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清代四大中兴名臣之一，左公平定天山南北路，不让“碧眼儿射西域班雕”，遂使新疆省依旧为我中华民国的神圣版图，国人只要谈及左公，必定联想到新疆。除非是史学家，大概很少人知道，左公对海军相当重视，而且是中国近代海军创建时辛勤策划者之一。

左公自称读破万卷书，凡自唐宋以来，官方及私人记述的史书，只要是有关“海国故事”者，皆一一细读，深知海军对国防及贸易上的重要性，尤其是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洋人的“火轮兵船”纵横雄视海上，清廷根本无招架之方，不得不屈膝订南京条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沉痛的序幕，左公因此更加省悟出中国不可没有近代的海军。

左公曾经在杭州招募巧匠，仿造了一艘小火轮，放进西湖试航，并邀请法将德克碑及税务司日意格参观，这两位洋朋友以后成为左公主持船政的重要顾问，当时赞扬道：“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方臻捷便。”并取出法国造船图册请左公过目，且自告奋勇为左公监造“火轮兵船”。左公欣然垂允，可惜不久，太平天国攻陷漳州，左公只好暂时放下中国近代海军的建造计划，督军入闽。嗣后，德克碑回欧，自法国寄来“船厂图册”，并细列如何觅购轮机、招延洋人技师等计划，由日意格携至漳州行营，面呈左公，左公在督战之际还屡次聆听日意格讲解造船技艺，左公自称“渐得要领”。正想上奏清廷，建议自造“火轮兵船”，会英使威妥玛及税务司赫德向清廷建议：中国想自强，应“广求新于外洋，轮船器械以购雇为便。”

清廷对英人的建议有点疑虑，便密询左公意见，左公指出英人的阴谋有三：

①发逆既平，彼无所挟，恐启中国轻视之渐。

②结七已满，彼无所图，欲藉购雇轮船器械，因缘为利。

③西洋各国，外虽和好，内实险竞，共利则争，英人欲见好各国以固交，又知各国以新法售我，思先发，以笼其利。

以上三条是摘录左公的奏折，左公虽未留学泰西各国，但对当时国际现况分析得毫厘不爽，令人敬佩。左公彻底反对英人的建议，详细陈述自建海军的计划。

当时的清廷及国人丧失自信心并墨守成规，对推行新法是一大阻碍，因此左公在疏中大声疾呼：“近时、洋枪、开花炮之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

左公分析，若我无海军，则当时的中日情势如下：“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志而我骑驴，可乎？”

海军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东南沿海各省）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左公本意，海军在战时捍卫海疆，平时则可充货轮，故有此言。

若无海军，在国防上的重大缺陷：“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重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

当时清廷不敢轻议设局造船，是因为有下列困难：

①船厂择址之难。

②轮船机器购觅之难。

③外国师匠要约之难。

④筹集巨款之难。

⑤驾驶之难。

左公上疏，一一解决上述困难：

①造船厂设在马尾（福州外港）——左公疏中称：“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这是左公怀之已有三年的腹案，同治五年才正式提出，可见左公很早就潜心策划海军的建造问题。

②轮船机器之采购——左公采用渐进的方法：“先购进机器一具，巨细毕备，并雇西洋师匠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成一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化一为百，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由此可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观上，可知清廷财政之困难，老臣体国之苦心，末尾言及“民生日用”，左公关怀苍生之疾苦跃然纸上。

③外国师匠之要约——“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挑选内地匠作，随同学习，性慧有巧思者，无论官绅士庶一体入局讲习，拙者、惰者，随时更补。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今日中共学习欧美科技，即师左公之法。

④筹集巨款——万事无钱莫办，左公建议：“就闽而言；海关结款既完，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应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澧，均愿凑集目款，以观其成……”

以后，左公移督陕甘，兼任茶马使，长达十年之久，兼职薪俸照领不误，但却封存不动，总数达三十余万两白银，悉数移交给继任者，嘱留为西北建设之用，观此可知，所谓“均愿凑集巨款”，即马新贻、蒋益澧皆慷慨捐出薪俸，如同今日的台湾爱国基金，可谓不让古人专美于前。

⑤驾驶船之难——“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无论兵弁各色人等，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由虚衔洊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

左公并论及海军训练的必要：“大凡水师宜常川操练，俾服习风涛、深其阅历，然后可恃为常胜之军。海口各国兵船，每月操演两次，如临大敌……。”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七月、清廷招募洋匠，试造火轮船，同年九月，甘肃回乱急，清廷诏公速移督陕甘，为时左公正与德克碑及日意格商择马尾为厂址，并约订条章，勒令下，只得奏请沈葆桢出任船政。由此推断，六月革新长江水师及七月试造火轮船，当为左公主持，左公当时任闽浙总督。

左公在创建近代海军的奏折中，特别留意到日本（前已述及）：“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复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学，究其象数，为仿造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左公之言不幸在甲午之役（光绪二十——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四——九五年）成为事实。倘若左公一直主持船政，也许当年的黄海海战，战胜当属北洋舰队，而屈膝求和者应为伊藤博文矣！（转轻自“中央日报”第一五八期文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