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位于东亚大陆东岸的太平洋上，略约居于大陆边缘南北纵线的中点。前临深洋，后负浅海，形胜天然，隐然成为中国东南一大屏障。自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归附内地，二十四年海禁大开，“闽粤浙吴，航天万里”，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一百五十余年之间，中外一体，不闻海警。直至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发生，台海周围方才亮起了第一盏红灯。其间英人为了侵犯江浙，曾经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一八四一、九），二十二年一月（一八四二、三）先后分兵窜扰台湾（一在基隆、一在大安），虽以彼等不明地理，两次均遭搁浅，全军被俘，黑白共达一百八十余人，使台湾得以转危为安，但其在我国近代海防上的重要地位，却于此足以证明。可惜当时对于此一事实，具有了解的人士并不太多，除当时坐镇台湾的兵备道姚莹之外，便是他的挚友魏默深了。

魏默深名源，湖南邵阳人，是清季有名的经学家与史学家。平日讲求经世之学，留心时务，愤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有感而著圣武记，历述清代武功及推求盛衰之理。又辑有海国图志一书介绍域外的地理与历史，指出我国的外患，昔日来自于北方大陆，今日来自于东南沿海，故吾人已面临一个新的海国时代。肆应之道，在外交上必须打破孤立，联络与国；在内政上则应知耻图强，实行心理改造；在国防上应当训练海军，加强海防，购买与制造新式船炮，“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学术上则当废除无用的八股小楷，使士大夫讲求有用之学。识见的高超，目光的远大，在当时实在无人可以与之比拟。台湾孤悬海外，屏障闽浙，在海防上关系异常重大，也因此引起了他的注意。

依默深之见，台湾不论在地缘、血缘乃至文化渊源方面，都与大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地缘方面，台湾乃大陆的延长，其地“可富，可强，可战，可守”，实在可以说是“中国的右臂”。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对于清初时期，廷议以台湾孤悬海外，易为盗薮，拟加放弃而专守澎湖之事，深以为异；并对施琅所说的“中国东南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之为患有形，海之薮奸莫测。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番，不归贼，而必归于荷兰，彼恃戈船火器，又据形胜膏沃为巢穴，是藉寇兵而资盗粮。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台湾什一，无台湾则澎湖亦不能守。”一段话，衷心地赞赏。认为“诚深思遐虑之言哉！”在血缘方面，台湾原为番人所据，自明代末年，中国之民始来台湾垦殖。中经二百余年，丁口蕃衍，竟至二百五十余万，而生熟番尚不及汉民的二十分之一。此固由于先民不畏冒险犯难一往无前的拓荒精神（如吴沙之开发宜兰即为一例），但也因“气运所至，有开必先”，冥冥之中有所谓“天数”者在，而决非偶然。在文化渊源方面，中华文化对台湾的移植实自郑氏开端。成功既据台湾，遂以台地与金厦二岛相犄角，又礼处士陈永华为谋主，于是开屯垦，修战械，制法律，定官职，兴学校，起池馆以待明宗室遗老之来归者，并以赤崁城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二县，招徕漳泉惠潮之民，自此汙莱日辟，渐成东方的乐土。对于郑成功的那种驱荷取台、开创海国的英雄伟业，他尤其感到衷心地钦佩，曾经不止一次的大加称美。有时将郑成功与扬威西洋的郑和相比，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的奇男子，“彼二郑者，固中国之一奇也。”（见圣武记：“国初东南靖海记”）；有时把郑成功的海上称雄比作英国的海军，谓“二百年来两壮观，郑延平与英吉利。”（见古微堂诗集“金焦行”）；有时又把郑成功与日本的丰臣秀吉并称，纵横当时，不可一世。以默深所生的那个时代，对于这位著名的反清英雄竟能如此的加以礼赞，实在可说是难能而可贵了！

此外，默深尚有将当时的府治自台南移至诸罗（嘉义），将彰化的县城移往鹿港之议。前者因为台湾先前仅有三县，凤山在南，诸罗在北，台南位于其中，且近鹿耳门海口，故成为府治之地。但因其后北境日扩，开辟日广，彰化县与淡水厅先后设立，故府城已遍于南。而此时诸罗负山带溪，却据南北之中；后者因为鹿港距离泉州较之鹿耳门尤近，移彰化城于鹿港则可扼守海口，且便与内地联络。又与蓝鼎元之见相同，认为“台变皆自内地起，罕自外入。”因而主张治台之势应与昔时不同：其一，台湾内属二百余年，变乱之发生皆为内贼罕为外寇，故“其防在山而不专在海。”其二，台地之兵皆由内地抽调三载更代，且其家属皆留内地，故有叛民而无叛兵，则“其防在民而不在兵。”其三，台湾一岁三获，其余粮不仅可以近济闽省，且可远给天津，且其糖布材木，利尽南海。故其患惟在械斗之梗顽，以及胥役之扰索，则“其治又不在富而在教。”凡此均可看出他的识见远大，并且对于台湾问题具有相当深透的了解。

今日吾人居台海形胜之地，处国际多变之局，倘能全国上下淬砺奋发，团结自强，诚如默深之所言：“可富，可强，可战，可守。”多难兴邦，前途大有可为。（转载自中央日报“文央”第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