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十多年前，有几个美国青年，光临寒舍，要和我专谈“湖南人”，兹事体大，谈何容易？为满足青年人的求知欲，我不得不将我所知道的一知半解，毫无系统的向他们谈了几个小时，大概的内容如次：
1.就地域上言，湖南人即指今日湖南省境以内出生的人，或侨居省外而籍贯仍写湖南省籍的。这样的湖南人，依据三十六年的正式人口统计，全省人口三千五百六十四万六千八百○八人。
2.若就血型而言，依据美国人类学教授奥天伯Ottenberg世界人类血型的分类，共有六大血型，即欧洲型、中间型、湖南型、印度满洲型、非洲亚型、太平洋美洲型。而湖南型中所包括的人，为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系犹太人。这样湖南型的人数，当在四至五亿之间。
这是五十年以前的事，我记得有不少的日本人类学者致函奥氏，请将湖南型三字，改为日本型三字，未获奥氏同意。
事实上，在三千年以前，长江以南各地，均系苗蛮的活动范围，史称舜逐三苗于三危，这不过抵抗苗人北侵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战争。在千余年前，湖南的五溪蛮武陵蛮，遍布湖南全省，马援挟常胜之师，出征五溪蛮，未得结果。后来经过五胡乱华，宋室南迁，满清入主中华，中原人士，与湖南土著，因生活习惯、婚姻文化的同化作用，而互相混合凝成为今日的湖南，因此，湖南人有苗蛮之蛮，又具有中原之智。蛮且智，此今日湖南人的特质也。谓余不信，请以数事为证：
1.拳术：我国拳术之盛，当首推湖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辈，太阳落水了，晚饭吃完了，大门一关，个个在家学习拳术，乌家拳最为盛行。除拳击外，单刀双刀，短棍梭标，应有尽有。一个青年男子如果不能表演几手功夫，真是枉作湖南人也。百年以来，拳击伸入士大夫阶级，如左宗棠、彭玉麟、杨载福、王錱、谭嗣同、黄兴、蔡锷之流，无不善长拳术。就是不才如我，三五个人围攻起来，也毫不在乎，乌先人之遗教也。
2.好斗：蛮子无不好斗、在我们乡下，为着正月龙灯，五月龙舟而发生大规模的战斗，死伤不少人数，是常有之事。兄弟叔侄，不同住一村，彼此撕杀，毫不客气。战斗完了，彼此仍然互相往来，忘却过去一切。这就是说，湖南人将战争视作游戏，已成风气，牢不可破。
3.守礼：蛮而不守礼，是谓野蛮。湖南人大概经过一个长期的野蛮，因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传统，乃由野蛮进入强蛮。尊重老人，救济孤弱，遵守古训，保障女权，任何人也不敢公然违抗。因此，这一鱼米之乡，常能保持一个长久的繁荣安定的生活。
4.尚文：湖南人最崇重读书人。大概我们的苗蛮祖先，因为喜爱读书人的关系，致与中原人士完全同化。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位教地理的陈老师，他是湘黔边区的人，常与苗人生活在一起。他说苗女最爱唱一首这样的歌：
白杨花，白杨花，
飞来飞去落谁家？
莫落田家与商家，
偏偏要落读书家。
苗人跳月，男女情歌，通宵不止，她们最欢迎读书青年，一道欢舞。如是生苗渐渐变为熟苗，熟苗渐渐完全同化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湖南人尊重读书人，完全由于传统精神使然。
湖南的文风甚炽，自古已然。自朱熹张栻的岳麓书院讲学后，教育极为发达。民国初年，湖南小学教育，最为发达，教育部公布为全国第一。湖南人再蛮，谁也不敢欺侮读书人或女人、老人，先人之教也。
湖南人不善经商，惟善长两杆：一是笔杆；一是枪杆。绍兴师爷以后，湖南人继承其业，以笔杆讨生活者，随地有之。太平天国以后，无湘不成军，也可以说，无湘不革命。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军事地位，革命地位，实在不愧为中坚分子，足以俯仰无愧于天地之间。
如果要研究湖南人，我可以推荐一位湖南人的代表人物，那便是我今日要讲的湖南强人曾国藩。
老友龚德柏，这也是一个湖南蛮子，他写了一篇“至人彭玉麟”。我说：“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何以独称彭玉麟为至人？”他说：“伟人、英雄、豪杰这些名词，均不足以涵介彭玉麟，无已采用至人二字。”
曾国藩确实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梁启超曰：“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或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同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又曰：“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己；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世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虽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
因为梁启超这一拜，将曾国藩拜到十八层天上，替玉皇大帝盖瓦，我便无法用两个字来包括曾国藩这个人。称之为英雄，不妥；称之为豪杰，不妥；称之为圣人，则吾岂敢？称之为贤人，亦太平常。昔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
文周孔孟：即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马左庄：即班固、司马迁、左邱明、庄周。
葛陆范马：即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即周敦颐、程灏、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即李白、杜甫、苏轼、黄廷坚。
许郑杜马；即许慎、郑康成、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即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
曾国藩很大胆的将中国许多文章家、考据家、诗人、学者，一并列入中国圣哲之林，将中国的圣哲范围扩大了不少。因此，我也很想将曾国藩列入中国圣哲之林，再加上其他七人，便凑足了四十人之多，不亦美哉！
曾左谭胡：即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胡林翼。
康梁孙黄：即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黄兴。
我想，这一名单拿出来，也很妥当。今后的圣哲，层出不穷，自可继续排列，蔚成大观。
近人陈启天先生，谓孔子集三代儒学之大成；朱熹集秦汉唐宋儒学之大成；曾国藩集宋元明清儒学之大成。以此推之，曾国藩生前有圣相之称，死后有圣哲之“谥”，吾人称之为圣哲，谁曰不宜？
本文不称圣哲曾国藩，而偏称之曰湖南强人曾国藩者，其亦有说。今天下有不逞之徒的湖南人，因受马克斯的麻醉、史大林的栽培，将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湖南民族的历史精神、一脚踢开，高揭其文化革命，此不仅我湖南人的不幸，抑亦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也。兹为中央委员应复兴文化运动起见，乃特提出“湖南强人曾国藩”一名词，鼓励我湘人，学习曾国藩自强不息救民报国的精神，才可以提早完成我们反攻复国的大业。
因此，我便告知那几位美国青年：“你们要研究湖南人，须先研究曾国藩；将曾国藩的生平事业学术思想研究透彻，再从各方面去探讨湖南人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生活状况，则思过半矣。”青年唯唯，余亦莞尔。
二、国藩的家庭生活
曾国藩，字涤生，军中多称之为涤帅，湖南湘乡县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卒于同治十一年一月，享年六十二岁，即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年。
曾公先世，历代业农，祖父星岗公，是一个极倔强的人，虽以农为业，然敬礼士大夫，仗义敢言，力排巫医僧道堪舆星命之徒，乡人称之。
父竹亭你，始弃农为学。然考秀才，一连失败十六次，至第十七次，始被取录，年已四十三矣。自己考场不得意，因此课督儿子甚认真。国藩八岁从竹亭公读，指画耳提，晨夕讲授，或携诸途，呼诸枕，督责至严，则竹亭公的倔强亦可知矣。
国藩自言：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在倔强。国藩母亲江太夫人，共生五子：即国藩，字涤生；国潢，字澄侯；国华，字温甫；国荃，字沅浦；国葆，字事恒。这五位兄弟，除国潢在家种田外，其余四人，如狼似虎，驰聘战场，或战死，或成功，均足以表现曾家兄弟的倔强精神。
日本稻叶山君云：“曾国藩之家庭，整齐至极，在乡党亦有声望。彼遇太平之乱，先图一家族一宗族之安固，渐及于乡党，遂出征四方，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矣。”
祖父倔强，父母倔强，兄弟无不倔强，这样一个家庭，便是湖南民族的一个缩影。
曾国藩尝言：“昔吾祖星岗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要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待。有急必周济之；有喜庆必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早扫考宝，书蔬鱼猪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
早：就是早起。早起三朝，可当一工。
扫：就是扫除。清洁卫生，不可忽略。
考：就是祭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宝：就是睦邻。患难相顾，惟善为宝。
书：就是教育。读书明理，普及知识。
蔬：就是种蔬。园有蔬菜，四季常新。
鱼：就是养鱼。鱼跃于池，活泼泼地。
猪：就是喂猪。庖有肥肉，养老待客。
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生产能力，充满了孝友精神，这便是一种模范家庭。如此家庭，自曾国藩倡导以后，早已普及湖南全省。湖南农村的繁荣安定，只有我们七十以上的人，才可以见到尝到，什么叫做尧天舜日？这便是尧天舜日。
曾国藩生长于一个勤俭孝友的家庭。及自己结婚生有子女，虽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稍改变，这是任何人都不易办到的。国藩生有二子五女，长子纪泽，为我国的有名外交家，幼女纪芬，即崇德老人，上海商会会长聂云台之母，卒年八十五岁，作者年轻时，曾访之于上海。
三、曾国藩的日常生活：
先说食。曾国藩的日常饮食，以一荤为主，非客至，不增一荤，时人称之为一品宰相。
次说衣。他做了总督，他的鞋袜，规定由太太及媳妇女儿制定。晚上，老太太、媳妇、女儿，规定要绩麻纺纱。他那件缎马褂，是他结婚时所制。年纪老了，偶尔一穿，笑谓人曰：“人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我谓衣亦不如旧也。”
曾公嫁女，规定压箱银二百两。一日三女出嫁，九帅不信仅只二百两，发箱视之，果然，叹为太少，乃增给四百两。
次说住。同治五年，九帅以家中人口增多，花了三千多两银子，在白杨坪新建一屋。曾公闻之，大责其弟：“新房搬进容易搬出难，我发誓不住此屋也”。后卒死于两江任所。
四、曾国藩的读书生活
曾国藩五岁开始识字，七岁，随父读书，一连八年。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旋即朝考一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科场中，可谓一帆风顺。
国藩原名武城，取曾子居武城之义，字伯涵，自二十八岁后，乃改名国藩，字涤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尝作五箴以自创云：
1.立志：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2.居敬。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驰？驰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3.主静。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4.谨言。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涂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贾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汝既髦！
5.有恒。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在这五首箴言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抱负。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要舆之以言。就是要以一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遭遇任何危险困难，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余侮。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以概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这五首箴言，吾人均可铭之座右，青年人读之思之行之，必然受益无穷。
志已立定，便要朝着这一目标，努力读书。许多人一入仕途，便将书本束之高阁，专在官场中去鬼混。可是曾国藩自入翰苍任侍郎后，他还在拚命读书。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霑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阅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叶为率。
5.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眈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这个自强不息的努力，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岂仅做官要读书？就是打仗也要读书。梁启超言：“曾文正在军，每日必填日记数条，读书数叶，围棋一局。”国藩致友人书，亦自言：“展转戎马，百无一成，老态日臻，深愧疚无以仰对良友。惟军中稍暇，尚亲书籍，不敢尽废故业，冀不终为君子所弃。”
他不仅读书，而且要抄书编书。他曾手写十八家诗钞，编订经史百家杂钞、经史百家简编。军书旁午，手不释卷，在千古名将中，能如曾公者有几人？这样一个文绉绉的书呆子，居然能够带兵作战，而且平定大乱，这真是中国战史的奇迹。
人人都在读书，究竟书应如何读法？曾国藩言之甚详，兹录之于次：
13.立志。
曾国藩曰：“苟能发愤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以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发愤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14.有恒。
曾国藩曰：“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虽然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过，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15.专一。
曾国藩曰：“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而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16.剳记。
曾国藩曰：“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17.涵泳。
曾国藩曰：“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痨，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
18.读书与看书。
曾国藩曰：“读书与看书不同。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书，如四书、诗经、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五、曾国藩的京官生活
北京，乃古帝王之都，自明成祖迄清中叶四百年间，北京的官僚腐化，已成积习。风气所布，由京城以至各省，由政治以至军队，上下形成一种瘫痪状态，致有太平天国的兴起。
曾国藩生长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一见当日政治、军事的腐化，早已慼焉忧之。咸丰初立，下诏求言，曾国藩乃大放厥辞，批评朝政。其言曰：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
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整，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缩是也。
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政治情况如此；至于军事情况又如何呢？曾国藩奏曰：“兵伍之情况，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堵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
如此腐败的部队，实与民国初年的军阀部队无异。后来太平军一出广西，势如破竹，江南江北大营，毫无抵抗能力，便可证明曾国藩之所言，一点也不错。
不仅此也。曾国藩还有一连三疏，直接警告咸丰皇帝：第一，不要仅仅注意琐碎小节，而忽略国家大计。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碎之风也。
第二，不要徒尚文饰，忽略实政。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数年，再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第三，不要拒听直言，而长骄矜之气。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自今军务报警，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则此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者也。
乾隆时，孙家淦以直言著称于世。咸丰时，曾国藩以直言著称于世。而曾国藩居然连皇帝要出一册诗文集，也要谏阻之，说他年纪尚轻，不必靠文字来出风头，这样的大胆，便是强人作风。而咸丰帝竟然接受警告，终其身不敢出刊诗文集，咸丰实一天下之可人也。
曾公居京十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他做过吏礼兵刑工五部侍郎，也可算作侍郎专家。清之侍郎，可以“帷幄上奏”，地位甚是崇高。做侍郎实际上无事可做。而且碍上碍下，也不便多做，因此，曾国藩乐得专心读书，写写奏议。此外，结交名师益友，便是一大工作。
曾国在京的师友，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古文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者，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者，则有黄子寿、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畬、庞作人，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曾国藩有了这些师友，研讨切磋，德业益进，后来在事业上得到这些师友们的助力亦至多。因此有人推论：即令没有太平天国之变，曾国藩在学术上、政治上，仍有不可埋没的成就。
京师是一个藏垢纳污之所，人人知之，人人钻之。钻之既久，满身垢污，而不自觉。可是我们这位曾国藩先生，一入京师，首先发誓不靠做官发财。道光二十九年，曾公即致书其弟云：“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在中国历史上廉洁自守之士甚多，可是立誓不发财的人，却很少有。而曾国藩自三十岁起，即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子弟，他说得到，做得到。只凭这一点，他便可以移风易俗，改造社会。
因为立誓不发财，他尽量避免官场应酬。同时拒绝受人馈赠。在京师作侍郎，薪金有限，受人馈赠，是一种例行公事。纪晓岚作侍郎，全靠他人馈赠才能过年，忘记馈赠，且登门强索，一时传为笑话。馈赠者，在京内为户部尚书及肥缺首长，在京外者为督抚盐使关税首长等。可是这种馈赠，曾国藩称之为“钓饵”。你将来升官了，必然要加倍“奉还”，或加至十倍八倍，于是不贪污者亦非贪污不可。曾公有见及此，故一律拒之，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者矣。
清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六人，汉满各半。侍郎俸给，每年俸银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合计一年共计银四百两，仅仅可以勉强维持数口之家。曾公虽拒受馈赠，因兼任宗室举人覆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覆试阅卷大臣，顺天武秀试校射大臣，这些入考的学生，照例要致送贽礼少许，一年所收，也不过二百余两。这是曾公的唯一额外收入。
好在曾公的家庭，是一个能够自足的农业家庭，星岗公、竹亭公均不希望孙子儿子多寄银回家。从曾公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公除寄银四百两资助盆穷戚族外，很少寄银回家供作仰事俯蓄之用。他早有一个计划，拟仿效范文正公义田之举，筹积一笔款项，为族人置义田，可是他的经济情况，只许他作自了汉，不许他置义田，致使这一计划，无法实现。
六、曾国藩怎样成立湘军
一个老翰林，胡子粗粗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走路拖拖的，因为母亲死了，回家丁忧，孝衫孝鞋，寝苫枕块，忽然接奉诏命，要他以在籍侍郎，在湖南省会，办理团练，搜查土匪。这时正是咸丰二年十一月。这位老翰林，平生不会骑马，不善刀矛，走起路来，连蚂蚁也怕踩死一只，今忽奉如此诏谕，正要起草坚辞，适郭嵩焘来家，闻知此事，慨然谓曰：“老兄素有澄清天下之志，今时机已至，何可辞也！”曾国藩一听此言，大为感动，乃焚毁草稿，慷慨起兵。
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带了一千零八个湘乡的团丁，入驻长沙，在鱼塘街设立团练总局。这位文绉绉的老翰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在咸丰三年半年之间，根据他自己的奏报：斩首一四○人、杖毙二人、监毙三一人，一共杀戮一七三人。于是湖南人都称他为曾剃头。这“曾剃头”三字，谁听了也要发抖。
他把当日的土匪，分为四类：一教匪、就是吃上帝教的太平军；二会匪、就是天地会哥老会那班人；三盗匪、就是打家劫舍的人；四痞匪、就是聚众横行，无恶不作的痞棍。这种痞匪，论法无必死之罪，论情为倡乱之尤，流氓地痞，太保太妹，曾国藩一手抓到，对不起，一刀两段，来个干脆。
因为这一杀，使湖南四境之内，匪徒无法藏身，使太平军无法取得内应外合之势，这时的太平军，已冲出湖南，由武汉顺流而下，直取南京，江南江北大营，随以崩溃。曾国藩便利用这一空当，改组乡团而为湘军。
曾公早已洞悉当日绿营兵的恶习太深太坏，曾谓“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他致函王錱：“仆之愚见，以为今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部意欲练乡勇万人，概要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这就是明明表示，要我办团练，搞不出名堂来，要我驰驱中原，澄清天下，我到想试试看，故决心另起炉灶，成立湘军。而湘军军官，除塔齐一人外，凡是绿营将官，一律不用，专门挑选能够带兵的书生。他亲眼见到塔齐布，能早起，能穿草鞋，是绿营中的特殊人物，故力为保荐：“如作战不力，愿与同罪。”
他的选将标准
第一要才堪治民。这就是说，不能治民的人，不能充当将领。这一标准，将古今军队政工的要义，一语道破。
第二要不怕死。岳武穆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平矣。湘军将领，既不爱钱，又不怕死，故能克敌。
第三要不急急名利。名与利，是人之所欲也。时机到了，取之可也；时机未到，急急求之，得则骄人，失则怨人。
第四要耐受辛苦。带兵的人，要照顾全体官兵，要明了地形地物，要判断敌我情势，不能耐受辛苦，则不能带兵。
“四者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带兵，带兵须智勇深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
此外，凡是喜欢说话的人，概不录用，“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动军心；其言语之浮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湘军历来不喜喜说话之将”。
至于选兵，在营规中业已明白规定：“募格须择技艺烂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公尝谓“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中多游惰之士，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用城市近水之人”。
相传曾公招兵时，每日自己坐在招募处，一见黑脚杆农夫，身体健壮，年龄不大者，概不多问，一律试以技艺，合者取录，至于油头滑嘴，也概不多问，即令退去。
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单位，规定每营士兵三六○人，长伕一四○人，合共五○○人。后来稍加扩充，规定每营士兵五○五人，长伕一八○人，合共六百八十五人。
这个长伕组织，等于今日的辎重兵兼工兵，行军时运输军需物品，驻营时挖掘防御工事。
曾国藩不会打仗，而长于防守。凡是扎营的地方，规定要筑深八尺、高一丈的墙子。挖濠沟，深一丈五尺；栽花篱，木长五尺余，入土二尺。遵行者虽败不罚；违反者，虽胜不赏，如此一营可作三营之用。
这个长伕制度，是湘军取胜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部队，没有长伕，一到行军，到处拉伕，人民苦之，恨军如匪，军士行军已苦，辛苦太甚，又要挖濠筑墙，何能作战？湘军既有长伕组织，因此成立不到一年，军纪严明，民众爱戴，湘人称之为青天。青天者，王师也。王者之师，无敌于天下，即以此故。
湘军总部，原设长沙，因为那位湖南提督鲍起豹，讨厌湘军名誉太好，乃尽力打击湘军，不仅侮辱，而且殴打，有一次且打到湘军总部来了。曾国藩仓卒逃到巡抚衙门，始免于难。不得已，乃迁往衡阳。
曾国藩反以此因祸得福。清廷以江忠源、郭嵩焘的建议，命曾国藩创办水师。曾国藩得彭玉麟、杨载福褚汝航之助，便在衡阳造船招兵，成立湘军水师。居然于半年之间，制造战船二百四十艘，坐船二百三十艘。这时陆军已有十三营，水师已有十营，水陆合计共有兵力一万七千人。曾国藩素来佩服江忠源这个人，尝欲为江筹募万人，当可横行天下。他原想将这一万七千人，由江氏统之，可是这时的江忠源，已调任安微巡抚，不能回湘，这一湘军重担，只好由他自己一身担负。他这时的将领，甚为整齐。
水师营制：
快蟹一艘，由营官统领。
长龙十艘，以为正哨。
舢板十艘，以为副哨。
快蟹有桨工二八人，橹八人；长龙有桨工一六人，橹四人。
舢板有桨工一○人。
每船置炮手三人，枪长一人，头工二人，柁工一人，副柁二人。
水师营官：
第一营：彭玉麟。第六营：邹溪章。
第二营：杨载福。第七营：龙献琛。
第三营：褚汝航。第八营：夏 銮。
第四营：成名标。第九营：胡嘉元。
第五营：诸殿元。第十营：胡作霖。
陆师营官：
第一营：塔齐布。第五营：邹世琦。
第二营：周凤山。第六营：邹寿璋。
第三营：储枚玖。第七营：杨名声。
第四营：林源恩。第八营：曾国葆。
另有五营，名单未详。
七、曾国藩怎样训练湘军
曾国藩致函胡林翼：“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又尝自称：“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泣杜鹃之血”。他这种训练精神，实在令人感奋。
湘军训练手本，就是曾国藩自拟的爱民歌。这个爱民歌，又是湘军的识字教本。曾国藩每日只教一句二句，令其先识字，后识义，循环复习，身体力行，因此湘军纪律极佳，到处受人欢迎。
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伕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事，切莫掳人当长伕。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嚎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有夫派夫无派钱，夺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总不自在，还要出钱去陪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这首爱民歌，是曾国藩训练湘军的法实，官兵个个都能背诵，而且都能默写出来。凡是湘军久住之地，附近的老百姓，尤其是小孩子，也都能够背诵出来。那些不受欢迎的绿营军，因此讨厌湘军，到处和湘军为难，即以此故。蒋总统黄埔建军时，也将这一首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
湘军的武器，以刀矛为主。每营有刀矛十九队，小枪九队，台枪八队，劈山炮二队，各队的人数不等。平日各队分操。三、八两日，各队会操，有时还要和绿营军联合会操。这时的旗兵绿营，早已腐化，会操劳民伤财，因此提督鲍起豹下令禁止，“敢有举行三八会操者，以军法从事！”好大的威风，逼得曾国藩不能在长沙立足，只好悄悄的跑到衡阳去了。
关于将领的训练，以“讨粤贼檄”一文为主要材料。太平军以上帝教相号召，曾国藩乃搬出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城隍土地，和尚道士，一切的中国神来抵抗这一外来的西洋神。因为上帝教要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乃搬出这些神以与之抗争。尤其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对于中国读书人和农民，影响力极大，因此，这一篇讨粤贼檄，收功至大，其重要性实较爱民歌犹有过之。曾国藩读通经史百家之书，常将讨粤贼檄，向将领详加剖析，必令背诵讲解而后已。因此湘军将领，无形中也做了一个宣传员。
讨粤贼檄：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台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主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孔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柳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欲一雪此恨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逆凶，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人民。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仅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应传檄远近，咸使知闻：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震怒以卫吾教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之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以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致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消灭，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义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这是一篇很有力量的宣传文字，凡是邻近湖南的各省州县，无不首先奉到，一致传诵。湖南的读书人，首先脱掉长衫，率领许多黑脚杆的农夫，都跑到湘军旗帜之下，从事抵抗太平天国运动。此外，还有曾公亲拟的陆军得胜歌和水师得胜歌，均系训练湘军的好材料，兹不赘述。
八、曾国藩怎样指挥湘军
说也奇怪，太平军自广西出发，一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一年多时间，破武汉，下九江，克安庆，据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真是旗开得胜，马到功成，任何地方，都没有遇着什么阻扰，就只有在湖南，一连碰上三个钉子：
第一个钉子，是在太平军起兵之初，即在咸丰元年，江忠源带了五百个新宁楚勇，与太平军大战于湘桂边区的蓑衣渡，太平军大败，冯云山死焉。
第二个钉子，是在咸丰二年春初，太平军围攻长沙，长沙城内，仅仅只有一千多乡丁，由左宗棠临时指挥，前后炸垮南城二次，均被湘勇抢救，萧朝贵死焉。
第三个钉子，在咸丰四年四月，太平军已下南京，由武汉溯江而上，兵力五万余人，一路攻入长沙之南九十里的湘潭，一路攻入长沙之北六十里的靖港。南北夹攻，势在必得。这时曾国藩在衡阳训练的湘军约一万七千人，分一部由塔齐布指挥，进攻湘潭；另一部由曾国藩亲自指挥，直取靖港。这一天，曾国藩顺风顺水，自以为必胜，谁知太平军来一个顺手牵羊，将曾国藩杀得大败。因为无面见江东，曾国藩乃跃入铜官潭中自杀，幸被章寿麟救起，逃回长沙城外。忽接湘潭来信，知塔齐布业已攻克湘潭，彭玉麟火焚太平军船只六七百艘，一路将太平军赶出湘阴、益阳，靖港的太平军，亦随之而退。
武昌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失守一次，到了此时，即咸丰四年六月，又告失守。清廷无兵可调，乃急调湘军入援武昌。这时的湘军，因靖港之败，已损失大半，何敢“出湖”？可是皇帝的命令，又无法违抗，不得已，乃收罗泽南的老湘军、胡林翼的黔勇、江忠淑的楚勇、李孟群的广西水勇、陈辉龙的广东水勇，七拚八凑，凑合了一万多人，分作三路，由塔齐布、胡林翼、江忠淑三路北进，居然于七月初，攻下岳州、常德；随即攻下湖北的崇阳，花园、洪山、到了八月二十三日，居然攻下了武昌、汉阳。湖南兵出了湖——洞庭湖，这也是一种奇迹。湖南人素有“咬咬”之称。咬咬者，音同鸭鸭，即谁不听谁的意思。曾国藩能够于匆忙之中组织湘军，已不容易；又能于匆促之间，指挥这一群咬咬，听命作战，而且打得很好，实是怪事。最怪者，还在后头。湖南人强，曾国藩能统率这群强人，故称曾国藩为湖南强人，非过誉也。
且说湘军克复武汉之后，清廷又命曾国藩去攻九江、安庆。凡是强人，都爱面子，曾国藩不得不勉为其难。
太平军知道湘军必攻九江，乃在九江上游，装置横江铁锁，看你怎能飞渡？
长江北岸田家镇，南岸半壁山，用双层铁练，横江锁住。铁练之间，用小划系住，外加大船护卫，两岸用洋枪碉堡固守之，这真是不能飞渡的天崭！
“不能飞渡”？这是弱人的呼声。曾国藩是强人，他不相信这一套，他和彭玉麟、杨载福再三研究，决定如此这般。
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彭玉麟、杨载福，将湘军水师，分作四队：
第一队：专管熔毁；第二队专管作战；第三队专管追击；第四队专管留守。陆军在两岸助威掩护。
火炉烧得熊熊的，大剪大锤，准备齐全了，一声炮响，全军出发，斩断横行铁锁七八处；第二队击散民船；第三队冲出缺口，顺流而下，回头纵火，烧毁太平军船只四千余号，俘获一百五十余号。第四队联合两岸陆军，追击太平军守军。秦日纲、陈玉成、曾凤传均大败而逃。湘军获得全胜，此即有名的田家镇之战。
田家镇战后，接着便是九江之战。这时正是咸丰四年年尾，曾国藩乘势，进攻九江，可是中了石达声“拖也”之计。曾国藩指挥水师进入湖口，石达开的水师，拚命后退，湘军小艇一入湖口，石达开即于湖口之处，派快艇扼之，使湘军大船不能进入，于是小船大船分割于湖内湖外，太平军再以大艇攻之，湘军大败。曾国藩的坐艇也被夺去，曾国藩由水师逃到陆军罗泽南营中，又拟只身冲入太平军中撞死，被罗泽南、刘蓉、李元度苦劝，总算未能冲出。
到了咸丰五年正月，正是曾国藩进退失据之时，太平军又在进攻武昌。湖广总督杨霈，带了三万多正规军，不能抵抗秦日纲、陈玉成的进逼，节节败退。二月十七日，武昌又告失守，巡抚陶恩死焉。
这时的曾国藩，被困南昌，江西六七十个州县，几乎全入太平军之手。在无可如何之中，不得已分派罗泽南率五千人援鄂，自己所能控制的兵力，不过六七千人。幸喜天不绝无路之人，他一连来了三个救星：第一个是彭玉麟，芒鞋赤足七百里，经过敌区旬日之久，来到南昌，替他安定军心，指挥水师。第二个救星，是他的弟弟曾国华，奉胡林翼之命，带了四千湘勇入援，打通湘鄂交通路线。第三个救星，是他的弟弟国荃，奉骆秉章之命，率领三千湘勇，入援萍乡、万载。湘军声势，为之一振。
在咸丰五六两年之间，湘军甚少进展。七年二月，曾国藩丁忧回籍，一居三四个月，他也实在不想再顶这烂斗笠，可是为着朝廷命令，为着湘军将士，不能不再度出山。在出山之前，曾国藩先上了一个强硬的奏议：
“1.臣处一军，概系募勇，虽能奏保官阶，不能挑补实缺。将领之在军中。权位不足以相辖，大小不足以相维。臣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
2.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均须经地方官之手，臣身为客官，职在军旅，与督抚势分主客，难以呼应灵通。
３.臣办团练之始，仿照通例，自刻木质关防，外间均未明奉谕旨，时有讥议，关防更换既多，往往疑为伪造，号令所出，难以取信。
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材，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
曾国藩自称为客官，实际上是“黑官”。他的关防，是前礼部侍郎，或前兵部侍郎之关防，这不是黑官吗？黑官将何以取信于人？其次，湘军的饷项，除各省协饷外，太半由曾国藩出面自筹。他派出的募捐员，有时被人殴辱，有时被人拘禁，军饷不能按时发给，这个仗又如何能打下去？
咸丰以国内无兵可调，不得不慎重考虑曾国藩的苦况。直到咸丰八年六月，才颁发一个“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的关防。到了咸丰十年四月，李秀成攻下了常州、苏州，咸丰帝始正式发表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旋即实授，并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职衔。十一年十月咸丰已死，慈禧垂帘听政，她比咸丰痛快大方，首先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这就未免太客气了，满清入关二百余年，曾无统辖四省军务之命；有之，则自曾国藩始。
江西问题尚水解决，而陈玉成在皖北，势正猖獗。三河之役，江忠源和曾国华战死，这时的湘军主力，不过两万多人。曾国藩和胡林翼协商的结果，乃决定四路进攻安庆，以雪三河之耻。
第一路：曾国藩负责，由宿松直捣安庆。
第二路：多隆阿与鲍超负责，由太湖攻潜山桐城。
第三路：胡林翼负责，由英山霍山攻舒城。
第四路：李续宜负责，由河南固始攻庐州。
咸丰十年一月，开始进攻。这时太平军的石达开，正与洪家兄弟闹意见，拖兵西走，已入湖南的宝庆，胡林翼令李续宜回援湖南。四路进攻，只有三路了。可是多隆阿鲍超在太湖潜山间，一战屠杀陈玉成部二万人，太平军便大伤脑筋了。
湖南传言：陈玉成是四眼狗，是太平军的第一骁将。鲍超是豹子，是湘军第一猛将。四眼狗一见豹子，便夹尾而逃，战则必败。这次安庆之围，鲍超旗开得胜，便是此故。
十年三月，李续宜破石达开于宝庆，随即前来安庆从事围剿工作。随后，曾国荃自湖南率领湘勇一万人，五月，李元庆率江勇三千人，增援安徽，湘军声势，为之壮大。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曾国荃攻下安庆，屠杀太平军一万七千人。太平军自此，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祁门，属徽州府，南为怀玉山脉，北为黄山山脉，与景德、夥县为邻，以曾国藩看来，是一个进可以取、退可以守的福地；在兵家看来，是一个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的绝地。当曾国藩将大营移驻于此时，曾国荃、李元度等，均为之担心。
果然，太平军猛将李世贤，眼见曾国藩已入瓮中，乃于咸丰十年八月，由东南来攻，一连攻下宣城、歙县、休宁。十一月黄文金攻下东流。于是祁门陷入太平军包围之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左右劝曾公转移阵地，曾公一面帐悬佩刀，从容布置；一面手书遗嘱，决心殉城。然后召集幕府人员，从容谓曰：“我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堪设想？我离此一步，无死所也。”旋即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
真是苦心人，天不负，正在展翅难飞之际，忽然那位在湖南充当文案师爷的左宗棠，在长沙招募了五千湘勇，用急行军的方式，自长沙赶到祁门，将李世贤杀退；彭玉麟、杨载福、鲍超，自安徽江西各方面飞过来，击退黄文金，祁门之围一解，太平洋军的厄运便到了。
同治元年三月，鲍超连克池州、青阳，杀太平军一万三千余人。随后曾国藩克复繁昌、南陵。三月，彭玉麟克复鲁港。四月，多隆阿克复庐州，陈玉成被凌迟处死。曾国荃连克巢县含山、和州。五月曾国荃克复南京正南秣陵关。六月鲍超大败杨浦清，连克宁国石埭、太平、泾县。随又克复广德，洪容海以六万人投降，精编五营，余均资遣，九月，曾国荃攻下雨花台，展开包围南京的工作。
曾国藩知道南京城内，尚有二十万太平军；李秀成在江浙二省，拥有五十万大兵，曾国荃孤军深入，人数不满五万，必被太平军活活右吃；于是致函九弟，赶快撤至芜湖，重新布置，以免全军覆没。
哥哥是湖南强人，弟弟也是湖南强人。九弟并不接受哥哥的劝导，事实上是命令，却仍然死死的围住南京。果然，李秀成发动五十万大兵，向曾国荃作反包围。时湘军患瘟疫而死者甚众，曾国葆亦病死。官兵给养补充，均成问题，可是湘军情愿死光，不愿撤退。李秀成包围了四十六日，毫无所获，只好另找出路，解围而去。
南京城，是世界有名的大城，高四五丈，周七十里，又大又坚又厚，曾国荃到处挖地道轰炸，总被太平军用桐油石灰开水泥沙，堵住塞住。直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在太平门缺口攻入，太平天国，始告灭亡。曾国藩勒石纪之于莫愁湖，文长二百余字，最后的结句，词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
洪秀全已吞金死，李秀成被捕处死，太平军被杀者数万人。少数太平军逃往广东嘉应州，悉被左宗棠消灭。湘军与太平军十多年的苦斗，至此告一结束。
九、曾国藩怎样裁撤湘军
作官难，作满清之官尤难。弄得不好，脑袋搬家，还不知获了何罪？年羹尧的往事，谁不知道。
曾国藩为着保卫家乡，维护名教，临时起来练兵，成立湘军，一出洞庭湖，打了一个胜仗，便有人向咸丰帝说：“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
武汉光复之后，清廷发布命令，任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以一个老侍郎，出任巡抚，真是八两对半斤，不多又不少。可是曾国藩照例要上的辞呈，尚未发出，而清廷收回任曾为湖北巡抚成命的诏谕，便已寄到。这样不客气，在过去历史上，也很少如此。
打了七八年烂仗，作了七八年黑官，仗要你打，钱我不出，连一个像样的名义也不愿给。始终是前礼部侍郎、前兵部侍郎的名义，弄得曾国藩哭不得，笑不得，进不得，退不得。
仗打完了，弹劾来了。编修蔡寿祺奏曰：“曾国藩奏洪福填焚死，未几，而亥逆为江西拿获，而朝廷不加诘责，纪纲之坏者一！安庆之役，虽程学启攻破城池，然后多隆阿痛剿桐城援贼，曾国荃一军几溃。克复后，曾国藩攘多隆阿之功，以道员得头品顶带，并赏穿黄马褂，而朝廷如所请，纪纲之坏者二。”
监察御史朱镇奏称：“臣访闻南来会试士子，佥云金陵善后，毫无章程。即设立数局，徒有虚名。依然民不聊生，以致回里者纷纷四散。裁撤兵勇，散处闾阎，占据民房，把持贸易。或聚集多人，夤夜劫夺。其人烟稀少之地，甚且白昼横行。各项贸易，俱为楚勇占据，且厘局繁多，官设收捐之外，私立者尤复不少，皆假托营伍之名。行涂百里，厘局乃至十余，以致诸商裹足。至于蒋益澧之暴戾，万启深之聚敛，杨昌浚、陈禔、江忠源这鄙陋，曾国荃之贪婪，李鸿章之浮诞，一旦夤缘得法，骤获高官，似此滥邀名器，人微位高，使天下视军营为梯荣之径，人心何由而正”？
接着御史穆缉阿，又弹劾曾国藩剿捻不力，京中谣传：洪秀全所掳获的金银财宝，悉归曾国荃一人所得。这些弹章谣言，不仅在弹劾曾国藩兄弟，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纲打尽，其计谋的毒辣，实古今罕见。
可是曾国藩不是年羹尧那么一样的人。他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拚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强人毕生大事之一。
究竟湘军共有多少？我们无法明白。我们只知道：湘军初次出击的人数，只有一万七千人。我们只知道：咸丰七八年时，湘军主力，仍然只有一万多人。直到安庆之战发生，才增加一万多人，约计三万人左右。同治元年围攻南京的时候，连新招募的、新投诚的一起计算，最高估计，不会超过六万人。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到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一。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我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我做年羹尧，那是不干的。
请问曾国藩，为什么要裁撤湘军呢？这一问题，就是起曾国藩于九泉之下，他也不会好好的说出来，我们从多方面考察之，约有数端：
（一）湘军暮气之说：王定安作湘军记：“国藩素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棱西域；席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言暮气，谦也”。王定安这一论断，至为正确。
（二）哥老会之说：哥老会之说，亦曾国藩自言之：“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法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中活动，当系事实，国父讲演民族主义时，亦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会事，然情形并未至十分严重，投鼠忌器，人皆知之。曾国藩将器与鼠一并投之，决无此事。是哥老会之论，亦谦也，亦遁词也。
（三）将士思归之说：湘军离家数千里，打仗十多年，“家家怨别，处处招魂”，思归之情，至为迫切。然大将西征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相去万里，人绝路殊，左宗棠并未裁撤湘军。是将士思归之说，亦谦也，亦遁词也。
总而言之，曾国藩之毅然裁撤湘军，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起的。同治初年，曾国藩致李鸿章书：“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权利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者良非无因。”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有以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账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乃有玄武湖的会议，议决一致反清，肃清君侧。此举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迄未消除。曾国藩乃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毅然裁兵，这一可能性，自属有理。
事实上，曾国藩是一个读通经史之人，他素抱“花未全开月未圆”主义，万事不要做到尽头，适可而止。他致九弟函：“古来成大功立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渊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则曾国藩的决心裁兵，实由其根本思想有以导致之，固无疑也。
历代的儒家，很少推重庄子的，可是曾国藩把庄子捧为圣哲，列入圣哲三十二人之林。九弟四一生日，曾国藩作诗赠之：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知道人间随时随地，有乘有除；他敬佩屠羊说是一个功高而不争功的人，可谓读庄有得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