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咸、同间的所谓“中兴”将帅，向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并称，实际左之出而对付太平军，尚早于曾国藩；其最后之正式担任方面，虽系出于曾的荐举，但左之“出道”握权，实始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八月。时左氏应湘抚张亮基之聘担任幕府，即最受张氏的信任与知遇，代张将湖南军政、民政的大权独揽。其后骆秉章继任湘抚，左氏以幕府而包揽专权的地位，除去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四年间的短短六个月赋闲在家期间外，一直到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底，都未有所改变。在他的实际主持下，对內保境安民，编练和加强了数支先后成立的“湘勇”，稍后又源源接济克征赣、皖而无稳固饷源的曾国藩部（当时曾只是以侍郎督办军务，无任何地方官职），对外则进军湖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等邻省，所谓“以一省支五省之寇”，“既供四省调拨”，并兼“防剿五省之贼”，而被誉为“天下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无左宗棠”的国士①。虽然左的权力基础只是基于张、骆二人对他的信任，“不绅不幕”，但左宗棠实为一胸怀大志、留心世变、敢作敢为而有为有守的谋略家与行动家，正是在扰扰乱世中可以发挥其才能，而其品格、学识与意志力又足以作为时代的中流砥柱者。所以，一旦他正式出而任事后，其功业不只表现在勘定国內的太平军与西北回变方面，甚至收复了沦陷过十三年之久的新疆，粉碎了窃据新疆、甘为英俄野心马前卒的阿吉柏政权，较之曾、胡、李，更具对外开拓性的历史地位②。我们从总括比较的观点而言，曾国藩建功的特点是“坚忍沉毅”、“顽强力行”；李鸿章则是志大才豪，好揽权而喜以利禄驱人，所以，所办事业无不腐败，但其蹶起实多靠机运，未曾经历真正的艰苦；左宗棠则自负而多智谋，性刚行峻，精力充沛，坚苦卓绝，为儒家思想陶冶出来的典型“覇才”③。左的缺点是性格太刚，气度不大，所以，经由其手而磨练造就的人才也不多④。不过，他在军机政略的运筹帷幄方面，确是一位奇才，曾国藩即称其“谋画之密，远出国藩与胡宮保（林翼）上”⑤，绝非自谦之语。
（一）
左宗棠（一八一二—一八八五）是“覇才”型的人物，其思想渊源均出自传统儒家思想的薰陶，而治学的范围广泛，讲求经世致用。他出身举人⑥，自幼即学作举业，讲经论史，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治学次第及儒者出处进退、行用舍藏的基本立场，自颇深有体会；曾仿效清初大儒顾炎武“日知录”的篡辑方法，钞录经史与方志中的资料，相与核证，“以经史印志”；所抄方志包括畿辅辑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等，分列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各门，分别辑录为数十巨册⑦。二十岁时，他读书于善化城南书院贺熙龄门下时，并多方披览其师长兄贺长龄家藏的公私典籍与图史，又于贺长龄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详为阅读，研讨经济、农学、舆地、兵法等学；一生治学宗旨由此底定⑧。
此后左宗棠因三次赴京会试失败（道光十三年、十五年、十八年），无意仕进，决计返家务农，因留意农事，探研农书甚勤⑨。左早年也曾潜心研究过理学，手抄陆陇其“读朱随笔”一册，力行“寡言”、“养靜”的工夫，后来在他主讲醴陵绿江书院时，曾根据朱子的“小学”以定学规⑩。不过，左与他的好友罗泽南、刘蓉等之潜心讲求理气性命之学绝不相同，他的兴趣始终倾向于经世之学方面：初期尤着重于研究农田水利、荒政、田赋、盐政、刑名、钱谷等事，曾于前两江总督陶澍家教读其子时，于陶府庶事由其一手经理，“章奏批判，朋辈题咏简牒，常手出，岁可百数十册”。陶府所藏经世性的典籍最多，左因得纵览研究，用力专勤（11）。左氏反对当代汉学家治学的琐细冷僻，尝称：“近世士大夫专尚训诂考证之学，以闚隙攻难为功，立标主汉学名字号召后进，于书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为空疏迂阔之谭，弃置不一顾，其甚者乃敢躬冒不韪，轻议先儒，及问以四子经义，不能答，尝以利害细故颓乱而无所守；呜乎，可不谓惑与”（12）！左宗棠主张为学“贵有本源”，“博学慎思之后，继以明辨，义亦如此”，而“恪以程朱为宗”（13）；所以，他绝不反对理学。对于儒者能否在政治上有所展布，左则认应听之命运；其云：
天下事功之成，必学有本源，而后可期不朽，否则，粗材幸获，流弊殆不可言也。……士生于世，凡得失穷通，皆可听之时命，独其所以自立者，不能不审。古之君子，当其郁不得志，遵养时晦，若无事然，然而匡辅之器，干济之才，磨练既深，挟持自异，一旦举而措之，为天下所共仰。……语云：识时务者为俊傑，谅哉（14）！
左宗棠对舆地之学，甚感兴趣；早岁即曾涉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经典性著作，并根据他所阅览的资料，绘制历代舆圃，颇有心得；曾批评顾祖禹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欠酌然，然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15）；又评齐召南所撰“水道提纲”颇多新义，而“错误亦多”，认为在过去讲舆地的诸大家中，“顾景范（祖禹）较胜于阎百诗（若璩）、胡胐明（渭）诸人，而其间亦不免有所失”（16）。
左对于农学，不只曾徧读历代讲农学的书籍，将所获资料分类纂辑，以备编成一部“朴存阁农书”之用（17）；复亲自下田指导佣工耕作。他在寄居岳家时，初仅有农田五亩，用以种桑千株，养蚕治丝；其后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又购得湘阴柳庄之田，计七十亩，开始从事多项的农业试验。例如湘阴向不产茶，左氏则于其农庄试种茶树，结果成效很好。他又提倡在种植主要作物之余，栽培桑竹，以尽地利，而增加农家的收入（18）。他又在农业经营之余，研究各种农业技术，为筑墙、作壕、建碉堡及栽植、畜牧的方法，而这些技术的改进却又常为一般农民所忽略（19）。所以，左对农学不只是理论家，也是实行家，他所谓当时农民插秧的缺点，如云：“合法田必秧种，宿水渍谷，夜凉昼沉，畚酿郁蒸，偪侠芽，甫芽，布诸秧田，春阴多雨，秧悴不耐，谚谓之酣晴，廼起否竟沪澜不成，苗长二寸以上，始分栽，并手忙插，一夫日毕二三亩，嫩绿数茎，欹卧自水中，贵种贱植，于玆甚矣。夫嘉禾视乎种，未有种不善而禾善者，一谷三移，元气屡泄，视天下之本，既久去地；伤母之体，岂能全天，儿在胎中，贼其天和，堕地而哭，尫悴善疴，良媼其将如南何”！确为阅历有得之言，与向壁虚构者不同（20）。所以，他主张实行“区田法”，即将整个田地内的某一区域，实行精耕培植，多用肥料，多供水灌，称其“六善”、“三便”（21）。左自己会记述指导僱工下田工作的情趣说：“东作甚忙，日与僱人绿陇亩，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番乐意”（22）。
（二）
不过，左宗棠毕竟不是一位甘心终生务农、真正的淡泊劳碌一生如他自号的“湘上农人”，而实是一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志在掌握权力而行其素志的谋略家；所以，早在道光十九年后中英发生鸦片战争之时，当时他正在安化陶澍府中担任家馆，虽不居于任何官职，对于战争发生，发展的过程，已一直予以密切注意；曾致函其师御史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而对最后之签订南京条约，表示非常失望（23）。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林则徐自滇督引病回福建家乡，道经长沙，左更与之相会于湘江舟中，林一见诧为绝世奇才，谈论达旦，依依而别（24）。林、左两人所谈论者，可能即有林氏应付外人及对此后中国外交的一些经验与看法，对左氏此后经世思想的影响当不在小（25）。所以，他在论评其友人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时，即认为此乃魏氏“发愤之作”，其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而对于魏源去世后中国又浪费了将近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同、光年间才真正开始学习西洋人的专技，而深表惋惜（26）。
所以，一俟右适当的时机，左宗棠即脫颖而出，而咸丰二年（一八五二）七月，太平军北伐进入湖南，长沙被围，湖南全省陷入了战争的涡漩；左在他好友贵州贵东道胡林翼的推荐下，即出而担任湘抚张亮基的幕府，开始初步发挥其统御军民、指挥全局的才干。左宗棠之初出任事，主要是在军事上对付太平军，对于湖南早期组织团练的江忠源、罗泽南、王錱及奉旨举办团练的曾国藩等部，他均分别调护巩固，大力予以支持（27）。曾部湘军大将塔齐布，原只居候补都司的末职，为左氏拔识于稠人之中，荐之于张亮基、曾国藩，两年之內，即以战功升至提督高职（28）。湘勇王錱、曾国藩之北援湖北，东征江西，及其后又派军进入广东与广西，均出自左氏的谋画与指挥（29）。湖南水师的建立，原仿自湖北水师，而湖北水师的初创，则为左宗棠所一手擘划，惜因其不久离开了湖广总督张亮基的幕府，故未能大有所成（30）。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太平军石达开部大举由赣入浙，左更建议以湖南水师一部在杨载福（岳斌）的统率下，自长江直入太湖，出奇兵增援杭州，以阻遏太平军入苏之路；惜曾国藩颇主张慎重，不顾执行此议（31）。咸丰十年（一八六○）三月，江南大营第二次崩溃，左又建议出兵入浙，以保卫苏、杭；而曾国藩则认为此着冒险太大，决定集中兵力自进攻安庆着手（32）。所以，左对曾在军事上的才能，颇多批评；早于咸丰二年时，即评称：“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33）；又在致友人书中云：“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右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34）。左又批评曾国藩自田家镇大捷之后，不再听他的话，“颇露骄愎之气，弟数与书而不答，盖嫌其太直也”（35）。此后，他甚至在受曾之荐举担任浙江巡抚主持方面之后，对曾在军事布置上的评价，仍然不高，彼此议论常多不合，其云：“涤相拟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近时谈论多有不合，只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为将顺”（36）。
左宗棠之用兵，多智略，主审机，不常其方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尝以诸葛亮自比，而在选拔军事将才的基本原则方面，主张“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为大界画，出乎此者，虽才不足倚也”（37）。湘勇早期将领中，他最推许王錱，称其“刚明耐苦，义烈过人，实所仅见；若能如武乡之淡泊宁靜，则所成就殊末可量”（38）。惟他与王氏论兵，有时亦多不合，例如左氏不主援赣之军，深入至抚州、建州，王氏不听，因此而有吉安之败；故左在致友人书中说：“璞山（王錱之字）一时名将，且古之名将，亦不过如此，其所论兵法贼势，往往与敝见不甚合，弟未敢驳，盖以身在行间，所见日确，岂可遥制”（39）。左宗棠是第一位看出太平军在战略上所犯最大错误的人——即太平军不知在所据各省建立永久性的根据地。他分析说：
贼鹘起蛮方，狼奔下国，虽据沿江数城，曾无根本之固，所恃者，劫掠供食耳。水师能制之江中，则贼无所能食，东西驰突，均所不能，如蟹断足，有死而已。吾向谓此贼乃必灭之贼，特无如灭贼之人，故合鼠辈得气，湘潭、岳州之捷，再有二、三处似此者，则江南勾当可了矣（40）。
因此，左宗棠自初出任事后即主张严赏罚，将擅离职守、弃道州不守的余长清，不肯在龙同潭结营阻止太平军自长沙北窜的福兴、与弃岳州不守的博勒恭武等三位提督大员军前正法，再在湘、鄂两省痛击太平军数次，即可消除乱事。其云：
现在诸贼饱掠思归，即老贼亦多怀异志，……若官军能得一大胜仗，出示招降，毋论长发短发，投降概予免杀，示以大信，事犹可为。贼志在子女玉帛，不过盜贼之雄，杨秀清之所以能用众者，只在一严字。我自军兴以来，糜烂数千里，用款至二千万，未尝戮一逃将，斩一溃兵，事安得不败（41）。
所以，咸丰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围困太平天国天京的江南大营第一次大溃败后，太平军分道而攻江西、湖北，大局震动，左宗棠独认此为清军反败为胜的契机，因清军总帅钦差大臣向荣数年来均为常败将军，为人“忌克而不爱惜人才”；左在函友人书中说：“此公（指向荣）自广西盜起之时，即身与其事，前后各大帅无不倚以办赋，自庙堂至于草野，无不同声推服，而此贼由谿岗以至江、淮，蔓延天下；此公始终兵事数年，不但祿位无损，即誉望仍复赫然，……何不察之甚也。天下之乱，先乱其是非，有时庙堂之所谓是，而草野非之，众人之所谓是，而君子非之，是尚有乱而未乱也；今乃并为一谈如此。然则是非之真，终不可得而明，而天下之乱，其未有已也”（42）；确为有远见之言。
所以，左宗棠在掌握权力之后，用兵最重军律，上自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文武大员，下至士卒褊裨，均有一定的责任，信赏必罚，号令严肃；他认为“（提督、总兵）职分既崇，所重者督率严谨，不必强以力所不能也。至（两江）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疆江海防务，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地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43）。对于官兵上下，他有所谓“五禁”，“楚军营制”內有“行军必禁”一则云：“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无宽贷；即打牌、聚赌、吃烟、酗酒、行凶、宿娼、私出营盘、聚众盟誓、妄造谣言揭贴之类，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负民货，皆当严禁”（44）。左又特别不许军队欺侮老百姓，不准骚扰强买强卖，“楚军营制”中均有详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看似琐屑，实际却为收拾民心的要著。左氏曾自誇其军队的纪律说：“综计师行八省，以至关陇全境，无论经过何地，所需军食，均自行备办觅僱，概照民价发给，未尝以丝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准各省地方官借口支应兵差，为开销张本”（45）。收复新疆时，左军转战数千里而纪律严明，他数次指示各军，“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46），他在给嵩武军统领张曜的函件中告诫说：“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戒杀掠不可。如能以王土、王民为念，则南人城易复，而亦可守矣”（47）。西此，左军很受到新疆天山南北路广大维吾尔族与蒙族的欢迎，“各城阿奇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酪，献牛羊，络绎道左”（48）。由喀喇沙尔避居博尔吐山的蒙古“台吉”扎希德勒克，听说左军进抵，北疆托克逊，立即赶赴该城自总统刘锦棠处领受机宜；清军南攻收复南疆时，他“随同驰驱，于地势险要，贼情虚实，水道深浅，据实备陈”（49）。
左宗棠之治军，特重得军心，所谓“用德不如用人，用人当先得其心，而后得其力”（50）；而用人得其心的主要原则，则为：“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人，非开诚心，布公这，不能得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蠢人之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今一概吐弃，恐徒劳而无益耳”（51）。所以，左自出而任事之初，即极注重拔举人才、鼓励人才、与爱重人才，又能知人善用，而以天下事为己任（52）。他治军御下恩勤，对将领解衣推食，诚信相孚，对士卒体恤爱护，同甘苦；于行军作战时绝不住公馆，而住在营帐中，与将士一样。他经常穿一件布袍，在营帐中据一白木饭桌，料理军书。有时即踱出帐外，与士卒一道吃饭，随便谈笑；“廉不言贫，勤不言劳”，最能得将士之心（53）。有位部下劝他在兰州住总督衙门，他予婉拒云：“惟念前敌诸军冒冰履雪，袒臂鏖战，本爵大臣运筹中阀，斗帐虽寒，犹愈于士卒之苦也”（54）。此后左氏两次到肃州，最后又到哈密督师，虽在风沙、冰雪、炎荒三种气候环境中，他依旧住在营帐中（55）。左自述其治军的要诀说：“臣之驭军，别无才能权智，所恃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丝毫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行之既久，湖湘子弟习而安之，虽欠饷积多，尚无异说”（56）。左宗棠死后，他的老部下闽浙总督杨昌濬上奏赞扬他，说他“绾钦符十余稔，从未开支公费，宫中所入，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督两江时，年七十余矣，检校簿书，审视军械，事事亲裁”（57），可见其廉干勤朴的精种，始终一贯。左晚年出任两江总督，于军政设施最重奖掖廉吏、与培养人才、严肃军律与加强长江防务；在经济方面，则重视水利建设与整顿两淮盐务；交卸江督时，库中存银至四百余万两（58）。左宗棠的廉介，尤表现在他死后所遗给四个儿子的产业，不过每人六千两银的小数目，一片墓田和一所家宅而已；这与李鸿章统率淮军三十多年，死后遗其子孙的大量财产相比较，是绝对不同的（59）。
在用兵方略方面，左宗棠最重视基本战略的确定，谋定而后动。他在正式出任督办浙江军务时，所率兵力不过八千人左右，所以，其战略是“避长围，防后路”，先固徽州、婺源等饷源之地，待站稳脚步后，再向江西的开化、遂安之線进攻，而不急急于解救本省衢州围城，也不专与太平军作逐城之战，而只是出奇兵以与之作野战（60）。直到新募的生力军源源抵达浙、赣、皖边境后，才开始大举进攻（61）。此后他奉派进攻陕、甘回军之后，也首先确定“先剿捻，后剿回”与“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的战略原则，并极力主张“兵精饷足”政策，以少量精兵辅以充足而源源接济的粮饷军火，作歼灭战，因而避免了其前任杨岳斌在甘肃所遭受“兵多饷绌”的困境（62）。收复新疆之先，他更费最大的精力于筹饷、筹粮、筹运输等三方面的备战工作，而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上，则持“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基本战略（63）；因此，左军之收复新疆，自同治十三年八月起，只筹运军粮即费时约一年半；自左氏之亲自督师进驻肃州至实际发动进攻新疆北路的战斗，中间相隔又两个月；从收复天山北路各城到进攻吐鲁番，中间又相隔半年；从克复吐鲁番到发动进攻天山南路各城，相隔四个月，而实际攻取天山南北路广大地区所用的时间，包括备战的期间在內，不过只一年半而已（自光绪二年六月一日至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可见左氏“缓进速战”战略的运用，非常成功（64）。此外，左氏用兵也最重防备后路，而考虑谨慎周密，常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65），不可轻率浪战；确为有得之论。
（三）
左宗棠对李鸿章之一手把持淮军，始终是成见很深，而李鸿章对左宗棠之立功边陲，统率较他更多的军力，在曾国藩死后的湘军军政巨头中稳居最高资望的地位，也是同样憎恨，两人份属等夷，针锋相对。左、李都是成见极深而最热衷权力把持不放的人，也都是对于较高层次的抽象思想无大兴趣的人；但我们从人品、能力、才识与意志四方面来衡量，李都显然较逊于左。左氏统御军队，显然更能维持公平的原则，善用众，以打硬仗；不似李鸿章之好用权术、重派阀私利与以利祿驱人（66）。左最善于利用他省不同派系军队之能将；如攻剿太平军晚期，随左入闽粤作战的道员康国器（即康有为之叔曾祖父，后曾任广西布政使、护广西巡抚），即屡立战功，高思之捷，杀敌万计，左称许之，为“入粤战功第一”（67）。追随左到陕甘剿回的军队，除湘军外，尚有皖军（卓胜军郭宝昌）、蜀军（黄鼐、李辉武）及满洲旗军（金顺）等；在左指挥下收复新疆的主力部队，除湘军与金顺所部外，尚右豫军（嵩武军张曜）、蜀军（徐占彪）、皖军（金运昌）等（68）；左宗棠对之均能赏罚严明，而各非湘军系的部队也均能所向有功，与湘军之间从不闻有彼此争胜的派系之争发生。左对淮军大将中的优秀份子，也很能持公正的态度相待，如其称张振声（时任直隶按察使）“正派而有才识”，此次（同治七年剿捻军时）奉委督办沿运民团，必可得力”（69）；对另一淮军将领吴长庆于朝鲜壬午（一八八二）之变中，率军前赴朝鲜，迅速敉平乱事，非常欣赏，称其“意度闳远，迴异侪偶，常歎为不可及”；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十二月奏保时任广东水师提督的吴氏，“秉性忠亮，才识超群，实极一时之选”，“在右职中为特出之才，即文职中之公忠体国者，亦罕其匹”，“堪备南洋统帅之任”（70）。而左氏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五月担任军机大臣时，更奏保曾纪泽出任两江总督，称其“博通经史，体用兼赅，于泰西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奉命出使，于交涉事件随事执中，內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违亲，外仍慎与国邦交之义，志殷补袞。当其随父任时，久与文武豪傑相结纳，鉴别评审，均有以得其心，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肃海防而戢群族嚣浅之气；现在两江督篆需才正殷，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71）。此事虽然未成，但颇可见左宗棠为国求才、大公无私而不避嫌疑的一种精神，这也是李鸿章所最欠缺的。
（四）
左宗棠基本上纯为中国传统型的儒者，一切自个人做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常自实用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学习西人技艺的问题，这也是与李鸿章的态度相同的。左在平定太平军之后，即极力筹划学习制造洋人的轮船，不惜费用，“萃彼中千百年之奇秘，并之一船之中，百物之所为备，正不但轮船一事，巧夺天工，而我欲于五年中尽其能事，归之于我，其不容有所靳也，明矣”，认为“必求其精，求其备而尽其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非许以重赀，彼必有所靳”（72）。在这方面，左氏颇佩服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其云：“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惟赖朝廷不为浮言所惑，则事事有成，彼族无可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歙抑；自强之道，此其一端”（73）。左甚至进一步提出自强之后雪国耻的想法，“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74）。
左宗棠经世洋务思想中最基本的缺点，是与其他主持洋务自强的內外大臣一样，他不了解也无兴趣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统与特点，又对西方文化与政教制度，缺乏严肃而深入的采讨。他们这些洋务派大臣虽然有些想学洋人的长技，但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思想所囿，过份强调了中国儒学的重要性，因而完全无法冲出传统的局限，认识到西方各国在文化与制度上的优越性（75）。所以，左宗棠总是想将道德、学术与国家社会的兴衰，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循环体，所谓“学术端则士习正，士习正则民气厚，而礼义廉耻由王而明休，祥瑞应由之而出，非细故也”（76）；他无法也不愿意将西方的思想、道德与制度的优长之处，予以吸收、融合和广泛予以运用。更何況清廷这些主持自强大计的人们，对于自强的本质与问题，根本无统合性的了解与确定不移的政策，也无真正明确的意愿，以长期从事于此；他们只是为了应付眼前军事上的需要，并基于对某些地方督抚的信任，才支持某些自强事业的。所以，这些自强事业经常受到阻挠与不公允的批评，而主持自强事业者也多囿于官场习气，腐败不堪，无继绶研究发展的意愿、动机与计划。左宗棠较李鸿章的优长之处，是他始终认为学习西洋武器的制造，只是整个改进中国战备项目的一部份，因为战争绝不止于武器一项，其云：“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77）；重器也重人，重艺也重德，这正是李鸿章主持洋务三十多年间所不强调的。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标准来看，左宗棠在“立言”方面，尤其是在创造性地纯思想方面，是毫无足述的；他只是一位注重实际用世、足智多谋、爱好权力的人；而他的经世思想实多表现在“立功”的层次上，即表现于行动之中，他最大的“立功”成就，则是收复新疆，恢复我新疆领土主权的完整。
（本文作者现任新加坡大学教授，原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期，七十二年六月出版）
附 注：
①参阅拙著，“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军的战绩”，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七期，页二一一～二二七。
②过去研究左宗棠的佳著，可参阅W.L.Bales,Tso Tsung-tang: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Shanghai:Kelly and Welsh,1937;Tu Lien-che,“Tso Tsung-tang”,in Arthur 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office,1944),vol.II,pp.762-67;Gideon Chen,Tso Tsung-tang:Pioner Promoter of the Modern Dockyard and the Woolen Mill in China(Peiping:the French Bookstone,1938)；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上海商务初版，民国三十五年）；Wen-Djand Chu,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1862-1878(The Hague,Mouton & Co.,1966）杨东梁，“试论左宗棠收复新疆”，见清史研究集，第二辑（北平，一九八二年），页二一三～二三七。
③参阅拙著，“同治、光绪年间（一八七○～一八八五）湘、淮军间的冲突与合作”，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民国六十九年七月），页三四五～六。“李秀成自述别录”称李“非宿将，靠洋人以成功”（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二册，页八四四）。
④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页一四～五；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左文襄公神道碑”。
⑤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四，“致鲍春霆”。
⑥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九月十五日，左宗棠率军克复肃州，肃清陕、甘回乱，奉上谕特赐进士出身，晋协办大学士，旋再晋东阁大学士（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九，页一三）。
⑦孔合谨，“左宗棠生平及其学行”，见湖南文献，十卷二期，页三四。
⑧孔合谨，前文；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页七；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刻本，此后简称“左集”）文集卷三，“吴县冯君家传”。
⑨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台北文海翻印本，此后简称“左年谱”），页三一；清史稿，列传一九九，左宗棠。
⑩左文襄公在西北，页七。
（11）罗泽南之讲求理学，见朱孔彰，中兴将帅列传（台北文海出版社翻印），卷六下，页一～四。
（12）左集，文集，卷二，页一。
（13）同书，文集，卷二，页一○。
（14）同书，文集，卷三，页四～五。
（15）左年谱，卷一，页七。
（16）左集，书牍，卷一，页三六～三七。
（17）左文襄公在西北，页一二。
（18）孔合谨，“左宗棠生平及其学行”一文引“左年谱”，卷一，页二二，二三。
（19）左集，书牍，卷一，页四○。
（20）同书，文集，卷一，页四～五。
（21）同前注。
（22）左集，书牍，卷二，页二。
（23）Gideon Chen,Tso Tsung-tang,p.1；左年谱，页三八。
（24）左年谱，页四二。
（25）Gideon Chen,op.,cit.,p.1.
（26）左集，文集，卷一，页一二。
（27）参阅拙著，“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军的战绩”，页一～三；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民国五十一年），上册，页四二六～四三五；中册，页一○四九～一一二九。
（28）左集，书牍，卷二，页二五；左年谱，卷一，页六四。
（29）见拙著，“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军的战绩”一文。
（30）同前文。
（31）杨英杰纂，胡文忠公年谱（己巳年原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翻印），卷二，页四四。
（32）胡文忠公年谱，卷三，页一二。
（33）左集，书牍，卷二，页六。
（34）同书，书牍，卷二，页二五。
（35）同书，书牍，卷二，页三○。
（36）同书，书牍，卷七，页一。
（37）清史稿，列传一九九，左宗棠；左集，书牍，卷二，页二九。
（38）左集，书牍，卷二，页三四。
（39）同书，书牍，卷四，页三五。王錱为湘乡文生出身，自咸丰二年太平军犯长沙，即与其师罗泽南在原籍举办团练，仿戚继光之法，束伍选士，练习胆技，湘勇军队之精悍，实基于此。所部少仅数百，多亦不过三、数千，而身经百战，歼灭太平军不下十余万人；克复城池二十余处，太平军中有“出队莫逢王老虎”之谣，即所谓“老湘营”。王氏成军后，初期主要在湖南本省作战，咸丰八年（一八五六）初乃越境入粤，又北援鄂，东征赣，曾在江西吉安大捷；一个多月內，转战敷百里，获八项大盼，攻杀太平军至一万三、四千人，为太平军兴以来所遇最大的军事挫败。咸丰七年八月病卒，年三十三岁。著有“练勇芻言”、“阵法新编”、“练勇臆说”、“尺一偶存”等兵书。骆秉章，骆文忠公年谱，卷六，页五三～八；卷七，页六～七、二七～三一；朱孔彰，中兴将帅列传（台北文海出版社翻印本），卷八，页一～四。
（40）左集，书牍，卷二，页二七。
（41）徐一士，“一士谈营”乙编（上海一字社，民国三十七年），页一六二。
（42）左集，书牍，卷三，页一九。
（43）左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44）左文襄公在西北，页四一。
（45）左集，奏稿，卷四四，页六八；左文襄公在西北，页四二。
（46）杨东梁，试论左宗棠收复新疆，页二二九；清史稿，列传一九九，左宗棠。
（47）左集，书牍，卷十七，页三六～三七。
（48）曾毓瑜，“征西纪略”，卷四（见回民起义，第三册，页四八）。
（49）杨东梁，前文，页二二九。
（50）何贻琨，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六年），页三八四。
（52）左集，书牍，卷三，页四七。
（52）同书，书牍，卷四，页三十六、五十。
（53）左集，集前页，闽督杨昌濬奏，页二三，“左文襄公在西北”，页四五。
（54）左文襄公在西北，页四五。
（55）同前注。
（56）左集，凑稿四七，页四二。左氏为血性中人，其麾下湘军大将刘松山趁进攻金积堡回军时受伤而死，左为之悼泣成疾（费行简，近世名人小传，页三二六）。
（57）左集，集前页，闽督杨昌濬奏，页二二。
（58）参阅“左集”，奏稿五九、六十有关各奏折；另见同书，时务说帖，页六～七。
（59）J.O.P.Bland,Li Hung-Chang(London:Constable & Co.,1917),pp.77.174,284-5.
（60）左年谱，卷二，页四五；卷三，页一～二。
（61）同书，卷三，页四、十。
（62）参阅拙著，“同治年间陕甘回民事变中的主要战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册，页一○五。
（63）左文襄公在西北，页一○○、一○八。
（64）同前书，页一○六。
（65）左集，批扎，卷三，页一。
（66）参阅拙著，“同治、光绪年间（一八七○～一八八五）湘、淮军间的冲突与合作”，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页三二一～三四六。
（67）左集，奏稿，卷六四，页十二。
（68）左文襄公在西北，页五一～五三、九八。
（69）左集，书牍，卷十，页八。
（70）同书，奏稿，卷五九，页八一。
（71）同书，奏稿，卷六三，页六～七。
（72）同书，书牍，卷八，页六二～六四。
（73）同书，书牍，卷九，页五九。
（74）同书，书牍，卷十一，页八～九；Gideon Chen,Tso Tsung-tang,p.28.
（75）Gideon Chen,op.cit.,p.87.
（76）左集，文集，卷一，页七。
（77）同书，书牍，卷十五，页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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