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自辛亥以还，二三同志如谭（人凤）宋（教仁）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民四年陈英士致黄兴书

　一

黄公原名轸，字廑午。后改名兴，字克强。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同治十三年旧历九月十六日）生于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一九二八年（民国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病逝上海。享年实为四十有二。

任卓宣先生在“开国元勋孙中山与黃克强两先生”一文说：“孙先生对于辛亥革命是精神领道，并非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则是黃先生，黃先生对于辛亥革命是实际领道者。精神领道固然重要，实际领道同样重要。在精神领道方面，革命党人中沒有可与孙先生比者。在实际领道方面，革命党人中也沒有可与黃先生比者。这是辛亥革命底双绝，允为开国二元勳。”（民国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政治评论）

“但是到现在，似乎人都只知道有孙先生而不知有黃先生了。无论在党国，好像忘记了黄先生一样。孙先生诚然是最伟大的，他有超乎辛亥革命以上的事业，他有迄今尚与我们发生直接关系的事业，例如创立三民主义是。这当然是他胜过黃先生的地方。不过谈到辛亥革命，谈到中华民国，黃先生的贡献并不少。如果忘记了黃先生，那末辛亥车命和中华民国底创立，都有不能说明之处。换言之，沒有黃先生，辛亥革命底成功和中华民国底创立，俱不可能。”（民国四十八年十月十日政治评论社论，题为“纪念辛亥革命勿忘黃克强先生”）

自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政组以来，评述辛亥革命能有这样公平中肯者，殊不多见。四十多年来，所有国民党党史，或有关辛亥革命著述，无论官方私人，有意无意，或者无知，或为某种观念作祟，大都失之偏颇。本文拟就克强先生之事功、风格、政谕各点，加以评述。最后则对有关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常见论调，提出商榷。

　　二

辛亥革命史大略一言之，可以分做三个阶段。从乙未（一八九四年）至庚子（一九○○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以兴中会为主。重要事迹，先是中山先生在擅香山创立兴中会。然后在香港与辅仁文社杨衢云等合作创立香港兴中会，共谋攻取广州，事洩失败。第一次革命的时代背景，是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大败。第二次革命是广东惠州之役。时代背景，是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一八九五年第一次革命起义前，杨衢云曾经和中山先生爭取过领道权。中山先生不得已，让之。那时孙中山先生快满二十九岁，杨衢云已经三十五岁了。次年伦敦蒙难，也可说是因祸得辐。因为中山先生的声名，由是大著。到了一八九七年再返日本时，已非吳下阿蒙，从此杨衢云服从领道。惠州举事失败次年，杨被刺身死。

革命史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年到一九○五年。这一阶段的特征，可以说是羣雄并举和羣龙无首。这一点，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同盟会成立前不久，在东京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与华兴会及其他留日学生会见时，说得最清楚。谕及当时大势，革命方法，和联络人才的重要，他说：“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內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必成秦末二十馀国之爭，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之乱”。（宋教仁日记）

中山先生是先知先觉，初期起义，曲高和寡。因为“造反”不是件儿戏的事。但自一九○○年以后的五年中，全国反满情绪高涨，遍及各省，尤以上海及东京留日学生为甚。邹容的“车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著名事件，如东京上海拒俄义勇军，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上海苏报案，以浙江安徽省人为中心的光复会，以黄公克强为首的华兴会等活动。黄公长沙之役，虽然失败，却是中国內地革命之先声。华兴会会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另外还组织同仇会，吸收会党。这一切活动，都是自发的。正是时势所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与兴中会关。而兴中会活动，在中国只限于广东一省。两次起义不成，欲振无力，只好待机再举。……（下略）……

第三个阶段，是一九○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以至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革命，以及次年民国成立，清室退位。同盟会成立，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件大事。顾名思义，这是当时反满各团体分子的联合统一组织，在孙、黃领道下，从事革命。中山先生至是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孙之被推为总理，却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一，他是革命先进，先知先觉，经验丰富。第二，他是广东人，与海外华侨社会有联系，活动筹款，非他莫办。第三，他对西方情况，较任何人都熟悉。那时革命理想，推翻满清后所要成立的政权，就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为理想的，至其政治理论，尚在其次。第四，他年纪较大。同盟会成立时，他快满三十九岁。黃公三十一，胡汉民二十六，宋教仁二十二，汪精卫二十一。其馀绝大多数会员，都是热情青年。

同盟会一成立，黃公就担任了相当于协理的职位，“成为党內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同盟会成立以后，孙黃的革命地位，便从地方性进而为全国性。在此以前，中山先生可以说是珠江流域的两广革命领袖，黄公则是长江流域的两湖革命领袖。查同盟会成立最初两年在东京加盟的十七省会员，据“革命文献”会员名册，凡八百六十三人，以省份而论，湖南人最多，凡一百五十七人。籍隶湖北的一○六人。广东一二一人，广西四十三人。另外在欧洲加盟的十八个留学生，全部是湖北省籍。（此外，四川一二七人，安徽五十九，山西五十五，山东五十三，江苏三十六，直隶三十五，云南二十一，浙江二十，福建十，河南九，江西贵州各八，陕西四。）

就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而言，同盟会会员舆兴中会会员也大为不同。据冯自由估计，兴中会有史以来，会员人数不过五百人。这个数字要大打折扣，因为他把一八九四年兴中会成立后至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前，列入兴中会时期，所有与革命直接有关的人士，连华兴会，光复会会员，甚至维新派梁启超、谭嗣同、日人头山满等都包括在內。在其修正的名单中，可查者凡二百八十六人，其中受过相当教育的只有三十人，籍隶广东的占二百七十人。华侨一七六人（其中夏威夷华侨就占一三七人）。这个名单，其实还是包括了很多革命同情者或进步人士，与兴中会并无组织上的关联。所以同盟会虽说主要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组织而成，由兴中会会长出任总理，真正的兴中会会员，却沒有一个是后来同盟会重要干部。有之，或仅冯自由一人而已。兴中会会员，更没有一个后来在民国政坛上有何表现。兴中会时期与中山先生最接近的同志陈少白，在同盟会成立不久，他在香港的工作，就被冯自由代替，从此销声匿跡，以后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很少看到他的名字。此外还有一点可以证明革命阵容的转变。兴中会发祥于檀香山，但中山先生的地盘，很快就被保皇党夺去。同盟会檀香山分会，延至一九一○年才告成立，已非重要据点。同盟会成立后与总理最接近的广东人胡汉民、汪精卫，都不是兴中会会员。毫无疑义的，从此革命运动，系以新知识分子，尤其是留日毕生为主。冯自由之能替代陈少白，除了是因为广东人外，主要还是留日侨生关系。

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领袖如蔡元培、章炳麟等都不在东京。细观阵容，当以黃公的华兴会最盛。华兴会重要会员中，只有章士钊沒有参加同盟会。其他如刘揆一、张继、陈天华、谭人凤、宋教仁等，都是同盟会的重要干部（以上诸人，除张继外，都是湖南人）。民报的前身，就是宋教仁等所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此外，还有一点最值得注意，黃公是“同盟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道者。他把自己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组织上。同盟会一成立，他就亲身掌握当时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李烈钧、程潛、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张凤翙、尹昌衡、赵恆惕、刘存厚、孔庚、王孝慎等都是他主持下参加同盟会的。这些会员名单，也由他亲自保管。他还在陆军学生的会员中，选择了一批可靠同志，另组一个更严密的丈夫团，使他同一般革命军人建立了特别亲密的关系”。（金冲、胡绳武：“论黃兴”）

黃公长子一欧在民国十八年“传记缘起”一文说过：“论者谓先君与先总理之契合，实国人明辨党义之先声，即民国纪元之朕兆。”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內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梁启超说：“中国苟受分割，十八省中可以为尔后之图者，莫如渐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取。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所谓广东之富，想系指海外华侨而言。

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最初两次，发动于同盟会成立之前，地点都在广东。其馀八次，发动于华南和西南，计广西和云南各一次，广东六次。大都由黄公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总理亲临阵地者，仅广西镇南关一役而已。在海外奔走，固然重要，组织财源，均实赖之，但如果无人肯在內地冒险，革命还是不会成功的。黃中黃早年在“沈尽”一文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內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就是这个道理。黃公是肯冒险和深入虎穴的人。

总理自一八九五年广州事败后，奔走海外。至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爆发后两个半月返沪，十六年中除一九○七年镇南关度宿一宵外，足跡未临国境。他的天聪、所学，和长期在海外，固然使他成为先知先觉，但也使他对国內情况，不无隔膜。他出身于农村家庭，不属于士大夫阶级。所以当时有些知识分子，最初对他存了很大偏见。据吳稚晖自述，渠于辛丑（一九○一）夏逃往东京，有人约渠去见中山先生，不允，以为绿林豪杰也。后闻其为书生，则以为刘秀、邓禹之流，然仍不欲见。一九○五年在英，一日有人敲门，说是孙逸仙。见其“温和端正”，始吃惊不少。吳回亿道：“我起初不满孙汶（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民国十六年上海出版吳稚晖全集第五册卷九。（第四十九页）

公以三月廿九日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內外。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中山先生就临时大总统职。黃公任陆军总长。据胡汉民自传，财政外交，多由中山先生亲自处理，其他“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內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沈云龙有一篇文章，批评董显光所著一书，各部排名次序不当，就是这个道理。然党入执政，为期甚暂。中山先生元旦就职，二月中提出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四月一日，正式辞驳，临时政府及参议院決议北迁，黃公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这是过渡期间，南方革命党人的唯一政权。至六月初始正式解散。也可以说是民国元年党人负实际军政责任掌握大权最久的一人。然为期亦不过五个月。孙黃在这个时期內的情况，张继回忆录曾有提及。他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內，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羣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大概革命期间和建国初期，领袖与干部界限，为拘形式，沒有（不可能有）后来的偶像化。刘邦做了皇帝。最初召见羣臣时，大家还是吵吵闹闹，毫无规矩的。

　三

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公中秀才后始就读两湖书院，从留学日本至推翻满清，不过十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以文人长武事，有儒将风度。公之为人，据其长女公子振华追忆：“自幼至壮年，甚有礼貌，孝顺父母，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打牌。喜运动如打拳，打球，钓鱼，打猎。也喜下围棋和团体游戏”。湘人嗜吃辣椒，黃公亦然。

大凡开国之君和做领袖的，总有一些胜人的地方。关于黄公待人接物，处世风格，最好摘录其同志老友追忆诚恳而并非阿谀之言，以见一斑。

中山先生说他“稟赋素厚”。刘揆一说他“体貌魁伟，沈默寡言，当于胆智。”周震麟说他“光明磊落，敝屣权势。”又说其“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夠得到一般革命同志的衷心爱戴。

谭人凤尝言：“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余之加入同盟会，亦缘此点，是其生平最长之处也。”

胡汉民说公“性素敦厚”。又说“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而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日慢慢细细。余耳熟是语，以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

公奔走革命时，曾作客星洲。南洋侨领张永福对他的印象是：“黃公体健。有威武，寡言笑。起居镇靜，手不释卷。与我等谈话，虽欢洽，然城府深沉，不露端倪。”

章士钊回忆在东京讨论成立同盟会时的情景道：“克强情異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戶牖冥蒙。”又曰：“吾弱冠涉世，交友温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吾答或问：吾持以论交之武器，在‘无爭’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爭往，而彼之无爭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爭之外，尤一切任劳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及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黃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视天下之人且如是，何况首领？于是吾又敢论定：人以克强不服中山相龉■者，克强有灵，必且遑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

伯夔于“同盟旧感录”一文，回忆在日本时与公相处的情况，极为有趣：“先生言笑，气象伟然……时正盛夏，余偶至小石川，荡小舟以揽凉，逆流而上，力不胜持篙。先生笑余弱，急解履，奋勇上溯，抵尽头处，沽酒而饮。谓他日直抵黃龙，亦犹是耳。于是酒酣耳热，纵谈古今人物。余于朋辈中一一拟古。先生请相彼可拟谁何。余笑曰，赵玄郎也。先生曰：信如君言，我岂欲作天子。余曰，汗马功高，行相似耳，非谓志亦有然。民国元年，先生任南京留守。余旅寓长沙，以文字自给，先生贻书，犹谓检点作天子，果属何人，意指黎元洪。然车笠之交，不忘前事，亦可见当时风概矣。是年冬，先生解职还乡，相与盘桓者匝月。中间因勘矿曾至萍乡安源。吾萍黃戴生烈士遗族，携其幼弱踵门来谒，先生抚慰备至，视幼弱几欲泣下，为题光照吳楚一额以赠之。偶于山中逢猎者，亦与立谈，寻入其室，睹其郊野风光，似深愉悅，猎者呼敷十猎犬至其前，先生如相马然“一望而知其优劣，因购一矫捷者返，此亦豪宕之一端也。未几邀余赴汉度岁。奠上国民日报，请先生题辞，用祝新年元旦。余为之代笔。中有‘飘零瀛海千波谲，检点湖上一磊新’之句。先生曰，‘是矣，不图我真作检点也’，相视莞然”。

民元秋间，孙、黃应邀北上。京中大员观感，认为“中山高明，克强笃实。”就是袁世凯也说黄公“不仅为磊落英雄，更是诚笃君子。”近人罗家伦评语，也很恰当。他说黃公“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勳。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这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大概公之为人，宽豁大度，容忍谦让。他从不爭领道权，故能与中山先生合作无间，相辅相成。同盟会重要干部如章炳鳞、张鞑、宋教仁、陶成章等，一度搞分裂运动，公坚持革命团结之重要，本“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为功成不居”之义，以为处身立世之道。这一点却不是一般革命同志所能做到的。他一生与中山先生只有过两次分歧意见，但是，他虽然认为青天白日旗不雅观，但迭任主帅，仍用青天白日旗为革命旗，而不用自己喜欢的井字旗。他虽然反对盖手指模和宣誓服从个人的规定，而不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却不另立门戶，而且远走美国，让中山先生可以放手改组。对于诿过于他的同志，从不反击。更矢口不谈他与中山先生的意见分歧。这都是难能的美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