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逆复古说
魏源对近世文学持以否定解消的立场，仿彿形成一种退化的文学史观。在这个日渐沉沦的文学趋势下，近世之文的未来何在？对此魏源提出了“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的循环结构。因为事物的发展是变动，时、空、宇、宙无不处于可动的状态之上。《默觚•治篇》中有段文字：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注三七）
所以变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常态，只是“变”具有“反正”、“愈敝”的双重可能。所以未来的仍是具有希望的。就文学发展而言，恢复到上古政、经、文合一的状态就是矫正文学不良发展的最佳门径。
不过“复古”并不只是对古典典章的简单回归，而是托古改制之变。因为复古就是改革，复古就是创新。在《定盦文录敘》中，魏源直接论及“复古”的思想：
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注三八）
所以处于衰世、乱世的今天，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复古返本的工作，才有拨乱反正的可能。这里的“逆”就是改革的动力，所需改革之事，小者在“谣俗”、“风土”，大者在世运，而且所改革愈力，功效愈大。最大的功用就在返回古道之“本”，重拾先秦经教鸿旨。魏源此处提出“以逆复古”的观念，是就内、外二道行双管齐下的功夫，欲借改革外界事物，涵养内在德性，使环境、心灵两方面都能得到彻底的改变。于是道复行、文益丰，淳美之世指日可待。
然而此一理想是否于史有据？信而有征？审之文学发展的历史，荀子、扬雄即有文学中兴的态势。在二者去圣未远的时代因素下，乘道、文分途未久之便，在此下堕的文学趋势中，表现出一股“以逆复古”的清流。
荀况氏、扬雄氏亦皆从词赋入经术，因文见道，或毗阳则驳于质，或毗阴则愤于事，徒以去圣未远，为圣舌人，故至今其言犹力。（注三九）
此二人或能人经术之道与词赋之中，明质文相待、质实后华之理，并辅以真实的情感，饰以华美辞藻，使其文章透显一股中和为美的和谐感受。无怪乎魏源对荀况之文有“所复讵不大哉”之叹！程亚林在《近代诗学》中曾就魏源“以逆复古”的文学主张作如下的评介：
事物经历了三个阶段（初、中、终）之后，进入了更高级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只有这样理解，才与他“变、通、久”的思想和“开风气”的志向相符合。（注四○）
所以，魏源“以逆复古”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能恆能久、充满活力的文学生命。如此中国文学在历史的流变中，永远不会有衰颓死亡的一天。
综上所述，吾人可以发现，魏源并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复古主义者，而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看穿了时代变动的趋势，了解文学具有不得不变之必然趋势。但在主张革新之时，却不采取全面扬弃传统的躁进态度，而是立足现实，截取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可取之处，以复古为旗帜，行文学改革之实，于当时而言，实具有相当大的时代意义。
五、批评论
魏源在经学研究上尝作《诗古微》、《书古微》二书，其目的在以今文经学家的角度探讨此二书中的微言。他对前人对于经书内容的曲释甚为不满，主张以裨乎治用的态度对经书做另番深刻的诠释。由此可知魏源对于识读文章工夫的看重。文学同经学一般以文字为载体，在魏源的认知里，文学亦是传道的工具。所以不识文章里作者蕴含的深意，对读者而言是亟然不可的。然而，诗歌创作往往多用比兴、象喻，其意旨每每因而幽隐难识。尤有甚者更有“深微于可解不可解”的情形发生，对读者而言，欲对文本做通盘的了解，实为不易。
蕲水太初修撰，兰蕙其心，泉月其性，即其比兴一端，能使汉、魏、六朝、初唐骚人墨客，勃郁幽芬于情文缭绕之间，古今诗境之阼，固有深微于可解不可解者乎！（注四一）
从以上文字可知，古今诗作，或用比兴，情文缭绕，产生深微的意境耐人寻味。所以，欲识作者创作深意，对读者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怪乎古今文人，每有知音难寻之歎了！
批评，是鉴赏的进一步升华，其基础必须建立在深厚的鉴赏能力上。所以识得诗文真旨，即是进行批评前最基本的要求。
对文章深旨的探求，吾人必须对应魏源在文学本体的认识做理解。尤其在文贯乎道、发愤抒情的“言志”观念影响下，文字是进入作者内心幽微处的不二法门。
词不可以径也，则有曲而达焉；情不可激也，则有譬而喻焉。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虹龙、鸶凤以托君子，飘风、雷电以为小人，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谗构。荀卿赋蚕非赋蚕也，赋云非赋云也。诵诗论世，知人阐幽，以意逆志，始知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作焉，岂第藻绘虛车已哉？（注四二）
这段文字凸出了对作者真实情志认识的重要性。魏源称赞屈骚、荀赋是具有真实情志、符合道德理性的好作品，是仁圣贤人发愤所作的好作品。而吾人欲识仁圣贤人的人格，亦可由这些文字寓意中细细推敲。尤其在以道德做为权衡文章价值的基础上，个人情志的高尚与否，将进而影响整个国家发展，所以道德情志的涵养，就成为魏源批评论的重心。而要达到批评的目的，就必须使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种种手段。
（一）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文学是治道的反映，时代的文风与当时政治情况息息相关。身为作家，所作的文章虽然是个人阅历情志的表现，但综合是时文人群，从文章的内容中却也可反映整个时代的生活样貌。这就是决定理论影响下“因文见治”的可能，这也就成了批评家的重要关怀。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进路究竟为何？约略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步骤讨论之。
1.比兴的破绎
在前面引文中，魏源以为屈骚中以恶禽、臭物比喻谗佞之人，以灵修、美人譬喻君王，以宓妃、佚女以指称贤臣，虹龙、鸶凤以托君子，飘风、雷电比为小人……这些文学使用的意象，必须经由批评家、读者加以破绎，否则将无法理解作者所喻何事，不明其指为何。
2.篇旨的掌握
在意象的破绎之后，吾人可由句与句间的联系，对篇章意旨做正确的理解。如荀子赋篇的文章，以隐语的方式、不直陈作者之意，而步步引领读者推测篇旨。读者如果止于文字表面现象作理解，而不细究篇中意旨，终无法达到“以意逆志”的目的。
3.情志的体味
善于读诗者，在正确的理解文章内容后，还须在沉吟的过程中体味出作者的深刻情志。《简学斋诗集序》说：
今读其诗，清深肃括之际，常有忧勤惕厉之思。（注四三）
魏源从陈沆的诗歌里，体会出他在清深肃括之际，表现出的忧勤惕厉之思。不但对作者情志有深刻的了解，更读出了蕴藏在文字外的无尽余音。而从文字当中，对于清深肃括的时代背景，也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相佐相成的。
然而历来的诗文论家对此原则似乎没有很好的掌握，在《诗比兴笺序》中，魏源即对锺嵘、司空图、严羽等诗话（品）作者作直接的批判：
自锺嵘、司空图、严沧浪有诗品、诗话之学，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再敝；而欲其兴会萧瑟嵯峨，有古诗之意，其可得哉！（注四四）
魏源以为这些诗评家，专以音节风调等外在形式作为批评的原则，而不问诗人所言何志，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对于诗歌创作与价值评断的种种言论，都是不足取的。
另外，对于《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学观点，魏源也有所不满。他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曷可以能令思无邪说之者曰：“发乎情，止乎礼义。”乌乎！情与礼义，果一而二，二而一耶？何以能发能收，自制其枢耶？吾读国风始二南终豳，而知圣人治情之政焉；读大小雅文王、周公之诗，而知圣人反情于性之学焉；读大、小雅文王、周公之诗，而知圣人尽性至命之学焉。乌乎！尽性至命之学，不可以语中人明矣；反情复性之学，不可语中人以下又明矣。……古之学者，“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未有离礼乐以为诗者。礼乐而崩丧矣，诵其词，通其诂训，论其世，逆其志，果遂能反情复性，同功于古之诗教乎？善哉，管子之言学也！（注四五）
魏源以为，“诗教”的“无邪之思”不应是以后设的礼义来进行节制，而是应在心中几微未发之时，就做正心诚意的工夫。否则“情”之所发已偏邪不正，徒以后天的礼义矫之，只是治标而非正本清源的好方法。如果在情志初发之时，文人已具诚正的性情，则其所发之情必然合于礼义。所以魏源主张以自律道德取代他律道德，企图将礼义精神内化为自觉意识。如古圣先贤之所以能夠发而中节，即在于对此本原之学的认识。而今人将何以识此“尽性知命”之学呢？就有赖前述“以逆复古”的工夫，亦即对于圣贤经典中所包蕴的深刻认识了。
（二）文质彬彬、中和为美
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认识过程后，吾人必须对魏源在文学批评上所抱持的批评原则做一介绍，此即是“文质彬彬”、“中和为美”的审美要求了。
1.尚质重道
魏源的文质观，是建立在“先质后文”，最后臻至“文质彬彬”的理想境地的。然而完美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往往因为人的质性稟气的不同，而有所偏胜。质实、文采也往往不能兼善。魏源在《默觚•学篇》中说道：
故劳心者不劳力，尚武者不修文；文学每短于政事，政事多绌于文学；惟本原盛大者，能时措出之而不穷，故君子务本，专用力于德性而不敢外骛，恐其分吾德性之功而两失之也。（注四六）
当文学与治术有所冲突时，魏源秉持君子务本的态度，主张要用力于德性而不敢外惊。所以在“文质”的关系上，是有次序之别的。
既然“质”优位于文，吾人守要认识的是“质”的定义。首先，“质”指的是文学的思想精神。在前探讨本体论时有实用理论一节，吾人曾就魏源思想中治道问题做粗略的介绍。而这个“道”落实在批评上，成为文学价值的一个评断标准。魏源在《国朝古文类钞敘》中说道：
百川止于海，百家筦乎道。畸于虛而言之无物，畸于实而言无心得，是皆道所不存，不可以为文，即下可以权衡一代之文。（注四七）
文学的目的在于贯“道”，“道”是一切文章的价值所在，故“权衡一代之文”必须从篇什之中是否有“道”蕴乎其中做起。否则“虛言无物”、“实言无心”这些非充体而发的虛靡之音，实则无甚价值可言。因为，矫柔造作、言过其实，皆属不可为文的文字缀辑品罢。没有了“道”的充实，也就不可以称之为文了。
就此脉胳下来，魏源似乎具有桐城义法般“言有物”（注四八）的批评原则。不过，对于魏源所谓之“道”，吾人还须审之魏源他篇文字，做进一步的补充。
首先“道”是天理之必然，万民所必从：
君令臣必共，父命于必宗，夫唱妇必从。（注四九）
受传统儒家伦理概念的影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观念深烙于魏源的思想中。而这个伦常关系的动力因即是“道”。所以，相对于实用主义的文学本体论就会有实用主义的文学批评论的产生。“道”的目的在系人伦、明纲常、“文学”的目的也在于此。于是建立起一种仿彿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的伦理关系，对万物起著规范的作用，就成了文学不可逃避的责任。所以批评文学作品时，对人伦教化的关注深浅，成了左右文章擢鬻的标准。所以魏源才说“道所不存，不可以为文”。
除了外在规则之外，“道”也是一种流布于万物的质气，如前引文所述，“人最灵贵于天地之间”，故稟气忑厚。而产生意识、生发智慧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具有一颗主观能动的“心”量。所以魏源论文亦颇为重视作者在生活中的特殊体会。其曰：“事必本乎心”（注五○），又说“彻悟心源，万物备我”（注五一），心是个体德性的动力来源，故从形诸文字的诗歌中，吾人必须细察其情志，这又回到前述以意逆志的范围去了。所以联系魏源对本体论、创作论乃至于批评论的认识看来，可知其王张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2.文质彬彬
除了尚质重道，先文后质之外，魏源实则向往一种文质彬彬的中和世界。他以为虎豹无文形鞹同犬羊，所以文学仍是需要外在翰藻的衬托。
论语曰“文胜质则史”史之宜文不宜实，明矣。折与奴才，质称也；疏与臣，文称也。文集亦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彼刊奏草奏稿者，尚不曰折曰本而多曰疏，乃刊文集者必不从国史而从案牍，以奴才、折子垂之百世，何异虎豹之槨乎？（注五二）
这里以比喻的方式，将文、史二者作区别，文之所以为文，实有异乎实录的美感要求，故魏源也主张虎豹必须有斑纹，文学必须有词采。尤其以社会为题的诗歌作品，更需掌握住文学创作的表现尺度。所以文学创作仍须做到文质彬彬、本末兼摄的理想境界。如《诗比兴笺序》所言：
词不可以径也，则有曲而达焉；情不可以激也，则有譬而喻焉。（注五三）
因为词不可径、情不可激，所以有了曲致、譬喻的种种工夫。而这个曲致、譬喻的过程实则是文饰的过程。所以充实内容，也是需要外在的包装，否则必定应证“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古语。
所以，魏源在审美原则上虽有所轻重，但在实用、功利的要求下，却也注意到“华”的部分。所以在“尚实重道”的思想背后，仍然存在著“文质彬彬”、“中和为美”的审美理想。
六、结语
经过本文的研究显示，在真、善、美的三要素下，魏源无宁是较尚“善”求“真”、而忽视“美”的文学理论家。他并不强调文学的娱乐效果、审美价值，而将所有的注意力投注在政治活动之上。虽然魏源也有“六经皆文”的理论主张，看似凸出“文学”的地位与价值，但深入了解之后才了解，他实是以广义的文献学、政治学的角度定义文学，将文学功能局限在“用”之上。此举实为其理论的局限。
其余在文学流变的认知上，魏源明显地表现出今文经学的治学色彩，提出与“托古改制”相应的“以逆复古”的特殊主张。尤其在他专注于文学作品中大义微言的阐释时，以“六经皆我注脚”的开放态度，引领出另一阵不同于干嘉学派的文学启蒙思潮。
所以，魏源的文学主张，带有一种稳中带变、古今交揉的调和色彩。值此内忧外患、时代变化的关键时点，其文学主张是相当具有时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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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参看（清）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收于《魏源集》附录中）。
注二：按：其主要著述有《海国图志》、《默觚》、《古微堂诗文集》、《诗古微》、《书古微》、《老子本义》、《皇朝经世文编》……等。
注三：参看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页一。
注四：按：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尝就“实用理论”做如下定义：“著重于艺术过程的第四阶段，是基于艾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教育目的手段这种概念；由于得到儒家的赞许，它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是最有影响力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页二二七。
注五：（清）魏源：《魏源集•国朝古父类钞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二八。
注六：（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二（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八。
注七：（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九（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十二。
注八：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曾就“决定理论”作出定义：“阐明文学是当代政治和社会现况不自觉与不可避免的反映或显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页一二九。
注九：（清）魏源：《魏源集•国朝古文类钞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二八。
注一○：（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一（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六五。
注一一：（清）魏源：《魏源集•御书印心石屋诗艾录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四四。
注一二：（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四（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一一—一二。
注一三：按“表现理论”即是“认为文学，尤其是诗，是人类情感的自然表现，而且这实际说明了古代诗的起源，这种理论可以称为原始主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页一三六。
注一四：（清）魏源：《魏源集•定盦文录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八。
注一五：按关于“形上理论”，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定义为“包括以文学为宇宙原理之显示，以这种概念为基础的各种论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页二十七。
注一六：（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一（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三五。
注一七：（清）魏源：《魏源集•简学斋诗集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
注一八：（清）魏源：《魏源集•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四四—二四五。
注一九：（清）魏源：《魏源集•国朝古文类钞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二八。
语二○：（清）魏源：《魏源集•定盦文录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九。
注二一：（清）魏源：《魏源集•诗古微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一二○。
注二二：（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二（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八。
注二三：（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一（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三五。
注二四：（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二（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七。
注二五：（清）魏源：《魏源集•简学斋诗集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
注二六：（清）魏源：《魏源集•定盦文录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九。
注二七：（清）魏源：《魏源集•简学斋诗集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
注二八：（清）魏源：《魏源集•简学斋诗集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
注二九：（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二（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五。
注三○：（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四九。
注三一：（清）魏源：《魏源集•致陈松心书》（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
注三二：（清）魏源：《魏源集•简学斋诗集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
注三三：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长沙：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页二六三。
注三四：（清）魏源：《魏源集•定盦文录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九。
注三五：（清）魏源：《魏源集•国朝古文类钞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二八。
注三六：（清）魏源：《魏源集•诗比兴笺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一。
注三七：（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四七。
注三八：（清）魏源：《魏源集•定盦文录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八。
注三九：（清）魏源：《魏源集•定盦文录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九。
注四○：程亚林：《近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二○○○年十一月），页五五。
注四一：（清）魏源：《魏源集•诗比兴笺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二。
注四二：（清）魏源：《魏源集•诗比兴笺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二。
注四三：（清）魏源：《魏源集•简学斋诗集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
注四四：（清）魏源：《魏源集•诗比兴笺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一。
注四五：（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四（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一一—一二。
注四六：（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十一（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七。
注四七：（清）魏源：《魏源集•国朝古文类钞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二九。
注四八：案：此处所谓“言有物”，除有形之“理”、“事”外，当包括不可不发的真“情”。
注四九：（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十一（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六。
注五○：（清）魏源：《魏源集•皇朝经世文编敘》（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一五六。
注五一：（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五（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一四。
注五二：（清）魏源：《魏源集•与童石塘司马书》（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四六。
注五三：（清）魏源：《魏源集•诗比兴笺序》（台北：鼎文书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页二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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