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谏逐客书语）。关于中国同盟会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其间直接关系，世人耳熟能详；而世人对于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兴中会，与中国同盟会组织的直接关系，也能言之凿凿。但是世人对于黄兴先生所创建的华兴会，其对于同盟会创建的渊源，以及其他各省各地大小革命组织，对于同盟会成立的巨大影响与直接关系，则其认知未必十分普及。

本文的主旨，不在重新掀起自民国成立以来，对于孙黄两公何人功绩较大，何人贡献较多的论争；而在依据历史事实，指出华兴会、兴中会、上海光复会、武昌日知会、江苏爱国学社、安徽岳王会、横滨独立协会、云南保滇会、山西大同学社、广西救国会、广东群知学社，以及其他革命组织及学术性社团，甚至会党人士对于同盟会的组成，历次起义事件的策划与进行，以至其他文宣工作等所发生的影响。此至为重要，也王为复杂，亟待各地学者，详加采究。唯以其中由黄公所倡组的华兴会，对于其在中下流长江流域各个受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政团，为数至多；是以其对当时革命工作的推动与影响，至为具体深远，可以作为兴中会以外其他各个革命政团的典型代表。

本文因就华兴会与同盟会的渊源，特别加以突出研究，借以显示同盟会百流归大海的多元组成特性，以及当时各方同志众星拱月，推举孙黄两公出主同盟会领道。而黄兴婉拒华兴会人数众多的票选优势，在东京同盟会成立大会之时，即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临时动议，改以选贤与能的精神，一致鼓掌，推选孙中山先生为总理的经过与原委。

其后同盟会之能号召海内外革命志士，几乎普及中华全土。上溯四川、湖广、江西，北及山西、陕西、安徽，东及苏、浙、闽、鲁，而以上海为文宣中心。所发生的《苏报案》及《革命军》事件，以及同盟会成立后在东京发行的《民报》等书刊，鼓舞风潮；南及星、马、南洋，远达东京、檀岛、金山、纽约、溫哥华，华侨捐献，无远弗屆，皆肇始于同盟会之能集合兴中会、华兴会以及其他各地各个政团之集体或个别支持与活动，故能众志成城，汇为巨大洪流，沛然莫之能御。其后民军继而数度起义，事虽未能一举成功，而黄花泣血，浩气昂扬，辛亥武昌新军枪声数响，黄公亲冒矢石，前往指挥，各省响应，民国肇兴，孙公自美经欧，争取各国承认，返国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公出主南京临时政府军政，孙黄合力，开创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两公功绩声誉，可昭日月。

其后民国历遭危难，袁世凯称帝；第二次革命失败，黄公不过四十二岁，而于一九一六年英年病逝上海。孙公享寿不及周甲，而于一九二五年病逝北京。其后外强窥伺，军阀割据，孙黄领道鼎革之余荫，未能在两公生前及锋而试，立即形成统一之安定局势，岂非天厄中华也耶？唯我中国自一九一二年之创造共和与其后洪宪失败后之共和再造，殆皆孙黄两公，因一九○五年东京同盟会之结合，革命志士，牺牲奋斗，前仆后继，影响所及，方克成功，有以使然。今为二○○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之期，慎终追远，缅怀先烈，能不慨然？良以两公相知相识，始自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之际，平生交谊不过十有一年，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各有千秋；而终于一九○六年黄公先孙公病亡之时，安危甘苦，互仗共尝，劫波师友兼兄弟，能不喟然！

然而自同盟会成立后，虽各先辈志士，皆抱牺牲小我，爱国救民的决心；但当时革命声气尚待推广，甚至号召革命的基地尚未建立。而同盟会虽在日本曾获日本友人的同情，但是日本当局因受清廷的压力，而下令驱逐孙公远赴南洋；孙公因日本暗助小额旅费而受章太炎等同志之批评。其后历次革命失败而终能以辛亥之役，一举功成，实属空前创举。唯以其后，孙公以中华五族共和和平民主一统为念，礼让临时总统职位。袁世凯就任后，挟军自重；不但食言丧信，拒不迁都南京，旋而帝制自为，筹安洪宪。而民军实力单薄，对于各省究应如何应变？以及各省是否应即宣布独立及其宣布的时间迟速先后等等，既难决定；而其对于处理宋教仁案等问题，皆有缓急先后和使用如何手段等的争执。

在外交方面，对于民军在袁氏签订所谓“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之前，民党应否接受日本的经援等的问题及其不合理的条件等等，党内同志也有互不相同的异议；于是国内仍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等的论证。而在第二次讨袁武力革命失败后，民军溃散，革命志士星散。虽然洪宪崩溃，而北洋军阀割据之局已成雏形，各省各自为政之势耸立。孙黄诸公及各方同志，虽有急谋扭转危局，再造民主统一体制的雄图；但是众议纷纷。而孙公力行改组中华革命党，又以个人应否宣誓效忠领袖等问题，而与黄公的初愿相左；因在革命阵营激起争端，于是黄公远走日本而去美国。

诚以两公合作，以致革命成功，固是信而有征；而两公有时对于革命策略不同，意见相左，而有意气之争，亦属无可否认。且以“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流行，各方评解，未必相同；但是其间经过及其原委如何？则亦言人人殊，迄今仁智互见，尚难定论。本文因拟略为研析，试探究竟。（注一）

华兴会与同盟会的渊源

孙黄交谊安危艰苦十一年

二○○五年七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上海中山学社）

　一、黄克强先生的学历和家世

黄克强先生，原名轸，宇堇午。后因奔走革命，在长沙起义事件，功败垂成，逃亡脱险，与同志相约以“兴”字电报平安，后遂改以为名，而字克强，为湖南善化人。

善化原系逊清时的一县，鼎革后改为长沙县，乃为现时长沙市的近郊。黄克强先生生于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即公元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而于民国五年即公元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病逝于上海福开森路五九三号寓所，享寿仅四十二岁，可谓英年早逝（注二）。但其事功，各人评价，皆极赞誉，但是说法不同。

有人说：“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他推翻了清政府二五○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体制；第二件事，他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以于右任对黄先生的挽辞，即说他是“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章太炎则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而中共官方的说法则说：“孙中山、黄兴等先生领道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专制，建立了民国，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注二）

事实上，于右任和章太炎等对黄公的挽联，似乎对于黄公的事功，有所强调，但亦不免有些誇张。而世人对于孙黄两公及各位同志共同创建民国的事功，各有千秋，已有公论，不必过于认真批判论比。王于孙公之于一八九四年，组建兴中会于海外的檀香山，而黄公之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始行创建华兴会于国内的长沙市，时间相隔，几及十年。但其背景既有差异，成员亦有不同，孙黄两公，内外相隔，当时互未相遇，或亦似无巨大的直接影响，可谓时势造英雄；或皆系由于当时时势或新时代的转型与发展，逊清内政腐败，外侮交侵。革命诸公，因受民族民权思潮的激荡，而有“兴中”、“兴汉”，或促致“华兴”的思维与行动；于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组织，殊途同归，共矢革命！

孙公生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比黄公大了八岁。因为少年远居檀香山，又习西医，往来于香港澳门，一八九四年，年未及冠，而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乃能上书李鸿章揭举“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四项改革建国纲目；有人谓其当时的思维，是改革家，而非是革命家（注三）。后则因为政府积弊难改，孙公改采革命方案，遂以推翻满清，振兴中华为主旨；而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维新立宪的运动相对抗，可谓已开革命建国的先河。

至于黄公，因小于孙八岁，六岁启蒙，尽心力学，后且中了秀才。年十九岁，入了长沙城南书院，后又于一八九八年入了武昌两湖书院。在学两年，而被官派前往日本，深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于一九○二年，再被保送留日，而入东京弘文书院；但他却曾暗中从事国家兴亡研讨会的秘密革命活动。是年五月三十一日，黄公从东京回国，六月初抵达上海，而六月底《苏报案》发生，以致章太炎与邹容先后入狱，中外震惊！章士钊奔走筹款，由于黄公与龙湛霖（曾任侍郎）及龙璋（时任泰兴知事）叔侄的关系，经其援引，而稍得以解《苏报》被封后的经费艰困与个人政治危难（注四）。

黄公因新自日本归来，故未受《苏报案》的牵连，但亦攜返《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新湖南》等书广宣传。是年八月，黄公返抵两湖书院，曾以民族革命与国体政制为题，发表演说，而被张之洞责令梁鼎芬予以“驱逐出境”。黄公乃去长沙明德学堂为学监，并主持速成班，而与在另一姊妹学校——正经学堂任教的宋教仁，及当时另一速成武备及一东方语文讲习所负责人李书城及吴祿贞等人结交联络。虽由叶德辉等密告湖南巡抚取缔，因得在籍侍郎龙湛霖（芝生）的维护，始保安全。

二、华兴会的组织和革命的实践

其后黄公坐言起行，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与数十同仁假借庆祝黄公三十初度寿辰之名，成立华兴会，策划方案，实行革命。到会者有周震麟、张继、谭人凤、吴祿贞、陈天华、宋教仁、苏玄瑛等数十人，推选黄公为会长，宋教仁及刘揆一为副会长。翌年二月十五日在明德学堂董事龙璋住宅召开成立大会，到有陈嘉佑、陈家鼐、宁调元、王正廷、黄一欧等一百余人。

其后华兴会并设立了两个行动小组：一名同仇会，一名兴汉会。前者“策动哥老会，集结力量，发动起义”；后者“策动新军，参加革命，乘时发难。”（注五）三月一日开始办公，四日黄公即在秘密会议中强调：“革命以公理、公义、公信、主权、民权为体，以思想、精神、知识领道为用。以突破性、爆炸性、扫荡性为开路先锋，求变创新，向旧时代宣战。”再说：“革命贵在实行，运动、联合、组织、战斗，由个体连线发展团队力量，充分运用战略可战可退可守。”

当时为了揭开革命序幕，即知即行，而决定在慈禧太后盛大庆祝其七十大寿之时，动员起义。先以湖南为根据地，分派同志前往江西、山西、四川、湖北，以及湖南浏阳、常德等地活动，准备起义。

三、联络会党长沙起义不成被迫流亡

关于长沙的起义，事先黄公积极部署。本来自华兴会成立之前，黄公首先则注重湖南与外省革命团体的联络和声援。其著眼点，殆在便于策应长江上下流域各个省份的革命志士。他派了宋教仁和胡瑛两员大将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与张难先、吴祿贞等联络，并与湖北施南、荊州、宜昌会党联系，而在各地文武学堂，取得若干枪械。

另外他派杨毓麟及章士钊，远驻上海，并邀江浙志士参加。蔡元培、陈独秀与蔡锷等，亦曾秘密加盟。作为上海余庆里的华兴会招待所，招待留曰学生及各方志士；慕名而至者甚多，时有人满之患。在安徽则有李光炯在芜湖活动，刘师培、柏文蔚等皆曾加入；而周震麟、苏子谷、张通典等在中江流域活动的成绩，亦是斐然可观（注六）。

会中年少要角刘道一自与马福益晤面归来，旋即考取官费留日，乃与仇鳖（曜元）等人，在东京组织了新华会；广罗志士，参加者多系湘鄂人士。而他另外组织了一个所谓十人会，来自浙江绍兴的秋瑾，与蜀人彭春阳等，皆在其中，极为活跃。其后他与秋瑾、嘉兴龚宝铨等前往横滨，参加了由孙公属下冯自由等有关人士所组成的洪门天地会。（注六）长沙起义前夕，黄公且曾亲王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密商，以推行其争取浙、皖等地政团策应的战略（注七）。所以长沙起义之前，黄公部署周全，而赢得了有如三国演义所云“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远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的盛誉。（注八）

王于长沙起义之前，黄公对于会党的联络，也是不遗余力。尤其是他对洪门会党领袖老大马福益的争取，初曾先遣揆一幼弟刘道一前往，激之以义；后则亲与揆一，雪夜探山，推心置腹，动之以情，结之以义，致使马老得以引领三湘七泽的逾万哥老会子弟，遂行其“反清复明”的初愿（注九）。而黄公布阵行军，对于预定起义战场内外的部署，也极周全。他除了在长沙附近各县，部署要员与各校学生，加强联络以外，而又利用会党的实力，与其他不同的革命组织，相互配合。在省城外围，他与马福益商定，以其所调派的会党部队为主力，分兵五路：分从浏阳与醴陵、衡阳、常德、岳阳及宝庆等五地，齐力合攻，而由华兴会另派指挥与监军，统一指挥。

但在预定起义的前十日，华兴会长沙起义的“天机”，不幸被人泄露或告密，若干秘密机构竟被当局侦悉，若干武器亦被抄查；于是风声鹤唳，情势紧张（注十）。黄公个人的安危，也受影响；但他处变不惊，而赖当时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等掩护，与在籍侍郎龙湛霖对巡抚陆元鼎“（慈禧）大庆期间，不宜过份惊动圣德”的说词，垂赏万金而被按户搜查的黄公，幸能剃去其“黄帝式的三须胡”，在黄吉亭牧师等的掩护下，惊险脱离，轻舟过关，而乘由龙璋向日侨借的一艘快艇，在浩瀚的洞庭湖心，改乘日轮沅江丸，再在武汉改乘货船，直驶上海。

但黄公在上海，却在租界被捕。黄公时已割须，化名“安徽教员李有庆”；西捕所执搜捕名单，亦被一不知名的机警华人书记，指为“日用小菜账簿”，而将黄公误放，遂得惊险逃过一关（注十一）。后来他复从上海转赴日本，受到了日本革命同志的英雄式盛大欢迎（注十二）。而当时也在日本谭嗣同所办时务学堂任教务长的梁启超，亦曾撰一小说，为之宣扬；其中主角乃是一“姓黄，名兴，号克强”的革命志士，把此一英雄人物，塑造为一划时代的杰出伟人与“颠覆满清的克星”（注十三）。

从此“黄兴”更是名满天下。长沙起义，虽是功败垂成，但黄公的智勇，世人或以黄公的湖南同乡前辈，亦即逊清名将名臣的曾左彭胡相期许。而其声名，在东京侨学界，庶可与当年伦敦蒙难被释的孙公声望，一文一武，相提并论。而在日本朝野及中国侨界，成为了一人人仰慕的英雄好汉。尤其是那些武备出身的留日未来新军基干，更尊黄公为不世出的军事能人。而对其于一八九四年《兴中会》成立以来，倡言革命，有如“秀才造反，多年不成”，而今不意能于十年之后，竟在不见风浪的国内湘中，有此石破天惊实际革命行动的尝试，起义不成，而人心振奋。所以影响所及，无远不屆。

从此以后，前曾与黄公结交，但在长沙发难即离开了长沙明德，正经学堂的若干志士，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活动，更已发酵扩展，影响极大。例如胡瑛、曹亚伯、张难先、呂大森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以及《日知会》，上海的《光复会》，在杭州的《爱国学社》，安徽的《岳王会》等，过去皆与黄公的精神领道，直接间接，息息相关；而与“黄兴的号召力、影响力，在精神上一脉相同”因此长沙起义后，“革命团体有如雨后春筍般的发展，使长江流域蔚为革命势力的主流”（注十四）。

四、孙黄合作共组《中国同盟会》

由孙公所组织的《兴中会》早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成立，而在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香港设立总部，致力开拓革命资源，启发革命思想，倡扬民王自由政治建国的概念；但其影响，几仅限于美洲、东南亚粵籍华侨社会。当时陆浩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奔走革命，不遗余力；而杨衢云捐献最多，曾被推为《兴中会》的首任会长。孙公旋于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港府放逐出境；同年十月十二日被清吏诱拘于伦敦使馆，准备押返中国惩处，幸得英师康德黎之助，鼓吹舆论，遂使孙公能于十月二十三日被释脱险。自此孙公在英潛心研究，而逐渐创获了《三民主义》、《孙文学说》等的初步具体构想。

一八九九年，哥老会、三合会集合于香港《兴中会》会所，成立了《兴汉会》，而奉孙公为会长。一九○○年，惠州事件发生后，孙公被拒入港。一九○一年，孙公不准入境的禁令满期，但在香港停不数日，又被强令出境。其时多位同志如史坚如已遇害，郑士良已病亡，杨衢云已被刺，《兴中会》同志逐渐凋零，孙公远赴安南；但法国亦应清廷要求，而加监视。一九○三年孙公离开河内而赴檀香山，在檀香山发表对侨胞的第一次公开演说，甚受各界欢迎。

一九○四年，孙公自伦敦至比利时，受到了留德学生朱和中等，对于黄公才干与气魄的游扬，又接到了横滨冯自由及宮崎寅藏等对于黄公起义不成，而独领舆论风骚，在日本受到华侨热烈拥戴的报告，深受感动，致使孙公决定东归，寻求与黄公共同合作，从事革命的可能性。而黄公在国内也听到了孙公自欧美赴日，有意与他相晤的消息；乃于是年五月初经沪赴日（注十五）。据说，当时孙公去信冯自由时，曾经附寄“国家兴亡终须仗，革命甘苦要共尝”的亲笔条幅，以为先容（注十六）。

一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孙公经横滨迳抵东京，住宿华侨会社，错过了《华兴会》代表宋教仁等前往横滨码头的迎迓。但宋教仁、李书城、章行严、蒋作宾等旋即亲去华侨会社，以表优礼相迎之至意。唯据宮崎寅藏所云，乃谓孙公于抵东京后，即迫不及待，坚请由他陪同前去拜访年岁比他还轻的后辈黄公。当时黄寓人多，即由黄公作东，偕张继及末永节等外去一中国餐馆小敘，两人相见恨晚，谈话投机，几乎菜未沾唇（注十七）。

翌日（二十二日）中午，黄公即以《华兴会》名义，设宴欢迎；被邀者尚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诸人，不请自来的《华兴会》会员与群众，超过了两百多人。由黄公主持大会，孙公即席讲解《世界潮流与国民革命》，甚受侨学界群众欢迎。于是孙黄再度相敘，鱼水相容；而孙公意气风发，较之十年前的访日，开朗甚多，每日酬应频繁，情况昔非今比（注十八）。

此次孙公来日之时，几乎是匹马单枪，手攜一个小行囊（注十九），但因黄公《华兴会》等留日团体的执礼甚恭，另外又有一批广东青少智能之上，如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汪精卫等的加入孙公门下，前呼后拥，所以能与新发于硎的黄公群众，相与周全。于是孙、黄联名，而有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救国会》及众多留学界的各个政团，组合《中国同盟会》之议。

不过《华兴会》会员在七月二十九日的内部会议中，各人对于是否或如何入会的方式，意见亦未必完全一致；最后仍是以“个人自由”一语，作为最后的决议（注二十）。同日，孙、黄两人与宋教仁、陈天华、白逾桓、张继、吴暘谷与程家樫等聚议，讨论筹备成立《同盟会》的原则等事项。次日由黄公、宋教仁等召集筹备会议，参加者人数众多，田桐、冯自由所说的人数，分别为四十人或六十人，而宋教仁、邹鲁都说是七十多人。根据《孙中山年谱长篇》所列个人名单，湘籍、鄂籍者各二十人；粵籍者十六人；桂籍者七人；皖籍者六人；赣籍者二人；其他浙、陕、直各一人，上凡十省共七十五人。此外尚有孙先生及宮崎寅藏、内田良平、未永节四人，共七十九人。会中各人并曾签署誓约，成为《同盟会》的会员（注二十一）。

所有筹备会会员，尤其是《华兴会》同志对于孙公，可谓是揖让恭谨；而黄公对于孙公，更是亦步亦趋，极尽后辈之礼，借以树立孙公的“领袖形象”。所以在筹备会中，两人先后演说，相互推崇，讲解革命大义，协力同心，以求革命大业的成功，群情激荡，志气昂扬。后来黄兴且与宋教仁、张继、程家樫等商议，决议举行盛大的《留日学生欢迎孙逸仙大会》，以广宣传，扩大革命声势。日本警方原限人数不能超过三百，后则增为九百，而其后仅在门外聆听者，即在一千余人之多；可见当时留日学侨界，革命风气之高张。而在欢迎会中，宋教仁首先发表了一场激情的欢迎演说，红花绿叶，更使孙公的演说，精彩万分。

至于当时粵籍青年，胡汉民年纪较大，持重老成。而其时年方及冠的汪精卫，后来虽在抗日时期，误走岐路，但他其后不久在北京行刺清室亲王不达，从容被囚，所表现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才华和瞻略，也在此次孙黄合组《同盟会》的往来磋商中，肆应周方，崭露头角。他曾亲与黄公晤谈，促组同盟，因而得到了孙公的特别激赏。当时他与胡汉民、冯自由等人，活动于留学生群中，奔走游说，席不暇暖。

汪精卫向孙公提出的报告，也为孙公完全接受。依照他的报告，他认为当时的《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爱国学社》、《独立协会》、《保滇会》、《大同学社》，活动于上海与东京之间，大多皆具极大的影响力。而独《兴中会》在此一地区，远远不具其在南洋的斐然成效；所以他极力主张《兴中会》成员，应与众多的其他革命团体，合组同盟，成为“一个政团的同盟实体”。而汪精卫在其口头的报告中，也对黄兴本人，至为称颂。他说黄公“休休有容，光明如镜”；而且他又强调，“同盟会是政团的总部，各个政团不因同盟会成立而终止，应保持继往开来的生生不息。所有各个政团革命的成员，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孙公逖听之余，也极表同意。所以《中国同盟会》成立之议。如箭在弦，粵方人士，对之毫无异议。

　注释

注一：本文共分两大部份，第一节重在同盟会成立，孙黄合作，同从事革命的经过与原委，拟在《上海中山学社》大会中提出；第二节，乃在依据史实，择要探究孙黄革命策略是否有所异同或其异同所在，而在《安徽大学》的大会申报告。因为两文脉络相同，谨此分别而同时提供大会同仁参考、批判，敬谨候教。

注二：刘揆一著《黄兴传记》，台北帕米尔书店出版，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四月初版，第一节，一至二页。

注三：刘遐龄著，《民主法治与两岸政治发展》，二○○四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第三篇，第六节。

注四：章士钊著《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第一三八至一三九页。

注五：《辛亥革命前安徽文化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二二一页。

注六：《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三二一页。

注七：《黄兴传》第六十二页。

注八：同上，第五十九页。

注九：黄公先派刘道一投石问路，刘以“激将法”将马福益说得心动；后黄公又亲与刘揆一，雪夜步行三十里，前往回龙山，以近乎“三结义”的方式，说服马福益自动帅其号称有十万之众的会党，参加由刘揆一所组的《同仇会》。参见《黄兴传》第六章《万里驰驱第一鞭》。

注十：据刘揆一称，谓系武备学生朱某误泄于王先谦，王告之于湘抚陆元鼎，刘揆一著《黄兴传记》第三节。但有人说当时王先谦为城南书院山长，他对其学生，掩护之不暇，并未密告，或谓之为他人或叶德辉者，较可采信。

注十一：刘揆一著，《黄兴传记》第四节，第五至六页。

注十二：黄公到了上海但曾在上海一度被捕，旋为西捕误释出狱，转往东京，嗣又潛返湖南，图以广西洪江为根据地，途中突闻马福益在返湘被擒就义，同上，见刘揆一著第五节第七页。

注十三：关于黄公取名为“黄兴”的原委，另有数种不同的说法；但黄公尚有其他不同的化名，以避清廷耳目。

注十四：《黄兴传》第一章，第十六页。

注十五：长沙起义失败后，上海《东方杂志》即曾详为报道。黄公逃亡日本，早与日人宮崎寅藏等相识，宮崎寅藏即曾促他与孙公合作。而黄公前在日本弘文时，即闻孙公之名，后又细读章士钊所译《孙逸仙传》，对孙公革命之志，心仪之久，与国内有志之士相同，固无可疑。参见郭兆平著《黄兴的时代》，湖南出版社，第五章，第二十七页九（长沙河西银盆南路六十七号）。

注十六：后来在《同盟会》欢送孙公离日宴会时，孙公即席改书“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一副联语，致赠“克强同志”，其后孙公曾以此联致赠廖仲恺，陈英士及蒋介石诸人，似皆是以联论交，以联言志，但其致赠黄公者，似较赠他人者为早。

注十七：宮崎滔天（寅藏），《中华革命军谈》，第一一五至一一六页。

注十八：孙公于一八九五年，即曾过日本，建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一八九七年在日本定居。一九○二年离日，历游欧美，一九○五年六月，自法乘船赴日，是为此次孙黄的初次相会。据宮崎寅藏说，孙公于抵东京后，孙公迫不及待，主动要请宮崎寅藏陪同，先行往访黄兴，黄公寓所人多，乃示意孙公不必入内，而与未永节、宋教仁等同出用餐，由黄公作东，两人谈得极为投机，长达两个多小时，几乎菜酒未尝。

注十九：郭兆平著，《黄兴的时代》同前，第二章，第二十页。

注二十：《宋教仁日记》，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注二十一：《孙中山年谱长篇》上册，第三四二至三四三页。

注二十二：《黄兴传》第二章，第二十四页。其间大致情形，系依胡毅生撰《同盟会成立记事录》一文手稿，节略照抄。

(本文又题名：同盟会与华兴会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