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想像中，“曾国藩家书”应当是为了留给后世子孙的告诫而设，其实乃是皮相之言，望文生义的字面解释。衡诸当时“曾”的处境，恰似唐代的中兴名臣郭子仪一样。郭晚年声色自娱，府中的奇花异木，不禁游人入内观赏，用“府门大开”表明“无所隐讳”，藉此远祸。曾国藩是道学先生，计不出此，只好刊行家书，来表明心迹，剖白于慈禧太后及朝中大臣之前，以示无隐，求取谅解，不但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的意思，也可以澄清朝臣的猜忌，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两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也。所以当清廷委署曾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伎俩，曾国藩岂有不知，因此，相传在安庆收复时，诸将欲置酒庆功，为国藩坚决反对，仅允许用诗、联庆贺。朱次青的贺联：“将相无种，帝王有真。”被曾一把撕毁，说成“胡闹”，只有张废卿一联：“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回。”为曾所激赏，实在因为此联明白显示出“人臣”的身份，替曾预留“立场”，不像朱联的含义晦涩，易启人疑窦之故。等到清军收复南京，颂贺诗文，雪片涌到时，曾也只好命人装订成册，亲题为“米汤大全”，来自我解嘲一番。不肯居功，免得自寻烦恼。他深知“功高震主，位极必危。”的大道理，“狡兔死，走狗烹”，年羹尧的往事犹新，岂能没有顾忌？当金陵尚未克复以前，他曾利用两江总督的地位节制四省，明令抽厘金，增税收，派协饷，劝输将，二年内，收入达五百余万两，加之他的九弟曾国荃，攻入金陵时，纵兵大掠，据说，太平军所掠得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入了九帅的荷包，于是谣言四起，都说曾氏兄弟搜刮地皮，大搅财宝，引起监察御史蔡寿祺、朱镇、穆缉阿对曾氏兄弟的弹劾，连带到湘军的其他将领蒋益澧、万启深、杨昌濬、陈褆江、朱鸡章诸人，也要从严议处，无非想把湘军一纲打尽，排除汉人的势力，使得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鲍超、杨昌濬等人，无不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准备还以颜色。如果不是曾国藩的持重，早已黄袍加身，又一次演出“陈桥兵变”的故事了。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曾所积存的五百余万两，是为复员需用预留地步，当时不便明言，只好先揹刮地皮的黑锅子！

　　按野史的说法，湘军将领中，最负有民族气节的，要推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诸人，尤其胡得人望，为众所景仰。连曾国藩也对他推崇备至。无形中使胡成为拥曾自立的主流，而胡也以他能光复国土为志尚。只可惜我们的这位民族英雄，中年促命，五十岁便去世，不然，或许会产生一些剧变，也未可知。

　　传闻，曾国藩寿诞，胡亲书联对上寿，面呈曾氏联云：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曾得之甚喜。胡临行，遗小纸于曾之书斋“镇纸”下面，书蝇头小楷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中意乎！”曾阅此，惶急无言，乱以他语而别。

　　左宗棠有题“神鼎山”一联，专差固封送胡林翼，请他转呈曾公，共同修改，联为：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胡氏拆阅后，郑重其事，一字末改，依然“固封”专送“曾大师”，曾阅后，用朱笔将下联末句“似”字，加上十字大叉，改写一个“未字，变成：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急速退还胡处，胡无奈，只得将此笺留中，不敢退给左宗棠，仅在笺尾批成：

　　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等到金陵城破，太平天国的大势已去，曾国藩亲至金陵召集湘军高级将领会议，宣布裁军，并且说明，二年来万辛勤筹集的五百余两，正为此准备的“复员费用”，规定在六个月内，裁减现有廿万人员的一半，也就是裁去十万人，现在先裁五万人，三个月后再裁三万人，半年后再裁二万人，分别在长沙、武昌、南昌、安庆、南京五区进行。裁兵的资遣费用，也按官兵的阶级，区分为三等配发，有特殊功勋的，再申请加发，正在庆功欢乐的当儿，曾国藩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布，无异是晴天霹雳，命令中严格规定，遣散以老弱伤病为优先，然后再检讨依额分批裁减，以不激成兵变为首要，如有办理不周，肇成事端，决定军法从事，不稍宽贷。正当各将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的当儿，清廷忽又下诏谕，命曾国藩限期办理十年多来军费的报销，将领们愤激万分，“山雨欲来风满楼”，不无蠢蠢欲动之势。

　　彭玉麟早有推翻满清之议，左宗棠不满清廷的昏庸不智，曾国荃少年气盛，金陵之役，委屈最深，鲍超听说限期办理十多年来军费报销，急得暴跳如雷，大伙商量结果，决定“兵谏”，某晚，曾审李秀成至夜分，正预备步入寝处，众将群聚前厅，请见大帅，曾氏即查问，九帅在那儿，派人将国荃扶病请来，国藩面色凝重，说：“诸君意见我已尽晓，不必多言”。命左右取泥金大红宣纸，振答奋书一联：

　　倚天照梅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书毕，掷笔离去。九帅随侍入寝所，国藩这才好言抚慰，分析道“清廷想排除湘军，万不可能，原因很简单，满族官员大都昏庸，无人能带兵，湘军虽裁去一半，但汰弱留强，易于机动，何况，新建的淮军，气势正盛，与淮军并肩作战，情同手足，清廷不致无所顾忌。目前捻匪又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一带骚动，捻匪未除，不敢先向湘军开刀的。继续又说，衡最当前的局势，我们的隐忧，不在满清，而是外夷。因满清也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我们可以将他们同化，然而，自从鸦片之战，八国联军之战，外夷虎噬鲸吞，已使我们无法招架，如何团结力量，抵御外侮，才是当前的要务，如果我们先自骚乱，足以造成列强瓜分的藉口，倘不了解这一点，必定会替清廷受过，利未见而害已成，徒然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把目光放远大些，不如忍一时怨气，让清廷自食恶果，我们静观其变，岂不更好。曾国荃如梦初醒，这才洞悉国藩的底蕴，明天，转向左、彭、鲍等人说明，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此一看法远大，洞烛机先，不仅是左、彭辈，自叹不及，便是当日朝野人土，也很少及此，无怪后来王湘绮诸人，过去一直怂恿曾自立者，莫不盛赞曾之见解高超，佩服得五体投地。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头来，再谈军费报销事，曾国藩奉到诏命，第二天便写好奏表，叙明裁兵计划，准备在半年中，裁削为一半，过去在两江总督任内，积存的军费：可供资遣之用，可以不烦朝廷，同时提出了辞呈，辞去一切官职，并缴呈上方宝剑。最后提出，奉旨限期报销一节，已令各军即刻办理，务必在半月内提前办完，否则将领军之主将，以忤旨正以军法。慈禧看到曾氏的奏表，连上方宝剑及印信，大吃一惊，她也深深知道，曾氏最后谈到，限各军办报销，如不按期办竣，军法处置首领一事，弄得不好，会有很大的麻烦。这都是满籍军机大臣们，所出的歪主意。当机立断，马上将庆亲王召来，面加斥责，免去军机大臣权责，并收回限期报销成命，一面好言宣抚慰留曾国藩，全力替他解决裁军所遭遇的一切问题，由朝廷另拨巨款，支援遣散费用，从优从宽发放，湘军有功人员的安排，也从优论叙行赏，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虽然如此，清廷对湘军将领们的顾忌是无时或释的，因此，俞曲园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向彭玉麟进言说：“在同治五、六年间，因为湘军已多被资遣，你又辞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说你矫情，目中无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监视你的行动，时刻没有放松。一旦抓到你的小纰漏，便是“小题大做”，会给你颜色看的，到那时，你再分辨，也是白搭，我劝你何妨现在“为文训子”，立碑在祠堂，表示忠心君国，并无二心，不妨对朝廷多方歌功颂德，自可买静求安，博取慈禧的欢心，减不少必要麻烦。”彭玉麟不但从善如流，马上照办。因此彭也有了刻石。

　　“曾国藩家书”，也正是基于上述需求，刊行问世，藉以表明心迹，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业修养，训子之家书，存于家祠宗庙即可，何必小题大做刊刻行世，岂不是沽名钓誉来自我标榜，与曾平日的举措大相庭迳。看了上面的叙述，也许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