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县城西去约二十公里，在三塘铺、甘棠铺、青树坪三个乡镇方圆十公里左右，散布著四十多座规模浩大、构造精美的近代旧式庄园。二○○八年七月上旬，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一行专程赶赴湘中双峰考察这个罕见的近代民居建筑群。

这些庄园基本上是以“堂”的形式为名，礼仁堂、柏荫堂、石壁堂是其中的代表。体仁堂规模最巨，建筑面积一六○○○平方米，共有房屋三六五间，分三进六出，正厅堂三个，侧厅堂六个，三廂九进，廂房厅房十八个。一○八根石木基柱撐起四十八个天井，以廊洞相连，所有的廊道、房屋都是磨砖地面，多数墙壁是双砖或三砖，非常坚固。体仁堂内有完好的仓储系统和给排水系统，仅二层楼的粮仓，现存就有七十九间，至今仍有两个泉眼完好无损。为了保证用砖的品质，体仁堂主人竟仿照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墙的做法，砖头上刻有工匠姓名和制造年款。

这片气势非凡的豪宅大院被省文物局负责人确认为“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近代建筑。但是它们从何而来？它们的主人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历史和荣耀？对于这些问题的追寻带出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湖南茶商驰骋商场、创造辉煌业绩的史话。

　　乡间茶商创造商业奇迹

谭日峰的《湘乡史地常识》记载：湘乡县（原湘乡包括今湘乡市、双峰县等地）盛产红茶。民国五年以前，红茶商人无不获利。民国年间极盛时，双峰境内已有茶园二七○○○亩，产茶七八五吨，其中外销的红茶四三三•五吨。咸丰年间以后，海禁大开，中西互市，红茶内销和外销市场巨大，一个以茶为业的商人群体应运而生。

据目前所见史料，较早成名的红茶商人是刘麟郊。他是双峰县三塘铺镇胜云村人，清大学生。咸丰年间，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在江汉之间与太平军搏杀，而刘麟郊则开辟了另一个战场——与洋人争利的“商战”。在战火纷飞中，他经商于湘潭、汉口等地商埠，数年之间即致巨富。

朱紫桂（一八三八——一九○三），字云轩，今双峰县沙塘乡人。他十六岁从商，最先与刘麟郊合营茶叶，生意十分红火。其时正是同治初年，欧美各国先后在汉口设立洋行，大量收购红茶，长江中游湘、鄂、赣、皖四省生产的茶叶成批运抵汉口销售给外商，获利颇丰。朱氏在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后，便由合营转为自家兄弟独营，五兄弟分工负责：在安化、梅山、湘乡等产茶地设立分庄，收购和加工制作，装箱发运；在湘潭设立“牛记茶庄”收集和转运成品；派专人常驻汉口，掌握茶市行情。他亲自坐镇汉口与洋人打交道，由于其茶品质好而且价格合理，故深得外商信赖，当时汉口红茶市场有“生记红茶不上市不开盘”的行规，信誉之高可见一斑。

朱氏兄弟在十多年间，就赚回外商白银百馀万两，成为湖南著名的大茶商；“远近闻其名，持片纸走天下，声号冠湖湘”。因此，“湖南茶稅收入大增，官私饶足，几达四五十年。”

在朱氏兄弗的带动下，湖南茶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贸易高潮。当地也湧现出一批在商界纵横捭阖的茶业奇才。戴海鲲，双峰县三塘铺镇东合村人。他在湘乡简易师范毕业后曾就教馆，后弃教从商。他在汉口、安化、新化等地设茶庄，先后担任汉口长郡会馆会长，汉口茶叶工会主席。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任命他为中国茶叶公司总茶师兼汉口分公司经理。一九四○年任中国茶叶总公司顾问兼湖南分公司副经理。随著业务的扩张，他相继在广州、香港、上海、重庆及南洋的新加坡、吉隆玻设茶庄或联号，经营量之大，盛极一时。

四十岁从商的朱奎峰突破了茶商经营的模式。他最先被朱紫桂聘为茶厂管事，三年之后，他自营茶厂，借著朱家的名气，数年间也成巨富，获利达百万银元。一九一三年冬，他与谢重斋、曹训农等人创办湖南实业银行，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民营银行以纸币代替银元流通，这在湖南金融史上是一大突破。其时，省城的各老字型大商号如九如斋、三吉斋、大华斋等南货店，天申福、日新昌等绸布百货店，纷纷要求入股，办理汇兌、存款、信托等业务。同时，朱奎峰又投资兼营茶号、矿山、田产、房地产等工商业，使湖南实业银行发展成为湖南首家综合性的大型企业，职工达二万人，茶农遍布湘中，影响如日中天。

据史料，当地依靠茶业发家致富、家财累计百万银元以上的商人先后有数十人之多。他们发家以后广置房产、大兴土木，给我们留下了近代建筑艺术的杰出样本。

　　“侠商”特质打拚事业天地

在清末民初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以双峰人为代表的茶商驰骋商场，纵横海内外，形成了一个联结紧密的商业集团。他们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也表现出湖南商人特有的“侠商”气质，从而创造了湖南商业文明的一段光荣历史。

“侠商”在商场中的表现就是“瞻气、义气、大气”。挟带湖湘文化品质的茶商与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几乎同时崛起，湘军与湘商互相带动、蔚为壮观。战事频仍的年代，普通人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为幸，而这批“胆大包天”的湖南人恰恰看准了动乱岁月中的商机，他们在战火和杀戮的空隙间穿梭，以军事家的勇猛和谋略集财于内、争利于外。

在经营茶业的实践中，朱紫桂深感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他将古人“合纵”、“连横”之术及《孙子兵法》运用到商务之中。以前茶叶上市季节，各省茶商各自为政，将茶叶大批运抵汉口，造成大量积压，甚至霉烂。外商见货源充足，就尽量压价收购。各地茶商为贪图蝇头小利，不顾成本高昂，竞相拋售贱卖。朱氏有鉴于此，倡议四省茶商在汉口成立联合总会，亲自主持总会事务，联手对付外商。计议将茶叶按各省加工情況，分批运至汉口，使外商摸不清茶叶产量的底细，因而竞相抢购，价格也大幅上涨，各省茶商获取巨利，莫不佩服朱氏之远见卓识。

双峰茶商并不限于就商谋商，还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政治事务。他们重视“德润身”，富而好仁，大多热心公益事业。每遇兴业济困的大事，总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朱紫桂除了开办义学私立宁翰学校，设置义田资助族人外，还捐资和捐赠图书给双峰书院，捐银万元及谷米二○○○石赈济灾民，到处修桥补络；因此，官府旌建“乐善好施”坊。光绪二十年，湖南巡抚吴大征书赠“君子有谷”金匾。朱奎峰“性尤慷慨，乐善好施，凡保节恤孤及育婴筹荒各义举，悉以一身担任之，不以经费困难自阻。”朱奎峰在一九○五年双峰书院改办为双峰高小时，亲任总办，并大力资助。遇到自然灾害之年，他从长沙、湘潭高价买回谷米到永丰镇赈济饥民。另一位茶商赵晴村致富后，亦慷慨捐肋公益，赈饥救灾。捐银千馀两协助建起学校，又捐田租多石以充校费；捐田谷两百石，倡办乡中心学校和楚光学校。一九三三年，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发给金质獎章和褒状。抗战中，又捐万金给国民政府，湖南省、湘乡县政府分别赠以“爱国惠民”、“爱国济众”金匾。这些茶商钜子们的慷慨好义，正是“仁者爱人”、“民胞物与”等传统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

从现代“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商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但是，双峰茶商在利益场中更多地闪耀著人性的光芒；除了热心公益事业之外，茶商之间以及商业夥伴之间互相帮衬、救人于急难之中是很常见的事情。有的茶商自己并沒有多馀的资本，却愿意为别人担保或自己借款帮助同仁渡过难关。茶商巨头戴海鲲还有一段“舍己救人”的佳话。苏联洋行买办邓以诚被人指控为“共党”嫌疑分子，遭到逮捕，因为沒有确切证据，邓一直被羁押在狱，须有人具保，才能出来。戴海鲲闻讯后，亲赴法院，冒着“通共”的危险将邓保释出来。事后，邓以三千银元酬谢，他婉言谢绝。自此之后，因为有了邓以诚的帮肋，他运去苏联洋行销售的茶叶，畅通无阻。洋行还替他广为宣传：“戴海记茶庄”的茶叶价廉物美。于是，欧美各国茶商纷至遝来，戴海记茶庄形同闹市。值得指出的是，“侠商”在行事处事中均遵循“儒”道。茶商们有的是弃儒从商，有的是致富后努力向学，因此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当他们在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之后，就全力送子孙读书，接受良好的教育，因而人才辈出。刘麟郊的子辈都受了很好的教育，孙辈更是学有根柢。同样，朱紫桂兄弟的后裔亦人才辈出，据不完全统计，当今具有高级职称以上者有三十多人，其中还有不少在国外留学。

关于“湘商”的有无，曾经引起一段时间的热论。因为有了这群新发现的乡间豪宅，我们得以搜罗史料，了解到我们的前人在三湘热土上取得的杰出成就。湖南人的智慧和果敢无需赘议，也许是湖湘英才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超强表现掩盖了“湘商”的光芒。但是细察历史，我们发现，至少以双峰茶商为代表的人物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有作为的“湘商”，他们所显露的“侠商”特质也值得我们感佩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