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为晚清一代名臣。他由办团练起家，组建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湘军。自咸丰三年起，和太平军转战六省，周旋达十二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三年攻克金陵，使洪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划下句点，也使清廷频添了四十八年寿命，勋业之盛，一时无出其右。但后世却有人认为曾公替异族效力，扑灭了汉族的太平天国，是有违民族大义的行为。这种说法，未免忽略了曾公的时代背景，及其家世、教育对他所造成的必然影响。曾公于咸丰三年起兵时所作檄文，就竞竞以扶持名教是尚，即可足证其效忠异族，绝非曾公本意。史家谓“湘军非勤王之师”，“湘军有如宗教军”，诚为笃论。再就太平军的所作所为来说，也可看出洪杨是不足以成大事，也不能让其成大事的：其一，他们虽标举民族大义，口口声声说：“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实则其教中不分尊卑大小，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称，只尊天父，不敬父母。所经之处，毀孔圣牌位、焚士人学宮、砸菩萨神像、毁庵观寺庙，弃名教、灭人伦，凡此种种，实无一不是在毀灭汉族文化和道统，因而引起全国士人的一致愤怒和痛恨。其二，在攻占金陵后，不思趁胜北上，直捣黄龙；或以长江为屏障，稳固江南作为根本，招贤纳土，养精蓄锐，以图大业；反而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此即为满足，终日陶醉于声色犬马之中，过著醉生梦死、你争我夺的生活，那里有一点点中兴气象？国家在满清的统治下，已是灾祸连连，民不聊生。如再改由这批人来治理，则人民痛苦，将更不知伊于胡底？又岂是几句民族大义的空洞口号所能掩饰于万一？且天道常存，即令曾公不出，也还是会有其他卫道之士出而为之的。
曾公几经败衂，备尝艰辛，卒能戡平大乱，挽回危局，其武功之彪炳，自不待言。但他真正使世人崇敬的，却是他的道德学问。他能把圣贤之言，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行止有定，用世有方的贤者。萧一山编纂的《清代通史》中说：“曾公之学，既尚义理，复重实践，而一以经世致用为归”，确为至论。
曾公为官卅余年，位极人臣，但治家治身，却能一以贯之惟“俭”是尚。杨公达所编《曾公轶事》中，有以下记载：公秉性节俭，平时不衣帛，卅初度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著，惟遇庆贺及新年时一著之。其衣藏之卅年，犹如新也。公尝戏谓人曰：“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又相传公每饭仅一荤，时人称之为“一品宰相”，其节俭有如是者。
曾公的文章思虑周密，情感真挚，文理委婉畅达，气势滂沛。一部家书，即不知包含了多少做人处世的大道理、大学问在内。他尤其知人善用，一生中不知提拔了多少人才，造就了多少将领；连一向自满傲世的左宗棠亦是由衷敬佩。这从曾公逝世后，左宗棠所作挽联，可见一斑。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公一生事功，得力于一“毅”字者最多。由于他的毅力，所以不怕挫折，反而愈挫愈奋。梁任公曾说：“曾文正之事业，并非由于乘时际会，而是由于其毅力而得以完成。”何贻焜所编《曾国藩评传》中说：“曾公之所以伟大，不在事功之煊赫，名位之崇高；惟在进德修业，无有已时；困知勉行，始终不懈。惟其能困知勉行，故困难不足以阻其心，挫折适足以长其志。曾公尝谓：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盖经验之良言也。”以左宗棠对清廷贡献之大，死后尚只被谥为“文襄”；而曾公死后却被谥为“文正”。这“襄”、“正”二字之间，即可见其轻重了。以是，说曾公是集军事、政治、文学、理学于一身，其道德学问足为后世楷模的一代圣哲，应不为过。
曾公和左宗棠交恶，为当时官场中尽人皆知之事；然亦有人认为这是他二人故意放出的烟幕。因为当时二人均手握重兵，惟恐招致清廷疑忌故也。持此说的根据：一是从挽联中可以看出二人相知甚深，相许甚殷了；二是左宗棠不但对曾公素来尊重，即对曾公家人，亦都亲切相待。曾公去世十多年后，他的小女儿曾纪芬路过南京，时左宗棠正任两江总督，竟大开中门迎接，且殷勤接待，亲如家人。由此二事，可证曾左交恶，应非事实了。
关于曾公之所以肯墨絰出山，办理湖南团练，其间尚有过一些周折和起伏，待我慢慢道来。
咸丰二年，太平军自广西进入湖南，经永州、茶陵、醴陵之线，直逼长沙。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来了湘阴人左宗棠为入幕之宾，共同支撐危局。太平军攻长沙时，全亏左宗棠调度得宜，使太平军的几次攻击，都未能得逞，反而伤亡惨重，连西王萧朝贵也死于攻城中。太平军进军目标本为金陵，长沙仅系路过。见久攻不下，为减少伤亡，只得放弃，移师北上岳阳，经洞庭进入长江。长沙之围解除后，左宗棠有鉴于绿营军纪废弛，作战力很差，绝不可恃；今后如要对付太平军，必须另起炉灶，仿照过去对付白莲教的经验，从速办理团练不可。于是向张亮基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推荐正在家中为母丧守制的曾公，出来主办团练。张亮基深表赞同，遂一面奏报朝廷，一面驰函曾公，邀其墨絰出山，共赴国难。
曾公为人重名教、惜羽毛，做事素来谨慎。接读张亮基来信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乃堂堂正二品侍郎，又有重孝在身，岂能仅因一个巡抚相召，便出山办事。既有失身份，且必招致士林讥嘲。因而即回了张亮基一信：
“……国藩自别家乡，已历一纪，思亲之情，与日俱增，几欲长辞帝京，侍亲左右，做一孝子贤孙而终此生。岂料今日游子归来，王父王母，墓有宿草；慈母弃养，远驭仙鹤。百日来，忧思不绝，方寸已乱，自思负罪之深，虽百死亦不能赎也。明公雅意，国藩再拜叩谢。然岂有母死未葬，即办公事之理耶？若应命，不独遭士林之讥，亦己身所深以为耻也。国藩此时，别无他求，唯愿结庐墓旁，陪母三年，以尽人子之责，以减不孝之罪。乌鸟之私，尚望明公鉴谅。晚生曾国藩顿首。”
此事后不久，曾公又接到他老师唐鑑自京师托人捎来一信。信中说：
“涤生吾弟：当年在京都时，老夫即知吾弟乃当今不可多得的伟器。这次进京，凡所见之昔日朋友，谈起贤弟道德、学问、政绩，莫不交口称誉。老夫行将就木，亲见贤弟已成参天大树，私心喜慰，非常人所能理解。老夫满腹话欲与贤弟倾吐，讵料伯母仙逝，贤弟已回湘上，奈何！
“眼下洪杨作乱，三湘正遭塗炭，南望家山，不胜悲念。常言说：‘时势造英雄’，正因为祸乱并发，乃英雄崛起之时。故老夫才向皇上竭力推荐，并以一生薄名为贤弟担保，所幸皇上已简记在心矣。
“孟于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贤弟数十年来，已备尝人世艰苦，现正年富力强、担当大任之时，况贤弟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壮志，此为老夫所深知。老夫往日与贤弟，一起读圣贤之书，讲经世之学，所为何来？岂不正为今日拯黎民于水火之中，挽狂澜于既倒之时！虽然，老夫亦知，今日办事，千难万难。但古人说得好：世无艰难，何来人杰？此中道理，吾弟自明。老夫已矣，一生庸碌无能，今为衰朽残阳，虽有报效之心，实乏济世之力。老夫常以晚年得遇贤弟而自慰。酬皇上厚恩，展平生怀抱，正当时也。愿吾弟好自为之，切切。”
曾公读信后，心潮澎湃起伏不已。唐鑑，字镜海，湖南善化人，曾任太常卿。曾公以师事之，跟他学习义理。二人常一起探讨历代的治乱兴衰，对张良、陈平、诸葛亮、王猛、谢安、魏征、房玄龄、范仲淹、司马光、张居正等人的辉煌事业，神往不已。也曾暗自立志，此生一定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留名青史。如今老师来信激励，使他想起了张亮基相邀之事。自己竟然如此瞻前顾后，平白失去良机，不由后悔不已。
正当曾公患得患失之际，长沙城里的张亮基、左宗棠及江忠源等人，也正为曾公不肯出山而商量对策。左宗棠认为曾国藩是一个胸怀大志，渴望建非常之业、立非常之功，享非常之名的人物；所谓拘谨名节，不过是表面工夫。这从他的一首古风《戎行图》：“生世不能学夔皋，裁量帚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三年海国困长鲸，百万民膏喂封豕。诸公密勿既不藏，吾徒迂疏尤可耻。高嵋山下有弱士，早岁儒林慕正轨。读史万卷发浩叹，余事尚须效膑起”，可以看出。然则他的所谓“守制”，只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乃是他对办好团练，缺乏信心，心存胆怯，所以不肯出来。如今之计，当找一位能为曾国藩信赖之人，去为他剖析利害，为他打气，以激励起他的雄心和勇气才行。几经商量，最后选定左宗棠的小同乡，和曾公一向交称莫逆，时正丁忧在家的郭嵩焘。
且说北京的咸丰皇帚，在接到张亮基的奏折，及唐鑑力保由曾国藩主办湖南团练后，心中一时无法决定。乃特地召见恭亲王奕訢和内阁大学士肃顺，征询意见。二人都一致主张起用汉人来对付洪杨。并极力荐举曾国藩，认为曾国藩是先帝破格擢用的年轻干才，可以信赖。请皇上放心依畀，予以重用，必能展其长才，削平洪杨之乱。至此，咸丰帝才真正下定决心，起用曾国藩。
当曾公接到由长沙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录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奉读后，心中不免又是一番激动。但办团练关系他一生事业，终归不是小事。他一向谨慎，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依照惯例，他必须要好好思考一番。于是，紧闭房门，燃起一炷清香，然后盘坐于床上，如老僧入定般，闭目沉思起来。他首先想到：无论为皇上分忧，为家乡安定，乃至为实现自己的抱负，都应当接受这个使命。正如老师信上说的：“展平生抱负，正当其时也”。可是转而一想，当今为官，如无皇上信任，满蒙亲贵支持，要想办大事，谈何容易？尤其是办团练，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办团练是为了打仗，而且要能打胜仗。而能打仗，就必然成为一支实际上的军队。但满人对握有军权的汉人，一向猜忌很深。自己在朝廷若无有力奧援，将来和太平军作战时，难免会处处受到牵制，如何能打胜仗？弄不好非但无功，反而会有不测之祸——后来事情之发展，果不出所料。正如江苏巡抚何璟，于曾公逝世后，对曾公所作之评断中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贼，无尺寸土地，无涓滴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稅，因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釐，而身在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兵源概系募勇，又不得照绿营之例，拨补实缺；空有保举之名，而无履任之实。名器不属，激励尤难。”咸丰七年，曾公因父丧丁忧在家时，曾二度奏请开缺守制。虽未能如愿，但他终于得以借机于奏折中，大诉苦经，道出了他历年来所受的委屈和遭遇的困难。这种艰困情形，一直到咸丰十年，清廷实授曾公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翌年再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真正大权在握后，才获得改善。曾公也是清廷二百余年来，外臣权势最重，地位最高的第一人。
且说当时曾公继又想到，如今各省吏治腐败，而湖南尤烈。自己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所作为，岂非痴人说梦？由此，他不禁又想起自己这次出京，沿途所见，尽是哀鸿遍野，饿殍盈道的惨象，社会人心浮动，危机四伏。而洪杨及时而起，且以民族大义作号召，民心已受鼓动。太平军目前气势如虹，国事似已岌岌可危。大廈之将倾也，又岂是独木所能支撐？想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声道：“不料欲效武乡、邺侯而不能。”乃从床上下来，摊开纸张，提笔疾书，写了一份《恳请在籍守制折》。
就在折子已填妥将要送出时，郭嵩焘来了。两位老友多年不见，自然分外亲热，互道阔别后，话题转入办团练一事上来。曾公将自己的顾虑，一一向郭嵩焘说了。郭嵩焘听后二话不说，自袖中掏出一封信来，交给曾公。这封信乃是翰林院侍讲，长沙人周寿昌，自京师写给左宗棠的；左宗棠在请郭嵩焘担任说客时，遂将信同时交付给他。信中对奕訢和肃顺向咸丰帝力荐曾公一事，说得甚为详尽。曾公读信后，心中既兴奋，又有点沾沾自喜。兴奋的是，恭亲王和肃顺乃朝中握有实权，且极得皇上信任的重臣，能得他二人支持，今后就好办事了；喜的是，想不到自己在这二位炙手可热的皇亲心中，竟有如许份量，实大出意外，心中真还不免有点飘飘然的感觉。接著郭嵩焘又为曾公分析了其他两点顾虑：一是吏治腐败的问题。他告诉曾公，湖南新任巡抚张亮基，为人诚恳坦率，清廉爱民，尤爱才如命，是一个可以共事的好官。当然，吏治败坏，已是方今官场中的普遍现象，不是仅靠一个张亮基就可以扭转得过来的。但郭嵩焘问曾公：“东坡曾问贾太傅：‘然则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我亦要借这话来问你：‘然则天下无乐土，终不可有所为耶？’”曾公听后，不禁想起老师信中“世无艰难，何来人杰”的话来，心中若有所悟。二是太平军气焰正盛，何以撄其锋的问题。郭嵩焘说：“你真是当局者迷，莫看眼前长毛气势冲天，其实一开始，他们即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他们高举民族大纛，做的却是摧毀民族道统的事情。人民虽会被蒙骗于一时，但假面具终有被揭开的一天；你如打出捍卫名教的大旗，揭露他们的真相，则天下士人，定会群起响应。有了这些社会中坚份子的支持，又何愁人心不醒，长毛不灭呢？你一向慕武乡、邺侯功业，抱有澄清天下大志，古人云：‘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而发。’今时机已到，正是你一展抱负之时，你还犹豫什么呢？”一番话说得曾公热血翻湧，雄心大起。不过他想起自己一向打著终制不出的旗号，如今该如何转圜呢？郭嵩焘了解老友的心思，于是又去拜见曾公的父亲曾麟书老先生，请他出面嘱曾公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老先生深明大义，自然一口应承。恰于此时，张亮基又来一信说：“武昌失守，无论如何要请曾公立即出山办事。”到了这时，曾公才终于下定决心，墨絰出山，去长沙主办湖南团练。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百万貔貅下江陵，长毛群丑化烟尘；
曾侯得展平生志，清祚陡添五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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