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举世浊浪之晚清社会，国藩之人格表现，可谓是“出汙泥而不染”的一朵奇葩。入仕不久，国藩即立“不慕名利”之志向，以为官者汲汲于升官发财为恥，竟而发“拔于流俗”之誓言，且自始至终皆保持清正不阿的操守。此一观念，归功于勤俭习劳之家风，可贵的是国藩不仅秉承此优良习尚，更以此为教材，教育诸弟子侄，做为传承曾家家风的枢纽。
国藩尝以修养完人人格自许，并为子孙选择圣人之志学，指示人格修养之法，做为内在修身养性的方向；以反省迁过和豁达冲融的态度，做为追求外在待人处世的圆满。因此以下分为“修身养性以进道德术业”、“立定志向以成丰功伟业”内在修为，及“反省迁善以求谨慎治事”、“豁达冲融以圆人生百态”外在表现等四段论述，以与现今教育的方向做一相较及省思。
贰、修身养性以进道德术业
修身养性为一切学术事业之基石，因此国藩曾告诉诸弟“进德、修业”为读书人的两件大事，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诸弟书）曾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又在（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与诸弟书）说：
吾人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便算积了一升榖；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国藩认为增进道德术业可由自我的修养做到，因而提出“八德自勉，内外兼备”、“穷究事理，心意诚恳”、“淡泊无求的内在修养”及“敦厚稳重的外在表现”等修身养性的方法，检验行为举止的良窳，增加学术涵养的造诣，以为进德、修业的方向。
一、八德自勉，内外兼备
国藩提出“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做为道德规范，他在（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与纪泽纪鸿书）说：
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
以下就八点分别论述国藩对八德的体悟，以窥视其意旨。
（一）“勤”指勤备习劳
在八德中“勤”居首位，国藩谈得也最多，与他重视“躬身力行”的思想有关；国藩尝言：“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尤其是对于“勤奋”来说，他曾在《日记》上说：
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国藩将“勤奋”视为居家、居官、居军等各方面的根本，因此在《家书》中，常见国藩要求诸弟子侄做到“勤奋”二字，他在（咸丰四年六月初二日与诸弟书）曾说：
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收拾。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漫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儿侄等听之省之。
国藩身体力行，以为教育子弟之示范，子弟在见贤思齐下，学习到处理事务应持“勤奋”的态度，国藩曾在《日记》中反省自己：
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慢，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蒞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日记》，壬寅正月）
国藩要求自己勤奋之心若此，可说甚为严格，其意旨在使子弟有常规可循，所定的条目能有诚信，所做事情能有所成。
古人云：“动能补拙，”国藩认为“勤奋”为处理事务的方法，也是增进德性术业素养的要点，所以视“勤”为“人生第一要义”。
（二）“俭”崇节俭朴素
“俭”字也是国藩常告诫诸弟子侄的警语，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廿四日与纪泽书）曾曰：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
又在（同治三年正月十四日与四弟国潢书）曰：
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馀福，除欲勤俭二字，别无做法。弟与沅弟皆能勤而不能俭，余微俭而不甚俭，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后来恐难挽回，弟须时时留心。
国藩主张以俭朴戒奢靡，奢靡戒之便可除欲，欲除方能不沾染世俗之恶习，以保寒士之家风。
（三）“刚”重坚毅意志
国藩十分推崇刚强、坚毅的性格，他在（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与九弟国荃书）曾说：
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国藩认为即使是修身齐家之事业，也需要有一股坚毅性格，来为精神的支柱，所以国藩以“打脫牙，和血吞”为其精神的象征；他在与人谈及坚强之毅力时，曾说：
盖人稟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吾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日记》，辛酉三月）
是故国藩认为凡事不轻言放弃，才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四）“明”指穷经达理
“明”可以是“处理事物的精明”，也指“穷究道理的精明”。因为耳聪目明才能观察事物的本源，才能理解事物的发展脉络；如此外在汙物不可蔽其耳目，内心便可冷靜平实，不随着外物起伏，德性才能清明无私，所以国藩曾说：
大抵蒞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日记》，庚申五月）
又在《日记》上反省自身，如曰：
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方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日记》，壬寅十月）
国藩认为心有所靜，才能求诸万事于真实，晓明道理于脉络，明辨是非于混沌，进而增加自己学术涵养和德性修养。
（五）“孝”为侍奉双亲
国藩对于孝顺父母，及教育子弟“孝道”甚为用心，在给友人江忠源的书信中，曾详细论及“孝道”的定义，他说：
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未可酷于一哀，陨生灵性，不达继述之义，翻蹈细人之行。
国藩提升“孝道”的范围，将个人立身修行，可以为家乡之典范，及忠心为国，可以报国惠民的德性，都视为“敬爱吾亲”的孝顺表现。因此国藩认为孝顺之道，非只对父母亲侍奉养而已，在自己的德性修养上，应合于君子之德性，这也是“孝”的表现。
（六）“信”重诚信忠恕
“信”即“诚信”，国藩处于人心虛伪之时代，唯有“诚信”为立身修德的方法，以不流于奸滑浮伪的作风。孔子曾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国藩也有所感，他曾说：
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日记》，己巳八月）
以言之有信，行之于天下，未有不准的，故国藩极力倡导并亲身实践“诚”、“恕”二字，即“诗人以诚，容人以恕”，他曾言：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其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日记》，戊午十月）
国藩兼持此理念，在一生之中知人、识人、用人，使得天下英雄才杰都钦服其“诚信忠恕”。
（七）“谦”应谨言慎行
国藩教育诸弟子侄做事应“谨言慎行”，以为充厚德性的条件，他尝书：“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这便是“谦谦君子”之道。
国藩认为待人处事应持“谦退”之态度，他在（同治元五月廿八日与国荃国葆书）中，告知诸弟应把握“谦退”的时机，如曰：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国藩认为人太过“自满自傲”，将招致灾祸；“谦退”则可得到“长久”的益处。犹如古借《尚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因此与人谦虛退让之意，才不会给人一种气焰嚣张、狂妄无理之感；再者“谦退”，使人内心空空荡荡，“不著一物”、“虛怀若谷”，有此胸襟便能对世问万物“不忮不求”，也不会因而使人生到“患得患失”。
（八）“浑”指处世圆融
“浑”指处世圆融，在事务是非曲直上，不可太过逞强自己，总得留有馀地与自己和他人，以为“惜福惜势”之道，所以国藩曾说：
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初于实用者耳（《日记》，甲子四月）。
国藩认为是非善恶之判断，绝不可自囿己见，而蒙蔽真理，在国藩的《日记》中，友朋曾经劝告他，在待人处事上应注意态度，他说：
余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分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日记》，壬寅正月）
与人交往不留分寸、不求圆融，使得国藩戒慎慌恐。所以国藩以“与人相处求其诚恕，处理事物求其圆融”为其修身治世之道。
国藩认为能实践八德之纲要，便可达内外兼备的修养，因此在《日记》中曾写道：
“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日记》，甲子十二月）
国藩指出“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由此可知，八德包含著“反求诸己”的方法，也有“与人相处”之道，因此国藩希望子弟能体领悟八德的真义，实际去修习养心，德性便能日所进。
二、穷究事理，慎独自谦
《礼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目为读书人修身进德的纲领，在《家书》中国藩唯锺“格物”和“诚意”二个条目，他在（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廿六日与诸弟书）曰：
然则既自名读书人，《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共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国藩认为八目中能使人成功的，只有“格物”和“诚意”二目，因此为增进德性术业，需先了解其意和方法。
（一）穷究事理
国藩曾在《家书》中赞扬其友吴竹如先生，“格物”工夫用功最深，对于一事一物皆穷究其道理，他以此为榜样，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国藩对“格物”的见解，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与诸弟书）中说：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
由国藩的解释，“格物”即是对事物深入的观察和理解，以了解物与物的关系，进而领悟物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正确的使物和惜物。在同封家书中，国藩也提出了许多例子来说明：
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位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
国藩将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视为物，需加以“格物”方可知事物之理，而这种穷究事物的根本道理的方法，用之于增进德性术业上，便是追求最完美的德性，和最高深的学问。
（二）慎独自谦
国藩曾言：“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诚意”即是“不欺人，不自欺”，以“诚”作为道德的外在约束。而这“诚”原从本身做起，著眼在不为人知的状況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应合乎诚意，此即是“慎独”之功夫，国藩在（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二日与纪泽纪鸿书）中曾说：
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俗，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
人能知“戒慎恐惧”则不自欺欺人，能“自谦”则待人处事必恭必敬，所以国藩视“慎独”、“自谦”之性为“诚意”的根本。
国藩于家书中认为倭艮峰先生“诚意”工夫最严格，他曾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与诸弟书）称赞说：
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
国藩认为倭艮峰“慎独”严格，即是诚意表现，尤其足他每日有日课册，记载着每天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做为修正德性的方法。国藩推崇此做法，所以在教育子弟时，即抄写《日课册》寄予诸弟子侄，以为学习“慎独”的依据。
三、淡泊无求的内在修养
“不忮”是指不嫉妒他人，便无怨尤埋怼之心；“不求”则是心不贪得，即不会对名利有非份之想，国藩曾劝诫子弟应谨守“不忮不求”的教义，以为修身养性之道，在（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家书中说：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求去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荊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除淨尽。尔等欲心地干淨，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古时圣贤以“不忮不求”教人修身养性，认为内心若无妒嫉和贪求之念，完善之德性便可育于其中。
国藩认为“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之人，常因“患得患失”扰乱于心，造成心胸狭隘格局不高，他曾反省自己说：
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耳。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媤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贤否强弱，不胜其萦扰，用是忧惭局蹐如茧自缚。（《日记》，辛未三月）
又曰：
凡喜誉恶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日记》，壬寅三月）
孔子曾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国藩以为如果能抱持“不忮不求”的心态，便可去除“斗筲穿窬”的汙心，树立高超品格，增进德性的修养，而且期望子孙勿使“忮求不满”萌生于心。
四、敦厚稳重的外在表现
国藩认为修身进德，除修养心性品德外，在行为举止上也要有所修养，在（咸丰九年十月廿四日与纪泽书）家书中提出：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
国藩行为举止“庄重”来自于观察祖父仪态，并训诫纪泽做为一个修身立德之人，无论在人多或独处时，心应恭敬，仪态应庄重。如孔子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国藩曾提出做人之道不外“敬恕”二字，在（咸丰八年七月廿一日与纪泽书）中曰：
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望人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
“敬”字是为严肃认真，望之俨然，“恕”字则是存仁义于心；国藩要求诸弟子侄举止端庄，认真严肃，心存仁义，言不妄发，所以他在（咸丰六年九月廿九日与纪鸿书）中曰：
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因“妄”启自于心中妒嫉贪念，不妄发言则少戏言戏动，举止便端庄，这些都是增进德性的基本。
国藩一生成就非凡，但其中却经历多次生死关头，最后终能以坚忍之意志，广阔之胸怀，开明之智慧，渡过重重难关，建立不朽之事业，这些都是国藩平日修养有得的成效。如梁启超曾说：“曾国藩终身在拂逆之中，然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兴菁者。”可知国藩修身立德应有独特之见解，及严厉的自我要求。
进德、修业是一切学术事业的基石，古往圣贤，自孔、老、庄、墨、孟、荀，以至周、张、程、朱、陆、王沒有不重视修身之道，各有其修身之方法和理论。国藩提出四个个人见解和方法，做为修身养性以进德修业的信条，信条中包涵着国藩将其所学加以应用，也将其祖训、阅历做一番归纳整理，以做为自我修养和诸弟子侄人格教育的要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