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传统诗词学习些什么？继承些什么？这已是当代诗坛议论的热门话题。
鲁迅说过：“我以为一切好持，到唐已被做完”，章炳麟也说：“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其实，如果说唐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是一座高峰，那么，清诗则是另一座高峰。柳亚子曾写道：“宋词元曲称作手，明清何遽非明堂。”酌今制奇，参古定法，清诗“在继承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现实土壤上，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钱仲联语）这是不容否认的。而湖南，在清代诗坛中群星璀燎，异彩纷呈，又确乎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全清词钞一收录湘籍作家九十余人，其中长沙二十七家，湘潭一十七家。清末南社社友总共三百九十七位，其中湘籍一百一十七位。
清代湖湘诗坛之特色，可举一些代表人物之观点分述，约有五端：
一曰主意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别号姜齐，衡阳人，学者称船山先生，他在认识论方面，批判了“知先行后”，“知行合一”的论点，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但在文学主张上，卻提倡“以意为主”。他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字不得一二也。”“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申，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这裹，他拈出一个“意”字，一个“势”字，作为创作的关键，实际上是辩证地论证了“道”与“文”的关系。不过，他是先道后文，所以“以意为主，势次之。”他说：“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持家必不容昧之几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由乎此。”
他又说：“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绵帐，寓意则画。”有一意“作统帅，则“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重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若但于句求巧，则性情先为外荡，生意索然矣。”（均见夕堂永日绪论）。
“为文者必善其词说”，在他看来，必如此才能“善其词说”，“美则爱，爱则传焉。”
王夫之之后，攸县陈之駓、衡阳王敔、邵阳李无咎、王元复以学识渊博、长于词章被称为“楚南四家”。王敔是王夫之的季子，这四家大致都能宏扬王夫之的主张。
到了清末，“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侈，譬如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袞九章，但挈一领”。这就是“以意作统帅”的意思。他又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淨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这大概就是他追求的“意”的最高艺术境界。
与曾国藩同时的有湘潭罗念生，在“与曾侍郎论文”中说：
“夫文之得以气言者，莫过于唐之韩与宋之苏，而韩之状复仇雨引“周官”，一引“公羊”，面疏解之辞句不下十，其“上宰相书”则尤繁。苏之合祭六议，杂引诗、书、周礼、春秋、左氏并及郑注、贾疏、“水经注”之属，句不下数十，而注解之繁且数倍焉。然则唐宋文家，未尝不崇古法，而无掩于其气之浩然。”（“绿漪草堂文集”卷二十）。
他讲的“韩”舆“苏”，与曾国藩一“气”字，实际就是王夫之的“以意为主”的注腳。
二曰脫俗
脱离低级趣味，是谓脱俗。宋儒周敦颐说：“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就未能免俗，有点“小家气”，有点“市侩气”，人讥为“匠派”，不可以语上矣。陈放翁说得更明白：“汝果欲学诗，功夫在持外。”宋儒的理论通过书院这条渠道，影响及清。当时官方的科举考试，甚至公开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口号。这里，也擧两个代表人物谈谈。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字子贞，号猿叟，湖南道县人。论诗推重宋代的苏轼、黄庭坚，他在“使黔草自序”中说：“诗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文求之也，先摹为人而已矣。”他又说：“学者用力之要，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前哲戒俗之言多泛，莫善于涪翁（黄庭坚）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旨。”他在“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此语将三百篇根底说明，将千古做诗人用心之法道尽。凡刻薄、吝啬两种人，必不会做诗。”他这里，反复阐明的就是：“何猿叟待后辈极严，尤恶吃烟。”即此小节，可概其余。
先学如何做人，第二步，再移其所以为人者见诸语言文字。而这，也并非易事。何绍基说：“心声心画，无可矫伪，然非刻苦用一番精力，虽人已成就，不见得全能搬移到纸上，所以古来名人不是都会诗文字画。”（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这讲的就是要刻苦力学，并精于勤。
可见何绍基的文学主张，是先道后文，先学做人，后学做文，重道而不轻文。才能脱离低级趣味，才能不俗。
曾国藩也是教人在“做人”二字上下功夫。
同治六年与李眉生书有云：“诗中有一种闲适之境，专从胸襟下工夫，读之但觉天机与百物相弄悦，天宇奇宽，日月奇闲，如陶渊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陆放翁之七绝，往往得闲中之真乐，白香山之闲适古调，东坡过岭后之五古，亦能将胸中坦荡之怀，曲曲传出。”
又，同治六年三月家训云：“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闲适之趣，诗则韦、盂、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易其乐也。”这里所揭示的“坦荡之怀”、“高淡襟怀”，正是为学做人追求的脱俗境界，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也。”可与其论文语：“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相互发明。
近人张舜徽先生尝言：清末湖南二才子，汉寿易顺鼎，湘乡曾广钧，其家世门第，人尽知之，幼而早慧，王闿运名易为“神童”，名曾为“仙童”。后易放浪形骸，喜作“漫汗游”，自号“哭庵”，王闿运亦贻书戒之；曾履丰席厚，不自谨饬，王闿运亦贻书规之，谓贵人镇俗，宜以瞿、张为法，戒其与浪子游。所谓瞿、张，乃指瞿鸿礼与张百熙（均长沙），虽少年早达，而持躬端肃，有名于时，故王氏取以勉之。（以上见湖南“文史拾遗”第三期）湘潭杨钧为王闿运弟子，其言曰：“诗人贵识。苟欲自立，仍在读书，识出人群，文自惊众，仅为词客，亦复无聊。”可见湖湘前辈，当年是非常注重做人，注重脱俗的。
三曰爱国
清初国内民族矛盾突出，表现在诗歌上，爱国反清的作品不少。鸦片战争以后，统治者又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反映在诗歌上，反帝爱国的旗帜是很鲜明的，而湖南尤开风气之先，清、侍读学士潘祖荫在奏折里写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维新运动期间，皮锡瑞称：“近日湖南风气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先贤之善变也”。梁启超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士言西学者所自出焉。……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清嘉道间，京师士大夫称魏源、陈筠心（郴县）、汤海秋（益阳）、左宗植（湘阴）为湖南四杰。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一七九四——一八五七）。“生平治经论史，稽要钩玄，独具卓见，文笔尤雄恣精奥如先秦诸子。嘉道以来，楚南论古文诗（词），当以之为大宗。”（湘雅摭残卷二）其作品“雄浑似杜陵，奧衍似昌黎，傲兀似山谷，奇险似东坡，集古贤之长而自成一家言。”（同书）他在鸦片战争前后所写的数十首律诗如“寰海”、“秦中杂感”、“秋兴”等，和模仿白居易新乐府所写的“江南吟”、“都中吟”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昏聩，同情人民疾苦，歌颂林则徐等将领和广大群众的抗英斗争，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魏源生平好游览，自称“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因此在他的诗集中，山水诗占有很大的比重，他说：“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然其山水诗，雄奇壮丽，描摹尽致，与其政治诗一样，雄潭遒劲，寄寓了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不愧为时代的强音。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浏阳人，小时，学过桐城派散文，“刻意规之数年”。后爱魏晋文章，他的文章能于严谨中趋向骈偶，气势雄阔，简洁不芜，又曾以口语化语言编写“南学会讲义”，对于促进散文的通俗化作过一定贡献。其诗歌，内容充实，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多抒写救国救民的抱负，富有爱国精神，风格恢阔，独树一帜。他吟道：“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吐出了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豪气。他在：“六盘山转饷谣”中写道：“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当时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体现了诗人关心民生疾苦的深厚感情。
时人语曰：“唐才常下笔千言，谭嗣同开口痛哭。”与之同时的自立会名士：唐才常（浏阳）何铁笛（常德）蔡锺浩（常德）皆秉爱国救亡之诚，高吟慷慨，满腔热血，沁人心脾，诗品雅洁，犹其余事。
释敬安（一八五一——一九二一）字寄禅，别号八指头陀，俗名黄读山，湘潭人。他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诗僧。“洞庭波送一僧来”是他的名句，“我虽学佛不忘世”是他的自白。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曾说：“敬安虽身在佛门，而心萦家国，不惟梵界之奇人，亦文坛之杰士矣。”他的诗，在湘贤中为别派，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谓其“清微淡远，颇近右丞。唯喜运用佛典，微堕理障。”清末民初为方外诗人之魁，目中无贾浪仙也。以白梅诗著名，当时有“白梅和尚”、“红梅布政”之称（见其“答夏公子自序”）红梅布政指樊增祥。数十年来，湖海名流，节牙豪帅无不相与过从，曾与王闿运、郭嵩焘，结碧湖诗社于长沙开福寺。“其诗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后，所交多海内闻人，诗格跌宕，不主故常，骎骎乎有与邓（白香）王（湘绮）犄角之意。”（叶德辉：八指头陀诗集序）其所作“和张子虞”、“感时”、“题魏春阶司马看剑图”、“寄遁叟”、“梅花横谒史阁部墓”字裹行间，充满了爱国反帝的思想感情，格调清新而又深沈悲壮，情真语挚，感人至深。“梵洞庭”则于清淡幽秀中，抒发了对祖国河山的深沈热爱，寄托了对光明的追求。
此外，如杨度，王闿运的门生，博学多才，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认为：“哲子，诗功亦深，惟气体稍嫌平滞”。曾作“湖南少年歌”曰：“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为三湘七泽男儿鼓气，爱国之情，溢乎言表。
又如黄克强，诗词豪壮，卓然成家。其“咏鹰”、“三十九岁初度”、“祝湖北国民日报”“太平洋舟中”，及蝶恋花词等，均脍炙人口，凛然浩气，彪炳千秋，如唐佛尘，其“感怀”、“道安藤阳洲之燕京”、“次深山独啸荒井昌顿韻”诸什，悲歌激越，扣人心弦，禹之谟诗：“匣中三尺水，■起作龙鸣，有鬼哀风雨，何入托死生。只今无季子，在昔见荆卿，清夜飞腾志，时时为尔萌。”（题古剑）。宁调元诗：“不惜头颅利天下，誓捐顶踵拟微尘”。“剩有万金双剑在，未应三户并时亡。”（丙午冬日出亡作于洞庭舟次）。蔡松坡诗：“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奸险最难平。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绝壁荒山九月寒，风尖如刃月如丸，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军次龙丘）均雄潭磊落，肝胆照人，忠义之气，千载下不能掩也，至于蹈海烈士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人所共知，炽热的爱国之情，深深地感染著全国广大人民，鼓舞著千千万万志士，走上革命的道路，就不费芜词了。
四曰经世
丁力在“清诗选”序言中说：“清诗和历代的传统诗词比较，有很大的发展，有不少优秀诗人把现实主义深化了，它不仅是时代的镜子，更是时代的风雨表。”这黠，湖湘诗坛，更为突出。
清代衡阳王夫之论诗，以“兴、观、群、怨”为宗，而着重一个“群”字；强调的也是诗歌的社会功能。这与王夫之的哲学观：“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意。”强调笃实是一致的。
王有“姜齐诗文集”“姜齐诗话”遗世。他在“病”中写道：“炉火微红壁影摇，窗明残雪远山椒，人间今夜寒宵永，故国残山老病消。玉历有年成朽蠢，青编无字纪渔樵，闲愁四海难栖泊，药铫松声滴暗潮”。行人亡国之恨，孤臣离黍之思，字字读来，皆为血泪。又如《落花诗》（共九十九首，录一）：“生不辜春死亦香，飞蓬坠箨漫轻狂。笑人云袂仍泥渣，奈此瑶肌夹雨凉，越馆无心随上甃，仙丹有约屡依樯。江于鹤瘗千秋伴，共怨人间甲子忙”。叶恭绰说他的词，“体兼骚辨”，吴则虞说他的词，“起词坛三百年之衰。”如《满江红•新月》云：“远碧无涯，但约略清光莹澈。凝望处，谁匀松玉，斜分云叶。幽魄可怜涼似水，一丝浅漾冰纹缬。问青天，何事送新愁，从谁说，栖不稳，惊禽咽；风不定，波光迭。南枝高处，素痕明灭，认得遥山青不了，半峰微露峨眉雪。便迢迢飞梦入云霄，还孤怯。”芳悱缠绵，隐微曲折，寄托故国之思，身世之感。朱孝臧称之为“字字楚骚心”（《疆村语对》）。此外，如“感遇”（一一首）、“凝阮步兵咏怀”、“广哀诗”、“咏史”、“怀入山来所栖优林谷”、“雁字诗”，类皆感怀知遇，慨叹平生，即物达情，寄托深远，借古抒怀，讽喻当世。
昔长沙罗庶丹先生论及晚清学术，最推服皮锡瑞，谓皮非近世浅薄之高树名义以哗众者可比也，皮锡瑞之言曰：“无论何种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走的也是“笃实”的路子。
皮锡瑞（一八五○——一九○八）长沙人，字鹿门，一字农云，学者称师伏先生，《湘雅摭残》云：“自来华士不明经术，朴学暗于文词，专长已难，兼善尤鲜。观于鹿门，然后知文儒之有真也。（卷十三）近人张舜徽先生在《清末湘学数则》中云：“《湘报类篡》以乙集讲义类为精，几乎篇篇可诵。而皮锡瑞在讲义中，提倡学者做学问，要经世致用。“人皆疑宋儒迂阔，此大不然。朱子历官皆有声绩，提举浙东，孝宗谓其政事可观。其居乡行社会法，正值青苗法之后，朱变通其法，不以为疑。后又奏请通行，至今独沿其制，此皆非迂儒所能办到。”皮所为诗，积健为雄，有神妙之契，而无规仿之跡。《春草》云：“湖南万里绿葱葱，野火烧残又暖风。志士血埋长憾碧，美人心化可怜红。黄昏青冢悲飘泊，故国芜城感始终。何似蓬蒿三径宅，翠云吹堕夕阳东。”《望君山》云：“千军北去惊烽火，独客南来厌鼓颦，卻叩重华间时事，可能横海取鲸鲵？”因时感事，寄寓甚深，其词亦雄奇豪迈，一往无前，得苏辛之旨。如《江上鼓角•调寄金缕曲》，下阕云：“少年思破乘风浪，骋纵横，扬舲溟渤，挂帆江上，被酒狂言休洗耳，亦解谈兵论将。更学得、谈天豪放。九万天池南北极，信荒唐漆史非虚妄，都付与，小海唱。”信乎，秉其经世致用之主张，文章为时而著，歌诗为事而作也。
张舜徽先生说：“当干嘉朴学极盛时，湖湘学者之风气，与江浙异趣，大抵以羲理植其基，而重经世济民之学。嘉道间，若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皆其选也。魏源稍后起，亦以致用自期，感时忧事，思有以转移一世之士”。
魏源和龚自珍齐名，雨人的思想也很相近，他们都研究今文派经学，主张做学问要能夠经世致用，反对脱离实际，反对醉心训诂考据的讲学，其持文发扬纵肆，字面纸上皆轩昂，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听松庐诗话》以为：“魏默深、龚定庵皆奇才，然使之得位持权，其刚愎自用，亦宋代之王安石也。”可见魏源有主见，有个性，是个务实派，做学问专在经世济民一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魏源之为近代今文学家，在微言大义的治学精神上并概括不了他的价值，而他的经世致用的具体政见，则的确反映了时代的一个侧面。”
魏源的持，如《秦中杂感》云；“宅京陇首俯山东，军食经营自昔同。漕运汴渠通渭上；府兵天下半关中。白渠畚锸千犁雨，青海葡萄万马风。谁使富强归霸佐，萧何讵让叔孙通。”“关西出将胜关东，赵岳张王世典戎。草木尽含边色壮，诗书犹带夏声雄。云生太华从笼气，冰合黄河劲骑风。要铲六朝金粉习，莫将江左易淆潼。”（六首录二）《湘雅摭残》评价他的诗说：“所录诸体，雄潭似杜陵，奥衍似昌黎，傲兀似山谷，奇险似东坡，集古贤之长而自成一家言。至《秦中杂咏》，古今上下，议论纵横，尤具有史笔，不当以一寻常思古感怀之作读之。”
谈到经世致用，又得提到曾国藩。
薛福成说：“桐城派流衍盖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国藩出而振之……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寄龛文存序》）。他写文章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但他更强调“经济”二字，他提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赅乎其中矣。”这里的“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他的幕府宾僚共八十三人，除十数人不以文学见称外，其余皆当代知名的文士，著名的如郭嵩焘（湘阴）、李元度（平江）、莫友芝、吴汝纶、黎庶昌、张裕剑、薛福成等，类皆以经济相标榜。对转移湖湘学界的风气，起过很大的作用。
五曰求工
清代湖湘诗人，大都鄙粗取精，刻意求工。因为布帛菽粟，终逊琼瑶，老生常谈，嚼蜡难闻。惟其求工，所以学习古人；聪明如袁子才，都讲为“不学古人，法无一可。”大抵为学做人，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不得已，于是，清人学汉魏六朝，学盛唐。“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这点，清人是得了前人的薪传的。
钱仲联先生说：“初期清诗，流派众多：有提倡汉魏六朝和盛唐的湖湘派，其代表诗人为王闿远（湘潭）邓铺纶（武冈）；有提倡南北宋的宋诗派，较先有郑珍、莫友芝、何绍基（道县）江湜；稍后有“同光体”诗人……；有兼采唐宋的一派，代表为张之洞，其门下有樊增祥、易顺鼎（汉寿）有宗尚李商隐的西昆派，其代表有李希圣，（湘乡）曾广钧（湘乡）。……当然他们都主张学古，但学古又主张不摹古。即使最保守的湖湘派，高心夔（湖口）也蹊径独辟，王闿远也写过《园明园词》邓铺纶写过《鸿雁篇》等现实性很强的名篇。各派中影响最大，受同时及近人痛罵最厉害的是“同光体”，几乎成为反动内容与复古形式合一的代称。其实，同光体中各派，艺术上都有创新，绝不同于明七子的模仿盛唐。即以思想内容论，也不完全都是些无聊消闲的东西。”（《清诗三百首》前言）
王闿远（一八五○——一九○八），字壬秋，号湘绮，湘潭人。其诗根抵六朝，归宿初唐。目的是为了求工。他曾说：“写诗当使字句平易顺适，方可成律，未有虚实不分明，字句不稳妥而能成诗人者。”生平自谓：“把臂漆园，通情孔周，写字之多，古今第一，”盖抄书满屋，口诵心惟，可见用力之勤。尝与龙皞臣（攸县）李篁仙（长沙）及邓弥之，邓绎昆弟（武冈）等结社于长沙，称“湘中五子”。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云：“湘绮老人，近代诗坛老宿，举世所推是湖湘派领袖也……其诗致力于汉魏八代至深，初唐以后，若不甚措意者，学赡才高，一时无偶。门生遍湘蜀，而传其诗者甚寡，迄同光体兴，风斯微矣。”盖湘绮抗心希古，原不同于同光体之摹古。钱仲联先生以为：“王闿远为近代湖湘派魁首，标榜八代，一意摹拟，为世诟病久矣。然七古《圆明园词》，实为长庆名体，五律学杜陵，亦不仅貌似，七律学玉溪生亦可爱，不能一笔抹倒也。”（《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这种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其实，湘绮老人取法古人，提高诗艺，即使摹古，卻不泥古，推陈而能出新。金成生《近世文人吟评》谓：“文远天开湘绮楼，醒秋一序足千秋；谁 逼似古人甚，翻较古人在上头。”（见《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逼似”以后，卻能超越古人，这正是王闿运的可贵之处。饯基博说：“王闿运之人之学，老辈颇多绳弹，然有其独到，以成湘学。益吾先生（王先谦）博涉多道，不啻过之，而无独到。”（《近代湖南文风》）可见他学古人，自己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以自名家，以开风气，并非拾人唾余。李肖聃跋湘绮楼遗书有云：“湘绮文笔严清，华实并茂，足使文儒俯首，宿学倾心，湘中称名士无双，海内号胜流第一。”可谓推崇备至。
湘绮楼诗，除《圆明园词》现实性很强以外，《拟焦仲卿妻诗》、《答赠尹杏晨》、《秋兴》、《春怀》及《独行谣》诸作，鸿篇巨制，传诵艺林，戛玉敲金，时有新意。五律如《送钱御史师使回》云：“哀痛求贤诏，疏通御史台。倘逢前席问，谁称贾生才？”“荆豫连兵戍，轺车感路难，饥鸿扶道泣，应为罢传餐。”“太史观风俗，邦人望治平。羞将旧词赋，归报汉公卿。”“为客愁看剑，优时愧有身。……敢恨无知己，叨逢献纳臣。”（以上均摘句）宏词丽采，不掩优时感事之忱，谁谓“疑古稍嫌多气力”哉？
杨庶堪论诗绝句百首（自注）云：“湘绮诗唯《独行谣》为古人所无，然不得自注本，则多不识所指。”古人所无，今人所有，则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都有所创新，唯其贴近生活，不得自注本，当然不议所指。查湘绮《独行谣》自序云：“诗曰聊以行国，又曰“我歌且谣”。盖明于得失之跡，达于事变，怀其旧俗，国史之志也，故综述前贤，详论大政，俟后世贤人君子。”彭伯通笺注说：“综述时贤，详纪大政，太平天国始末亦在其中。事甚具体，鲜见其他记载，故无自注，人多不识所指。”（《详范白先生论诗绝句百首笺》），姑不论其对太平天国持何种观点评述，就其明得失、达事变、反映现实则独开生面也。
王闿运是“复古主义”吗？他何尝这样。王闿运“论文”云：“文有时代而无家数，今所以不及古者，习俗使之然也。韩退之遂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如是仅得为拟古所有，则失其故步，而反不如时手驾轻就熟也。”“诗则有家数，易模拟，其难亦在于变化。”看来，学古而不复古，才是王之本意。其教人作文之法：“先取今事与古事类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与古事远者，比而附之；终取今事为古所绝无者，改而文之，如是非十余年之专攻，不能到也。人病在好名欲速，偷懒姑息。”（见晚清文选P二五四）从“比而作之”到“比而附之”，最后，“改而文之”，才是终极目的。总之，学古而不复古。近世有以“复古主义诗人一名王闿运者，盖亦冤矣。
邓■纶（一八五○——一九○八）字弥之，武冈人，有《白香亭诗集》，三卷，写诗刻意求工，有时终日不能成句，夜以小灯笔砚置床前，有所得即书之。明晨录稿，则模糊不可辨。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卷二）云：邓弥之幼有神慧，而思力沉苦，每吟一句，必绕室百转。诗学杜甫，体出谢、颜。至其《东道难》《鸿雁篇》古人无此制也。”在这里，“沉苦”道出惨淡经营之用心。“绕室百转”道出其呕心沥血之状态，然欲求工，又不得不向古人讨教，所以“诗学杜甫，体出谢颜”。学之有成，结果是超越古人，“古人无此制也”。以下的诗辞评论可以互相印证。如陈衍《近代持抄•石遗室诗说》：“弥之诗全学选体，多拟古之作。湘潭王壬秋以为一时罕有其匹，盖与之笙磬同音也。”狄葆贤《平等阁诗话》卷二：“武岗邓弥之先生……少与湘潭王壬秋同学，时王犹单寒未知名，邓一见器之，供给资斧，且订交。又友九江高伯足，三人皆当时卓然特立士，后俱以文章名天下。至今东南言文学者有余慕焉……（邓）写景得谢之秀，述事得陶之醇。”又其弟邓绎《白香亭和陶诗序》云：“吾兄少年豪洒，其诗磊岢雄杰，得陶之肆。中岁以后，闭关弦诵，不问当世事，杯斝罕御，其持斧落华藻，得陶之醇。”然则弥之得陶之醇，也是开户苦读得来。至于模拟古人，是否应该？《近代诗评云》：“邓弥之如上阳宫女，独学古装。”然而，钱仲联先生评论说：“弥之诗无首不工，写景更妙。《早发新市人支江二十里作》，写晓色惝怳之象，笔底疑有化工。《湘江晚行作》，笔意乃似老杜暮年湖南诸短古。《入左蠡登龙头山》，秀骨清发，神似六朝。律髓如《听雨轩坐秋》，矜炼之极，乃造平淡，无复斧凿余痕矣。”“弥之抒情之作亦极胜，盖大家未有不深于情者。世以摹拟为弥之病，亦曾一读《白香亭诗》乎？如《述哀诗》，哀感动人，虽素以白描擅长之巢经巢，岂能过此。《北上别弟绎诗》，深郁沉挚处，在陈思、拾遗间。”可见学汉魏六朝，学盛唐，并不是湖湘诗人的弊病。
张舜徽先生说：“近人章炳麟论及清末之能文者，辄谓曾国藩能尽俗，王闿运能尽雅，信不诬也。”
曾国藩主张宗法方姚，而不规规于桐城矩镬。他论文，提出文章的戒律：他说：“大抵剽窃前言，句摹字似，是为戒律之首。”反对剽窃，反对摹拟，故能推陈出新。他论诗，曾为划省三序《大潛山房诗抄》说：“山谷学杜公，七律专以单行之气运于偶句之中。东坡学太白，则以长古之气运于律句之中。樊川七律，亦有一种单行票姚之气。余谓小杜，苏黄皆豪士而有侠客之风者。省三所为七律，亦往往以单行之气，差于牧之为近，董得之天事者多。若能就斯途而益辟之，参以山谷之倔强，而去其生涩，虽不足以悦时目，然固诗中不可不历之境也。”又《酬九弟》诗，有“杜韩不作苏黄逝，今我说诗将付谁”之句，“盖干嘉以来，皆以学杜甫为面目，文正独以山谷倡，骚坛风气，即渐由唐入宋矣。”（语出《湘雅摭残》适在当时，本身就是开创新局，何况提倡学山谷而不拘泥出谷，强调去其生涩，更是创新之见。
曾国藩治学，绝不是照抄照转，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他在《圣哲画象记》中说：“余抄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可见他学古人，是个“独立思考”派，绝不“一边倒”。
抑有进者，王渔洋论诗，创“神韻”之说，张广雅易之以“神味”，曾国藩卻独创“机神”说。钱仲联说：“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见《梦苕庵诗话》P八六）曾国藩日记云：“余昔年抄古文，分气势、议度、情韻、趣味为四属。拟再抄古近体持，亦分为四属，而别增一机神之属，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醉爻辞，其所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醉之取象亦异矣。余尝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之类或故作佛语以类其辞。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黎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有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机神”一说，可谓前无古人，然与“求工”并不矛盾。须知人巧极才能天工错，径路绝才能风云通。“机”“神”是建筑在“求工”的基础上的。
曾国藩教人做学问，特别强调专精，他说：“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看来，他所掘之“井”，是“及”了“泉”的。创“机神”之说，就是明证。他虽曾为敌于太平天国，成为一代“反动的事功家”，然不以人废言，“机神”之说，千载以下，仍是可以取法的。何况，历史人物有其自身的时代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
以上谈的是湖湘前辈，为了求工，不得不学古，但不泥古，不复古，还能超越古人，有所创新。
总之，主意，脱俗，爱国，经世，求工，此五端，大概可以概括清代湖湘诗坛之创作观点与艺术实践，至于形式上有所突破，（如新府体，突破前人五七言之限制），诗词评论发达，诗话特多，不能备述。
传统诗词之以“湖湘”名派，实自有清一代始。我们向传统诗词学习，向“湖湘诗派”学习，学习些什么？继承些什么？读者可以采择了！
注：伏家芬为伏教授嘉谟之令姪，现任长沙碧湖诗社社长，擅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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