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近百年来之中国，由于列强交侵，国势陵夷，造成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尤其自满清中叶道光以来，外人尝凭借船坚炮利，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需索不断，凡甲国有事求于中国，而蒙允许，乙国亦欲同沾利益。以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迭相踵接。否则，动辙启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徒令国人悲愤填膺。羞愧不已。
按当时满清虽设立“总理衙门”命亲王重臣对外理事，皆因昏庸之故，几无外交可言。惟有曾纪泽赴俄改订伊犂条约一事，扮演“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的角色，表现“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勇气，毅然挑起重担。当时人士均认为绝不可能成功，他却不辱使命，光荣地挽回崇厚糊塗签约所丧失的重大权益，大快人心，不但获得国际间的好评，认为他是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也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一个成功的典型。
二、家世与学养
曾纪泽先生，字劼刚，湖南湘乡县人，为曾文正公长子。生于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十一月二日湘乡原籍。光绪十六年（一八九○）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于北京台基厂官邸，享年五十一岁谥惠敏。他一生的事业，以外交方面为主，为期仅十一年，当他三十四岁时，文正公薨逝，越二年同治十三年甲戍（一八七四），清廷诏准承袭一等毅勇候，光绪三年丁丑（一八七七）三十九岁，晋京陛见，谢承袭候爵之恩，翌年七月廿七日，奉旨赏戴花翎，刚好是四十不惑之年，旋奉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外交大臣，迨至四十二岁，兼任出使俄国大臣，此时集满清驻欧洲三大国外交大臣于一身。这种显赫成就固与其家势渊源有关，但他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努力进修外文，具有丰富学养，深谙国际外交事务，所以足堪重任。
曾纪泽启蒙甚早，五岁即入家塾就读，塾师为长沙冯树棠，先读三字经，续读尔雅，以其天性敏慧，当时即能试写稟呈曾祖父母信帖。十岁时，已试作四言律诗，甚得乃父欢心。由于他努力不懈，复得许多名师如李如篦、庞际云、李笔峰、文希范以及其叔曾国筌等人的指道，而曾国藩亲自督教尤严，故课业次第长进，成绩斐然。
纪泽初随父母居于北京，咸丰三年随母返湘。时当太平天国之乱，曾国藩领道湘军，转战各地，备极辛劳，但对于曾纪泽的教育，从不忽视。时常在家书中提示其读书的方法，为学的次第和应读的书籍，并命其将日常习作诗文和书法送父批阅。分别加以评注，例如评其诗曰：“圆适深稳，步趋义山，而劲气倔强，颇似山谷。”此外，纪泽自幼即好习字，诸凡对行、篆、隶各体书法，均曾注意模仿。其父认为：“字势流美，天骨开张，惟间架间有太松之处，尚当加功。”可见他的少年之作在父亲眼中，已足与名家并列，且属可造之材。
然而，文正公却不赞成他早学八股文，始终认为应该多读些经、史、子部好书，“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又认为“八股文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事实上，纪泽似与科举无缘，曾在咸丰十年、十一年（一八六○、六一）两次参加考试，皆告落第。直至同治九年（一八七○）三月，纪泽又入郡应荫生考试，仅获授员外郎之职，签分户部陕西司，但因照顾健康不佳的曾国藩，因此授职后请假，未就任；从此，不再追求科名，而专心于研读经世致用的书籍。所以博览群书，并广求近代的世界知识。后来他出使英、法、俄三国，有声于时，并道致外交上的成功，均系在此时奠定学问基础。所以，科举之不如意，对他来说，反而成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好事。
绝意科名后的曾纪泽，居家治学更勤，涉猎更广，除了“究心经史，喜读庄子离骚，所为诗古文辞，卓然成家，兼通小学，旁涉篆刻丹青，音律骑射，靡不通晓。”对于小学训话之研究功力尤深。
在纪泽奉命出使英法以前，曾撰有关小学训诂声韻的“佩府韻求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和“群经臆说”等书；又有手校经史若干部及诗文存稿很多。可惜大部分均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夏季保定督署的火灾中被焚，未能全部传世。后著“舆地辑要”一书，亦末完全脱稿。现在他传世的诗文，只是收入于“曾惠敏公遗集”、“归朴齐诗钞”及散见各处的一些散篇。此外，仅有“说文解字建首”五百四十字一卷，金轺筹笔四卷及近年在台湾影印出版的手写日记八册而已。
另外对于天文算学、几何等，亦极力研习。同治四年乙丑（一八六五），他以二十七岁之年，代父写重刻几何原本之序，谈到物理衍生的现象说：“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数。然则数出于象，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则益远而无穷。”又评李善兰续译几何原本，直指“点线面体者象也”他说：点相引而成线，线相遇而成面，面相叠而成体……。”由此可见，他此时已具科学学养与头脑。
同治三年六月，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因功升任两江总督。当时他的幕府，人才荟萃，极一时之盛，纪泽皆与之时相往来，或向诸名宿硕儒加李善兰、张文虎、张裕钊、吴敏树、莫友芝等人，执经问难，多所请益。或与同辈如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容闳等人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心，互相研究。因此，对于他原有相当基础的学业，有更大的收获。
其后，纪泽追随乃父，从事自强运动努力，对于模仿西法，开办新式局厂，以逐步使中国趋于富强的各项事业，均有兴趣，对于西方政教文物等知识，益复追求不懈，迨至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又认识英人马格里，彼此英雄相惜，奠定深厚友谊，嗣因马格里以西药医治痊愈其母欧阳太夫人的腿疾，更加强其对西学的信心。后来纪泽出使欧洲，也得到马格里很大的助力。
三、学习洋务与英法语文
同治初年，中国朝野对于西洋各国，仍甚隔膜，在外交上担任翻译外语的，多系各通商口岸的通事买办，稍后，则依赖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州同文馆培育出身的学生，有时甚至借助于各国在华的传教士。真正以世家大员子弟而笃志学习西方语文有成的，曾纪泽是当时兴趣最浓的第一人。
曾纪泽对于学习西方语文产生浓厚兴趣，一方面他与英人马格里相识，获得不少方便，在另方面他对西方事物的接触与了解，则早在此时以前，发生浓厚兴趣。此在俞樾后来所撰曾纪泽墓志铭中，曾经论及：“同治以来，与泰西互市，中外之事益繁，公遂精习西国语言文字，讲论天算之学，访求制器之法，海外诸大洲，地形国俗，鳞罗布列，如捐诣掌”。足可证明。嗣因学习洋务关系，又与英人戈登（前任常胜军统帅）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当时他的英文程度，仍是一知半解而已。
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初四，文正公薨逝，四月中旬，奉丧归长沙，嗣奉神主回曾子庙，开始遵礼守丧，其后，曾纪泽利用守制家居期间，特别加强对于英国语文的学习，或自修研究，或请教传教士施致。他在每天晚饭后，即苦读“英语正音”一书，或每日半页，或一页、数页，并随时在书上作简明的注解，以奠定发音的基础。即使公务与家务再忙，亦勤读英语不辍。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秋天，纪泽承袭一等毅勇侯爵。因北京官邸与各国使馆相毗邻，更常与英使馆汉文正使梅辉立、副使璧利南、教士艾约瑟、德贞及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等时相过从，除互相研习中英语言文字外，间亦讨论中西学术问题。
虽然不断的努力，但是，他此时英语程度仍不够理想。迨奉旨出使英法行前觐见皇帝时上垂询其外语程度，他谦诚地答复说：“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又说：“臣虽能通识英文，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
此外，曾纪泽并不懂法文。在赴法的舟行途中，始从原任法国驻华使馆翻译官法兰亭，学习一些简单法语；但他的法文程度一直甚低。在抵达欧洲任所时，由于法文在外交文书方面的广泛应用，他乃继续努力学习，终于有了普通基础的程度。
在实际从事外交任务时，他对语言运用非常慎重。在一般非正式场合，他与外人交谈，才使用外语。至于在正式外交谈判场合，为顾虑国家尊严，发生差错，他主张少讲外语，而多利用译员传达。凡发递给驻在国的外交照会，照例应由译官译成各该国文字，他常躬亲校对，间或修改重要字句。可见他此时对这三种语言，已能相当了解。等他使欧返国后，他的英语程度，已可与外人直接自由交谈，并能利用英语公开发表演说。
曾纪泽对于近代国际政治的认识，早就注意研讨，于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及工业技术各方面等问题，亦非常注意，兼以多年侍从其父，耳濡目染，谙习时务，复目睹外国的船坚炮利与在华外人的骄横，深知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新局面，势须改弦更张，方能有效应付，而学习西方学术，以了解当前世界的情势，并进而谋求妥善的对策。因此，他对当时朝中顽固守旧人士漠视中国国势衰弱的事实，却株守传统的经儒学说，拒斥泰西的近代知识，毫无外交观念。大表不满。
因此他在从事实际外交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不外“经权互用”四字，而以“诚”字为其根本的要诀，此乃系受其父的影响。对于中外交涉的薄物细故，主张不与外人计较，但对“事之重大者，则主出死力以与之争”；然而根本所在，尤在中国应妥筹有效自强方案。
在策略的运用上，他绝非食古不化，因其最了解英国在中国全盘外交的重要性，主张“联英制俄政策，以利用英国的力量护卫新疆。对于法国，亦尽量联络中法两国邦交活动。另外，对于近邻日本亦很注意，他主张中日联合一致，以对抗欧洲各国在东亚的侵略。在奉使之初，亦很注意到保护海外华侨的问题，常设法为华侨谋福利，以免被外国人士欺凌。
作为代表中国的外交官，他很知道利用各项适当机会，宣扬中国文化和解释中国施政的立场。因此，曾纪泽是光绪年间中国高级官员中最具现代知识的人，也是清廷显贵中对世界局势和西方文明最为清晰了解的人。不过，由于早年教育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他对西方文明的全盘看法，仍然不脱肤浅附会的时病。
但是，曾纪泽在其英法大使任内共十一年，由于肆应得法，当时中英、中法关系都很融洽，大体说来，他在欧洲的外交官生涯，过得相当愉快，直到后来接替崇厚，赴俄办理收回伊犂之交涉，才开始其外交生涯中面临一次最大困难的挑战。
四、崇原之丧权辱国
按崇厚字地山，号子谦，满洲镶黄旗人，为河道总督麟庆的次子，出身举人，曾任兵部户部及吏部侍郎，直隶总督，总署大臣，奉天将军，可说位高权重，集荣耀于一身，理应才识卓越，忠勤国事，可是他畏洋人如虎，昏庸无能，等到派他去当驻俄国大臣与俄国交涉收回伊犂时，漫无筹划，擅自把领土主权送人，嗣因都中清流不满，使上意震怒，被革职交刑部治罪，问成斩监侯，其经过相当复杂，应由新疆主体问题的原原木本谈起。
新疆自乾隆年间平定内属后，天山南路虽续有回乱发生，然旋起旋平，无妨大碍，故百余年来修文偃武，得以保持和平安宁；不幸同治初年，回教徒首领安明乘中国有陕甘回乱，潛入新疆发动叛乱，全疆和平遂为之破坏。当回乱开始在新疆天山北路各城发作的时候，伊犁将军明绪就感觉本身力量薄弱，不仅不能平乱，且难以自保，因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十月奏请暂借俄兵助平回乱，为应急治标之计；旋奉朝廷照准，但特别嘱咐明绪坚持独力自主，不可被俄国借故挟持，当然这与俄国处心积虑谋吞新疆的目标大为冲突。因此俄人虽然表示“中国所欲，苟为俄国所能，无不允赞助”的承诺，但对于出兵援助的具体办法，却始终避免商谈，企图按兵不动，迁延观望，等到全疆糜乱，中国无法收拾，非完全依赖俄国不可的时候，再乘机自取。及至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五月十七日，俄国见时机成熟，遂派遣其七河省巡抚高福曼指挥大军，将回军驱逐，覇占伊犁。
俄国之所以敢取伊犁，系因其相信清廷无力收复天山南北路，故为抵抗阿古柏之统一南疆与北瑟一部分土地之势力，乃先发制人以夺得先机。然又恐得罪清廷，遂于攻取伊犁后，即电其驻北京公使告知清廷，俄人不过暂代中国管理伊犁。其实这是一种烟幕，俟清廷派乌里雅苏台大臣荣全前往接收，俄人则借故不还。且曾一度企图诱骗荣全进入伊犂，拟将其拘为人质，幸荣全机警，没有轻易上当。俄国同时明了中国无力收复新疆，更故意放出俟中国回乱肃清后即行交还等谎言。
因为俄人对于伊犁的占领，是处心积虑有计划的行动，并有永久占据的打算，所以占领之后，即将伊犁大城西北三城庐舍夷为平地，东边之清水河、塔尔齐、绥定三城则毁弃以便汉人回人居住、芦草沟、城盘子等处均弃而不守，另外利用各城堡木料在大城东南九十里金顶寺建造一个延袤二十里长的新城市，并将很多俄国人民迁往居住，且将俄国的电报线系统也延伸入伊犁，由此可知俄人是企图长期占领伊犁的。反之，清廷虽然一直设法与俄国交涉收回伊犁，并采极亲善之态度，特以三万两白银犒赏俄军，但俄国则尽量设法迁延规避，且力谋进一步继续或延长回乱，目的在永不履行交还伊犁的诺言与义务。
这种公然的侵略，引起清廷不满，迨至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冬，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后，预备出师新疆一战，但当时困日本侵扰台湾而引起的“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孰轻孰重？谁先谁后？”问题，清廷朝野展开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辩论，结果大家均赞成“宜以全力注重西北，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至构衂于东南”的声浪，因此清廷特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负责规复天山南北路。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春，左宗棠终于不负众望的收复了新疆，因此到了俄国兌现诺言将伊犂交还的时候。
然而当此之际，清廷与俄驻华公使布策言及收回伊犂之事，布策竟顾左右而言它谓：“中国须将交涉各悬案先行办结，方可会议交还”。屡次辩论，都无结果。清廷不得已只得派人到土耳其斯坦总督高福曼那裹去索还伊犂，高福曼却借词推诿，或故意的不答覆，甚至连清廷要求引渡陕甘回乱首领白彥虎的要求也拒绝了。于是本来是很简单的外交事件，却变成很烦难的问题。清廷遂不得不派吏部侍郎崇厚，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份出使圣彼得堡，直接和俄国中央政府或外交部交涉折冲。同时俄国为了对付中国起见，也就立即召那很阴险的驻华公使布策回国，与崇厚重开谈判。因此，对于伊犁的交涉，进入另外一个局面。
本来这项谈判收回伊犁差事，在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清廷先拟派承袭侯爵留京侯注的曾纪泽出使前往俄国的。但以恭亲王奕訢等大臣认为他甫出任事，历练不够，为慎重起见，遂改派崇厚前往后来清廷为安抚曾纪泽，便改任他出使英法以作补偿。
至于崇厚之被任为驻俄大臣，除了资历丰富及位高权重的原因，并且在满大臣中，号称通悉“洋务”，其实，他才具平庸，对“洋务”的了解，非常有限。连两江总督刘坤一郡称他“居官为人，畏洋人如畏虎”；曾纪泽亦谓其“生性怯弱，谦和委婉，善结主国之欢”；更露骨的批评是李鸿章说他“软弱无识”。其次，他对于国际外交的一般法则，和外交运用上的诸项策略，漠不关心，平日根本就不注意研究。及奉旨使俄，有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善意建议，以他此去为谈新疆问题，应该取道新疆前往俄京，俾体察当地的形势；可是他妄自称大，不纳雅言竟迳往巴黎与郭嵩焘晤面，当郭询以收回伊犁所拟遵循的途径为何，他竟以“漫无筹划”相对，“但云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其轻率陋浅的态度如此，结果如何，自然可以预卜了。
反之，俄国很快窥破崇厚弱点，俟崇厚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十二月初八日抵达俄都圣彼得堡后，即巧妙的运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多方延宕交涉的进行，并在会议中间提出与崇厚训令或交还伊犁毫不相干的事件，如：勘界、赦叛、偿费、商务及添设俄领事馆等枝节问题，来作归还伊犂的交换条件。故意治丝益棼，使其不知如何处理。
崇厚，因为不明了伊犁实际形势；而且将交涉的重心，全放在收回伊犂首城，对于伊犂西境、南境和俄国的其他要求，认为无关紧要；其次他在抵俄之后，即被俄国的威强所慑服，不敢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他只想敷衍了事，全未顾及到收回伊犁空城后的流弊和贻害；加以他缺乏国际政治的基本知识，完全误解近代外交上“全权便宜行事”意义和国际间通行的惯例，以为凡事他都可以专擅自决，不必再遵依清廷外交总署的训示；另外他的夫人蒋氏在北京罹病，思家心切，竟在毫不争执的情节下，听命俄国摆布，予取予求，结果就订定了利伐第亚条约十八条，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八月十七日正式签字。且不待清廷指示，即兼程返国。
在利伐第亚条约中，俄国虽然允许将伊犁首城归还中国，但崇厚所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包括：一、给予俄国代守伊犁各费五百万卢布。二、将伊犁西边及南边帖克斯河一带，割给俄国，使伊犁成一孤城，无险可守。三、除喀什噶尔、库伦外，俄国可另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地设置领事及贸易行栈。四、俄商运货可经张家口、嘉峪关、天津、汉口等处者，可经通州、西安、汉中回国。此外，又签订中俄崇玮专条及附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丧失很多权益。
这纸条约如果在国家打败仗时签订，为了息事宁人，尚可说得过去；但在当时中俄两国和平无事，何况交还伊犁是俄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而所签之约，却是丧权辱国。因此自崇厚由电报将条约摘要报告清廷以后，不但中国朝野惊恐万分，愤怒异常；并且外国官方报纸，也觉得莫明其妙。清廷遂以崇厚“贻误君国”而革职查办，并交刑部治罪。
当清廷大臣们在内廷会议讨论此约时，与会者群情激奋，多数主张杀崇厚，毁条约，不惜与俄一战；最后决定为：将崇厚予以斩监侯，以示毁约的决心，但为免俄人误会，特拟娴熟习洋务大臣一员，且内定曾纪译亲携国书，前往俄国，将此事窒碍原委详细剖辩。至于俄国是否愿与再商，或允再商而仍多要挟，则不必计及了。
其时，若清廷上下懂得外交原则，能循外交途径，用严正的言词和俄国人交涉，自然很容易得到外国的同情和援助。但当时主战派气焰高张，使得本来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各国，也觉得这事不只关系俄国的面子利益，就是他们的面子亦将一样被撕破；并且认为是反动派整个排外运动胜利的先声。于是各国转而同情俄国而帮崇厚的忙。他们决定劝清廷对于崇厚案从宽办理。可是效果甚徽。
及至清廷决定判崇厚“论斩监候”，同时主张用武最力的左宗棠，已准备四路分兵进取伊犁，并且抬榇抵哈密，以示决心与俄国一战。此时，驻北京各国公使，为保护他们使馆和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决定派两艘军舰停泊天津，另将英、美、德、法四国在远东的海军兵力集中于上海，以使清廷或排外派有所畏惧，而不致走极端。
当时俄国对于清廷处分崇厚，认为是有意侮辱，对于清廷拟派曾纪泽前来谈判更不表欢迎，因为曾氏为驻英法公使之时，英俄两国为争夺中国权益早已相冲突，而纪泽出使英法之初，即抱着与英合谋以拒俄之主张，在伦敦时又与英国朝野过从甚密，俄国因此很恐惧英人在曾氏幕后的影响和支持，故特别表示拒与中国新使臣再议。并作战斗之准备。即一方面扬言派军舰二十三艘，由黑海、阿非利加驶至中国洋面，将封锁辽海，另一方面则于伊犂附近集中九万大军，与左宗棠大军遥相对峙。清廷当时亦是海防塞防并进，除重用左宗棠军外，另起宿将曾国荃、鲍超等，重募湘军，购买新式武器，布防山海关、冀东以迄津沾一带。因此双方战争，几有一触郎发之势。
但是当时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筑，俄国在西伯利亚与中亚细亚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反之，中国军队调往俄国边境却相当较易进行，同时俄国在去年（一八七九）刚与土耳其结束战争，创伤之余，实无力再启兵戎，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俄发生战争，胜利更无把握。因此俄人便想在中国搞政变勾当，来避免这个危险。即俄国与德国俾斯麦联合起来，要德驻华公使巴兰德及英使威妥玛与俄使合作，支持清廷主和派首领李鸿章，由其领道军队独立起来做皇帝，借以消灭主战派，维持各国在华权益。
清廷获知此这一阴谋后，一方面由英人赫德打电报把在印度的前常驻军统帅戈登将军召来北京，以便指挥清军打倒将要叛变的李鸿章，或帮忙打俄国。戈登到了天津后，先去访晤李鸿章，劝他不要反叛清廷。而李鸿章在达到抬高自己声价的目的后也借势下台阶，反托戈登向北京劝阻，不要与俄决裂。经戈登与王公大臣几度辩论，说战争无利于中国，清廷才在接到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电报呼吁后，将崇厚死罪赦免，至此中俄间紧张情势乃稍趋缓和，曾纪泽才有机会赴俄谈判。
五、曾纪泽临危受命
谈到曾纪泽使俄，实在是天数，因为清廷在派崇厚去俄之前，本来是准备派他的，可是李鸿章等以其初出历练，不适其任，想不到现在又请他去收拾烂摊子；但是，朝中大臣如李鸿章、郭嵩焘、宝廷等人还是认为他不是最合适人选，可是慈禧太后独具慧眼，而且已经厌恶那些昏庸老朽，于是力排众议，认为曾纪泽必能不辱使命光荣归来。
曾纪泽使俄的懿旨于光绪六年（一八八○）正月初三日诏发，接着又决定要他兼使英、法、俄三国，此乃预留曾氏赴俄谈判不成的一条退路，他也同意此项安排。受命之后，他首先建议在中俄改识崇约的谈判中，中国应谋定后动；对于有关界务、商务和偿款等重要问题，均应拟定一项切实的底案，作为与俄谈判时要求和让步的准则。他反对重惩崇厚以警告俄国的主张，也反对对俄采取强硬政策。因为“惩使愈重，则辱俄愈甚，改约愈难”。“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借征战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
他将赴俄交涉重点，分为界务、商务和偿款三大要项，而三者之间互为连锁，俄国对中国勒索策略的巧妙运用在此，中国用以抵制俄国、维护自己权益的关键，亦在于此。重在全力争回界务的失地，至商务各款，则就其丧权太甚者，予以修改，偿费则酌量增加。因为界约是长守不渝的标志，商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条文：所以界务的划定，应该特别慎重，有关商务各款，则尚可借定期修改的专条，以作日后挽救的根据。此项研拟当获清廷的同意。
曾纪泽赴俄谈判前，并特别寻求英国助力，故先到伦敦访问英国外相葛兰裴尔，再拜见首相格兰斯登，要求他们帮助中国完成修改利伐第条约的谈判。此一外交行动，非常有效，当他率代表团抵达俄京后三天，旋即遣属下之英人马格里及法人日意格分访英驻俄大使德佛楞与法驻俄大使商犀，加以促进沟通，并且请求他们协助，以致得益良多。
曾纪泽一行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六月抵俄，自六月二十七日和俄国外相格尔斯会谈起，到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正月二十五日止，前后十月，共会谈了五十一次，其交涉过程之艰苦可以想见。最可恶的是俄人曾不断用玩弄恐吓诈骗的手法，威胁曾纪泽就范，然而他虚心、诚恳、平实，有立场、有气魄、有定见，必要时则抱不惜一拼之心，态度不亢不卑，表现中国人士“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风范，遂使俄人奸计无法得逞，卒接受重订新约。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正月二十六日双方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二十款，专条一款，及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中俄改订条约要点有九：一、俄国允将伊犂归还中国。二、中国不追究伊犂扰乱时之居民。三、任伊犁居民留居原处或迁入俄境。四、俄人在伊犁置有田产者，仍准照旧营业，应照中国人民一体纳稅。五、允付俄国代守兵费及商民损失九百万卢布。六、中俄伊犂边界，依照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旧界。七、俄国照旧约在伊犂、塔城、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外，亦准在肃州、吐鲁番两城设领事。八、俄人在中国蒙古、天山南北路贸易暂不纳稅。九、俄商白俄国贩卖货物至中国内地，可照旧经张家口、通州、至天津。
曾纪泽在此约所争同者，除崇厚原约订明丧失长六百重宽二百里之上地外，又索回伊犂南境长四百里宽二百里土地。并将通商范围缩小，减少五处俄人领事馆，至于偿费虽增加四百万卢布，较之崇厚原约已大有进步。如此成就，真正收到了“障川流而挽已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效果。招致中外一致好评。连俄国外长格尔斯，也表示称许，他说：
“此次商改约章，实系最难之事，而贵爵（指曾纪泽）商办此事，竟成厥功，具见贵爵才智兼优，能办大事，曷胜钦佩。以贵爵才智，不唯出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实乃肺腑之言，否则，俄人岂肯改订。另外，英国某议员在评论此事时表示，“近来中国威行塞外，底定西陲，俄人迫于公议，以伊犁来归，欧洲诸国闻之，深为诧异。盖以俄人力求广地，日肆狼贪，所据疆域。未有得而复失者，有之，自伊犁始。”当时英国驻俄大使德佛楞也说：“曾纪泽在这次对俄外交中，已经迫使俄国吐纳出它已吞并过的土地，这是俄国前此未曾做过的”。因此他在满清的外交成就，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成功的典型。
六、后期的外交努力
曾纪泽外交事业的第二次重要考验，系在光绪八年至十一年（一八八二至一八八五）中法有关越南的争执期间。当时中法争执和冲突的重心，系法国要从它占据多年的越南南部各省北进，侵并越南中部和北部，以达到囊括全越的目的。中国则在面对法国对越的武力政策下，力图保持传统的宗主国地位，维护对于越南的宗主权力，并抵御法国的侵略。
当法国积极图谋越南时，曾纪泽时任驻英法俄大臣，一面向法政府抗议，一面建议清廷“密博越王，无论有何要务，切不可乞助于法，致成开门揖盜之灾”；并希望清廷派军赴越，胁迫越王，订立条约，以保证越南不与法国轻立新约”。又提出挽救越南局势的七项建议，力陈以实力对抗法国的必要性。可惜清廷采取李鸿章的意见：对越局发展，主张采取审惧观望态度。
及至曾纪泽和法国外长杜克莱在巴黎谈判失败，谈判重心移至中国，改由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交涉。虽然李、宝二人最后商定协约三条，但又被法国政府片面废弃，并将宝海撤职。曾纪泽遂认为只有采取武力对抗政策，以胁迫法国自动放弃侵并北圻的意图，或迫使其与中国议商和平解决的其他方案。他的基本原则，即是“备战求和”。
最后由于清廷决心与法言和，并决议放弃越南，退保国境，特命李鸿章与法国海军舰长福祿诺在天津谈判。更由于曾纪泽不赞成中法和议，清廷乃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四月四日正式撤去曾纪泽驻法兼职而专驻英俄。到此为止，自光绪六年（一八八○）以来，曾纪泽直接参预的中法有关越南的交涉，大致告一段落；他一贯坚持的对法实力吓阻政策，被李鸿章委曲求和的政策所取代。曾纪泽离法之后，中法妥协的初步障碍既去，一时谈判的进行相当顺利，因此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中国遂放弃在越南的宗主权力。
中法越南战争前后，曾纪泽尚经办过其他几件重要的交涉，而以中英鸦片加稅免厘和有关朝鲜、缅甸的问题，牵涉较广，且均与当时的中外大局息息相关。
曾纪泽使欧任期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任期屆满，乃于九月十三日携眷同国，时年四十八岁，翌年改任兵部左侍郎兼海军帮办大臣。他离欧之后，特在英国“亚洲季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阐述中国的现状，前瞻和他个人的愿望，主论严正，措辞得体，予欧美朝野人士以深刻印象，颇获好评。
七、盛年早逝
曾纪泽在返国后的三年五个月内，宦途虽然尚称顺遂；但就他个人所怀有的抱负而言，于总理衙门，虽受当道倚任，他有任何计划，即遭徐用仪之阻难。在海军衙门，事事受善庆掣肘，容贵继任，对其策划亦多予抑制。可说毫无成就。因此，他的成就，限于在出使英、法、俄等三国的外交事务上。此时他感慨时局的艰难，居朝居家，均常郁郁不乐，兼以身体不够健壮，公务又异常忙朱，最后竟因罹患伤寒，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闰二月二十三逝世于北京官邸，享年五十一岁。越二日乙丑诏，称公才猷练达，任事勤能。中外人士亦同感惋惜和悼念。李鸿章奏陈其事蹟折云：“……其忠诚爱国之诚，临危不改，实为国之荩臣。”黎庶昌撰曾袭候文旨云：“天子明察，功臣分定。”，醇亲王奕譞亲临哭奠谓：“年甫及艾，何遽至此，有才而不竟用，惜哉。”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于九泉了。
八、结语
总而言之，故曾纪泽先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才，综其一生，“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违亲，外仍惧与国邦交之义，……”尤其勇于任事，见解超越。今日，我国外交逆挫，难以开展，但是我们如果溫习他以前讲过的话，仍觉虎虎有生气。他论：“中国之所以常为自主之国者，在德不在力，以力行之，虽强必亡。以德行之，虽弱必昌。”岂不值得我们深省，而更加努力于复国建国乎。同时，他提示外交人员，“辱身即以辱国”。当其驻节外邦，代表国家，对于进退出处，必须特别慎重。真是千古名言。故历史外交家蒋廷黻先生在论及中国近代史上人物研究时指出，如郭嵩焘曾纪泽两位先生年谱或传记，最值得后人撰写。笔者不敏，择先生外交方面事蹟，根据各先进著作资料撰写此文，以表示对这位乡贤的敬意于万一。
本文资料来源：
朱尚文：曾纪泽先生年谱：
D.C.Boulger.,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c Cartney,P.351。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编年谱
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
俞樾：曾惠敦公墓志铭。
薛福成：庸盦全集
李息涵：曾纪泽的外交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书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使西日记，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
吴其玉：清季回彊独立始末及其外交，国聘周报，第十一卷十一期。
吴其玉：清季收回伊犁交涉始末，国闻周报第十一卷十九期。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三三。
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九
翁同稣：翁文恭日记第十七册
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三
曾纪泽选写日记
曾惠敏公文集
沈云龙：记清末一位杰出外交人物曾纪泽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
胡传钊：盾墨留芬，卷一
曾纪泽：曾惠敏公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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