命，从此谭先生回湘期间，不仅与总理常有书信往来，讨论国家大事，且以具体行动，遥相呼应，例如前面所说的参加讨袁护法，却为凛然大节的表现。又如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的时候，谭先生即在上海筹解湖南饷银数十万两，以助军费。民国十一年八月，总理因陈烱明叛变，由先总统蒋公随侍由广州脱险抵达上海，谭先生在此一时期，与总理晋接频繁，钦服备至，因此，他又变卖田宅，得款五万元，全部捐作军费。

民国十二年二月，总理偕同谭先生南下，在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曾先后任谭先生为内政部长、建设部长、大本营秘书长等职务。当时蒋公任大本营参谋长，同为总理所倚重。这年五月总理并派谭先生为讨贼湘军总司令，总部设在衡阳，湘军各级将领，都是谭先生旧部，纷纷投效，直下长沙。随后陈逆烱明复乘机进犯广州，并且联络江西督军蔡成勋进攻韶关，当时党军尚没有建立起来，防务空虚，情势危急，谭先生奉大元帅急令回师援粤，湘军于是全部由湖南兼程南下，驱走陈、蔡叛军，使革命基地转危为安。大本营于十三年四月，将在广东各军改为建国军，冠以各省名称，以谭先生为建国湘军总司令，下辖五个军三个纵队，但是饷械两缺，非常困苦。当时广州饷源都被刘震寰、杨希闵所部把持，由于谭先生严禁湘军干预税务，因此湘军颇有廉洁的声誉。同年九月，总理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以谭先生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指挥北伐军事。大军所至，业已克服了江西的赣州，直向吉安进发，不料前线将领轻敌，赣州得而复失。谭先生非常痛心，乃在南雄设湘军整理处，严加整训，以后编为革命军第二军，由谭先生任军长。嗣又将第二军扩充为第二军与第十四军，世人还称谭先生领导的湘军为“新湘军”，称谭先生为“新湘军之父”。

民国十四年三月，总理不幸崩逝，时先总统蒋公正率师东征，噩耗传来，怆痛万分！蒋公因与谭先生及胡汉民、廖仲恺诸先生通电：“谨遵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谭先生更因总理的逝世，大受刺激，引发了一场重病！
第四是支助蒋公完成北伐统一：总理逝世以后，当年广东的革命环境复杂万分，陈烱明叛军既蠢蠢动，另有一些打着革命旗号的部队，却违法乱纪，与陈烱明等勾结，威胁革命基地的安全。幸而蒋公所训练的黄埔学生已成劲旅，而两次出发东征，敉平陈烱明的叛乱，再又除去了心腹之患的刘、杨所部，使广州完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不幸其时苏俄顾问指使大批共产党徒混入本党，从事分化颠覆活动，阻挠北伐；本党复有不肖份子与之勾结，并藉廖仲恺先生被刺案逼走胡汉民先生；再又伙同俄顾问季山嘉，造成“中山舰”事件，企图陷害蒋公。此时中央遂先后推选蒋公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先生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并兼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先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三位先生密切合作，配合无间，领导中心，才得以逐渐形成。蒋公既决定了北伐大计，张、谭两主席均推蒋公为北伐军总司令，蒋公谦仰为怀，转推谭先生，谭先生不仅不接受，并自动请求仍兼任第二军军长名义，由副军长鲁涤平统率随同蒋公出征。像这种公忠肫挚，皎如日星的襟怀，更值得后世钦挹不已。

当十五年七月九日 蒋公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之日，谭先生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身份授印，吴稚晖先生代表中央党部授旗，孙哲生先生恭奉总理遗像莅场监誓。蒋公出师北伐后，其所任中央委员会的党务会议主席与政治会议主席，即分由张、谭两先生代理，坐镇广州，极尽支援前线的责任。

北伐军于出师半年之间，即底定了湘、鄂、赣三省，蒋公主张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应速迁武汉，谭、张两主席乃由广州转来南昌，谭先生于十六年三月抵达汉口；不幸共党分子在俄顾问鲍罗廷的操纵之下，乘机潜越弄权，企图转变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演成“宁汉分裂”的悲剧；幸而京沪克服，政府定都南京，也促成了本党的“清党”运动。八月十三日蒋公为了促成内部团结，发表辞职宣言，毅然引退，并赴日本考察。不到一个月工夫，因为国内函电交驰，催促返国。等到蒋公回到上海，全国人心为之一振，谭先生曾数度前往上海，劝请蒋公早日复职。十七年一月四日谭先生陪同蒋公由上海回南京，澡途民众肃立欢迎，情况热烈感人。谭先生很感慨的对蒋公说：“观于今日民众之欢腾，从可知去年八月吾兄下野以后，全国民心惶惶为何如矣！”蒋公为不负国人的期望，便于一月七日复职，继续领军北伐。

十七年二月，本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委员制为主席制，谭先生受推为国民政府主席，蒋公受推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十月，中央遵照建国大纲的规定，颁布训政大纲，开始实施训政；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并制订五院组织法，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议，推蒋公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先生为首任行政院院长。在职两年，以循礼守法为施政之准据；对于节省军费，致力建设及戡平叛乱，完成统一，都有伟大的建树与贡献。不幸于十九年九月廿二日因脑溢血去世，享年只有五十二岁。大柱摧颓，英谟未竟，实为国家莫大的损失！

从谭先生服务桑梓，献身革命的历程来看，可知他在崎岖艰难之际，抒忠布策，匡济有方，实由于他具有进步的时代眼光，能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以民众的疾苦为念，从不计较个人的名位得失，尤其在当年诡谲复杂的政局中，他的进退出处，都能做到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充分显示了政治家的革命风范。也正如胡汉民先生所说：“谭先生休休有容，具有古人所谓宰辅的气度，他的性格，只有和平中正四个字，可以得其大略，兄弟与谭先生相处十余年，从未见其疾言厉色，有时有人为什么问题相互争持时，谭先生一来，往往令人意消，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一经谭先生区处，也就十分妥帖了。”这一段话，理显而微，堪称笃论。胡先生更在“忆组安”诗中有“太傅沖和未易师”的赞叹，足见谭先生生前获得总理和蒋公的倚畀与敬重，实非偶然。至于谭先生的诗文书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评价，这又是可以与其鸿勋峻德，同垂不朽。

今天为谭先生的百龄诞辰，他离开我们也快五十年了，大家都有“哲人日已远”的感喟，我们追怀谭先生公忠体国，沖和谦退的襟怀与风范，深感谭先生值得后辈景仰效法的地方太多。当此中兴复国的大时代，许多的横逆与打击，将不断向我们挑战，所幸举国上下，在蒋总统经国先生的卓越领导之下，坚持国策，奋起团结，民气的高度发扬，不但毁家纾难，抑且沥血效忠，充分显示出了我中华民族的不可轻侮与无畏于横逆。今后唯有更加效法先烈先贤，流血磨血，自立自强，向再北伐、再统一的前途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