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清代四大“中兴”名臣之一，他平定天山南北路，收复新疆，其赫赫战绩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左宗棠一生重视经营台湾，对保卫、开发、建设台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 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生。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中举人，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主讲醴陵淥江书院，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在前两江总督陶澍家（湖南安化）为塾师，潛心博览藏书。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起，左宗棠先后担任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僚，为镇压太平军，策划军事，外援五省，内清四境，筹饷备械，整筋吏治，有“今亮”之誉（当世的诸葛亮）。咸丰十年（一八六○年）五月，左宗棠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率楚勇五千人，驰援江西、安徽，屡破太平军。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三月，南书房少詹事潘祖荫上奏清廷谓：
“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破格简用……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同年十一月，清廷委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独当一面，十二月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三月授闽浙总督。至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左宗棠肃清赣、浙、闽、粵之太平军，歼灭其最后一支余部汪海洋于广东嘉应州黄沙嶂。他的赫赫战功及在收复地区整顿革新政治的气魄和才略更是名噪朝野，万众瞩目。
任闽浙总督，关心台政
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三年多的任期内。对辖地台湾十分关心。虽然绝大部分时间戎马倥傯，在赣、闽、粵与太平军等作战，为筹饷和整顿收复地区的政治、经济而席不暇暖，但左公对海防要地台湾始终牵挂于心。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左宗棠在《复陈裁汰闽军并台湾等处军情片》中即表示了他对台湾的关注。片谓：“台湾一郡为闽省外郛，譬犹锁钥，台郡为锁，澎湖、厦门为钥，而鹿耳门、鹿仔港则通钥之窍也。鹿耳、鹿港两处无事则有所持，以无恐，而省郡之气常通。臣于数日内接阅各处文报，似吴鸿源（署福建水师提督，当时率部驻防台湾）、曾玉明（台湾镇总兵）未能得力。而隔海报探，难期确实。现与闽抚徐宗干妥慎筹办，以专责成。申军令，固人心为主。……”
同年七月，台湾彰化发生戴潮春八卦会暴动，破彰化，围嘉义，窥淡水，全台震动。署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久不能破，左宗棠乃派福宁镇总兵林文察率部前往助剿。
左宗棠又致函福建巡抚徐宗干指示机宜，函谓：“台郡兵事，尚未能克期告蒇（完成），将领互相观望……除吴提督、曾总兵、曾副将外，又有区道、史道、洪道等，彼此势不相下，议事之人多，而任事之人少，所谓谋夫孔多，是用不集也。……以时局而论，似宜于中路著手……若林文明从山内杀出，林文察从外冲入，则中路可通，南北之贼，可划为二段，奏功较易。”
后来在台平乱各部军饷略有不继，时左宗棠在浙江的部队亦已数月未发饷，但鉴于台湾弧悬大洋，情形待珠，乃移浙饷济台，使台湾平乱工作无兵饷匮乏之虞。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部平定回民起义，他受命后深有感慨地说：他任闽督三年多，全闽十郡，只有福宁、台湾两郡未去。福宁离省城不远，平时尚能照料，台湾远隔大洋，因联络不便，往往鞭长莫及，那里问题又多，心中十分悬念。离任前，他选派最得力、最优秀的部属吴大廷（湖南沅陵人）、刘明灯（湖南大庸人）分任台湾道员和台湾镇总兵。吴大廷“守洁才长、兼通方略”，历任内阁中书、安徽巡抚李续宜、唐训方幕僚，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任福建盐法道，他大胆实行“票运”，仅一年，库入即增加三倍，尽革弊端，是一位廉洁而有魄力的人物；刘明灯“谋勇兼资，廉干而善拊循，质朴而通方略，”长期追随左宗棠作战，吃苦耐劳，战功卓著，为一位出色的武将。
同年十月五日，左宗棠上奏《筹办台湾史事兵事请责成新调镇、道经理折》，这个奏折，全面分析了当时台湾政治、军事、吏治等各方面的状況，提出了整治的办法，为左宗棠整治台湾的纲领文件，主要内容为：
一、“台湾戍防制”名存实亡，为台湾致乱根由。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平定台湾后，清廷规定由内地各标营派兵轮流戍守，三年一轮，定额为一万四千人。咸丰初年（一八五一年）起，因太平军起义，各地兵事孔急，无法抽调兵力赴台。太平军平定后，戍台兵员数量仍不及原规定的三分之一，有的徒有名冊，实有兵员少得可怜。台湾一有动乱，必须就地招募，所募的大多是本地游民，他们打著军营的旗号，到处滋扰勒索。加之后来台湾道标（道员直接指挥的部队）裁撤，所有剿捕之事，道员不得不依赖武营，武营见道员手上无兵，更加骄横跋扈，弄虛作假，甚至兵匪勾结，狼狈为奸。
整治办法：1.恢复以前内地标营轮流戍台的旧制，台湾兵力不再依靠当地招募的游离分子。2.提高道员的权力，重新设立道标，明确总兵受道员节制的规定，使武员权力受到一定的约束。
二、水师有师无船，修船费照样报销为一大漏洞。台湾水师过去设有九十六条兵船，现已无一存者，而各水师营官仍然按照以前的定额报销大修小修之费，丝毫不能少，道员、总兵均不敢抵制。
整治办法：下令将修船费移作造新船和招募水兵之用，重建水师，俾名符其实。
三、各级官吏贪污成风，加剧台湾社会乱动。台湾各级官吏办事普遍要收受“红包”或各种名目“规银”。当县令的有收受二万余两的，台湾道员除收受节、寿礼外，还要从鸦片厘金、樟脑厘金中提成，知府除收受节、寿礼外，划定盐税提成供其享用。各级武职官员（自副将至守备）则将该部所有饷银全部领去，从不报账。人人如此，而且四、五任、八、九任甚至十二任都不报账，已成惯例，大肆侵吞空额。
至于官府派员办差缉凶，乡人要先送礼、送轿资才起程，到了乡下，罪犯如送上厚礼，便可无事。武营随便抓一人交差了事。
由于各级文武官吏贪污成风，对治安敷衍塞责，老百姓安全毫无保证，便纷纷结党自卫。加上不法之徒的操纵挑拨，常常发生族群械斗。民间结党多了，往往演为暴乱，故台湾有“十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之称。
整治办法：选派廉正精明的总兵、道员前往彻底整顿。道员、总兵以身作则，首先将道署节、寿等陋规全部取消，将樟脑、鸦片厘金提成归公。道员秉公办案，爱护老百姓，处处以身作则，工作勤勤恳恳，多体察民情，消解民众对官府的对立情绪。
四、政令不能达于番界，生番时出袭击居民，番地成为罪犯渊薮，为台湾社会的一大隐忧。
整治办法：左宗棠认为，生番性虽野蛮，但性格单纯直爽，如果地方官能以诚相待，保护他们的利益和领地，当可相安无事。此外，开口通商以来，洋人打著考察的名号游历内山（番地），如果官府不采取积极态度，强化对内山的治理，将给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五、左宗棠认为：为稳定台湾社会局面，有必要建立官仓和义仓，多储粮食。粮食为民生大计，台湾产米虽丰，但外销大陆各口、香港以至南洋的日益增多。为保障民食、稳定社会，应设立官仓、义仓，广储粮食，以备不虞。
清廷对左宗棠上述整治的方案表示赞同和支持，诏谓：左宗棠所奏各条“均属因时制宜之策，应予照办。饬总兵刘明灯、道员吴大廷实力筹办。并令继任闽浙总督吴棠、福建巡抚徐宗干督促检查，以善成该督之志。”
左宗棠整治台湾的方案获得“圣批”后，成为一段时期整治台湾的基本方针。
是年十月，吴大廷、刘明灯先后赴台履任，他们忠实执行左宗棠整治台湾的方案，剔陋规，平冤狱，肃清匪患，整饬武备，修造兵船，“视事两月，人心大定。”但由于继任闽浙总督吴棠极端守旧，他附和左宗棠在闽改革的反对派，对吴、刘多方掣肘，非难，迫使吴、刘先后辞职，整治台湾诸多举措中途废弃，左宗棠整治台湾的一片苦心付之东流。
西征途中，惦记台湾
左宗棠接到陕甘总督的调令后，因在闽尚待处理的问题很多，奏准缓期起程，乃定于十月四日起程。他于三日入城辞行，福州土民绅商苦留住数日，不得已改为十日起程。
左宗棠为维持闽省社会安定和巩固闽省海防，所部湘军大部留闽，只率三千人随行。此后台湾历次有警，皆由闽省调湘军前往增防，湘军成为台湾防卫力量中主要构成部分，直到台湾被日军占领为止。
左宗棠抵西北后，先后奉旨平定西捻、陕甘回民起义，然后进兵新疆，消灭英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南北失地并致力于收复伊犁。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正月，左宗棠奉旨返回北京出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兼管兵部事务。十年来，左宗棠念念不忘东南海疆宝岛台湾。茲略述数事为例：
一、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冬，左宗棠离开福建一年后，台湾道吴大廷函告左宗棠整治台湾初见成效，并谈到他受到继任闽浙总督吴棠的掣肘，左宗棠既高兴又愤慨，复函勉励吴大廷谓：“台阳政声大著，民俗丕变，远人安之，贤者之效可睹……今治效昭著如此，彼昏欲诬之，乌得而诬之……吾舌尚存，岂容若辈任意颠倒……”
二、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四月，台湾镇总兵刘明灯致函左宗棠，反映其推行整治台湾方案，受到继任闽督吴棠的掣肘，左宗棠亦复函刘明灯，予以勉励和支持。函谓：
“台阳为海外要区，东南安危所系，摩下与吴桐云（即吴大廷）力肩重任，毅然不辞，次第处理，已著成效，而剔除陋规至五万余元之多，弊绝风清，尤近时所仅见……阁下治匪，则成效可稽，奸宄肃清，商旅无扰，治军则声威素著，内隙既泯，外侮亦消，而操守清严又有剔除陋规巨款足为佐证，即新督多方指摘，亦苦著笔为难……设有意外为难，（我）亦必（向圣上）据实陈明，一分曲直。”
三、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左宗棠分别致函沈葆桢和总理衙门，胪陈其抗日方略。
当年五月，日本以琉球贡船遇风漂至台湾南端，触礁沉没，船上人员五十四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番社人民杀死为借口，派兵三千余人入侵台湾南部牡丹社区，建营房、修道路，企图侵占台湾。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大批船舰、兵勇赴台，授权相机处置。左宗棠在西北从上海友人信中获知，日本以贡船事要挟，尚不知日本已进兵台湾，乃驰函沈葆桢，提出有启发性意见，供沈参考，函谓：
“贼（日本）图逞志于此，必先上岸作阜头（据点），番力能据险卻之否？能不为重币甘言所诱否？我军水陆并力，乃可制此凶锋。”
不久，办理清廷外交的总理衙门将日军入侵台湾事件通报左宗棠并征询左的意见。左宗棠复酉总理衙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谓：“台郡地形如梳，延袤千有余里，均须严密布置……幼丹（沈葆桢）急宜增调步队劲旅……倭长步战……入寇众，多至一万五千人，我所调拨非一万有余无以应敌，如徐州之（枪）队……津沽之防营为其后继。而预调驻陕防营以填津沽……窃维兵事所忌，在事权不一，求效太速，各路所调步军均须归幼丹节制调遣，乃能一其心态。……水师人才须广为搜罗，以备缓急。彭玉麟李成谋而外，如杨岳斌之能用楚人，黄联开之能用粵人，皆其选也。”
四、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秋，左宗棠获悉官办的台湾基隆煤矿办理不善，便致函闽浙总督何璟，指出官营企业，弊多利少，主张仿效西方，企业由民间经营。函谓：基隆煤矿是为解决马尾船厂用煤而开办的，数年来投资不少，现在产煤收入甚微，诚非意料所及；西方国家，工商各业均由私人经营，政府只管收税，故大多数企业都办得很好，国家因税收增加也富裕了。现在由政府投资、经营，国家虽不断投入，卻未见盈利，其原因是那些办事人员和工人，认为企业是国家的，不肯像为自己谋事那样卖力，这是官办企业的根本弱点。左宗棠这一主张，对当时台湾官办企业的弊端和出路，是十分中肯的。
五、奏请清廷任命文武兼资的刘璈为台湾道员。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正月，左宗棠西征结束，奉旨“以备朝廷顾问”，由新疆哈密返回北京，出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兼管兵部事务，成为清廷中枢决策人之一。他在处理繁忙的军政大计的同时，仍惦念著台湾。二月，他奏请朝廷派政声卓著，勇于任事，敢于革新的刘璈（曾任左宗棠的卫队统领兼秘书，浙江台州知府，甘肃兰州道，皆政续卓著）任台湾道，以重新开创台湾的新局面，获清廷的批准。七月，刘璈率所部岳营赴任。刘璈任台湾道四年多时间，整顿营务，充实兵员，整饬政风，开山抚番，奖励教育，整理煤务、盐务、开源节流，推进各项建设，划定防区，制订防御战略，使台湾政治、军事、防务大大前进了一步。
任两江总督，力主抗法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左宗棠以大学士（宰相）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辖区虽然只限于江苏、安徽、江西，但作为南洋通商大臣掌握南洋水师和掌管东南各省通商外交事务，台湾的某些事务，江督亦可过问。两江辖有上海、南京、九江，是当时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全国大部饷银仰赖两江。因此，左宗棠的言行在全国仍是举足轻重。
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后，本著其一贯的坐言起行、剑及履及的实干精神，锐意整顿海防、江防、整饬吏治，改善民生，疏竣河道，时时警惕外国列强的侵略，关心台湾的发展和防务。台湾道刘墩锐意整顿台湾，但闽浙总督何璟性素保守，才识鄙陋，日惟拜佛念经为务。对刘璈的革新深为恐惧，故时时以予掣肘。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夏，刘璈将这些情況函告左宗棠，左复西刘墩，予以鼓励，谓：
“台郡事体经理不易，岑彥卿（岑毓英，前福建巡抚）西去（光绪八年五月调署云贵总督）嗣事恐不能恊力并规，惟天各一方。尚可我行我法，想伟抱冠时，自不虞牵制耳。”刘璈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和鼓励，在逆境中锐意整顿台湾。
不久，法国占领越南河内，左宗棠采取一系列战备措施，甄选能将，整饬军伍，加强操练，重修或加强江防各处炮台，添船购炮，加强军队装备，亲自校阅驻江苏的湘淮水陆各军，会集防江防海各军将领研讨防守方略。
他特别申诫将领们誓死保卫国家的江海大防。如有督队不严，临阵退缩者，提督总兵以上“请旨正法”，下此者，他将亲自“手刃以徇”，他自己则“乘坐舢板督战誓死”，如果法国船突入，“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
法国知道清廷软弱可欺，攻占河内、顺化等城后，继续北侵，直接威胁中国西南边境。进驻越南的滇、桂两省清军，奉李鸿章之令，严禁接济黑旗军，并力求避战。左宗棠对这种局面非常焦急，于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六月致函总理衙门，指出黑旗军不是“乱民”而是“义士”，理应加以支持和接济；并敦促朝廷赶快放弃“主和”而确定“主战”方针。他应闽浙总督何璟之请从两江防区抽调湘淮军各两营，湘军由杨金龙提督率领，淮军由章高元提督率领，赴台增强台湾防御，又派“英锐、饶有胆智”的部将王德榜回湘募勇十营，组成“恪靖定边军”，开赴越南御敌。同月，他在致好友漕运总督杨昌濬函谓：“先令王朗青（德榜）方伯于回籍之便挑募广勇乡兵数营，一面迳赴刘永福处察看军情地势，再率新募各营接踵前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又上疏清廷，请求让其亲赴滇桂督师，表示“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但末获清廷批准。至次年初，法军相继攻占越南北部的山西、此宁、太原兴化等城。李鸿章惧怕与法军交战，忙不迭地与法国代表福诺祿在天津签订了一纸“简约”，规定中国军队“即行撤出越南”，中国“尊重”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的一切奴役性条约，实际上就是听任法国加以吞并。
当时，左宗棠病情日重，无力处理繁重公务，经清廷给假四个月离职养病，两江总督由曾国荃署理。越北战事失利的消息接连传到两江，左宗棠十分焦急，立即上疏谓：“茲值时局方殷，宵旰忧勤倍切，若以衰病稍耽安逸，抚哀循省，实觉寝食难安。”因而不待假满就复出视事。他写了一份《时务说帖》递送总理衙门，剖陈李鸿章与福诺祿所订“简约”之无穷祸患和法国外强中干的本质，再一次吁请“非决计议战不可”；并再一次要求去前线督师抗法，还自动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能阻遏凶锋，“则请重治其（左）罪以谢天下。”其力肩艰巨、勇赴国难的精神令人感佩。但清廷仍无动于衷，谕令左宗棠停止募军，并召其回京。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六月十三日，左宗棠奉召回到北京，复任军机大臣，清廷以左宗棠年老病衰，命其“毋庸常川入值，遇有紧要事件，预备传问。”实际上是将其“闲置”，防止他阻碍议和。
中法之战，出任闽台战区统帅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春，法国将越南的战火扩大到闽台地区，闽台地区成为中法之战的另一重要战场。
三月十八日，法国炮舰驶入基隆，借端寻衅，并强行购煤一千担。
六月十五日至十六日，法舰4艘炮轰基隆，击毀基隆炮台，并派数百人登岸，企图占领基隆，经激烈战闘，被守将曹志忠等击败，被迫退回舰上。
七月三日，以游历为名进入我闽江的法国军舰十艘突袭我泊驻福州闽江的船队，击毀其中七艘，并轰毁马尾造船厂。
七月六日，清廷下诏宣布与法国宣战。
七月十五日，左宗棠面见醇亲王，要求统兵出征抗法。
七月十八日，清廷任命大学士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杨昌濬帮办福建军务。二十七日，清廷又令杨昌濬兼任闽浙总督。时左宗棠已七十二岁高龄，且因常年征战，疾病缠身，但他本著一颗爱国之心，爽快地挑起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时上海出版的《申报》赞扬左宗棠谓：“以闽防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解，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让。”二十六日，左宗棠入宮向皇上请训辞行，随带亲兵数百人冒著骄阳酷暑由此京起程南下。
八月十三日，法国纠集十艘舰艇分攻基隆和沪尾（淡水），因刘铭传撤守基隆，驰援沪尾，法军不战而据基隆。
八月二十三日，清廷任命在湖南干州原籍养病的前湘军水师名将、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率湘勇十二营，由湘赴闽渡台御敌。
八月二十六日，左宗棠行抵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荃会商军事和饷项，决定将驻防两江的原左宗棠旧部恪靖十一营（其中四营已于上月由杨昌濬带往福建）另拨两江督标（警卫军）一营由左带赴福建，其军饷由两江拨足两个月，抽调两江营务处主任陈鸣志（湖南新宁人）任左宗棠行营营务处主任。
九月五日，法国海军宣布封锁台湾各海口，一时台湾与内地文报不通，内地援台交通中断。次日，左宗棠针对这一严峻局面，密电督办台湾事务刘铭传，饬其动员地方富绅损资，重价招募生熟番万余人以充实防御。可惜，刘铭传以此项计划不切实际，未积极办理。
九月八日，左宗棠说服曾国荃会衔上奏清廷，建议由南洋抽调兵轮五艘，北洋抽调兵轮四、五艘，在上海集中。通知杨岳斌迅速率所部湘军十二营由武汉乘江轮东下，杨岳斌全体官兵即在上海乘坐此批兵轮先驶廈门，然后由熟悉水手探明法舰行纵，由廈门直驶台湾偏僻小港笨港、梧栖港（法舰不甚留意的港口）等处乘虛登岸，增强台湾防御。
左宗棠此项建议立即获得清廷批准，但李鸿章以朝鲜发生事端为借口，未派兵轮南下。又因杨岳斌大队湘军不能赶到上海，遂改由吴安康（水师总兵，湖南沅陵人）率南洋兵轮五艘南下。十二月十七日驶至浙江石浦洋面，遭到九艘法舰的截击，被击沉两艘，余三艘避入港内，法舰则在港外围困。此次南洋兵轮南下虽然没有达到援台目的，但吸引法舰北上，减轻了台湾我军的压力。
九月十三日，左宗棠在南京调集旧部，商筹饷项事毕，由南京起程取道江西河口赴闽。
九月中旬，左宗棠又在江西抽调三营入闽，其饷由江西按月拨。并派员在九江、湖口、崇安等处设立粮台（转运站）负责粮饷军械的转运。
十月二十七日，左宗棠由南平乘船抵达福州。左宗棠座船行抵距福州十余里的水口登岸，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据当时目击者追记，其入城仪式十分壮观，队伍凜凛威风，前面旗帜飘扬，上大书恪靖侯左，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人乘肥马，执长鞭，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堂堂相貌，若羊叔子斯文，主将左宮保是也；再后青蓝顶、亮红顶武弁追随，不计其数。所过街坊、各铺户，均排设香案迎迓，倾城士民扶老攜幼出迎“左相侯”，并在其行馆大厅上张贴了一副楹联，联曰：
数千里荡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亿万姓轺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
老百姓之所以如此隆重欢迎左宗棠，是有其原因的：一、左宗棠曾任闽浙总督三年多，不仅平定了太平军的叛乱，而且在闽省进行了一系列革新，施行了许多善政，人民深深怀念他；二、当本年七月初，法舰进泊闽江，突袭我舰船，当时清廷派福州的大员——闽浙总督何璟，日惟蠖屈署中，拜佛念经；巡抚张兆栋，惟恐城被围困，只知多购柴米咸鱼，存积署中；钦差大臣张佩纶，乃李鸿章之婿，英豪自负，非三品以上之官吏，概不在眼，一闻炮声，神经错乱，晕倒在地，当差扶起负出至猴屿乡，精神始定；船政大臣何如璋，广东人，日事宴酒，下令严禁各舰战期未至，不准发给子弹，不准无命令自行起锚移动。都是一批腐朽无能的官僚，法舰才得以攻我不备，毀我兵舰、炮台、船厂；福州百姓也惨遭蹂躏。事后，法舰虽退去，福州仍人心惶惶，深恐法军再至，大有“一夕数惊”之势。现在，战功显赫，声震中外的名将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率大军至，抗法乃有所恃，故全城人心振奋。
左宗棠抵闽后，一面加强福建的防务，修复和加固闽江口长门、金牌及闽江南北岸炮台；在福州、泉州等沿海州县组建民众抗敌武装——渔团，使闽海防务大为改观；一面组织兵员、饷械源源接济台湾。首先派其旧部，熟悉台情的杨在元（湖南宁乡人，曾两署台湾镇总兵）赴廈门协助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湖南湘潭人）征调民船，摸清敌情，组运兵员赴台。又檄调其西征旧部已被参回籍的青年将领王诗正（湖南湘乡人，湘军虎将王錱之子）赴福州，授权其统率恪靖五营兵力，赴廈门相机渡台。王诗正率恪靖湘军三千余人，于十二月下旬分乘渔船趁夜暗渡，在台湾中部笨港、偏港等处登岸。这支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生力军抵台，大大加强了台湾的防卫能力。后来这支湘军参加了翌年正月十八至二十三日的月眉山血战，给法军以沉重打击。
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宗棠又派其办事干练的行营营务处主任陈鸣志湖南新宁人去台湾任联络参谋。协调驻台各部，反攻基隆。陈鸣志于十二月下旬渡台，在台募集土（台湾本地人）客（大部为退伍的楚军）各一营，亦参加了月眉山血战。
清廷为抗击法军，在闽、台地区集结了庞大的军队，军饷开支巨大。左宗棠为筹措军费煞费苦心。福建虽然出产大量甘蔗，但每年还要进口大量白糖。有鉴于此，左宗棠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奏清廷，建议由官府购办机器，改土法榨糖为西法榨糖，提高出糖率，将其收入移作军费之用，官府办了一段时间后交由民间接济，战事结束后推广到台湾。左宗棠的这一建议，获得清廷的批准，但此项发展闽台经济的重要措施，要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军饷，仍然缓不济急。为保证抗法经费，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正月六日，经清廷批准，向旗昌银行、汇丰银行共借款四百万两，年息九厘，以海关担保。从而解决了军饷问题，稳定了军队士气。
十二月，帮办福建军杨岳斌统率湘军十二营共六千三百人，亦由湘省兼程赶抵闽省，并于翌年一、二月间分批顺利渡台。
在左宗棠的擘划部署下，各路援军纷纷抵闽，并相经渡台，闽台地区大军云集，士气大振，法军在台北鸟嘴峰、月眉山屡攻受挫，闽省各口岸又壁垒森严。光绪十一年（一八五五年）二月中旬，老将冯子材等取得镇南关大捷，先后收复谅山等城。法国被迫于二月十九日在巴黎与中方代表签订《停战条约》。四月二十七日，双方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和约》。由于清廷的腐败和李鸿章的妥协外交，在我方颇为有利的形势下，卻签订了断送越南宗主权的屈辱条约。
在关系民族命运的中法战争中，左宗棠力主抗战，派王德榜率军赴滇桂，亲率大军赴闽，擘划闽台地区抗法。在他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闽台地区军民勇气百倍，屡挫法军，为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下可磨灭的贡献！
力促台湾建省 功垂千秋
台湾的日渐开发和进步，使台湾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尤鉴于此次法军攻台，台湾的政治机构不足应付非常事变，左宗棠认为台湾有立即建省的必要，以增强台湾的应变能力，以增强中央与台湾的联系。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七月，左宗棠上奏清廷，建议台湾建省，奏谓：“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图，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湾虽设有镇道，一切政事，必稟承督抚。重洋悬隔，文报往来。平时且不免稽迟，有事则更虞梗塞。如前次法人之变，海道不通，诸多阻碍，其已事也。……夫台虽系岛屿，绵亘亦千余里，旧制设官之地，只海滨三分之一，每年物产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省，有盈无绌，倘抚番之政，果能切实推行，自然之利，不为因循废弃，居然海外一大都会也；且以形势言，孤峙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甚非浅鲜。其中如讲求军备，整顿吏治，培养风气，疏浚利源，在在均关紧要，非有重臣以专驻之，则办理必有棘手，以臣愚见，惟有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经理，庶几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
在此前后，虽有不少内卿外臣条陈台湾建省，但左宗棠以屡建殊功的重臣及现任督办福建军务的身份奏言，自然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当年十月十二日，清廷诏令台湾建省，任命刘铭传为台湾省首任巡抚。
翌年（光绪十二年）闽浙总督杨昌濬（左宗棠的老部属）积极实施左宗棠的宏愿，二月十六日杨昌濬亲赴基隆，停留八天与刘铭传促膝商谈台湾建省具体事宜，对台湾建省在经费上存在巨大困难，他从大局出发，提议由闽海关，福建各库局每年协银四十四万两，请其它各省协银三十六万两，共八十万两，支援台湾，以五年为期，又将《伏波轮》拨归刘铭传调用，建议将澎湖副将与海坛镇总兵对调，使台湾巡抚辖有台湾、澎湖两个总兵以增强澎湖的防卫，四月初杨昌濬召开闽台司道会议，拟订分省方案，四月二十二日杨昌濬邀刘铭传赴福州共同审议分省方案，六月十三日由杨昌濬主稿，刘铭传会衔将分省方案上奏清廷，旋获清廷批准，台湾建省的迅速实施，对加速台湾的开发建设，对巩固祖国的海防均有重大意义。
早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春，左宗棠已因病重无法处理繁重政务，清廷赏假四个月，因法国侵略越南，他义愤填膺，病未愈即提早销假赴京。七月，他受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时，带病数十天冒暑行军，加上抵闽后水土不服，操劳过度，尤其是李鸿章签订的《中法和约》更令他气愤欲绝，因而健康状況更加恶化，时常“心情仿彿，头晕眼花，……终日坐起时少，睡卧时多”。以致饮食都无力自理，需人喂食，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任所，终年七十三岁。他临终之前，口述遗疏谓：
“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福州“全城百姓一闻宮保噩耗，无不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亦失一长城。”“江浙关陇士民闻之，皆奔走痛悼，如失所亲。”
清廷获悉左宗棠逝世，下诏谓：“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披阅遗疏，震悼良深；左宗棠著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赐葬一坛，派古尼音布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
黎培质作挽联云：
生不愧武侯，整师五万里，
电掣雷轰，手挈边疆归版籍；
殁犹思破敌，遗表数百言，
风淒雨泣，魂依大海撼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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