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霖先生，字芷荪，晚年号瀞园。生于一八五九年（清咸丰九年），湘潭县十四都梅村里（今青山桥区明道乡）人。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年）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俗称翰林），后授翰林院编修，曾任监察御史、四川提学使。先生之为言官，多次向朝廷上疏，针砭积弊，慷慨陈词。终因触忤权贵，遭遣革职，但为时论所称誉。并一度为湘学堂监督、岳麓高等学堂（今湖南大学前身）监督，为我省教育界特有声望的先辈之一。辛亥革命前一年，目睹清廷腐败，国事日非，以母老自请开缺回乡。民国肇造后，隐居家乡，不复从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病逝。竟自以胜朝遗老，郁郁而终，终年七十七岁。先生工诗文，擅书法，初雋秀才时，即有文誉。有《瀞园集》六卷行世，《瀞园自述》一卷，及未刊稿若干卷。其中《瀞园集》和《瀞园自述》现存北京图书馆。多处风景名胜所书碑匾犹存。

　出身贫寒  聪敏好学

先生出生于一贫寒农家，先世三代均以务农为生，父长春公租种祠产公田，住祠产茅屋，家境贫苦。六岁入学，课余即上山拾柴禾。幼聪敏好学，记诵过人，曾以八龄幼童，一年读完《诗经•大小雅》、《尚书》、《易经》及《礼记•曲礼》。戚族见其颖悟殊甚，集资百金助学费。十一岁得族兄汉卿先生资助，延其家就读，并津贴伙食费。十三岁赴省城应小试，憩于梅林巷旅店，遇同邑处士周月池先生，阅所作制艺（即应考的八股文），大为赞赏，因以女儿许婚。后相携至其家（泉塘山庄）就读。此后九年的学费，即由岳家资助。由于家境困窘，长春公常以“吾家赤贫，汝读书宜加倍用功”殷勤告诫。先生深体农家子弟读书的艰难和幸运，发愤苦读，加之敏捷超群，十四岁即已通读十三经。岳父月池先生见其勤奋过甚，则每加劝慰，“用功不可太勤，恐伤身体”。十六岁雋秀才，因得奖金，始能将这年所欠租谷十余担还清，家境之拮据，于此可见。后至岳麓书院就读，所得官课奖金，虽仅可勉强自给，仍节省一部分，岁时汇寄家中，帮衬用度。先生一生中清廉自持，临财不苟，对国计民生，萦怀至切，盖与先生少年之经历，关系尤深。

　　历任教职  乐育人才

先生自二十三岁（一八八一年）起，开始教书，次年以优贡授教职，历任湖南麻阳、武陵、澧州训道。二十七岁（一八八五年）中乡擧，三十四岁（一八九二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出任永州泸溪书院主讲，继主苹州书院讲席。一九○四年，受命为甲辰科同考官。同年十月被推为湘省学堂监督，并兼任修身课。任监察御史期间，曾上疏请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以言事落职后，应聘为岳麓高等学堂监督。复起用为四川提学使，在任期间，厉行整饬学风，明令废除新得拔贡者丰具挚敬谒见学政的陋习，并兴办存古学堂。

先生在归隐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他注重激发学生的志气，培养学生的品德，并注意学生仪表，当其主讲永州泸溪书院时，诸生的学业品行，斐然可观，连“盘发跃足，衣履不整”的旧习也渐次改变。他又捐出薪俸，广为购置图书，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当解职时，永州绅学至为先生设长生祿位牌，先生固止乃已。春风化雨移人之深，于此可见一斑。且先生在废科举后，虽曾上疏主张读经，但着眼在官场积弊，士风凌夷。观点虽属陈腐，但亦非一般顽固守旧者可此。其上疏请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申论兴办实业，培养中国实业人才的要义和途径，解剖中国积贫积弱的缘由，引据日、俄转弱为强的历史，辨析毫厘，卓有见地。提出“中国而欲起孱弱，救危亡，舍大兴工艺，其道无由矣”。而兴办和发展实业，首要的是培养中国实业人才，则创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为第一要着。进而于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办完全之实业学堂”，再推至各省。“无论（财政）如何竭蹶，此项要政，决不宜缓”。先生此疏，剀切详明，激昂慷慨，爱国的热忱，救亡的迫切感，洋溢于字里行间。其办存古学堂，也非一味复古，而是为培养研究古籍的专门人才，造就中等以上学堂的国文教员。虽然先生用正统的儒家思想观察现实和变革，跟不上时代潮流，但他作为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努力匡救学术，振济危亡的良苦用心，还是值得推崇的。

　暂居官职  慷慨陈词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时先生四十八岁，记名补河南省监察御史，继掌江苏道监察御史，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至一九○七年四月，因弹劾亲贵被革职，前后仅年余时间，先后上《论官制疏》等十一件奏折。为富国强兵，兴利除弊，澄清吏治，培养人才而积极建言。诸疏宏论博议，剖析入微，于此可见先生熟谙国情，深知积极弊建策立言。讲求实际，注重实效，其《论练兵不可徒袭形式疏》，指出当时练兵“一切仿效洋人”，而且只学皮毛，但求形似，不着眼于实践的错误。“徒见各国兵力之强，学步他人，袭其皮毛，士卒非不少壮，步伐非不整齐，阅操则兵容可观，接差则列队如式，洋装璀璨，洋号悠扬，就形式而论，不可谓不美矣”。然一旦临阵，却洋相百出，不堪一击。如湖南新练之常备军，“行军数十里已甚疲乏，至纷纷乘坐肩舆（轿子），雇人荷枪”。训练出来的全是一班少爷兵。“竭天下之财力练兵，而惟从事于表面，糜费甚巨，实效难言”。他进而指出练兵绝不可徒袭形式，而应“期于战事确有把握”，并以冯子材大捷于谅山，孙开华大捷于沪尾（注：旧港名，即今台湾淡水港）为例，说明中国传统的行军行兵制胜的方法，还是有用的。通观全疏，已粗具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应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可贵思想。《请发磅余以赈江北疏》，对当时的灾情作了逼真的描述。“秋后该处被灾之户，大率流离转徙，抛弃陇亩，未能及时播种。且多有低田积潦，久未泄复，并有水退之后，田地为浮沙所壅不能下种者。屈指计算，虽麦秋已近，而被灾地面，难望收获甚多。甚至有已种之麦，迫于饥饿将麦苗啖尽者。又或取野草、榆树皮、罂粟花、观音泥等物以充食，或将子女插标求售，或将幼孩遗弃道旁，甚至有全家投淮水自杀者。惨困之状，几不忍言”。先生出身贫寒，对灾民疾苦深为体恤同情，故能据实直陈，据理力争。先有奏稿一卷，已刊布行世，其文具在，固毋庸赘议。

　　仗义谏诤  不避权贵

先生之暂为御史，不过是都察院一名属官，且有清一代的御史，大都不敢放言高论，深恐犯当轴之忌，失去外放升迁的机会。至晚清官场黑暗，政治腐败尤甚，亲贵专擅，大抵皆昏庸贪墨，朝官苟且营私之徒，固宠容身之辈，卖国求荣者流，朋比为奸。而先生以国家安危为重，置个人祸福利害于度外，毅然上《劾段芝桂及奕劻、载振疏》，纠参黑江巡府段芝桂“专擅夤缘，骤跻巡府，诚可谓无廉耻”；庆亲王奕劻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奕劻为清皇族，时任军机大臣，兼管陆军部，其子载振时为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农工商部尚书。他们卖官纳贿。贪汙腐化，劣迹昭著。而段芝桂为一最善钻营谄佞之徒，百计营谋，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为奕劻寿，遂夤缘得署黑龙江巡抚，他们内外勾结。气焰熏天，“道路喧传，人言借借”。但奈其权势赫奕，莫之敢撄。先生上此疏后，袁世凯即私诣庆王府为之画策，令载振将杨翠喜遣送天津。等到清廷派醇亲王载澧及大学士孙家鼐查处，（所谓查处，只是官样文章，掩盖世人耳目而已）反被指为“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汙蔑”。“著郎行革职，以示惩处”。先生原亦自知，“言官纠参权贵者，久无所闻”。先生被诬谴革职后，一时舆论哗然，朝官赴宫慰借者甚众，报纸之评论，奖誉之语尤多。时上海《申报》就此发表评论，并附“打虎”漫画一幅，题“不畏强梁”四字。甚至有将此事纂成小说，编写戏剧，写成长诗的。及出都时，朝官及京师名流多有馈赠，先生坚辞不受，有不得已而勉强接受的，及入蜀后，仍各如量酬偿之。又连日为设酒饯行，摄影留念。

　　归隐家乡  终老林下

辛亥革命前一年，先生以母老乞归，实际上是目睹清王朝腐败益甚，国事目非，虽久匡时济世之志，而大无力回天，且对方兴未艾的革命，于感情上又似乎接受不了。因此，以母老自请开缺，就成了较为心安的出处，辛亥革命后，先生就隐居家乡，一直没有出来从政，只在张勋复辟，征召海内遗老时，才一度响应。复辟失败，先生有感事诗，其云：“五龙潛授事匆匆，司隶威仪一瞬中，左袒具征思汉切，副车应识报韩忠，翻云覆雨成何世，贯玉横霜进此衷，浩叹生民无量劫，不关剑术误苍生”。其倾心复辟，思报清廷，以为只有如此才能免去生民无量之劫，这种认识殊乖时代进步潮流，决定了先生此后不能再有所为。这的确是先生的悲剧。一九二四年冯玉祥驱逐废帝溥仪出宮，先生有感事诗一百二十韵，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省外讹传先生被害，陈治重自天津函询，先生答诗有云：“余生惭报国，偷活尚为人”。又先生临终有自挽联：“故国竟何如，千秋自有公评在；浮生长已矣，万事惟余积愧多。”先生之于清廷，仍萦怀抱，眷恋依依，以无力报效为憾。晚年以先生于清末曾上《请三大儒（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从祀（从祀孔庙）疏》获准，被省会人士推举为船山学社社长，力辞不任，惟布衣蔬食，闲居自乐，间以书法诗文自娛。时民生凋敝日甚，遇荒年暴月，先生每派人从石潭等地购回大米、蚕豆，分发给四乡饥民，周恤邻近贫乏之户尤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病逝于家乡。辞世前遗嘱处分身后事宜：“不发讣告，不受馈赠，不烧纸箔，不延僧道。”先生既殁，湖南省政府及各部门均送了挽联。其中建设厅挽联：“前代之直臣，乡邦之耆宿，士林之楷模，望重三湘，大节昭昭钦皎日；品学如清献，典章如文敏，政事如恭毅，归从四皓，高贤落落感晨星。”对先生的品德文章作了概括的评价。前道进士、曾任驻俄国使馆参赞长沙陈继训为先生撰墓表，对先生备加推许，至谓先生“真所谓威风亭亭，晓然物表，不得其时，孤鸣寡和，卒跧伏丛莽荒江寂寞之墟，而忧愤偃蹇以终”。

先生以一贫寒的农家子弟，因勤勉好学，颖悟过人，深得戚族的赏识和资助，遂得贯通经史，学底于成，从一八九二年中进士至一九一○年归隐，其间近二十年，是先生由科举入仕途的从政时期，时值清王朝，内政腐败，外侮频仍，国步维艰，民生日蹙，有志之士，都在为国家民族命运担忧。一派主张通过维新变法，用改良的办法救亡，一派主张推翻清廷，用革命的办法图强。先生虽出身贫苦，但自幼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薰陶，且以一介贫寒书生擢升京职，对清室不无感戴。故虽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仍想用施行“新政”，澄清吏治等办法来挽救清室的灭亡，自然是不合时代潮流的。但先生报效国家的一片赤忱，拯救危亡的满腔热血，仍是可贵的。其正道直行，以国事为重的品格，尤其令人钦敬。至于民国肇造后，仍眷怀故国，希图恢复，竟自以胜朝遗老而终的悲剧，令人惋惜，也发人深思。

注：本传略据《瀞园自述》及陈继训撰《墓表》等资料撰述。原载“湘潭县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