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距今一百七十年以前，也就是清朝嘉庆十六年的时候，在湖南湘乡地方的一户曾姓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子。虽然这只是一桩添丁传宗的喜事，但谁也没有料想到，当这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所缔造的丰功伟业，不仅光耀门楣地使他自己成为后世景仰的“立言”、“立德”、“立功”的伟大人物，而且还挽救了当时行将崩溃的满清政府，使这中国的末代皇朝，苟延残喘地多延续了六十年。他就是清代的中兴名将，以文人而消灭了太平天国之乱的曾文正公——曾国藩。

二、时代背景

俗语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两者之间，固有其相互的影响，然而一个伟大人物之产生，自必有其成功的条件，所谓“机运也”，应系指其生逢其世而已。因此，当我们论述曾文正公一生奋斗的经过与成就之时，首先必领了解他生长的时代背景，然后才能理解其人格、思想与事功的来由。

曾国藩初生之时，距离满清入关开国已近两百年了，但是由于承平日久，政事也就日非，当时国势垂危的情形是：

（1）清政腐败：爱新觉罗族之所以勃兴，一方面是秉其新发的朴劲猛锐之气，同时又有几个雄杰的首领和辅佐的人物先后辈出，加以适逢明末时之主上昏庸，宦官乱政，盗贼蜂起，天下大乱，又有汉奸程（文范）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等为之谋计策划，负弩先驱，故轻而易举地取得中国统治权。然而晏安酖毒，逸豫亡身，定鼎以后，满人坐享富贵，萎靡之势已渐潜萌。虽然圣祖（康熙）御宇六十一年，是清朝鼎盛之极的时代。而世祖（雍正）也能绳武，但传到高宗（乾隆），尽管号称英明，然而好大喜功，铺张奢靡，又专任和坤，遂使朝政日弛，官常日替。迨至道光末年，复偏任穆彰阿，使鸦片战役，措置失当，首开中国史无前例的国耻大辱，至此，其政治颟顸腐败，尤足痛恨。柳翼谋先生著中国文化史有一段说：“自乾隆中叶至道咸间，清代内治之腐败，达于极点，虽无外患，亦不能自保，盖高宗习于侈汰，务为夸大，金川缅甸安南诸役，俱以苟且蒇事，而朝廷莫敢直言，相习以欺诈蒙蔽。积之既久，如痈决疣溃，所在皆患。而继起者复皆庸碌无能之辈，浸淫酝酿，愈引愈巨，清之祚几斩焉，藉非汉族出死力以维之，清之亡久矣。”朝政既如此腐败，地方政治之滥污，自亦可以想见。官吏相竞贪污搜括，苛征横敛，遂使民生日弊，怨愤日清，进而迫于生计和积愤，遂铤而走险，故嘉庆年间的教匪之乱，下逮于咸同之间的洪杨巨变，以及以后的捻匪隳突等，都是由于此种原因酿造而成的。曾国藩在道光三十年（一八五○）间，也曾对当时政治腐败之情况描述于下：“……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计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实际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2）军事废弛：清朝中叶以前，原以八旗兵为基本武力，八旗而外，则有绿营（清制，汉兵用绿旗，故称绿营或绿旗兵）。八旗兵入关以后，养尊处优，习于骄惰，悍勇之气日销，迨至三藩之役，八旗兵已无效用之复，绿营兵虽代八旗而兴，亦因日久而趋腐败，当时，绿营兵平时作小贩，扰乱民间，战时互相推诿，败则逃，胜则相嫉，毫无纪律可言。曾氏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崩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另一位中兴名将胡林翼又描写当时一个满清将军胜保的情形说：“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以胜闻”。“胜保在蒋坝，残败不复能军，山东人向呼此公为‘败保’。”盖其治军也，如郑公子突所谓“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者矣。又王定安湘军纪也说：“自洪杨倡乱，大吏久不习兵，绿营紫窳骄惰，闻征调则惊号，比至前敌，秦楚燕越之士，杂糅并进，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号令岐出，各分畛域，迄不得一兵之用。”看了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想像当时军事腐败废弛情形，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没有个可用的兵，无怪一旦内乱外患勃起，张皇失措，几乎全部瓦解了！

（3）财政困难：明末的流寇遍及全国，而其洗掠屠戮之惨况，十室十空，迨至满清入关平定天下之后，经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的小康局面，民生回苏，本已物阜民康，国家财用豫饶。惟乾隆坐享太平，习于铺张奢侈，靡费渐多，至乾隆四十七年间增兵六万有奇，费银三百万，遂为耗费财用之漏巵。此后嘉庆初年的清剿教匪，十年用兵，耗费七八千万。道光间的鸦片战争，以及英法联军之役，割地赔款而外，由闭关自守而至门户洞开，开放商埠，协定税率，关税不能自主，列强挟其过剩之余资，向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种种原因，故嘉庆道光之间，国家财政，已经支绌，到了咸丰元年洪杨之乱，自然更加不堪了。国家财政如此困难，民间的负担自然增加，而官吏贪污之风日甚一日，民脂民肤，饱入私囊。因此，民苦而国亦穷，这样的政治，那有不乱不亡的道理。

（4）内乱外患：满清以客族入主中原，明末遗臣遗民，本来心有未甘，时生复仇之念，而清室又盗憎主人，对于汉人，猜嫌忌刻，牢笼摧抑，无所不至，种族之见始终难泯，遂使民间积怨日深，一有机会，就公然揭竿起事。明亡而后，民间之秘密结社，借宗教迷信之力，号召党徒以从事反清运动的不下数十起，白莲教为其魁首，乾隆嘉庆年间，一再发难，糜乱五省，清廷竭海内之兵，费十年之力，然后才算戡定。其他如“红阳”、“青莲”、“八卦”、“天地”，等势力，相继迭起，虽未成大患，也使清廷穷于应付。迨洪秀全金田发难，遂如水溃堤，一发不可收拾了。

至于外患方面，中国几千来闭关自守，坐井观天，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除中国而外，不复知有其他世界。满清愚昧尤甚，自大自满，鸦片战争以前，与外人原无交涉，而欧西各国一向震于此东方庞然大物的老大帝国之名，也不敢轻于窥伺启衅。自鸦片战争以后，纸老虎戳穿了，各帝国主义兼弱攻昧，争思染指，挟其坚利之炮舰，咄咄逼人。清廷颟顸腐败，束手无策，只有割地赔款，而中国从此就蒙上重重的耻辱！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当时的环境，无论军事、经济、社会人心，无一不走到动摇崩溃的境地，而内乱外患又相逼而来，腐败的清廷，已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延喘之理，而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海禁大开，帝国主义对华开始侵略。在曾国藩以前，中国还是因习着几千年的闭关政策，在他以后中国乃全入开关时代，而他适逢其时，亲启了这个新时代的序幕，从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是中国对外开始大失威信的时期。太平天国起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盛于英法联军进攻津、京之时，当时的内乱外患，使得国家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身经目睹，夺力挣扎，其遭遇之苦可以想见。他的时代，简单地说，是一个政治黑暗，军队腐败，社会不安，天灾流行，内乱外患交相侵迫的一个时代，但曾国藩卒能赤手空拳，任劳任怨，以一个书生，募集乡勇，竟能平定内乱，使濒于危亡的满清政府，延长了六十年的寿命，这就不是寻常人所谓的“偶然”了，因此我们察看曾氏事业的成功，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但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了他的惊人毅力。

三、生平传记

近代人讨论曾国藩的生平事业，以为替满清异族出力，扑灭汉族的太平天国，乃有悖民族大义之行为，然则孰不知曾国藩出生的时代，虽值公元十九世纪的初叶，欧美亦已开始了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思想，但中国一向是闭关自守，加以中国社会更是一个伦理道德的社会，除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忠君孝悌，耕读传家的庭训之外，并没有其他具体的政治思想之存在。洪秀全的革命运动诚然含有不少的民族意义，但似这班草莽英雄的行动，毕竟难免当时一般士大夫之侧目。所以我们倘以二十世纪现代的目光，去平衡十九世纪初叶曾氏的政治思想，是缺乏评判的根据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耕读”二字本是中国历来士大夫的职业，耕则退可以自守，读则进可以干禄。在满清时代，不独湖南湘乡曾氏一家为然，那时凡称得上“士”的，大都如此，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里，眼目所接触的，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耳朵所听到的，是礼义廉耻一类的训诲，书上所讲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以这样的家世，这样的环境，终于造成了曾氏这样的人物。

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从大处说，他所领导的湘勇和太平军的战争，无异于一幕宗教战争。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孟之道的所谓“异端”，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宗儒，言必孔、孟，对于太平天国那种“异端”，无疑是要深恶痛绝了。曾国藩家居湖南湘乡县的白杨坪，世代务农，忠厚传家，祖父星冈公，少年时曾一度荒于逸乐，经前辈斥责后立改前非，勤事耕作，并躬亲督促仆役开田决壤，蓄猪养鱼，家用乃日臻殷实，星冈公重祖先祭祀，恭敬读书人，使其长子竹亭（讳麟书，即文正公之父）读书，以补其自己不学之恨。同时任侠好义，赒济乡党孤苦贫乏，掌难解纷。尝说：“君子居一方就要解一方之难，吾亦尽其力之所能而已。”后来曾文正公以“早、扫、考、宝、书、鱼、猪、蔬”八个字作为家训，正是承他祖父星冈公一生律身治家待人行事而来的。

国藩的父亲竹亭公，曾经下苦功读书应试，学问也很好，但运气不好，应考十二次都失败，四十三岁时第十七次应试才得补县学生员，他知道文章憎命，自己功名没有甚么大希望，于是在家设馆授徒，并藉此亲自督教诸子。国藩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儒，幼年鲤庭趋训打下了深厚基础。

竹亭公事亲最孝，星冈公督子颇严，稍不如意，往往大声呵斥绳责，竹亭公总是屏息恭敬，面色愉悦。星冈公晚年得了萎痺瘖哑之症，不能行动不能讲话。竹亭公夤夜侍奉寝处，亲持溺器以承其搜，夜凡六七次，在中国认为孝亲是人生最大的德性，能够孝亲的人，待人接物一定是仁人君子，对国家一定是忠臣，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名臣俊彦，大都出自孝悌耕读之门，曾国藩的家庭，正恰恰合这个条件。星冈公刚正好义，竹亭公孝顺，母亲江氏贤慧勤劳，一家雍雍睦睦，兢兢业业，积之既久，自然要产生杰出的人物来。

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取名子城。八岁从父亲竹亭公读，两年之间，读完了五经，于是学习八股，准备应考。十四岁随父亲到长沙省城去应童子试，成绩很好。仍从父亲习周礼仪礼及史记文选等书。道光十年，他二十岁，出外求名师，在衡阳从汪觉庵先生肄业一年多，又因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他原字伯涵，这时取袁了凡先生“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改号涤生。二十三岁补县学生员（仅迟其父一年），是年和欧阳夫人结婚，感情极睦。二十四岁中举，同年入京会试，在京一年多没有考取，出作江南之游，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回家，他的父亲麟书先生颇为欢喜，告诉他说：“只要你能用心读完这部书，我替你还债是可以的”。因此他在家读了一年多的史书，学问很有进步。道光十八年，他又到北京会试，临行因家中贫寒，向戚族借贷二十二串钱，一路省吃俭用，到京只剩下三串钱，幸而这年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朝考一等三甲四十二名，改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置身词林，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因改名国藩。是年底衣锦还乡，他的祖父星冈公自然高兴得不得了，但老人家告诉他的儿子麟书说：“我们是务农人家，即令富贵也不要忘本，大孙儿做了翰林，让他安心去做他的事业吧，家中的费用，千万不要累赘他。”因此国藩虽然作了京官，家中还是靠种田过活。即使有时寄些俸银回来，他大部分济助了戚族，这种廉朴家风，确是难得。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十一月间进京，至二十二年曾赴四川作主考官一次外，其余均供职京中。咸丰二年（一八五二）他奉命赴江西主试，行抵安徽小池驿，闻母丧乃转道回家丁忧，旋因洪杨掠入湘省，土匪猖獗，朝命要他帮同本省官吏团练乡民，搜剿土匪诸事，国藩力辞不获，乃起而应命，从此书生走上带兵的途径，他震铄古今的事业也就从此开端了。

国藩是一个纯粹书生，可是他的长相却带几分杀气，几分凶相，眼成三角，光极锐利，王闿运在他的湘绮楼日记载着说：“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国藩外貌虽凶恶，但他的内心纯笃仁厚，又极敛抑克制，待人谦和诚恳，而功名利禄之际，常存淡泊退让之怀。他本是绝顶聪明的人，但不露锋芒，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一个圣贤之资的人，世俗的皮相，当然不能作衡量他的标准。

国藩共有兄弟六人，他居长，次弟国潢，字澄侯，在国藩治军平乱的时候，他在乡团办练，常借势杀人，县官无可奈何。国藩回家知其事，以锥刺其股，国藩呼痛，国藩说：“你杀人就不痛吗？”三弟国华，字温甫，咸丰五年，国藩被困于江西，他间关走武昌向胡林翼求援，率五千人往救。后从李续宾征皖北，军败，与李同殉难于三河，死事最烈。四弟国荃，字元甫，志气非凡，国藩最为期爱，尽力督教，排行第九，国藩称为九弟，军中称为“九帅”。后来攻安庆，克金陵，曾九帅的功劳最大，与国藩同属清室中兴的大勋臣。五弟国葆，字季洪，后改为桢干，字事恒，贞荦不群，初从国藩湘军，后一度退居不出，及国华战殁，始誓出杀贼，投效胡林翼军，与国荃会师安庆南京，在围攻金陵战役中染疫疠，病死军中。

曾氏昆仲，际会风云，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勋盖当时，名满天下，不独光大了曾氏几百年的门楣，且左右中国的大局，为近代杰出的人才，得未曾有，实则诸弟之成就，仍赖国藩之提携教诲有以玉成之。

四、战史事功

曾国藩是一个粹然儒者，但书生带兵，他的事业却建在武功上，这是中国以前文武合一教育的效验。战争是政治的一环，没有学问，徒恃勇武，充其量只作了一个冲锋陷阵的悍将而已，运筹帷幄，统筹大局，决胜千里，就非有政治头脑，有丰富的学问不可。胡林翼说：“兵事为儒家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胡哲敷说：“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个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为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炼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际，读书为学不倦。”这已把曾公以书生带兵之所以建不世之功业的根源，说得非常透彻。以下就曾公之事功重点扼要介述：

（1）京官时代：曾国藩自二十八岁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任检讨，以后历任四品侍讲学士，二品内阁学士，先后做过吏、礼、兵、刑、工五部的侍郎，侍郎官等于现在各部的次长。他致弟书说：“湖南人以三十七岁之年，做二品官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其腾达之早。但这种官，除无谓应酬外，无事可作。他有政治上的抱负，想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然而大权都握在满臣手里，他有官无权，又有什么办法展其抱负呢？于是乃利用此一清闲时间致力学问，自订课程表，刻励自修，又和京中一些有学问的人如唐鉴、倭仁等来往，虚心求益，他的学问强进不已，真是经纶满腹，炉火纯青了。

他在京官十多年之中，事业上是无大作为，但本其学识见解，针对时政得失，曾上了几篇奏疏，虽清廷都未必能嘉纳实行，且有一次竟几乎因此贾祸，但他的学识见解才华，从此上达主知，喧腾朝野了。第一篇奏疏是道光三十年宣宗逝世，遗命中有“无庸郊配，无庸庙府”二条。文宗（咸丰）即位，令廷臣详议具奏，国藩上了一篇有名的“遵议大礼疏”，引经据典，洋洋潇潇，深得文宗嘉许。第二篇奏疏，是文宗下诏求言，他上了一篇用人之道的奏疏，首论当时内外官吏有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等四种通病。次说人才有移违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等三种方法。第三篇是汰兵疏，原来乾隆四十七年以前。绿营兵额为四十六万，其中有六七万的缺额，这些缺额，都是“空白支粮”，作为养廉公费赏恤等用的。乾隆把这空名都补实，另发养廉公费赏恤银两，每年增加三百万两的开支。国藩引证历史上的凭证说：“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兵在精不在多，建议重新简练劲卒，淘汰冗弱员额。这两篇奏疏，指除君上的过失，语过切直。咸丰帝大怒，将其奏折掷之于地，想加罪于他，幸赖祁雋藻，季芝昌（他的）房师等大臣力为缓颊，始得无事。最后他上了一篇陈述民间疾苦的疏，也说得十分痛切，但秋风过马耳，仍未能引起注意。而朝廷一般混迹官场的士大夫，反笑他多事，想出锋头，谤议横生。因此他感觉灰心，遂谋得江西主考的差使，悄然南下，走到太湖小池驿，听说母亲去世，乃星夜奔丧，藉此回家了。

（2）编练湘军：清朝的国防军——八旗兵和筑营兵，腐败不堪的情形，前面已说过；故一旦洪杨发难，长驱直入，由桂而湘而鄂，乃至泝江而下，直捣金陵，悍锐无人可当。咸丰二年八月间、曾国藩到武昌，湖北巡抚常大醇来吊唁其母丧，并告以太平军正围攻长沙，他于是绕道回家，这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想弃家逃离，曾国藩为了稳定人心，作了三首歌，第一是“莫逃走”，第二是“要齐心”，第三是“操武艺”，广为传播。他本来名誉地位望重乡邦，登高一呼，群山响应，不仅人心因此安定，而且大家都起来拥护他，由乡团编练的地方自卫武力，后来成为“湘军”，不仅保乡，更进而为国家平除大乱。

国藩练湘军的特点：第一，在素质上，不要游卒滑弁，而取壮健朴实的乡民，“无取浮华之辈，而求土作之类”（与彭筱房书）。第二，在编制上，订定营制，因时制宜，成为有制度，有组织的军队。第三，在训练上，仿照戚继光的成法，逐日操练阵法技击，而且注重精神训练，每逢三八会操，国藩向集合的兵勇讲话，反覆开说千百语，以不扰百姓为第一。他自己说：“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这样精诚感化，收效极宏，慢慢就成为有主义有纪律之师了。第四，在选将上，非常慎重。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带勇须智勇深沈之士文经武纬之才。”（与彭筱房书）他认为带兵要以忠义之气相激相劘，而辅之以勤加训练。第五在粮饷上：曾国藩知道带兵只讲精神条件是不够的，必须注重其物质生活。因此，他规定官兵每日的口粮，养伤银，以及阵亡恤银等都很高，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倍。当时绿营的粮饷极薄，又不能按时发放，所以士气低落，不能作战。曾国藩生平自奉极俭约克苦，但他知道对于一般官兵的物质生活，要设法予以起码条件的满足，这就是他体贴深入人情的深远见解。第六、在团结上：湘勇都是些同省同县同乡的人，号召而来，左邻右舍，亲戚故旧，原已有自然的情感，所以团结极为坚固。国藩说：“湘勇佳处有二：一则性质尚纯，可以理喻情感；一则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因此一遇作战，“人怀忠愤，如能私仇，千百折磨，有进无退。”湘军有此六项优越条件，故敢担当敉平大乱的重任，然其规画都出自曾国藩之手，真正的将才，只有在书生中求之。

（3）平定大乱：道光三十年（一八五○）洪秀全起事于广西，高举民族革命旗帜，要驱满复仇，又窃取一些基督教的教义，自称为天父耶和华的第二子，称耶稣为天兄，并云系奉天父天兄之命来诛妖救世，因而迷惑裹胁不少的流氓愚民相从。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从永安溃围，犯桂林，不克，进攻湖南。七月萧朝贵攻长沙，中炮死，洪秀全大队续攻，仍未破，十月乃北趋，破岳州，得吴三桂旧藏枪炮，并夺得民船五千艘，声势大增。直逼武汉，清巡抚常大醇死难，武汉失守，此时太平军已有五十万众，数万艘船只，弃武汉沂江直下，一路破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二月，占领南京，就定都于此，号曰天京，并遣将李开芳、林凤祥北伐，一时声势不可响迩，清室几于土崩瓦解。

曾国藩起初训练湘（乡）勇，原为保乡计，但因清廷的国防军——绿营，实在不堪一击，遇战即溃，于是清廷无奈，只好命令曾国藩用其所练的湘勇，负起征剿的责任。咸丰四年（一八五四）曾国藩四十四岁，这是他大事业正式发动的一年。正月间，他简练士卒，有陆军五千人，水师五千人，船四百余艘，炮五六百门，全军加上工匠丁役长夫水手共一万七千人。军容整齐。发布讨粤匪檄文，大数洪杨荼毒生灵，毁灭人伦，崇信邪教，蔑弃孔孟圣教，毁神破庙等罪恶，这——檄文发生了很大效力。因为洪杨虽挟民族革命而起（以西洋的基督教革中国儒教之命），民族革命的口号，固然可以号召一部分人心，但要拿中国人前所未闻的基督教来代替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之孔孟伦理思想，兼摒弃一切民间素所信仰的佛道宗教，这就大背社会人心。况且其所作所为，完全是盗匪作风，据地称王，残民以逞，没有一点值得人民同情的地方。因此，曾国藩传檄远近，无不翕然景从，尤其是读书人都奋起奔走效命一致为维护名教，保乡救民而努力。

曾国藩出师曾经两次大败，一次出师督攻靖港大败，他愤恨投水自杀被救，幸塔齐布的陆军，彭玉麟的水师，在湘潭大捷，湘军士气才得复振，随即合诸军之力，克服岳州，固保湖南，克复武昌，不到一年，就把湖南湖北平定了。一次是率军攻九江，被石达开袭击大败，他的座船也毁了，不得已投罗泽南营，又要自杀，被泽南劝阻。不久塔齐布攻九江不下脱气而病死，罗泽南回援武昌中炮死，一连损失两员大将，士气低落，这是他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弟弟国荃，这时才从家乡出来，募勇往援，先攻吉安，统领各军两万人，后来成为劲旅。

国藩经此次挫折，他战略上更加慎重；切戒将士骄慢，以“战战兢兢，上下怵惕”，“不宜有欢欣之象”，“常存有余不尽之气”，和“扎硬寨，打死仗”等语勖勉部下。他作一副对联说：“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他这种谨慎态度，颇不为当时人所谅解。尤其因为他只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客观地位，没有实权，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尝窘谑他，他的苦恼，可以想见，他致弟的信说：“带兵之事，千难万难，澄弟温弟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一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一一缕述之也。”咸丰七年二月，丁父忧，他立即率其弟国荃回家奔丧，大有急流勇退之势，在家居一年四个月。咸丰八年，太平军攻浙江，清廷要他办理浙江军务，以后又令他援皖，他主张先平定江西，下景德镇，会合军队四路进攻安徽。咸丰十年，清江南大营全溃，李秀成攻苏杭，陈玉成纵横皖北，清廷始任命国藩作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从此他才有固定的地盘，不再作客军了。以后又一度被困于徽州祁门，部将劝他移营别处，他坚持不可，说：“退此一步，便无死所！”苦撑几个月，手书遗嘱，帐悬佩刀，从容布置，抱一死报国的决心，卒赖以安。咸丰十年八月安庆克复，才将大营移驻安庆。胡林翼病死，他失去一臂膀，但清廷把东南军政责任统统交给他，事权才算统一了。

国藩成竹在胸，步步为营，命国荃由安庆进攻南京，又荐左宗棠巡抚浙江，沈葆桢巡抚江西，李续宜巡抚安徽，李鸿章巡抚江苏，这都是些有文武全才的名将，四面合围，渐逼渐紧，适逢江南疫疠盛行，国荃士卒染疫多死，天王召李秀成乘机破国荃围师，国荃苦战四十六日，伤亡五千人，卒获大胜。同治二年李鸿章的淮军和英人戈登的常胜军，在上海展开，连克苏州、常州等地。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左宗棠克复杭州。国荃围攻南京益力，复得鲍超驰助，四月秀全自杀，六月金陵破，秀成被擒，幼主洪福瑱逸去，后为沈葆桢部队搜获，杀于南昌，太平天国建国十五年，扰攘十七省，从此完全消灭，此时国藩五十四岁，清廷封国藩一等侯爵，国荃一等伯爵，其余有功人员，一体封赏有差。

国藩建不世之功，在专制之世，功高震主者往往不得善终，何况他是汉人，清廷不得已而用之，又何尝不深怀猜忌？他深知这一点，功成名就之际，益形兢业谦退，善保他的人格，全始全终。他致弟国荃的信说：“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者，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未路者？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如有机绿，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终，免蹈大戾乎？”急流勇退，非有大学问，大智慧者，实难做到的。以后他遣散湘军，请求解去兵权，益示清廷以坦诚，这都是老谋深算的作法。

他于同治十一年正月逝世于两江总督任所，享年六十二岁，清廷对他饰终典礼极为隆重，令名大功硕德，全始全终，都是他谦冲虚澹，持盈保泰的精神所获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