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六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拜读中副姜公韬先生大作：“知人论世说传记——兼介两部明清名人传集”。觉得姜先生知识渊博，见解正确，令人钦佩；姜文最后一段有云：“清传成书迄今三十余年，近年来新史料的发现与探讨，已使该书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无可否认的，清传与明传仍是目前最有价值的两代名人的传集，这两种高水准的工具书，在外国的学人推动主持之下，竟得完成，固不免令国人感到羞愧，为今之计，笔者颇望有心人土把这两部书给翻译出来，以方便国内研究明清史的学者的参考……。”读后实有同感，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两传集的翻译问世，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至今姜作见报已过百日，仍不见有人响应，说来实在令人遗憾，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愿作尝试，但诚如姜先生所说：“二书卷轶浩繁，除非集体从事，不易毕功。”如译全部，实非笔者个人精力所能及，亦为时间所不许，所以笔者暂译清传中之一篇（郭嵩焘），一则响应姜先生在中副上的呼吁，一则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有心人土继起翻译，在众志成城的情况下，两传集如能由众人分别译出，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笔者才疏学浅，遗误之处，恐所难免，尚望高明不吝指正——译者。

郭嵩焘，字伯琛，又字筠仙，号玉池老人（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9）——郭嵩焘先生年谱载为：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或作雷仙、筠仙、仁山。以尝避乱居县东玉池山，因别署玉池山农，晚更号玉池老人，筑室曰养知书屋，学者又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为政治家、学者和外交家；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西元一八一八年四月十一日），卒于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西元一八九一年七月十八日）；青年时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在那里得识曾国藩（见曾国藩本传）与刘蓉（见骆秉章传），进而成为密友；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成进土，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土，但由于风木之悲而未立即出任官职。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太平军侵入湖南，清廷诏令在籍丁忧的曾国藩在其本地组织团练，曾国藩本拟辞不受命，但经郭嵩焘极力劝说，终于接受了是项职务（按此事关系日后大局极大）。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南昌被围，郭氏与湘勇赴援，解南昌之围，救出围城中之江忠源（见江忠源本传）。在南昌时，郭氏了解了太平军在水上的话动情形（按当时太平军据长江，控制水上交通，运兵运粮，往来自如，而官军无水师与之抗衡，致束手无策），便倡议在长江建造船舰，发展水师，此一计划后来即付诸实施（见彭玉麟传，按此计划关系日后双方军事成败甚巨）。郭氏亦为于货物上加收地方税发起人之一，如著名的厘金，是为了供应对抗太平军战争的财源而设的；厘金之税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由雷以诚（字鹤臬，道光三年进士）在扬州作实验性的实施，之后，便成为省库收入的重要来源，直到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三一）废除为止。

朝廷授郭嵩焘为编修，于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赴北京，翌年，命入值南书房。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被派往天津协助僧格林沁布置对英法联军的防务，但不久之后，又诏命前往山东（烟台）查办厘收事件。关于对外关系，郭嵩焘极力反对依赖武力，但当时许多高级官员都主张以敌对的态度对外；由于对此问题与其上司僧格林沁及别人意见相左，并且他觉察到关于改革山东税收的任何计划，都会遭到反对，于是在咸丰十年（一八六○年）他便辞卸职务，返回家乡，而他回家不过两月，天津即被英法联军攻陷，（一八六○），结果朝廷逃往热河，北京沦陷，圆明园被焚。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在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见李鸿章本传）推荐之下，郭嵩焘授为苏松粮储道，不久以后，又诏授两淮盐运使。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署理广东巡抚，在其任内，整顿厘务，消灭盗匪叛乱，改善与西方列强间的关系，并且协助左宗棠平定了汪海洋所率领的一支太平军（见洪仁玕传）；虽然如此，但由于某些原因，到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他仍被免职，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被召到北京，翌年，授为福建按察使。光绪元年正月十六日（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英国翻译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云南被杀（见岑毓英传），此一意外事件引起英国的严重交涉，中国应付困难，由于大多数的中国高级官员持好战的态度，而郭而上奏折给朝廷，主张将云南巡抚岑毓英交部议处，（按其目的为息英人之怒，塞英人之口，使之无法要挟，以减少中国之损失。）所以该奏折遭到猛烈地批评，而郭氏被一些官吏指责卖国媚外。

由于马嘉理事件而开的芝罘（按即烟台）会议（订烟台条约，见李鸿章传），规定中国必须派遣使节到伦郭谢罪，而当时一些重要的中国官员，早已劝告政府在国外设立使馆，于是清廷便乘机派遣郭氏出使英国，因此，他便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西方国家的公使（钦差大臣）；他和他的幕僚及其同事，后来被任为驻德公使（一八七七——七八）的刘锡鸿（字云生）于光绪二十十月十八日（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三日）自上海启程赴英。苏格兰人马格里（Samuel Halidy Macartney字清臣，一八三三——一九○六）亦充其僚属，马氏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即在中国服务，而在金陵机器制造局已有十年（一八六五——七五）之久，这次使命，马氏充作秘书，之后，改任伦敦中国使馆的顾问，一直到去世之前的几个月为止。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一八七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郭氏一行抵达伦敦，二十四日（二月六日）赴白金汉官呈递国书。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初，又命兼任驻法公使，随即迁居巴黎明，但同年秋天即奉命回国，诏令曾纪泽（见本传）继任其职务。郭氏的外交生涯中重要的事件并不多。从开始他即不愿接受是项任命，而且，他和他的同僚（副使）刘锡鸿相处不和。在洋务方面，他再三地催促政府提倡导入铁路、机器以及其他的西方利器，但他的忠告被那些顽固的政府官吏全力而强烈的怨恨，并且惹起谴责，因此他归国后，没有前去北京，他认为那里对他的生命有危险，所以他便称病迳回家乡；在长沙城南书院讲学一段时间，而以著作消磨其晚年，由于他筑室名“养知书屋”，也以“养知先生”知名。虽然他在退隐之中，仍时时关心国家安危，尤其是国家的对外关系。在利维底亚条约（The treaty of Livadia）（见崇厚传，按即崇厚与俄所订收回伊犁条约）和法国干涉安南诸问题（见李鸿章传）上，他都建言立说，贡献意见。他以在野政治家的身分鼓吹建筑铁路，建设电报局。他对政府当局在对外事务上的致命顽固态度，深感不安，正由于清廷那些顽固的政策，终于促成了郭氏死后九年——一九○○年义和拳之兴起。

郭嵩焘著有几部有关经典的著作，其中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年）初版。另有“湘阴图志”一部，是有关其本地的地理研究，三十四卷。他的从上海到伦郭的行程日记，定名为“使西纪程”，已收入“小方壶斋舆地充钞”中（一八九一，见徐继畬传）。他的集部著作，“养知书屋全集”，包括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八卷及回忆录十二卷，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初版发行。

郭氏有第二人，一名郭昆焘（字意城，一八二三——一八八二）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举人。一名郭仑焘（字叔和，又字志成，一八二七——一八八○）为一通达时变的学者，对荡平太平军曾提供有价值的服务。郭嵩焘的长子郭刚基（字依水），娶曾国藩之第四女为妻，早逝。郭昆焘之一子郭庆藩（字孟纯，号子瀞，一八四四——一八九六），编著十数种著作，其中一部是对庄子的广博注释，定名为“庄子集释”二十四卷，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四年）出版。

译自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一六四四——一九一二)Edited By Arhhur W.Hummel

（转载自六十七年九月九、十两日中央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