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人生求智识学问的主要途径，尽管由作事磨练得来的经验，不可忽视，但根基还在读书。清季曾国藩，以一书生，在腐败疑忌的满清政府之下，迭受军政大任，卒平洪杨大乱，位极人臣，号称中兴，莫不视为历史上的奇蹟。这固由于他能克己尽贤，遇事明察，但从他治吏治军各方面的绩效看来，还是得力于不断读书积聚而来的卓识。所以他一生最重视读书，而亦几于无时无地不自己注意读书。他的科名，固由刻苦读书而成。升任侍郎后，更得在京良师益友相与策勉，以勤读自课而奠定学问基础，储为日后大用。故平日对子弟门生部属幕客知交等，谈及读书之道的地方甚多，大都为有得之言。现虽时过境迁，而其真知灼见，仍值得我们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读书的目的
曾氏对读书的目的，在家书日记中，一再强调进德、修业两事。如：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于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衞身莫大于谋食。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书）
曾氏家本寒素，时官翰苑，正从唐鑑倭仁研究理学，故于诚正修齐之道，难与弟言。仅就修业谋食之术，指示弥详。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分钱。德业并进，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道光二十四年二十八见九日致诸弟书）
时曾氏虽已升补翰林院侍读，俸入微薄，但还是为诸弟生活着想，未能立乎其大者。到了咸丰元年八月，他已兼署刑部左侍郎，洪杨之变，亦经发动，他上疏痛陈时弊，在其日记中便说：
除却进德修业，乃是一无所恃，所谓把截四路头也。若不日日向上，则人非鬼责，身败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可谓感慨系之！今日青年求学，弊在毫不注意进德，修业亦多志在博取文凭、出国淘金，乃至图入外籍，实为教育上一大危机！
二、读书的原则
对于读书的原则，曾氏在家书中提出过“三有”的论法：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诚，第三要有恆。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恆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诸弟书）
“志”是奋发的决心，他说：
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垫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垫不宜读书，即清淨之地，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书）
这话说得非常痛切。现在若干青年，每以为寒暑假期非读书之时，平日在家非读书之地。必挤进所谓“明星”院校或出国镀金，方引以为荣。实在是一重大的错误观念。
“识”是远大的眼光。他在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日记中曾说过：“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大概不外乎下面的一段话：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內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人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体之屈仲，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同前）
“民胞物与之量”“內圣外王之业”，也可以说是前述“进德修业”的最高目标。
“恒”是坚强的毅力，也就是他在前面所说的“困勉之功”。他在家训中自己常谓“生平坐无恆之弊，一事无成。”（己未十月谕纪泽）又以“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为三耻之一。（戊午八月谕纪泽）后经痛切悔改，给诸弟的家书说：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右恆为主。兄往年极无恆，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恆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況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又给纪鸿的家训说：
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余所责尔之功课……每日习字一百，阅通鑑五页，诵熟书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诗，此课极简，每日不过两个时辰即可完毕。（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在日记中又说：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无恆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本日因闻（吴）竹如言，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强，用血战工夫，断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二语，刻刻莫忘。（道光二十三年二月）
所谓“困勉”“熬奋”“鸡伏卵”“猛火煮”，都是需要坚强的毅力，才能达成有恆的立志。
三、读书的门径
曾氏对于读书的门径，有所谓“三途”“四术”。用意无多出入，大概得之于唐镜海（鑑）姚姬传（鼐）的启示，而有所论列。关于“三途”，他说：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则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讲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诸弟书）
所谓“四术”，其说如下：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徧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赅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剳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杂著——劝学篇示直隶士予）
这当然是偏于理学家的见解。后作圣哲画像记，对宋学汉学，已有调和之意。并就三途四术，列举了三十二人，以为后学楷模。其析论云：
文周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朱、张，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辞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
所称各节，未必尽当，但都是他的有得之言。现代科学发达，世界学术，区分益密，然以研究的范围而言，其內容尽管难以强同，顾亦未尝不可作我们读书途径的参考。
四、读书的要籍
曾氏曾谕纪泽说：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老庄、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本朝善读古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然亦不满三十种也。余于四书五经以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又好这鑑、文选、及姚惜抱古文辞彙纂、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其尤著者，不过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这对应读本国的基本古籍，可说指示得相当扼要。他根据前述“四术”，又分别提出了应读的要借。
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按即经史百家杂钞），曾氏读诗钞（按即十八家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须要烂熟于胸中。……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咸丰元年十月日记）
关于读诗方面，他也表示过他的意见。
学诗从中州集入手亦好。然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
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请”之怀，未免“足己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潛、谢眺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同治元年三月日记）。
以上都是就国学而言，现在学括中西，仍可采取他这守约的办法，先慎择其所急要者，加以研习。
五、读书的方法
曾氏谈及有关读书的方法甚多，玆特举其重要者，分别彙述于左：
（1）一念——为已之念
凡读书有为人为己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日记）
本朝博学之家，颇多宏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将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丰茂者也。（咸丰八年十一月日记）
所谓“为己”，即抱道自守，耿介绝俗。所谓“为人”，即曲学阿世，趋附众好。为己者，正如曾氏所谓“凡视听所宜晰无不晰，凡言论所宜审，无不审，凡心思所宜条理，无不条而理之。”为人者，“耳无真受，众耳之所倾亦倾之；目无真悅，众目之所注亦注之。”“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气。”（均见送刘君椒云南归序）故读书必须存一“为己”观念。
（2）二诀——宜耐与专
兄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于读书之道，有必不可少者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则别无书也。此一集未阅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七七日与诸弟书）
在他处亦常提及此二字。如：
（吴）竹如教我曰“耐”，予尝言竹如“贞”能干事，予所阙者贞耳。竹如以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靜，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以医心病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日记）
（吴）子序……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书）
（3）两端——涵泳体察
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曾氏字识纪泽说：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我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读书要想深入了解，这段工夫，必不可少。
（4）四事——看、读、写、作
曾氏对看、读、写、作四者，说到的地方很多，尤以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字谕纪泽，言之至为详切。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书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采其深远之韻。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至于习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诗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徬此弥不肯为矣。
其中所谓“四书文”“试帖诗”“律赋”，是那时科举的应试时艺，今日自当废弃。然亦尽可敢作论说、记叙以及抒情之类的语体或文言文。至于写字，曾氏极为重视，今日则认作书法家的专艺，无论高中大专乃至留学生，楷书写得像样的，恐怕百不得一，这从我评阅各种国家考试的国文试卷中，可以概见，而亦未尝不是教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写作似应包括日记、笔记、摘钞等事在內。他在复邓寅阶书中也说：
吾意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亦不可混。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远。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至作文则所以论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今古名人，虽韩、欧之文章，范、韩之事业，程、朱之道德，断无久不作文之理。张子云：“心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
又在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澄沅两弟家书，亦谓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溫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习字宜有恆，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他对读书不求强记、强解，很能顾及个性和理解力。如：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恆，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得明白了，久之必得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字谕纪泽）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末阅矣。（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致诸弟书）
并且他在其他致诸弟书中还说：“蛮读、蛮记、蛮溫，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功而已。”“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凡求强记之者，尚有好名心横亙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这都是他的阅历语。此外他很重视朗诵，曾字谕纪泽有云：“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湊赴腕下。”（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在日记中亦称：“溫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固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壤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永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粨耳。”（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所以他以“读书声出金石”为一乐（见同治十年四月日记）并在其八本堂标明“诗文以声调为本。”（见咸丰十年四月日记）可见其重视朗读的关系了。
还有读书笔记或剳记，如果读有心得，也是必要的。不过“读书笔记，贵于得间。戴东原谓阎百诗善看书。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环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邮王氏，凡读一书，于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能苟同，以乱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见复张廉卿书）
（5）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咸丰十一年，曾氏在东流大营，曾书赠李芋仙格言四幅，头一幅即此五到，各作有简单说明，虽指居官治事而言，然如读书何尝不要运用此五到？如前言“切己体察”，即须身到。“虛心涵泳”，即须心到。看书读书，即须眼到。作字作文，即须手到。朗诵密吟，即须口到。要五到俱全，才算是真正的读书人。
曾氏自通籍后，其进德之猛，修业之勤，可说不离读书。后受军政大任，日理万几，仍复如此。他在家训中就曾说过：“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见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字谕纪泽）由于不断读书的进德修业，毕竟成就他道德、学问、事功的三不朽。郭斌和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报发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其中右下面一段评论：
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右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
这些话都是至公且正，毫无溢美。世上少有如此平均发展独特成就的人物，虽与其身世磨练不无关系，我认为还是得力于不断读书积来的卓识所致。以此先总统蒋公亦许其“足为吾人之师资。”（见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
本文先后刊载畅流及文艺复兴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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