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格修养、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一、人格修养：曾国藩之所以过人者，非其勋名事业，而是他的修养功夫，他的学问功名事业，更是从他的修养功夫建立起来的。一般人尝说曾国藩才气平常，他自己也经常说自己钝拙，但何以他的学问道德事业，又能有如此伟大的成就呢？他只是用很平实的方法，贯澈到底，所以才有此极大的成就。

（1）立志：他尝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浴。”苦志学业，到了进京进士以后，与唐镜海、倭良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进了一步，此时他要穷理达德，做圣贤的功夫，他的事业则在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以匡时救世为事事。他尝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又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这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这是何等的气象，何等的规模？

（2）存诚：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而最基本的则在于诚意、正心，国藩以此自励，并以勉励僚属子弟。李鸿章初居曾公幕中，曾公每于黎明会食幕友，鸿章深以此事为苦。一日，故托头痛未参加会食，曾公迭派差弁催促，鸿章不得已，乃披衣踉跄而往，食毕，曾公舍箸正色谓鸿章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一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盖讽其托病不诚也。鸿章为之大悚。曾公作湘乡昭忠祠记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都足以存诚为修己的基本功夫。”

（3）务实：国藩另一不可及处，在于务实，不尚夸张浮华，不好高骛远，他克勤小物，学问事业，都是从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由务实而来的美德，第一个是“勤”，文正公服官三十年，军书旁午，日理万机，案无留牍，生平无不回之信，无不见之客，每日还要写大字，作诗文（临死之前二日，尚为刘松山作墓志铭，未成而卒）编纂书籍，他身体并不健康，但始终不懈不怠，他反对大人物不管小事的说法，笔记中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忡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武侯为相，自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屑木头，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他提出办事要有“五到”和“五勤”的精神，所谓“五到”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五勤亦即身勤、心勤、眼勤、手勤、口勤，其内容与精神和“五到”相互表里。

第二个是“俭”，文正公的节俭的作风，也是一般所难能的，他官居极品，手握军国大权，自奉刻苦节俭而外，并严勉家人保持朴素生活，常函诫其子曾纪泽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而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纪泽新婚，文正公特驰书与其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学习纺织酒食二事，要亲下厨房，讲求作酒食小菜。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绩麻纺纱，不少间断，这以之视今天达官贵人豪富之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相传文正公三十初度时，曾制添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惟遇庆贺及新年时一衣之。故藏之三十年，衣犹如新，他每饭仅一荤，时人称“一品”宰相。嫁女以二百金为律，欧阳夫人嫁其幼女纪芬时未敢稍改，左忠襄公不相信，发箱奁验之，果然如此，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凡此，可以概见文正公持身治家之俭，实可以风末俗而励颓风了。

（4）主敬：文正公一生深参宋儒“居敬”之理，并笃践而躬行之。他用一个“敬”字，治学、办事、处世，乃至对自己的身体，真是妙用无穷，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而外，如‘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字之最好下手者。（家训）他认敬的功夫，“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日课）两语至为精微确当。

由主尊相关而来的是谦虚谨慎。谦受益，满招损，文正公的学问德业当时冠出侪辈，但他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终身自亲如不足。他处事以谨慎著称，治军作战亦以“扎硬寨，打死仗”，稳扎稳打为主。当时人或多非议其迂阔，其实这正是他成功的秘诀。纵横捭阖，行险侥幸的人，成功者未尝不有，但失败者更多。“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凶。”他说：“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曰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家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家书）敬和谦虚谨慎，是做人做事的基本美德，本此，就无往不利了。

（5）坚忍：文正公外行虽极谦虚谨慎，但内在的个性，却是极坚忍强毅的，择善固执，百变万世不足以移其志。龙梦逊先生曾文正公学案序说：“曾文正公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难之境，而不曾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这足以概括曾公坚忍强毅的个性。他读书时家境困难，没有阻滞他求学上进之心。治军作战时，同僚议讥，州县不听指挥，绿营拨隶之将佐，不服节制，且迭遭人败之后，朝廷抑且疑责，在旁人处之，靡不灰心泄气，一怒挂冠，但他打落牙齿和血吞，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晚年名高望重，谤议无端而生，处理天津教案后，全国尤嘲责不已，他都处之泰然，这种坚忍强毅的精神，人是所难能的。

他另一表现坚忍强毅的个性，在于“持恒”。他治学做事，不动念则已，只要一起头，就终身行之不懈，道光二十二年（三十二岁）任京官时，为自己订定十二种课程，此后即依此力行。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后阅点一遍，则不负我矣。

六、谨言：刻刻留心，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七、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八、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日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这十二项功课，把治心、治学、治事的范围都概括了。此后终身行之不懈，有这样的功夫，其学问、道德、事业，怎么不登峰造极呢？

二、学术思想：曾国藩的事业道德，固然为后世楷模，但他的学术思想尤值得吾人崇拜，因他的事业经纶和道德修养都是从他的学问思想中来，修养与事业，只是学问思想的表现而已。

（１）学术成就：曾公学术上的成就能窥探古圣先贤之精微而包兼之。在文学方面，他远蹑司马迁、班固、韩愈，近齐归有光、方苞、刘大槐、姚姬传诸大家。在经世致用，立己立人方面，他以礼乐仁义为中心，远绍邹鲁（孔孟），近接昆山（顾亭林）。于程、朱、陆、王之理学，亦精研深造，老、庄、申、韩之虚静与任法，他能兼涵并摄，取短补长，因时致用。清初盛兴与宋明对立之考据训诂之学，他也无所不窥，无所不精。曾公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并不是驳杂揉凑，而是有中心，有条理的融合贯通。一生的“汗马功名，问牛相业”，兼具圣王双层资格，都是由学问中千锤百炼而来的。

（２）思想中心：中国人生，政治思想的主流，以儒家为中心，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孔子思想之体系，言人人殊，大抵其根本观念为“仁”，其余孝弟忠信义恕智勇等等，都是仁之一字的发挥或其实践。至求仁的方法，则在“克己复礼”。如：“颜渊请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于此，我们要略加解说，仁的含义究竟如何？与克己复礼又何以发生必然的关系呢？仁就是人生本然的同情心，或者说是潜伏于人性中一种爱的显现，因为有此爱的本性，有此同情心，对于其他的人和物，乃能发生一种不忍之心，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即是克己的工夫。再明白一点说，所谓克己，第一要克制自己的妄欲。第二在利得之际，先人而后我。然而无限止的克己，是人性之所难能，即使少数人偶而能做到，但决不能持久和普遍，因此，必须树立一个大家都能遵守的客观标准，此即中国大圣先王所制订乃至“约定俗成”的“礼”，礼者理也，礼虽然是些人们生活起居，应对进退，往来交际，事上驭上，乃至朝庙祭享的一些仪节，但它都是根据“理”而成立的，能合礼即合理，合理的行为自合于仁。所以孔夫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其意在此。

曾文正公的中心思想，亦可谓为“仁”与“礼”，他对于仁礼两字体认最切，尝自叙带勇之法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也。待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杂犯之象，则人知感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矣哉！？”（日记）又他作王船山遗书序也说；“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平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人，外之莫急于礼。”其义自见。

然而求仁和执礼的入手方法如何呢？程子主张“居敬穷理”，曾公师之，他说：“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自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日课四条之一）曾公于敬字之外，又添一恕字：“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劳、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处处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当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自少矣。”（杂著）

由以上可以得知，曾公之所以重视“敬恕”二字，其义甚明，因为能敬自然能尽礼，能恕则仁也在其中了。曾公一生为学、治事、处身、待人，要不外以求仁执礼为其目标，而以敬恕为达到此一目标之途径，守此四字，受用不尽。

（3）想范畴：文正公的思想范畴，有哲学，政治教育，伦理军事等思想，大抵博渊肆宏，古人之精华，而自成一体系。兹无法一一详介，仅就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撮要介绍一二。

①哲学思想：中国哲学思想有一特色，即以人为本，对于形而上的字宙观，谈得比较少，但并不是没有，易经上的“太极”可以说即是中国先贤的本体论。“太极生两仪”程伊川尝依此倡理气二元论，他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理也。”（程氏遗书卷十五）曾公似颇宗此说。他说：“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书札）足见其有二元论的倾向。不过曾公仍认为理是宇宙一切之根本，宇宙万事万物之理是同一的，惟在其形下之气的践形不同，所以万物才各有差异。故有“理一气殊”说，此说本始于朱晦庵，朱子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载张子全书内）曾公亦说：“吾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书札）如此看来，宋儒和曾公，又似乎以理为宇宙共同的本体，而有一元论的趋向了。不过宋儒之所以主张理一气殊说，盖仍为一个“仁”字立根据，因为人与万物既是同源共理，则于宇宙众生，应一视同仁，不宜间形骸而分尔我，有所厚薄畛域于其间。有了此一观念，则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并育，天人合一，荡荡乎仁之至也。由此可知中国先贤的宇宙观，乃是着眼于人生的，就人生立场看宇宙，曾公受宋儒之影响，故其宇宙观亦如是。

关于人生观方面：曾公的宇宙观既如上述，则其人生观，自然为淑世的人生观。他说：“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答刘孟容书）又寄弟书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家书）这就是曾公的人生观。

曾公既抱淑世的人生观，则艰苦困难之事，日临吾前，自是意料所及，因此，他更具吃万苦、排万难牺牲奋斗的精神，以完成救世救人之宏愿，他说：“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复陈仙舫书）他生平实心任事，挫折时生，谤毁迭至，他致弟国荃信中有“打落牙齿和血吞”之语，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和强毅不屈的精神，诚足令人兴起！他是为了淑世的人生观而奋斗而力行不懈的。

曾公一生虽无一时一刻不在奋斗力行中，但他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尝说：“立身之重，以禺墨之勤俭，兼庄老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他为了淑世而奋斗而力行，为而不有，其胸怀是何等光明，何等恬澹啊！

②政治思想：文正公于历史上的治乱兴亡，成败得失，研究得透熟，他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根本，针对当时政治情形，而产生出他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当时最可悲的是：一、吏治贪污“今春以来，粤匪益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内，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复胡连舫书）二、是非不明：“今日天下之变，祇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滑机巧，逍遥自得。”（与吴甄甫书）“国藩入世已深，厌闻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与刘孟容书）三、人心陷溺：“窃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飨退缩者，果骧首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统为浩叹者也！”（复彭丽生书）乱世的人心风气，我们目击身亲，读曾公以上一段话，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当时的吏治人心既是如此，曾公为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提出两大主张：

一、崇尚礼治：他尝说：“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王船山遗书序）“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孙芝房侍讲蒭论序）“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笔记论礼）曾公崇尚礼治之心，于此可见一斑。孔子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礼来维持社会秩序，齐俗化民，这当然是根本的办法。虽其收效较缓，非骤然可几，但一经收效，就长治久安了。曾公并不轻视政刑，观于前述他剿匪的手段，相当激烈，人以申韩目之，即可知他并非迂腐拘而不化，不过本儒家思想，以礼治为根本而已。

二、崇尚人治：曾公是最重人才的，有倾向于人治的色彩：“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为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复毛寄云书）“法岂可恃，亦视乎人耳。”（复林秀山书）诸如此类的语句，不胜枚引，足见其人治之见解。法治与人治孰重问题，在春秋战国时起，儒法两家，即已各执一说，其实，法固不可废，但法是人立的，人行的，法虽良，无人不足以自行，而且法如果假借于邪恶者之手，适足予以以钻寻颠倒之路，而作为其济恶之工具而已，故儒家重人治之论，亦不为无见。

曾公因为重人治，所以特别重视人才，他奏疏书札中，对于人才之论陈，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访求之道，任用之方，待遇之道等，大抵深刻切实，而他本人确确实实俯首下心以培养人才，访求人才为务。他培养和使用人才的四原则：“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成为不朽的名论，他幕下人才辈出，实因曾公之求才、爱才、用才所致，因此才能荡平太平天国之乱，建立中兴大众之功。

六、结论

从以上各节简介中，已足窥见曾国藩之生平，尤其，他在生前被称为圣相，死后更被崇为有史以来不一二见之伟人，确属当之无愧，而且历来评述其人，皆誉多毁少，便更足以后世景仰之明证，谨择要略述一二，以见一斑。

江苏巡抚何璟评曾文正公之伟大，“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罕觏，即方之古贤臣，盖亦未尝多让。”

薛福成首推曾公勤谨忠纯似汉诸葛武侯。而建树过之；谋猷文彩，穷尽事理，似唐陆贽，而历艰苦则又过之；博学宏识，诚实笃履似宋司马光，而武功过之。

容闳谓曾公“大权在握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浸润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属。”他说李鸿章死后有私产四千万，“文正公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因此他作结论说：“总文正公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凝而宏，可谓完全之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中之特产人物。”

梁启超论文正公推崇最甚，他说：“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为人。吾以为曾文正公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率励群贤，以共同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世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知而勉行，历千百艰苦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

综上各家论评，曾文正公的学问道德事业，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已可概见，古称三不朽事业，公实其中之尤佼佼者。我们觉得，他所挟持的则是十六个字：公忠、诚信、勤俭、仁厚、敬慎、谦冲、坚忍、恒毅，这十六个字就是他基本德性，而贯之笃履实践，困知勉行，所以才有如此伟大的成功。曾文正公天生的聪明才智，并未超轶一般人，以后天的勤苦砥砺，恒毅不辍，才超越众人而臻于圣贤之域，读文正公文集及其立身行事，有心者，都应为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