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壮烈地死于慈禧太后的屠刀之下。对于他的自愿赴难之谜,以及蒙难前留下的那苜著名的《狱中题壁》诗,历来是研究者们的一个热门课题,近来更有一些新的见解。
为何不肯出亡
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戊戌政变发生,到九月二十五日谭嗣同被捕,整整相隔三、四天时间,其间康有为、梁启超等都设法躲藏逃脫,唯有谭氏“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他的好友大刀王五,曾上门劝他南归避难,并自告奋勇愿意武装护送,但被谢绝;接着又有几位日本友人力劝他东渡日本暂避风头,也没能说得动他。对于谭嗣同坚决不肯出亡,坐以等死的原因,以往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维新变法事业,决意用自己的头颅和鲜血喚起国人为变法图强而奋斗。主要依据则是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以下一段记述:“被捕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带头人之一,与谭嗣同过往甚密,政变发生后,谭与梁还有过接触,他的记述自然被许多研究者视为信史。
有些研究者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决心为变法流血,并非是谭嗣同不肯出亡的唯一原因。为了当时正在湖北巡抚任上的七旬老父免受诛连,才使谭嗣同下定了坐以等死的最后决心。根据是:谭嗣同的老友龙绂瑞在《武溪杂忆录》中说,谭“侍父极孝”,他当然不忍心累及父亲。当年谭嗣同的同乡老师刘人熙,在他的《蔚庐亥子集》中论及此事时,曾说:“谭生才气横天下,不忍逋逃累老亲”。清末翰林陈叔通在“谭嗣同就义与粱启超出亡”一文中也作了类似的记述。另据不少史籍记载,谭氏在家坐以待捕时,曾仿照父亲的笔迹伪拟了一封书家,训斥自己不孝不忠,声言要脫离父子关系,以便在事发后,作为父亲能彻底开脫的佐证,可谓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谭嗣同自动赴难,除具性格、气质及其救国热情外,与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受到佛学教义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一八九六年,谭氏在南京滞留时,结识了隐居南京的著名佛学家杨文会,从此赞研于佛学之中,接受了“人为不死之物”、“不生不灭”、“六道轮回”等思想。他是带着自己的信念和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而从容就义的。
“两昆仑”的含义是什么
谭嗣同被投入监狱,自知难免一死时,他曾在狱壁上题诗一首,表明自己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心志,其中有两句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谓“两昆仑”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历来就有争议,但较多的研究者一直赞同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的解释:“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变法失败,康潛逃出京远去,而同情变法的侠客王五留在京城,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谭氏等人,包括打算冒死劫法场,可谓肝胆相照。
近来有些论者则提出了新见解,认为所谓康有为与大刀王五,谭已托其意于诗的前两句。这裹的“两昆仑”应是指跟随他进京的两位家仆,原来谭氏奉召后,孑身入京,只有两位家人相随服侍。当谭遭捕后,这两位仆人冒着风险,探狱通情。昆仑一词本来就可用作奴仆的代称,谭本人在《石菊隐庐笔识》中就这样使用过:“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据谭嗣同的后人谭训聪在这首诗后的小注中说:“盖昆仑奴之称”;另据罗章龙在《亢斋汗漫游诗话》中提及,谭嗣同的姻亲宋天放曾说:“诗中昆仑原训奴仆,一为罗升,已脫身出京,另又一随身未去之仆,亲殓主尸,护送返里”(原载中国历史未解之谜。七十八年二月香港台湾商务书局同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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