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名臣曾国藩的一生，事功彪炳，德业弘伟，历史学家一向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许多有关曾国藩传记的著作中，他有一项为大家所公认的成功条件，是即其“知人”之明。俞樾“春在堂随笔”中有一条说：

湘乡出将入相，平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曾国藩如何“善相士”？俞樾的这一条记述语焉不详，还需有别项记述来补充说明。薛福成“庸庵文编”中有一篇“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正好作为补充，抄一段如下：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必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江忠源未达时，以公车入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冶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卒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其长，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极一时之选。其余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寖至大显，或以血战成名临敌死绥者，尤未易以悉数。……

作大事立大功，所需要的就是能以各种方式罗致有用之才以帮助自己。曾国藩有知人之明而又能善用人才，自然奠定了成功的基础。但是，通观曾国藩的奏疏文集，他对于当时人物的评隲，几乎只有赞誉而没有毀短。难道曾国藩所见到的并世人物，俱皆是忠义奋发之士，并无庸劣凡下之材么？答案显然不是。然则曾国藩对当世人才之评估，其所以只有赞誉而并无毀短的原因，无非是不愿意见诸文字、出诸言语的谨慎态度而已。由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中的记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二

国立中央图书舘藏有手写本的“能静居日记”一部，共四十冊，作者为曾居曾国藩幕府的阳湖赵烈文。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清宣宗道光十二年生。咸丰五年，曾国藩在南昌时，赵烈文首次应聘入曾幕，至咸丰七年，因母丧丁忧，返回常州。同治元年，曾国藩的湘军大营移设安庆，再邀赵烈文居幕，至同治四年因乞假同籍省墓而退出。同治六年四月，赵烈文由常州至南京，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之职，邀赵烈文入幕，因此赵烈文又三入曾幕，直至翌年七月曾国藩奉调为直隶总督，赵烈文未同时随往，因而结束了三度相处的宾主关系。中央图书舘于抗战时斥重金购得这一部原归赵氏子孙世守珍藏的赵烈文手写日记，以其史料价值极高之故，曾被前任舘长蒋复璁先生誉为该舘的“镇库之宝”。民国六十一年，台湾学生书局将此书收入该局所编印的史学丛书第一辑中影印行世，此书遂得化身干百，流传人间，普遍为学术界所利用。由于赵烈文与曾国藩之间的交谊甚深，曾国藩与赵烈文的谈话，屡被巨细无遗的记入了赵烈文日记之中，因此使得这一部日记充满了价值珍贵的史料。试加辑录，实为研究曾国藩性格及了解当时人物之极好参考。

赵烈文三居曾幕，其最后一次已在政治秩序恢复、生活安定之后，彼此间有充份时间自由交谈，所以谈话资料极多。由赵烈文所记谈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赵烈文的学识能力与德行操守都极为欣赏，谈话毫无拘束，内容亦极广泛。撇开其他部分不说，单只以曾国藩对当世人物的批评意见而言，就可以辑出甚多。略引数条于后，虽属尝鼎一脔，却已可透露出甚多的轶事秘闻。

三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记云：

日晡时，余方偃卧，而涤师至，立帐外如植髻。急起陪坐，谭话甚久，遍及时贤。云：“刘印渠极长厚谦下，故做直督数年极稳，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为保位之计。官秀峰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极推让，然有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数衍而已，非诚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无险詖。外间传言，胡死后官封其案卷，则又言之过甚。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小荃血性不如弟而深稳过之。吴仲宣殊愤愤。沈幼丹自三年争饷后，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狭。彭雪琴光明俊伟，而本事不及杨厚庵。杨厚庵颇狠。惮次山精核而非独当一面之才，实一好藩司，心地亦苦窄。老九去年讦官不胜，极悔，亟思退，事事请教老兄。余曰：‘次悔亦次硬。仍须顽钝无耻，乃可做事。’余往年在江西光景，视老九所处，何啻数倍？足下所知，但恐渠无此耐心耳。”又言：“官秀峰事起，彼此不相闻问，内中亦不以见询。后与官相见面，彼此不提，始终若聋聩然。李少荃劝余密折保官，请弗深究，外又纷言余动老九，其实皆未知余心。此事殆不可参以文法，余惟麻木不仁处之而已。”云云。……

这一段话中牵涉的人物甚多。“刘印渠”即刘长佑，时官直隶总督。“官秀峰”即是因曾国藩之参动而罢职的湖广总督官文，因其位居大学士，故称“官相”。“左季高”即左宗棠，“李小荃”即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吴仲宣”即吴棠，沈幼丹即沈葆祯，彭雪琴即彭玉麟，杨厚庵即杨岳斌，惮次山即惮敬临，“老九”则曾国藩之老弟国荃也。至于“胡文忠”，则是已故世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同光中兴”之四大名臣，官虽不尊而享誉极隆，这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关于胡林翼交谨官文以便自己能放手做事的那一段掌故，自从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为之刻意誉扬以来，大家都认为胡之谦德固不多及，官文之敦朴长厚，亦有可称。而从曾国藩的这一段话看来，官、胡之间的交谊，实在不能如薛福成所说的“水乳交融”。惟其因为官文之贪黩庸鄂，所以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之后，总会不客气地上本参他。其结果是官文虽然罢职，曾国荃亦大遭清廷之忌，故谓之“讦官不胜”。至于左宗棠、沈葆祯、杨岳斌、彭玉麟诸人，均属当时之功臣宿将，其性格才能中居然有罕为人知之另一面，在后人之参考研究上当然有其价值。等而之下的吴棠与恽敬临，在当时亦位至总督、巡抚之职，由其人之才品高下及仕途通显，颇可看出清末政治风气进退清长情形之一斑。与此相类似而同时曾被评陡的督抚监司，尚有河南巡抚严树森、山东巡抚阎敬铭、两广总督毛鸿宾、江苏徐州道高梯、上海道丁日昌等人。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之“能静居日记”记此云：

涤师来久谭。言：“严树森前奉命以贵州布政司查办贵州巡抚张亮基参案，覆奏后自请开缺北上。上谕严斥其叠次借辞逗留，延不赴任，于交办事件并不亲往察看，安坐邻省，即行查明覆奏，自来无此体制；又因贵州诸事棘手，自请开缺进京，规避取巧，辜恩溺职，殊出情理之外，著革职发往云南，交张亮基差遣委用云云，两宮可谓严明。”又言“严本一猥琐之才，经胡咏芝赏识后，俨然自托于清流。在豫抚任内，痛保朝中阔人如倭贝峰等。古人明扬仄陋，或不如此。”余闻之大噱。因问：“此折据方宗诚自言其所作，信乎？”师曰：“方宗诚见识止此而已，斯言殆信。”余又问：“阎丹初敬铭视严何如？”师曰：“远甚。阎之器品较严树森端方，固矣。如前辞齐抚，齐抚极可为之官，严即断不能也。凡一督抚官能去之若遗者，皆有过人处。”余曰：“然。”师又问：“挥次山归后，宦情淡乎？”余曰：“未知，闻欲来师处一仰山斗。”师笑。继曰：“毛寄云尚雄心未已。督抚在任，势足动天地，一擧足则从者如云，一出口则诺者雷动，昼则羽仪照耀，夜则列炬星布。比一归家，从苍头数人，坐小轿，燃数烛而已，其能帖然否乎？此人情也。大抵人处境中，自非圣贤，鲜不为境夺。故仲尼亟称颜子不改其乐，于此等可见圣贤立教之宗。”……

曾国藩在这一段话中说，严树森作河南巡抚则痛保朝中阔人，连大学士倭仁（艮峰）等人亦皆一网打尽，不知其意何居？及降为贵州藩司则规避畏事，存心取巧却弄巧成拙。毛鸿宾（寄云）历官巡抚、总督，享惯了富贵尊荣，罢官后不甘寂寞，雄心未已，与惮敬临俱是“宦情”甚浓之人。凡此俱是碑传集资料以外的资料，由这些小地方才最足以看出这些人的真正底裹。在这一段话之后，曾国藩与赵烈文曾谈论佛教之教义，然后又谈到徐州道高梯与上海道丁日昌二人之才行。“能静居日记”之所记如此：

余曰：“新徐道高梯，外间言其人难共事，信乎？”师曰：“诈人也，与丁日昌为同类。顾好名，能做事，诈为善，虽诈不能不取。”继而喟然曰：“安得有人乎？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若辈知好名，犹足为善。吾与李少荃者，若辈鳞甲，不致全露，然亦极意笼络之，又不可使见痕跡。甚矣，用人之难也。吾观人心之变幻皆然，不独今日，足下以为何如？

曾国藩以为高梯与丁日昌皆是诈而好名，却又具备办事能力之人，这一段话最值得注意，亦是湘、淮二系人才的重要区别所在。曾国藩借湘军戡定大难，他所倡道的，是质朴纯真的爱国热忱，所以湘系人物多以诚朴见长，磊落光明，虽才具偶有所短，而志节多有可观。反观李鸿章所领道的淮军，则其分子糅杂，良莠不齐，与湘军气象大不相同。三国时代的魏武帝曹操，用人惟才，使贪使诈，皆无顾忌，李鸿章麾下的淮军人才亦颇有此风。如丁日昌，即是李鸿章所极为倚重的“能员”，曾国藩为了李鸿章的缘故而不得不多方包容。此公后来官至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北洋新政，丁日昌出力甚多。然而在曾国藩的眼中，高梯与丁日昌的勇于任事，实际上是“皆有大欲存焉”，一旦在上面的领道之人不再是曾国藩或李鸿章，则这些人的鳞爪尽露，设若彼时的当局者又无操纵驾御之能力，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就太大了。李鸿章后来逐渐成为清朝中国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经由他所拔擢的北洋人物，遍布要津，然而晚清政治风气却以贪浊腐败见称，可见李鸿章的作风和他的干部人才，关系十分重要。曾国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隐约看出这点，可见他确实具有不凡之卓让。

四

臧否人物，最容易树敌招怨，智者不为。曾国藩的奏疏和文集中，对当世人物只有赞誉而没有短毀，显然是由于这一道理。但是他在与赵烈文的谈话中，却毫不保留地发表了他的批评意见，实在使人感到奇特。大概因为他与赵烈文的交谊太深，觉得彼此间的谈话不需要有太多的顾忌，所以才会直言无隐地说出了他的心中感受。若非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诸葛一生惟谨慎”的曾国藩，也有放谈无忌的时候呢？

赵烈文日记所记的曾国藩谈话，属于评隐人物方面的记述尚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举证，略述数端，借以见其一斑。读者诸君如果对此深感兴趣，不妨自往“能静居日记”中检索之，今不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