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余籍传先生，字剑秋（一八九四——一九五九），公元一八九四年农历九月十七日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大苦竹坳。
先祖父余公肇升，字子昭，于清末留学日本习教育，回国后有鉴于国弱民穷，百废待擧，而最根本者必须倡道教育，学习欧美科学技术以图自强。即倡议筹办长沙县师范学校，劝说先伯祖父余公肇康（尧衢）等慷慨捐输，亲自监督施工，谋划运筹，条理井然，一年竣工，为培养桑梓师资奠定有利基础。又为提倡本乡青年学习文化，在东乡大苦竹坳私舍办“余氏义学”，聘名师任教，凡族中子弟及附近青少年均可免费读书，造成良好风气。
先父在青年时代即负笈上海中国公学，以优异成绩与先叔楠秋同时考取庚子赔款留学名额，但限于兄弟只能选送一人的规定，谦让幼弟先去。一九一七年夏，始由大伯范传设法筹凑旅费去美，在伊利诺大学专攻土木工程。为缴纳学费，重至开荒垦地，轻及餐馆服务，虽双手布满血泡厚茧，犹寒暑不辍。以此勤工俭学方式维持学业与生活达四年之久，于一九二一年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回国。
当时湖南境内灾祸频仍，人民生活穷困，国际救济组织利用庚子赔款以“华洋义赈会”名义擧办以工代赈，修建湘潭至宝庆（今邵阳）公路，并派一英籍工程师来湘督修。先父因系专攻土木工程，又谙英语受聘任华籍总工程师，受命以还，自实地勘测路线直至全线竣工，始终亲临监督，风雨无阻，日夜匪懈。该线工程极为艰巨，而完成质量臻于上乘，博得专家与民众一致好评，亦为今后兴修全国公路树立了良好的规范，而先父本人也因此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实际经验，更坚定了对工作的信心。
一九二四年潭宝路竣工后，受聘在上海复旦大学与南洋路矿学校任土木工程学教授达三年之久，言传身教，诲人不倦。门生中颇多有识之士愿追随先父在以后公路工程和建设事业中共同合作，贡献毕生精力。如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江浙籍的郑经鉴、王澄功等，即甘愿放弃舒适环境，远道来湘参加湖南公路建设。
一九二七年唐生智独据湘南，为方便军运，决定兴建一条贯通耒阳、永兴、郴县、宜章四县的公路，慕名从上海延聘先父回湘担任总工程师。该线乃湘南第一条公路，而湘南地区重峦叠嶂，猛兽出没，工程之艰巨险阻，可以想见。先父亲率员工登山涉水，披荊斩棘，勘测选定最经济而又完美的路线施工，终能在两年内圆满完成任务，使湘南各县交通运输大为改善。先父每次督修公路时，除严格要求质量与速度外，同时注意绿化工作，鼓励在公路两旁广植油桐及常青树木，既保护了路基，又增加了沿线人民副业收入。而道路完成之日，养护单位亦随之建立。逐段保养，责有专司。故凡乘车驰入湖南境内公路者，莫不显著感到行车特别平稳舒适，而沿途绿树成荫，更令人心旷神怡，无形中即减轻了旅途疲劳，成认为这是湖南公路之一大特色。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先父先后担任长沙市政筹备处处长，同时兼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后去武昌任湖北省建设厅科长，续调任浙江省公路工程处处长、全国建设委员会技正与南京市工务局局长等职。在长沙市政筹备处处长任内，为全市拟订初步设计规划，并著手进行重点建设，如修建中山堂，以纪念一代开国伟人。利用深夜行人稀少时勘测中山马路，勘定国货陈列馆馆址等。在湖北省建设厅科长任内，大力改善公路建设，并为武昌与汉口间之水上交通首辟轮渡，使两岸交通节约不少人力物力。在浙江省公路工程处长任内，为该省公路计划、勘测与兴修作出甚大贡献。特别是在南京市工务局长任内，兴办自来水工程，便当时南京民众第一次喝到不用肩挑手提的清洁用水，莫不额手称庆。以上所列，皆为较突出者，至一般平常建设，不胜检举。
先父三度离湘去湖北、浙江、南京等地工作，均并非与当时地方政府任何执政官员有何人际关系，而仅是因其本人工作踏实，效果显著而得到上级长官赏识予以延揽敦聘。如当时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是位留英的有名实干家，他到湖南观光时，亲身体会到湖南公路平坦宽广、路基牢实、路树绵延，尤以养护制度良好而彻底，确属全国之冠，即设法倩商延请先父去湖北省建设厅任科长，专管全省公路交通事业。后来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亦在同样情形下，慕名请先父担任浙江省公路工程处处长。不久石瑛调升南京市市长，他又邀先父任南京市工务局长，当时南京系首都所在，因政治地位特殊，一切得天独厚，故在南京所修市区公路，其质量之佳、速度之快、绿化之美，在全国确无与伦比，极得当时中央与全市民众的好评。
由于先父在各地工作成绩显著良好，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二月被简任为湖南省建设厅厅长（在此以前，即已担任省府委员）。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虽历经何键、张治中薛岳三位省政府主席，而先父始终以治身严谨，政绩卓著，连掌建设厅主官长达十一年之久，在当时人事更迭频繁、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国政坛，确属罕见。
当时省府建制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而建设厅所辖职责范围极为广泛，全省国计民生几无所不包，而湖南地处中南要冲，抗日战争时期，更成为后方军事重地，薛岳初任主席时，就表面所见，对建设厅即有“尾大不掉”之评。先父在任满十年时，曾于一九四三年二月编撰：“湘建十年”一册，以纪其实。在书中“前提”中称，籍传于廿二年春奉中央简任，承乏湘建设厅厅长，于茲十年，就任之初，默察原有建设情形及当前需要，以为湘省建设应采取下列方针，其一、完成公路建设……其二、发行建设公债……其三、开发工矿资源……其四、发展农林水利合作……。以上各项纲要自廿二年（一九三三年）至廿五年（一九三六年）均经分别拟具计划提请省政府核定按序实施。廿六年（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湘省一切建设均应随环境需要与军事配合，至是而后，乃秉承中央及省政府重新厘定战时建设计画，一一见诸实施……。截至现在，有三、四二五公里之公路（因抗战破坏者一、一三七公里），二、八七五公里之驿运，二、三九○公里之长途电话，五二、五九六市里之乡村电话，及最近完成一、七二七华里之防空电话，设立九二所之无线电台，增设卅六个单位之省营农工矿业机构（连前共五四个单位），完成约六十万个塘坝，组织一万七千多个合作社，贷放八千余万元之合作贷款。他如增产粮食、垦荒造林、广植棉桐各项，其进度均有数字可稽……。”
一九四五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联合国成立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对受日军惨重蹂躏的东南亚各国普遍展开善后救济工作，各国亦相应成立善后救济总署互相配合工作。我国当时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由外交家蒋廷黻担任署长。蒋系湖南邵阳人，深知先父在故乡政绩卓著，仁民爱物、更以清廉有声，因之在成立之初，即特聘先父担任湖南分署署长，派专机从芷江迎先父去重庆受命。随后先父又擧荐本省知名人士张以藩、陈崇鑑任副署长，共襄大事。
战后，湖南到处废墟残垣，哀鸿遍野。善救分署自成立之日起，即在长沙西区成立机构，下设赈务、储运、卫生、财务、总务等组。及工业、农业、审计、秘书等室，积极展开具体工作，如在大县区邵阳、衡阳、岳阳、湘潭设善救办事处，在小县镇设善救分站，普遍进行难民调查工作，广设难民收容所，施粥布衣，对有病者治病施药。凡流亡来湘难民愿回故土者，一律资助旅费，解决交通工具，送回原籍。同时兴办中小工厂，对部份难民教以技术，征集少壮，修复省内被破坏铁、公路、桥梁，以工代赈，使能逐步自力更生。
当时农业室由粟显卓负责，工业室由陈崇鑑兼任。两室会同修复被日寇破坏的滨湖堤防及各地水利工程，以利农民复耕。其中较大者如修复原建设厅开发的“安仁永乐渠”，据悉该渠至今尚保留有当时镌刻的先父及陈崇鑑署名的石碑。
分署又成立“汽车修理所”，负责维修行总分配我省救济物资需用的近千辆卡车及少量吉普车，水上交通则有登陆艇。迨一九四八年二月善救分署结束时，先父即将以上车辆全数拨交地方使用，以改善我省公路交通。至所设厂、所，亦全部移转地方继续办理。
卫生组系由有名专家李启盘、萧元定、彭继甫负责。当时长沙各大医院如湘雅、仁术、仁济等均已房屋被毁、器械无存。先父立即据实拨款修复房屋，分配大量医药、器材、病床等，而对各县之医院亦一视同仁，给与实物救济，使全省民众健康得到保障，对儿童保育尤为重视，如拨助物资给战时成立的各儿童保育院和县镇中小学校，均较优厚，使儿童得以继续受托或入学。
先父在湖南善救分署工作期间，始终怀抱悲天悯人的同情心，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听取民众意见，作为业务改进之参考。并按各绵受灾难轻重合理调配救济物资。同时与美方的联合国福利事业专家们密切合作，共同研究有效措施。当时全署上下员工多达二千余人，灾区广濶，灾民无数，在先父合理而科学化的组织下，充分发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作用，终能在短短不足三年之内，使受灾惨重的湖南，得以逐渐恢复。
先父膺选为第一屆国民大会代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因受政局影响，偕先母及弟妹各一迁居澳门，当时私人生活相当艰苦，一家四口挤住一间不足三十平方尺之平房，以木板间隔为三斗室，伙食更是清淡，但先父处之泰然，却邀集流亡人士及当地名流学者，共同创办“华南大学”，经公推担任副校长。成立时更慷慨捐输历年俸入积蓄，虽笔路褴褛，卒底于成。吸收许多失学青年入学，使彼等不致流浪街头，蹉跎岁月，博得所有家长与澳门当局的赞扬称许。
一九五二年先父母偕弟妹由澳赴台，在台期间仍以国大代表身份参加有关会议外，仅任闲职，与同为甲午年出生之代表丘念台、臧启芳、高惜冰、洪陆东、林竞、蒋鼎文、邹作华等共组“甲午同庚会”，该会纯私人联谊性质，不含任何政治色彩，定期聚会，且欢迎眷属参加，目的无他，增加生活情趣而已。又参加留美同学组织之“仁社”各项活动，亦无非调剂生活也。
综观以上所述，可见先父一生对重视事业方面，颇具典范作用；另一方面，他志在树立家风方面，亦有其特色。
一、重视教育：先父及伯叔辈秉承先祖肇升公遗训，均极注意培育后代。自三十年代起，即共同商订设立“余氏家庭教育储金制度”，兄弟子姪凡有收入者，按月抽百分之二十集中储蓄，由家人组成之专案小组负责管理，专供子姪辈有志深造者作留学外国之用，所贷之款责成被培养者学成归国就业后，以月入百分之四十无息偿还，至偿清为止。我兄弟辈以此方式得以留学英、美者达四人之多。惜后因局势动荡、币值大贬，使此一良好制度，无疾而终，诚令人惋惜。至对读中小学后辈督课亦严，平时考核成绩，假期延师补习，不分男女，一视同仁，使均能受到高等教育。
一九三四年在先祖母七十寿辰时，先父昆仲以所得全部礼仪，加上共同献款，在湖南大学与上海复旦大学各设置“余彭春煦老人奖学金”，以鼓励两校品学兼优、而又家境清寒的青年学子，又以一部捐助长沙、天津的中小学，以充实教学设备。
二、尊老爱幼：肇升公因积劳成疾，享寿仅五十，先父昆仲共同奉养萱堂，每月除生活费外，另各有甘旨之奉。以后孙辈长成自立，亦争相效法。每晚饭后，不论大小必围集老人身边，谈笑承欢。各妯娌轮流值月理家，帐目按月公布，使老人晚景欢娛，寿至七十九岁。先父性倚溫和，诚恳待人，对子姪部属，从不疾言厉色。子姪辈亦喜与交心长谈，故先父公余之暇，书房内常座无虛席，笑语相闻。既可祛除工作疲劳，又互通上下信息，閤家充满一片雍穆和谐气氛。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先父以脑溢血症逝于台北市台大医院，享年六十五岁。先母王慧怡于次年相继病逝于台北市台湾疗养院，享年六十七岁。先父母于一九一○年结婚，五十年来甘苦与共，感情弥笃。先母生活朴素，勤俭持家，躬自操劳，言传身教。育子二人，女三人，分别从事财政、教育、医学、商业等工作。有孙一、孙女一、外孙七、外孙女一，分布海内外。
（注）本文系余籍传先生留居大陆一子二女景伊、泽芳、曼英三人共同蒐集资料合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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