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书学，皆在赵松雪、董香光两人影响下，因两人风格，一以温润胜，一以淡雅胜，每为士大夫所喜。故吾人所见到的清人书法，往往非赵即董；乾隆嘉庆间，吾皖邓石如虽异军突起，但只在篆隶两体成一宗派，于行事方面，却没有撼动赵董两家的壁垒。自同治年间包慎伯何子贞两人崛起，至清末五六十年中，中国书苑，几全为包何两家所独占，包慎伯有“艺舟双楫”一书，风行一时；子贞虽无专论书法之作，然其文集中之题跋多具精义，特为摘录如下：

子贞于清道光十五年乙未举乡试第一名，是年子贞随其尊人户部尚书文安公寄居京师，以乡试于六月二十二日在京首途回长沙。八月八日进场，初场试题为“季节子问政一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诗题为“赋得晓汲清湘然楚竹，得然字”。试后于九月七日到衡山县，八日与友人上南狱登祝融峰，晚在衡山县见题名录，上无子贞名，知已名落孙山外矣，而事实上子贞却已中了，且中的是第一名，原来这题名录是假的，倒无意的开了子贞一场大玩笑。蝯叟日记云：

初十起，不甚爽快，山上受风凉也。辱已之交，稚泉携一题名录来，余名在第一，知昨录系伪刻。初七日夜梦见题名录，余名第一，父亲适从外来，邀客同话，因同诸客行至一处，满地石栏干，数十百曲折，说是陈榕门相国奋迹，殊不可解，今科初八发楷，正梦时也。

是子贞之获“解元”，颇离奇有趣。次年丙申联捷成进士，时子贞三十七岁。当子贞在长沙应试时，吴荷屋（荣光）为湖南巡抚，日记云：“荷丈出金右字画各数十件来，为题跋各件，以后按日送来，随到随看随题，划鲜暇也。”又记云：“余为作诗十余首，题跋约三十余事，为题衡岳开云图、补梅图、浮山观瀑图，皆中丞小照也。”足见子贞的诗文书法，早负盛名，故见重于吴荷屋如此。

子贞既成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充武英殿国史馆协修总篡，国史馆提调。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咸丰二年以侍郎张文毅公保举，特旨放四川学政，是年子贞五十三岁。以奉朱谕访察地方一切情形，子贞俱直言无隐，于是权贵侧目，谤焰炽腾，半以条陈时事，见忌当道。从此绝意仕进，放浪山水，饮酒赋诗，萧然世外，然书名满天下，其文学几为之所掩。同治十三年秋七月二十日，在苏州病逝，得年七十五岁。子贞生前有门生林昌彝为作一小传，独详于文学书法，子贞见之，以为刻划有入木三分之妙，今节录于下：

师内行出于正确性一，处家庭间，循循孝友。其于学无所不窥，博涉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历朝掌故，无不了然于心。尝论诗以厚人伦、理性情、扶风化为主。其诗天才俊逸，奇趣横生，一归于温柔敦厚之旨，长篇歌行，鞭笞雷电，震荡乾坤，腾骧变化，得诗家举重若轻之妙。师论诗喜宋东坡山谷，自谓直合苏黄为一手。临桂朱莲甫侍御，谓师诗随境触发，郁勃横恣，适如其意之所欲出，得吾师作诗之旨矣。书法具体平原，上溯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版，搜辑至千余种，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家。草书尤为一代之冠，海内求书者门庭如市，京师为之纸贵。师作书执笔用悬臂若开强弓劲弩，取李广援臂幻弓之议，故晚自号蝯叟。这篇小传里，关于何氏的书法之赞美，至为扼要。兹但就何氏论书之言，加以阐明；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山阴一脉的南人简札的理解，也就是道州书学论的一部分。何氏“东州草堂文钞”“跋国学兰亭旧拓本”云：

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

何氏所以不甚留意“南人简札一派”的书法，他有一种极高明的见解。其“跋文氏停云馆刻晋唐小楷”云：

山阴真面目，无从寻觅，世间纷尚黄庭，其实了不见古人意思。

又“跋崇雨舟藏智永千文旧拓本”云：

右军书法，自大令已失真传，南朝宗法右军者，简椟狎出耳。

像何氏这种说法，极大胆，极有见识，要不是他有“上溯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版”的功力，也决不会有这样的见识。他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不会有人了解，就是在现在书家中，也难免不把他作“叛逆”看待？只因何氏大名，虽然有人公然反驳，也就不加以重视，漠然置之。在百年以后的今日，我们必须特为提出，作为现在书家的参考，这不是故为何氏张目，而自有理由。因为右军书自被唐太宗提倡以后，精品俱收入内府，甚至陪葬昭陵，这是右军书一大厄，无异于遭了一场劫火。又因皇帝提倡，士大夫崇尚，于是赝品杂出，不知其极。到了两宋，士大夫家，甲刻一石，乙刻一石，辗转翻刻，右军真面目，能不丧失无遗吗？何氏于此，曾慨乎言之。其“跋兰亭旧拓本”云：

玩曹娥黄庭，知山阴◇几，本与蔡崔通气，被后人模仿，渐渐失真，致有昌黎姿媚之诮耳。当日并不将原本勒石，尚致平帖家聚讼不休，昧本详末，舍骨尚姿，此后世律所以不振也乎？

又“跋兰亭旧拓本”云：

禊帖传本，大抵以纤婉取风致，学者临摹，遂往往入于飘弱。窃疑右军当日以鼠须写蚕闽，必不徒以纤婉胜。

从右军所用的工具证明兰亭本来面目，不是纤婉的媚姿；烦黄庭曹娥笔意而知右军与“蔡崔通气”，这是极微妙的，也是书道史上的创见。尤其是曹娥黄庭久失本真，而能于其中看出蔡崔笔意，若非对于中国书道有深切研究的人，岂能辨别出从蔡中郎到王右军的蜕变之迹。后来曹娥黄庭两碑，被赵孟頫辈临写成馆阁体的鼻祖。古意全失，正因为不了解右军与“蔡崔通气”故也。至于右军的草书，何氏在同一题跋中有一句极精辟的话。

右军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

昔人谓解散隶体而为章草，是章草中必保有分隶的，右军行草，原是章草嫡派，乃因年久翻刻，波磔尽失，何氏独能于其精神意度求之，谓“全是章草笔意”；惜历世之嗜右军行草者皆取其媚姿而遗其古意，能说不是右军的罪人吗？昔年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晋人行草真迹，虽非出自书家之手，然皆具极浓厚的章草意味的右军派的行草，由此可以证明右军草法与章草的血缘的关系，此更见何氏之目光如炬也。

右军书法之成为偶像，由于千百年来士大夫盲目的崇拜，于是为勤于收辑，而汇帖之刻，又皆真赝渗杂，何氏对此，更有卓越的见解，其“贾似道阁帖初拓本”云：

宇人书格之坏，由阁帖坏之；类书盛于唐，而经旨歧；类帖起于五代宋，而书律堕；门户师承，扫地尽矣，古法既湮，新态自作，八法之衰，有由然也。怀仁圣教，集山阴◇儿而成，珠明鱼贯，风炬穆然；然习之化丈夫为女郎，缚英雄为傀儡，石可毁也。毡椎何贵耶？汇帖遂俑于此，重陛◇缪，更相沿袭，淳化遂成祖本，尊无二上。南渡以后，灾石未已。试看汇帖中于古人碑版方重之字，不敢收入一字，非以其难，似乎简札流传，欹斜宛转，以取姿趣，随手钩勒，可失得其屈曲之意；唐碑与宋帖，低昂得失，定可知矣。“羲之俗书趁姿媚”，昌黎语岂为过哉！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致诸弟书中曰：“子贞现临隶字，每日临七八叶，今年已千叶矣。近又考订汉书之讹，每日手不释卷。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世。以余观之，前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浅深究竟如何？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诗亦远出时手之上，必能卓然成家。”曾国藩特别称许他的字和诗，认为他的字“必传千古无疑”，确是极具眼光的。

绍基与弟绍叶、绍祺、绍京，都善书法，被当时人称为道州四何。何氏尊人凌汉尚书书学智永千文，每以“横平竖直”来教子弟写字，这四个字成为何氏书法的基本规律。他自称“余肄书泛滥六朝，仰承庭诰，惟以横平竖直四字为律。”他发明了悬臂回腕的特殊执笔法，这种执笔法是极为吃力的。他坚持用这种方法写字，竟然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他用的是羊毫笔，所书却能筋骨涌现，可见他功力之深厚。

他的字，主要导源于颜真卿，他似乎对颜的大字麻姑和小字麻姑特别喜爱，在小字麻姑跋中说：“大小麻姑记，余弟兄每见即收。”他的小字无懈可击，深得小字麻姑笔法。也喜爱学颜的钱澧（南园），曾将钱澧所写屏联张于壁上，朝夕观摩。复旁及李邕麓山寺碑和欧阳通道因碑于道因碑用功尤深。中年致力北碑，于北碑无一不学。藏有孤本北魏张黑女志，心摹意追，深受此碑影响。他到了六十岁，才开始在篆隶方面用功。据他的孙儿何维朴（诗孙）说：“咸丰戊午（公元一八五八），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滦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公元一八六○）归湘，主讲长沙城南书院，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何氏道因碑跋有云：“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用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康有为很推重他的隶书，认为近世写隶书的，以何氏为能通其变。其实他论临摹那一种秦汉篆分，都一律是他自己的笔法。他的最大民就是行楷，尤以行书最为杰出。所以行书惊奇纵横，妙绪环生，笔画有如屈铁枯藤，气浑而韵厚，这份功力，是从苦练篆隶得来的。

他又擅长撰作联语，像题潘仕诚海山仙馆：“海上神山，仙人旧馆”，以及题薜涛井：“花笺茗椀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两联极为著名。其他精采的联语如：“古本书当十世守，清天月与九洲同”、“门前种柳深成巷，野谷流泉暗入池”，联语和书法，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