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公原名轸，字厪午。后改名兴，字克强。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同治十三年旧历九月十六日）生于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病逝上海。享年实为四十有二。

任卓宣先生在“开国元勋孙中山与黄克强两先生”一文说：“孙先生对于辛亥革命是精神领导，并非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则是黄先生，黄先生对于辛亥革命是实际领导者。精神领导固然重要，实际领导同样重要。在精神领导方面，革命党人中没有可与孙先生比者。在实际领导方面，革命党人中也没有可与黄先生比者。这是辛革命底双绝，允为开国二元勋。”（民国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政治评论）

“但是到现在，似乎人都知道有孙先生而不知有黄先生了。无论在党国，好像忘记了黄先生一样。孙先生诚然是最伟大的，他有超乎辛亥革命以上的事业，他有迄今尚与我们发生直接关系的事业，例如创立三民主义是。这当然是他胜过黄先生。不过谈到辛亥革命，谈到中华民国，黄先生的贡献并不少。如果忘记了黄先生，那么辛亥革命底成功和中华民国底创立，都有不能说明之处。换言之，没有黄先生，辛亥革命底成功和中华民国底创立，俱不可能。”（民国四十八年十月十日政治评论社会。题为“纪念辛亥革命勿忘黄克强先生”）

自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来，评述辛亥革命能有这样公平中肯者，殊不多见。四十多年来，所有国民党党史，或有关辛亥革命著述，无论官方私人，有意无意，或者无知，或为某种观念作祟，大都失之偏颇。本文拟就克强先生之事功、风格、政论各点，加以评述。最后则对有关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常见论调，提出商榷。

二

辛亥革命史大略言之，可以分做三个阶段。从乙未（一八九四年）至庚子（一九○○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以兴中会为主。重要事迹，先是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然后在香港与辅仁文社杨衢云等合作创立香港兴中会，共谋攻取广州，事泄失败。第一次革命的时代背景，是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大败。第二次革命是广东惠州之役。时代背景，是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一八九五年第一次革命起义前，杨衢云曾经和中山先生争取过领导权。中山先生不得已，让之。那时孙中山先生快满二十九岁，杨衢云已经三十五岁了。次年伦敦蒙难，也可说是因祸得福。因为中山先生的声名，由是大著。到了一八九七年再返日本时，已非吴下阿蒙，从此杨衢云服从领导。惠州举事失败次年，杨被刺身死。

革命史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年到一九○五年。这一阶段的特征，可以说是群雄并举和群龙无首。这一点，中山先生于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同盟会成立前不久，在东京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与华兴会及其他留日学生会见时，说得最清楚。论及当时大势，革命方法，和联络人才的重要，他说：“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之乱”。（宋教仁日记）中山先生是先知先觉，初期起义，曲高和寡。因为“造反”不是件儿戏的事。但自一九○○年以后的五年中，全国反满情绪高涨，遍及各省，尤以上海及东京留日学生为甚。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著名事件，如东京上海拒俄义勇军，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上海苏报案，以浙江安徽省人为中心的光复会，以黄公克强为首的华兴会等活动。黄公长沙之役，虽然失败，却是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华兴会会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另外还组织同仇会，吸收会党。这一切活动，都是自发的。正是时势所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与兴中会无关。而兴中会活动，在中国只限于广东一省。两次起义不成，欲振无力，只好待机再举。……（下略）……

第三个阶段，是一九○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以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武昌革命，以及次年民国成立，清室退位。同盟会成立，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件大事。顾名思义，这是当时反满各团体分子的联合统一组织，在孙、黄领导下，从事革命。中山先生至是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孙之被推为总理，却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一，他是革命先进，先知先觉，经验丰富。第二，他是广东人，与海外华侨社会有联紧。活动筹款，非他莫办。第三，他对西方情况，较任何人都熟悉。那时革命理想，推翻满清后所要成立的政权，就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为理想的，至其政治理论，尚在其次。第四，他年纪较大。同盟会成立时，他快满三十九岁。黄公三十一，胡汉民二十六，宋教仁二十三，汪精卫二十一。其余绝大多数会员，都是热情青年。

同盟会一成立，黄公就担任了相当于协理的职位，“成为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同盟会成立以后，孙黄的革命地位，便从地方性进而为全国性。在此以前，中山先生可以说是珠江流域的两广革命领袖，黄公则是长江流域的两湖革命领袖。查同盟会成立最初两年在东京加盟的十七省会员，据“革命文献”会员名册，凡八百六十三人，以省份而论，湖南人最多，凡一百五十七人。籍隶湖北的一○六人。广东一一二人，广西四十三人。另外在欧洲加盟的十八个留学生，全部是湖北省籍。（此外，四川一二七人，安徽五十九，山西五十五，山东五十三，江苏三十六，直隶三十五，云南二十一，浙江二十，福建十，河南九，江西贵州各八，陕西四。）

就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而言，同盟会会员与兴中会会员也大为不同。据冯自由估计，兴中会有史以来，会员人数不过五百人。这个数字要大打折扣，因为他把一八九四年兴中会成立后至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前，列入兴中会时期，所有与革命直接间接有关的人士，连华兴会，光复会会员，甚至维新派梁启超、谭嗣同，日人头山满等都包括在内。在其修正的名单中，可查者凡二百八十六人，其中受过相当教育的只有三十人，籍隶广东的占二百七十人。华侨一七六人（其中夏威夷华侨就占一三七人）。这个名单，其实还是包括了很多革命同情者或进步人士，与兴中会并无组织上的关联。所以同盟会虽说主要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组织而成，由兴中会会长出任总理，真正的兴中会会员，却没有一个是后来同盟会重要干部。有之，或仅冯自由一人而已。兴中会会员，更没有一个后来在民国政坛上有何表现。兴中会时期与中山先生最接近的同志陈少白，在同盟会成立不久，他在香港的工作，就被冯自由代替，从此销声匿迹，以后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很少看到他的名字。此外还有一点可以证明革命阵容的转变。兴中会发祥于檀香山，但中山先生的地盘，很快就被保皇党夺去。同盟会檀香山分会，延至一九一○年才告成立，已非重要据点。同盟会成立后与总理最接近的广东人胡汉民汪精卫，都不是兴中会会员。毫无疑义的，从此革命运动，系以新知识分子，尤其是留日学生为主。冯自由之能替代陈少白，除了是因为广东人外，主要还是留日侨生关系。

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领袖如蔡元培、章炳麟等都不在东京。细观阵容，当以黄公的华兴会最盛。华兴会重要会员中，只有章士钊没有参加同盟会。其他如刘揆一、张继、陈天华、谭人凤、宋教仁等，都是同盟会的重要干部（以上诸人，除张继外，都是湖南人）。民报的前身，就是宋教仁等所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此外，还有一点最值得注意，黄公是“同盟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他把自己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组织上。同盟会一成立，他就亲身掌握当时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李烈钧、程潜、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张凤翙、尹昌衡、赵恒惕、刘存厚、孔庚、王孝慎等都是他主持下参加同盟会的。这些会员名单，也由他亲自保管。他还在陆军学生的会员中，选择了一批可靠同志，另组一个更严密的丈夫团，使他同一般革命军人建立了特别亲密的关系”。（金沖、胡绳武：“论黄兴”）

黄公长子一欧在民国十八年“传记缘起”一文说过：“论者谓先君与先总理之契合，实国人明辨党义之先声，即民国纪元之朕兆。”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梁启超说：“中国苟受分割，十八省中可以为尔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取。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所谓广东之富，想系指海外华侨而言。

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最初两次，发动于同盟会成立之前，地点都在广东。其余八次，发动于华南和西南，计广西和云南各一次，广东六次。大都由黄公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总理亲临阵地者，仅广西镇南关一役而已。在海外奔走，固然重要，组织财源，均实赖之，但如果无人肯在内地冒险，革命还是不会成功的。黄中早年在“沈尽”一文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就是这个道理。黄公是肯冒险和深入虎穴的人。

总理自一八九五年广州事败后，奔走海外，至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爆发后两个半月返沪，十六年中除一九○七年镇南关度宿一宵外，足迹未临国境。他的天聪、所学，和长期在海外，固然使他成为先知先觉，但也使他对国内情况，不无隔膜。他出身于农村家庭，不属于士大夫阶级。所以当时有些知识分子，最初对他存了很大偏见。据吴稚晖自述，渠于辛丑（一九○一）夏逃往东京，有人约渠去见中山先生，不允，以为绿林豪杰也。后闻其为书生，则以为刘秀邓禹之流，然仍不欲见。一九○五年在英，一日有人敲门，说是孙逸仙。见其“温和端正”，始吃惊不少。吴回忆道：“我起初不满孙汶（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民国十六年上海出版吴稚晖全集第五册卷九。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页）

公在三月廿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内外。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中山先生就临时大总统职。黄公任陆军总长。据胡汉民自传，财政外交，多由中山先生亲自处理，其他“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沈云龙有一篇文章，批评董显光所著一书，各部排名次序不当，就是这个道理。然党人执政，为期甚暂。中山先生元旦就职，二月中提出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四月一日，正式辞职，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决议北迁，黄公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这是过渡期间，南方革命党人的唯一政权。至六月初始正式解散。也可以说是民国元年党人负实际军政责任掌握大权最久的一人。然为期亦不过五个月。孙黄在这个时期内的情况，张继回忆录曾有提及。他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大概革命期间和建国初期，领袖与干部界限，不拘形式，没有（不可能有）后来的偶像化。刘邦做了皇帝，最初召见群臣时，大家还是吵吵闹闹，毫无规矩的。

三

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公中秀才后始就读两湖书院，从留学日本至推翻满清，不过十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以文人长武事，有儒将风度。公之为人，据其长女公子振华追忆：“自幼至壮年，甚有礼貌，孝顺父母，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打牌。善运动如打拳，打球，钓鱼，打猎。也喜下围棋和团体游戏”。湘人嗜吃辣椒，黄公亦然。

大凡开国之君和做领袖的，总有一些胜人的地方，关于黄公待人接物，处世风格，最好摘录其同志老友追忆诚恳而并非阿谀之言，以见一斑。

中山先生说他“禀赋素厚”。刘揆一说他“礼貌魁伟，沉默寡言，富于胆智。”周震麟说他“光明磊落，敝屣权势。”又说其“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革命同志的衷心爱戴。”

谭人凤尝言：“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余之加入同盟会，亦缘此点，是其生平最长之处也”。

胡汉民说公“性素敦厚”。又说“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而先生使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余耳孰是语，以为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

公奔走革命时，曾作客星洲。南洋侨领张永福对他的印象是：“黄公体健。有威武，寡言笑。起居镇静，手不释卷。与我等谈话，虽欢洽，然城府深沉，不露端倪”。

章士钊回忆在东京讨论成立同盟会时的情景道：“克强情异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户牖冥濛”。又曰：“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持保始终，从无诟谇。吾答或问：吾持以论交之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雨铁。何以言之？我以为争字，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及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视在下之人且如是，何况首领？于是吾又敢论定：人者以克强不服中山相齿奇　龁者，克强有灵，必且遑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

伯夔于“同盟旧感录”一文，回忆在日本时与公相处的情况，极为有趣：“先生言笑，气象伟然……时正盛夏，余偶至小石川，荡小舟以揽凉，逆流而上，力不胜持篙。先生笑余弱，急解履，奋勇上溯，抵尽头处，沽酒而饮。谓他日直抵黄龙，亦犹是耳。于是酒酣耳热，纵谈古今人物。余于朋辈中一一拟古。先生请相彼可拟谁何。余笑曰，赵玄郎也。先生曰：如信君言，我岂欲作天子。余曰，汗马功高，行相似耳，非谓志亦有然。民国元年，先生任南京留守，余旅寓长沙，以文字自给，先生贻书，犹谓检点作天子，果属何人，意指黎元洪。然车笠之交，不忘前事，亦可见当时风概矣。是年冬，先生解职还乡，相与盘桓者匝月。中间因勘矿曾至萍乡安源。吾萍黄戴生烈士遗族，携其幼弱踵门来谒，先生抚慰备至，视幼弱几欲泣下，为题光照吴楚一额以赠之。偶于山中逢猎者，亦与立谈，寻入其室，睹其郊野风光，似深愉悦，猎者呼数十猎犬至其前，先生如相马然。一望而知其优劣，因购一矫捷者返，此亦豪宕之一端也。未几邀余赴汉度岁。汉上国民日报，请先生题辞，用祝新年元旦。余为之代笔。中有‘飘零瀛海千波谲，检点湖上一磊新’之句。先生曰，‘是矣，不图我真作检点也，相视莞然’”。

民元秋间，孙、黄应邀北上。京中大员观感，认为“中山高明，克强笃实。”就是袁世凯也说黄公“不仅为磊落英雄，更是诚笃君子。”近人罗家伦评语，也很怡当。他说黄公“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大概公之为人，宽豁大度，容忍谦让。他从不争领导权，故能与中山先生合作无间，相辅相成。同盟会重要干部如章炳麟、张继、宋教仁、陶成章等，一度搞分裂运动，公坚持革命团结之重要，本“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为功成不居”之义，以为处身立世之道。这一点却不是一般革命同志所能做到的。他一生与中山先生只有过两次的分歧意见，但是，他虽然认为青天白日旗不雅观，但迭任主帅，仍用青天白日期为革命旗，而不用自己喜欢的井字旗。他虽然反对盖手指模和宣誓服从个人的规定，而不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却不另立门户，而且远走美国，让中山先生可以放手改组。对于诿过于他的同志，从不反击。更矢口不谈他与中山先生的意见分歧，这都是难能的美德。

四

公比中山先生少八岁而早死九年。袁世凯和蔡松坡也是民国五年先后去世。在国史和党史上，都应该算是民国划时代的一年。就国史来说，袁世凯去世后，军阀割据，争雄凡十年，至民国十六年，始有大致一统的局面。就国民党党史来说，以后虽继起有人，却再没有一个可以与中山先生“并称”的领导人物。党方便缺少一位军事领袖。武事方面，中山先生只能倚赖陈炯明、李烈钧等，但他们的地位，究不能与黄公相提并论（而且陈炯明后来还演炮击大元帅府的一幕）。这一个空缺，一直至黄埔建军后才填补起来。

顺便一提的，很多史家常把黄公与蔡锷相提并论。大概因为他们都是湘人，私交颇厚，死于同年，葬于同地，一个是开国元勋，一个是重建共和。但是蔡松坡云南起义，固然有功，但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并不是革命党内主持大计的领导人物。他也参加推翻满清革命，在“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称帝以前，他的政治立场，是不利于南方党人的。这一点，在其所发表的“对于乱事之意见”一文，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各军皆署曰讨袁，尤悖于理”。又说：“所有此权为首发难之人，不能不按法惩治，以为破坏大局者戒。其余附和者流，但能悔祸罢兵，可以宽矣。”（见民国经世文编）。云南起义，与中华革命党人无关。如果为批评梁启超而强调中华革命党领导人在这一役的作用，亦大可不必。事实上蔡唐诸人，向来自树一帜。而参加云南起义的其他大员如李烈钧等，都是反对改组国民党的人。如果一定要拉些“正统”关系，黄公与云南起义诸人关系，远较同盟会国民党任何领袖对他们更为接近。张继回忆录称：“欧事研究会多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可资参考。

因黄公死于民国五年，所以他完全是辛亥革命时代人物，没有涉及以后军阀北伐，容共清党这一段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如果他不早死，以后局面是否会有怎样不同的演变，就很难说了。但因为不幸盛年去世，“随从部众及患难老友，日久渐多死亡星散”，后来又有“正统”观念，大家对他的勋业印象，便逐渐模糊。公以三月廿九一役著名，提到他大家就马上联想到黄花岗烈士，他在革命史上应有的地位，便少人提及。很多受过中外高深教育的人，还以为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革命前就殉国，所以称他做烈士。党政官员，亦属如此，中小学生，根据教科书得来的知识，恐怕连黄兴的名字都没有听过，更无论矣。日人长崎武、萱野长雄合者“革命前夜”一剧，一九五八年东京出版，将黄兴与黄克强作为两人。萱野长雄的父亲萱野长知，是孙黄奔走革命时的挚友，著有“中华革命秘笈”一书，极有史料价值。其子竟将父亲挚友一人为作两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前几年我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任教时，看到坊间出版一本关于民国政海的书，也犯同样错误，亦可谓“数典忘祖”了。还有一个类似的却比较严重的笑话。民国三十二年抗战期间（一九四三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了一本英文“战时中华志”，第四十三页叙述党史一节，说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合并改组而成！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官有对外宣传参考书，拟稿人员，当然是国民党党员，却连这种起码党史知识都没有。

自从中山先生被称为“国父”以后，国民党处理纪念黄公问题，可从下列决议中表现。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四月，国民党中常会曾决议以十月三十一日忌辰为公纪念日，通令全国一致举行。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一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通过黄公逝世及邓仲元、胡汉民、陈英士、廖仲恺、朱执信逝世或殉国纪念日，合并在三月廿九日归并举行，名“革命先烈纪念日”，这就每况愈下。中日战争时内地常见两句话：“抗战期间，一切从简”，其此之谓乎？但在民国三十年修正出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印的革命纪念日史略一节，却又将黄公“殉国”（此语欠通？）纪念日改为十月三十日，规定下半旗志哀，开会纪念，不放假。不知是否新决议。次年一月五日，中常委会第一九二次会议，通过三月廿九“革命先烈纪念日”为五天国定纪念日之一（余为开国、孔诞、双十节，及中山诞辰）。又次年（民国三十二年），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中央规定青年节日期。团长手谕定三月二十九日。于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九日为第一届青年节。以后连黄花岗一役都更少人提及了。一九六四年三月廿九日，我在香港校阅当日在香港澳门出版的中英文报纸。在我所能收购的三十四份报纸中，只有十二份提及或登载纪念黄花岗或青年节的文告或消息。而提及黄公名字的只有“香港时报”和“文汇报”。

一般国人对于中华民国开国史和国民党党史之无知，早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光复会领袖曾因苏报案入狱后为“民报”主笔同盟会重要分子之一的章炳麟，就感叹地说过：“夫天下神气也。有异族逼处于此几三百年，猝然欲还吾所固有者，此非一手一足之所胜任可知已。是故提倡之与实行，其功相衡。其人亦众多，莫适为主。当提倡时小小举兵固有焉，而皆袭其边垂，事不久长，及夫据形势，持中坚，往往实行者自为之，谓不在提倡者度中，诚不可。若乃起某时，攻某地，发令而告，刻日而会，则非提倡者所能与也。且事常有素所轻忽，或异同错杂其间，而卒有成就者，斯固始虑所不及也……。故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同年七月三十一日，萱野长知为冯自由编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致书于冯：“弟所希望者有三：（甲）毋偏于广东人；（乙）毋误第一次革命之真相；（丙）毋忘同盟会前后各省同志之苦心运动，如克强、教仁、人凤诸兄之历史诸同志之事实。”以上两人所言，必是有感而发。

这就涉及革命的写作问题。陆丹林在“革命史谭”一书说得好：“现在谈中国革命史的，多数是从兴中会起，而普通的又多由兴中会而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直联接……但其他如自立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却有他的具体组织，有主张，有实际行动。应该分别的详细叙述。不能够把他忽略的，或者视为附庸。在同盟会未成立前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和满清搏斗的光明伟大历史，是很值研究中国革命的，逐个如以精详的平衡研究，才免陷入偏枯单纯的途径。”现在官方民间著述，大都把庚子（一九○○年）后同盟会成立前一切革命活动，也算入兴中会时期。这种“正统”观念，既不合事实，也无必要。写国民党党史如此，写革命史则更应广泛。因为同盟会虽属主流，其他革命志士团体活动，人民暴动反抗，在与推翻满清有关。

五

辛亥年杪出版的“血书”有黄公小史，内云：“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也。故党中最重黄之声望，直可与孙逸仙齐驱并驾矣”。大概理论家都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多，而长于实际行动的人，很少是思想家和理论家，当然也有例外。黄公政见，论者不多。而频年奔走，著述亦少。辛亥前文件，现存者似乎只有登载于“游学译编”有关教育一译文，分两期刊载。此外，就是一些诗词书信和一两篇演讲稿。不过，他虽然没有一套理论体系，他的政见亦可从其对实际问题看法而略见其一二。民国创立后，当百废待举。他当时演讲，大都对当时具体问题而发，载于上海“民立报”。以下所用词句，虽不用直接引号，亦尽可能照“民立报”所载。其中有词意不明，记者笔误，谅亦不免，本身思想含糊，缺乏明晰，亦有可能。然“虽不中亦不远矣”。以现在眼光来看，似高之无甚的论。但如照当时中国情况衡量，却是很进步的。五十年后今日观之，有些意见还是有时代性的。

“频年奔走，志在保邦”。很明显的，黄公革命目的，除推翻满清外，系在建立一个富强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他认为辛亥革命非但是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革命。他主张土地国有，国家社会主义，打破贫富阶级。（民元九月十八日出席社会党欢迎会演辞。见九月二十五日“民立报”）

民元十一月五日，在长沙政界欢迎上演说，重申主张民生政策，即国家社会政策。采用地价增产税，不论土地之大小，但视其产之丰饶以定税额。削除土地兼并。（民元十一月十九日“民立报”）

黄公常把国家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两个名词，混为一谈，不加区别。民国元年十一月三日，他在国民党湘支部演说谓，国民党党纲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世界共和国以法美为先河，今其社会皆嚣然不清，是政治革命后，必须社会革命也。苟实行民生主义，则溶政治社会于一炉而革之”。（民元十一月十七日“民立报”）

他主张温和的社会革命，以为“世界大势所趋，社会革命，终不可免”。而同盟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又极和平”。平均地权，要“力谋进行。”（民元六月三十日出席同盟会上海支部暨驻沪机关夏季常会演辞。见七月一日“民立报”）

自请撤留守府解除兵权后，避政界而趋实业。尤专注重于矿业，与中山先生铁路政策，相辅相成。（民元九月二十二日出席铁道协会演说辞。九月二十九日“民立报”）

公对开矿意见有五：一、政府派员赴外洋募集华侨资本，许以特别权利。二、国民组织各种实业银行，但须照政府规章办理。三、派员赴各省调查矿业。四、在北京南京武昌各地设开矿研究所，聘外人为顾问。五、经费关系，拟先开办日常急需之煤矿。（民元九月三十日“民立报”）

他主张急谋进行交通实业。而且还要强集资本，与外商竞争。设立大工场，强游民入场学习技艺三年。（民元十一月五日在长沙政界欢迎会上演辞。见十一月十九日“民立报”）

由此可见，很多人常说民初只有中山先生才注意民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其他党人，仅斤斤于政党宪法，是不大正确的。

黄公虽然赞成政党政治，却认为谋国者不应以党为界限。他在民国元年出席旅沪湘人欢迎会席上说：“士大夫误于党见，急争权利……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民元七月三十一日“民立报”）

他注重政党道德。训勉党员要“宏大心理，对待他党。”（民元七月一日“民立报”）。而且要“牺牲权利，担负责任，同心协力，以巩固国家”。（民元九月十五日出席国民党本部欢迎会演辞。见次日“民立报”）

他认为政党太多，妨碍政策进行，故同盟会有与其他小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之举。对于他党，不作无意识的反对，以国民福利为前提，作建设性的批评。（民元十月二十八日在汉口鄂国民党支部演辞。见十一月三日“民立报”）

国民党大选后占优势，黄公促党员注意宪法起草和制定，务其以良好宪法，树立民国之根本。并依政党之常轨争政权，以求达到利国福民之目的。平和稳健，不可轻易主张急进，以违反政党原则。（民国二年一月廿六日在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上演辞。见一月二十八日“民立报”）

后来政党政治失败，黄公不因此而气馁或因噎废食。他在民国五年七月七日国会议员欢迎席上反对“不党”之说：“自民国成立以来，各党受袁世凯离间操纵之苦，一时名流，鉴于前事，盛倡不党之说，兄弟固不敢谓然。”（民国五年八月五日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

他重视民主国家法治观念。这一点他为张振武方维被杀致袁世凯电文及宋教仁被刺后态度，表现得最清楚。

他主张“中央集权，以图全国统一。”（民元九月十六日“民立报”）。他留美两年，返国后鉴于美国各州政府“恰与我国各省相类”，不特别注重地方分权，认为地方“分权制度，不适于中国国情。”（民国五年七月五日出席在沪全院议员欢迎会上演辞。见八月八日“少年中国晨报”）

他力主扩张言论机关，但望新闻界对政府“勿存过激攻击态度。”（民元九月十四日“民立报”）

批评要“恳切”。“对于外交宜平静，勿伤国际感情。”（民元九月十五日出席北京报界宴会演辞，见次日“民立报”）

依赖外资建设是可以的，但不生产的外资，则须力为拒绝。（民元九月十九日出席邮政协会中国实业共进会联合欢迎会演辞。见九月二十六日“民立报”）

他不反对借外债，但认为借债并非长久之计，不可专恃外债，国民须自筹之。（民元九月二十日“民立报”）

他对帝国主义利用借款影响中国内政一举，尤为戒心。民国五年七月十三日，他在上海与国民党政要设宴欢送国会议员北上大会，请孙中山、章太炎作陪。席上孙黄均有演说。黄公演辞中有一段说（文内载有拍掌处照录）：

“鄙人尚有望于诸君者，则此后对于借款问题，须特加注意是也（拍掌）。世人往往有一种谬论，袁氏实当强有力之人，谓中国非袁氏不能维持。今袁氏虽死，而误信此论者，尚属不少。实则平心论之，袁氏何尝有真能力（拍掌）。癸丑之役，彼之所以成功者，惟赖有二千五百万镑耳（拍掌）。及金铁既尽，能力全消。故袁氏之能力，不外金钱之能力也（大拍掌）。鄙人因袁氏之先例。知金钱为物，足以启野心者图谋不轨（拍掌）。甚望国会开后，对于借款问题，特加注意。”（民国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少年中国晨报”）

公任南京留守时，曾反对北京借债。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曾提倡国民捐。同时认为利用推动国民捐可以加深思民之国家观念。其法凡有数百元家资者，取银数毛，千元家资者，取银一元。国民捐不无强制性，但其数甚微，固虽近于强迫而实非强迫。（民元九月二十一日出席国民捐会五族共和联合会演辞。见九月二十八日“民立报”）

教育问题，他主张普及教育，以国家辅助经费。儿童数岁入幼稚园，使家人可以有时间和自由经营他事，养成人民独立合群精神。中学以上，令学兵学二年，俾军事教育普及全国，则全国不待养兵而全国皆兵。（民元十一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民立报”）

他主张“实（职？）业教育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女子有学问，便可参政。”（民国元年九月十八日出席湖南女界欢迎会演辞。见二十五日“民立报”）

公主张维护传统文化伦理观念。在南京留守府任内，他曾经提出整饬纪纲的建议。认为民国肇造，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请讲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挽回薄俗，以倡天下。至于改良风俗，认为应从社会心理着手。

关于少数民族边疆问题，他对当时受英俄帝国主义煽动下的蒙藏独立，认为系蒙藏人民不明共和真理之故，并非反对共和真理。最初主张和平解决，取消独立，实行铁道政策，沟通边疆交通。（民元九月十八日出席西北协进会演辞。见九月二十五“民立报”）

后来他主张用北方军队为先锋，开入蒙古。春暖时南兵为援。他判断若俄用兵，俄国国内立见瓦解动摇，不可拾收。（民元十二月十八日“民立报”）

五年后俄国果因欧战而导致革命，可见公对国际情况判断，相当正确。尤具远见的，是他认为中日关系为东亚和平之关键。欧战期间，他预料战后美国将执世界之牛耳。他看到中美休戚关系。民国四年十二月客居美国时，曾致函费城新闻报称：“中国将来之富强与否，全视美国之富强为依归，中美间之事物相同，利益相若，为数不可屈指数。”（译文见护国军纪事第二期。）抗战期间，果成盟友。

六

最后，对有关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常见论调，提出商榷。

第一是效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很多人认为革命党人当时只知排满，其实不然。黄公曾说：“频年奔走，志在保邦”。民国四年二月廿五日他与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等为国事联名通电上也说过：“在昔清政不纲，邦如累卵。国人奋起，因有辛亥之役。虽曰排满，实乃图存”。排满不过是手段，保邦图存乃是目的。至于怎样图存，那就见仁见智。大体基本上认为建立共和政体，效法欧美政党政法。很多人因为受后来政治变化影响，对民初热心实行欧美政制者，大加非议，似乎也是不公平的。美国政论家李普曼在其所著“公众哲学”一书说得好：“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全世世界人士，连俄国在内，所有新建政府，全以英国、法国，或美国自由民主政制，为理想模范”。照我个人留美多年的观察，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文化是大有问题的。但是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前后，如果不以欧美政党政治为理想，试问革命党人那时还有什么较佳的政体可以效法？即以中山先生政治思想而论，从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至辛亥革命凡十七年，中英文书可查者计为上李鸿章书，两次兴中会宣言，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伦敦蒙难记，与诸同志致港督书，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驳檀香山保皇报，在东京对留学生演说，民报发刊词（先生授意，胡汉民执笔）。民报发刊周年纪念演辞，以及论惧革命可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一文。民元就临时大总统职宣言，所谈者民族领土军政财政内治之统一，对外持和平主义，亲睦友邦，除去排外心理，未尝提及三民主义。辞职后演讲，才又泛论民生主义，此外仅就练兵、财政、铁路、政党等具体问题，提出意见。遗嘱中所提及的国建大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三民主义理论比较有系统的阐述，都是民国十三年的事。

孙黄下野后，从事开矿建路，振兴实业，社会建设当然是对的。但也不能非难党内其他人士如宋教仁等出来争取政权。二者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要实行当时的民主政治理想，当然就要有政党。政党目的就是要争取政权。而且要公开合法的，如果要用秘密革命颠覆方式，那就不是当时所希望能责诸于中国的西方民主政体。如果说党人只应以在野之身，从事社会建设，岂不是把革命的成果全部拱手让给袁世凯，连争都不争一下，是否可能和合理？在北方反动政权下，是否有发展实业、建设社会的可能？

还有一点应该一提的。我们在常常看到西方国家言论，好像其对外政策唯一目的，就是要鼓励扶持和维护亚洲其他各国的民主政治实行。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口号，就是为维护世界民主安全而战。如果当时西方国家真是要鼓励民主政体，通行世界，他们早就应该帮助国民党人，争取政权。相反的，他们却去帮助袁世凯，借款给他。靠了“善后借款”，袁世凯就有力量把当时主张建立民主共和的南方党人，打得落花流水。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七月十九日伦敦“泰晤士报”社论，认为“二次革命”起因是南方政客争权夺利，并非爱国，只有袁世凯才能维护中华民国！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及八月六日的“纽约时报”社论，也说讨袁不过是南方失意政客们所为。袁氏胜利，“大有利于世界和平”，而“应为全世界人士感觉庆幸者”！

第二，是对袁世凯妥协问题。让位给袁世凯是党人的策略，其目的是从速推翻满清，避免长期作战以引起外国干涉。这个策略，同盟会所有最高傍，都要负责，并无例外。这一点，从武昌革命后一月，中山先生由美赴欧返国途中经巴黎时致国民政府电（十一月十二日）中说得最清楚：“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亦善宜”。其时反对南北议和与袁妥协，痛骂袁世凯如见其肺腑而又有文电可查者，莫如李爕和。此人却正是后来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洪宪六君子”之一！“非袁不可”的心理，那时党内外都很普遍。中山先生态度，具见其北上后致黄公文，南归后说，旅日时对记者谈话，以及答留美中国学生书，文电俱在，可以覆按。

第三，是宋教仁被刺后应否马上对袁军事声讨问题。评论民初政治者，大多受民国四年陈英士及中山先生先后寄给黄公两封信的影响。那时公已去美，这两封信都恳切的劝其早日言旋，共襄大计。陈英士那封信，完全代表孙的立场，很可能是孙中山先生授意而写的。后来还附于心理建设一章。这似乎是孙先生著述中唯一附录他人文件之作。可惜黄公或者因为不满信用中将失败责任完全归咎他一人身上，既不答辩，又不直覆。于是以后史家就根据一面之词判断。行文如不深思，就只有人云亦云。关于宋案，根据这两封，中山先生主战，克强先生主张法律解决。如果照国父的意思，早日采取军事行动，“二次革命”便不致于一败涂地。查宋教仁被刺发生于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过两天便不治而死。李烈钧在江西讨袁，接着黄公就江苏讨袁总司令，都是七月中的事，如果说民气可用，战事在三月杪就开始而不延迟至七月中，结果便会不同，揆诸当时情势，似不可能。南北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人民厌战。仓卒出师，说不定垮得更快，连后来两个月也支持不了，那时南方不但军事没有准备，连军事讨袁的心理也没有准备。如果军事有把握，当年何必让位？让位以后，如果仍有用武的心理，就不管财政如何艰难，也不要解散南京留守府，孙黄就不应北上，以示合作。中山先生也不必去日本，为袁“游说”。论私交，“宋教仁素亲黄兴”（章炳麟语）。宋之被杀，为公为私，黄实不甘，然亦不愿轻动干戈者，实为南方武力不可恃，稍一不虑，大局糜烂。后来发展，果然不幸而言中。与袁世凯谈法律，固然有点迂阔，但在那时的政治理想和情况下，亦事属当然。“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点凡负实际责任的当国者都可理解。如要评述讨袁失败的原因和责任，我认为应该从让位开始全盘检讨，到了宋案发生，似乎已经是回天乏力了。

第四，是中华革命党改组问题。前面说过，黄公一生与中山先生合作无间。但在革命前后，也有过两次的意见分歧。一是同盟会成立不久采用革命旗帜的争论。中山先生坚采用他第一次起义的青天白日旗。公以为类似日本的太阳旗，不雅观，主张用井字旗。这一点并不是政见问题，宋教仁日记上的解释，似乎可以相信。第二次是不同意中华革命党改组规定。讨袁失败后，大批党人，再度亡命日本。失意之余，互相龃龉，甚至造谣倾轧。使公极为愤恨。同时中山先生又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其最大目的，是巩固党中的领导权，至于摒斥官僚，淘汰混入革命阵营中的虚伪分子，尚在其次。他深知党中散漫不统一之弊，而纠正之法，就是大家明白宣誓要服从。所有原来国民党党员，就是曾共患难多年的同盟会老同志，亦须履行，无一例外。所以改组之主要目的，实为巩固其领导权，其对象及方法，并非阿于官僚及投机分子。誓约明言“附从孙先生”，并于誓约后加盖指模。这个规定，对官僚并不发生多大影响，因为官僚们并不一定要参加流亡的中华革命党，但却使很多老同志为难，结果不但不能与全国各方势力合作，联合战线，共同讨袁，反而引起革命党内中坚分子的游离。

很多同志反对誓约指模规定。他们认为不论是同盟会或国民党，不过是一班志同道合者的结合。党纪和约束力，并不太严格。这当然是个弱点，但是以当时环境观之，恐怕也不可能太严格，如果要有铁一样的纪律，这就和普通政党性质不同。个人崇拜，绝对服从党魁或领袖这个观念，近三四十年来虽然很普遍，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不但中国没有，连全世界各国恐怕都找不出。如果一定要拿现在的观念去批评五十年前的政治，反对这两项规定的人，当然有问题。但那时候，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刚被推翻不久，服从一人的观念，有点近乎封建时代的忠君思想。实非革命党人所能乐意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加盖手指模，反对者认为类似对待犯人的方法，近乎侮辱，这当然不是中山先生的原意。张继回忆录说：“总理组织中华革命党，命余打指拇，皆与同志心理相反。即令余强顺之，而结果无大益处”。为此孙黄反覆辩论，最少有三封信。据曾经看过这几封信的莫纪彭说：“先总理致克强先生书，用日本纸写，横三尺许一首。克强先生覆书留稿一首。又先总理再答一首。两人亲笔往复陈论中华革命党员服从领袖一义。”两年后中山先生自上海致电东京黄公，内云：“袁死，黎（元洪）能复约法，召国会，当息纷争……兄意如何”？公复电同意，有“尚望主持”一语，不知是故意还是巧合。亦可见公从无争取领导之意。

上述孙黄三信，后为黄公长子一欧保管。一度闻已毁于战乱，后来又听说并无损失。未审属实。这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文件。如有丧失，实在可惜！

当时避难在日的党人，极力想法调停。曾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的居觉生（正）在“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一文说，当时调停者有主张同盟会员重新加入中华革命党时，祗向总理作意思表示，愿为党员，可免填誓约一切手续。或有主张修改服从孙先生为附从总理者，这样，不管谁做总理，党员都须服从。

……（略）……

中华革命党有协理一人，始终未有选出。据居觉生回忆：“当日有协理资格者，惟黄克强先生。且党人多属意于黄。然黄以见解微有差池，只身赴美。总理曾推荐凡曾为都督者皆可当选为协理。其时曾任都督而在日本者有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胡、陈始终谦辞，李、柏不大接近。所以协理从阙。”

综观中华革命党表现，党内有意见，党外亦未能与全国各地反袁势力合流。尤其是袁世凯逝世后，原隶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纷纷活动，中华革命党人颇有进退两难之感。后来中山先生亦自动的无形中取消了两项入党规定，且明令附从他的人不再以中华革命党党员身份活动。黄公于民国五年四月自美返日。袁世凯死后约两周，自日返抵上海。与中山先生来往如初。十月，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医治无效。以史家学者身份主持国民党史会的罗家伦先生，在其“黄克强书翰墨迹”序言，曾论及中山先生为黄公单独签名发丧的意义。让我引用他的结语，以结束本文。他说：此事“使后代愈加感觉到开国时期崇高的哲人杰士，盛德丰功，同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