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和毛泽东，出生之日相距百年。表面上看，魏源和毛泽东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毛泽东对魏源也不像对其同时代的龚自珍、林则徐等人那样有许多的评论和阐释。但是，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前一后开新生面的著名人物，作为近现代湖湘文化精神最重要的传承和光大者，魏源和毛泽东，又是在思想、道德和人格上渊源极深的爱国主义政治家，可圈可点可链接之处不胜枚举。本文仅从忧患于国、造福于民这一政治品格和本质精神上，对伟大的政治家魏源和毛泽东，加以超时空的链接，揭示他们的共同思想感情和不同时代风貌。

一

魏源1794年4月23日出生在湖南隆回司门前金潭一个家道中落的小地主家庭，幼年生活贫困，得以接触下层社会和劳苦民众。19岁入岳麓书院学习，受到湖湘文化精神的薰陶。21岁随父亲到北京攻读《公羊春秋》之学，结交了林则徐、龚自珍等先进人物，共同研究学问，议论时政。29岁考中举人后，屡次会试落第，因而对科举制度、八股文风深恶痛绝。他曾在贺长龄、陶澍处当幕僚、编书撰文，研究社会经济，协助他们改革盐政、漕运、河工和币制。魏源以“立德、立功、立言、立节，谓之四不朽”励己励人。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他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在浙江前线抗英，裕谦在镇海抗战殉国，魏源感伤倍至。清政府丧权辱国，签订《南京条约》，国人债激忧伤。魏源痛感“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写作《圣武记》，通过对清政府重大军政活动的评述，表明自己爱国救亡、捍卫民族、反对侵略的思想，呼吁清政府振兴武备，抵御外侮，挽救危亡。

还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就从多方面揭露了清王朝所面临的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他认为，鸦片荼毒中国，引起白银大量外流，“夷烟漫宇内，货币漏海外”，国家财政由此而困窘，必然造成国弱民贫、内囊空尽、岌岌可危。魏源愤愤讽刺道：“边臣之瘾曰养痈，枢臣之瘾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他认为御侮必先强国，强国必先改革内政。“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更法、改制，革新政治，势乃必趋，路乃必由。

魏源忧心如焚，当时中国积患多矣，尤其官僚腐朽瘫痪，上层昏愦愚昧，不革除旧习无以御外侮。最主要的积患，一是“人心之寐患”，“寐”就是昏庸无知；二是“人材之虚患”，“虚”就是空虚不实。革除“寐”“虚”，“祛二患”，推动力是“愤与忧”，就是对于中国当时失败的愤慨和将来前途的忧虑。要去人心之“寐患”，就得“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要去掉人材之“虚患”，办事就要从实际出发，讲求功效，“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只有这样，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就可以免除积患、趋向强盛，政治改观、社会清明了。

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魏源希望鸦片战争的失败会引起人们的“愤”与“忧”，他肩负林则徐的重托创编的《海国图志》一书，就是为了“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以说，鸦片战争与魏源忧患于国、造福于民的政治家心志紧密相关。魏源极其憎恶穆彰阿、琦善之流的卖国投降，指责他们丧失民族大义，不以民族利益为重，误国害民。投降派无耻地主张对侵略者“结以恩德”，报以“仁慈”。魏源斥之为“误人家国”的谰言。对于犯我边疆、侵我国土、渔肉我乡里、屠戮我人民的侵略者，只能“以甲兵止甲兵”。

魏源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特别指出了加强海防、边防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揭露了英国从海上侵华的霸道行径，另一方面，特别揭露了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侵略野心。中国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难局面。形势严峻而尖锐，“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中国必须应对英国的海上东侵，警惕俄国的陆地扩张，在加强海防的同时，一定要加强边防。

魏源在《圣武记》序文中说：“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赢，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患人才；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字里行间，充满了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和针砭时弊吏病、忧伤国是朝纲的意识。正如当年魏源撰写的一幅对联所言：“功名待寄凌烟阁，忧乐常存报国心。”这是魏源政治家心声的真实写照。

然而，魏源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清廷重视，连日本人盐谷世弘也感义愤：“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去！”而《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影响朝野，甚至为明治维新所用。

与魏源的忧国忧民思想相得益彰，青年毛泽东的身无文、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感也是异常突出。

魏源诞生百年之后，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湘潭韶山一个农民家庭。在他孩提时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掀开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瓜分中国的丑恶历史。在这样一个对中华民族来说极其悲惨的年代，亡国灭种的危险和救亡图存的主题，像与生俱来的血液渗透、流动和充满了毛泽东幼小的心灵和成长中的身体。列强用大炮洋枪轰出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腐败透顶的清朝不断地丧权辱国。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滋生强烈的反帝情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既是毛泽东出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是那一代青年为之痛心疾首的国耻大辱。对于湖南人民来说，更为幻灭、震惊。正如谭嗣同所说：“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但是，甲午战争后的湖南士气风民气并没有一蹶不振就此沉沦，而是湖湘文化精神中那种屡蹶屡奋、自强不息的内涵起了作用，激发出一种“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救难气慨和救亡图强的责任感。在魏源就读岳麓书院100年后，毛泽东也成了岳麓书院的常客，他和魏源成为岳麓书院的学友。湖湘文化的精神通过岳麓书院的载体和传承，对魏源、毛泽东的影响是深厚久长的。20余年后，毛泽东曾回忆说：“‘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后来在一系列著述中论及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自从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以来，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所有这些，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积百多年的斗争经验，方才获得革命的胜利。

显而易见，中英鸦片战争之对于魏源，中日甲午战争之对于毛泽东，都是切肤之痛、刻骨之恨，他们的忧患于国，与此相关，不可分离。中国的军事研究家指出：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是在总结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海防兴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有着久远的历史背景。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者都是从海上方向入侵中国。海防的强盛与空虚，影响着国家的安危。而海军则是海防斗争的基本力量。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就极力主张建立水师，加 强海防，并就抵御船坚炮利的英军入侵的战法和兵法方面提出了许多制敌之策，但由于清廷腐败而成泡影。毛泽东沉思历史，总结经验，强调海防与海军的重要性，以史为鉴，创造性地形成了新的海防观和海军发展战略思想。

二

近代爱国先驱魏源有“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的名言传世警人。魏源不仅忧患于国，而且忧虑于民，两者相通共鸣。无论是作为基层官吏从政，还是作为文人读书著述，魏源处处表现出先进知识分子政治家忧民、爱民的宝贵精神。他提出过保护“有田之富民”与“无田之富民”的思想，体现了重视农耕也重视商业的可贵思想。

魏源站在中小地主和商人的立场上，反对大地主和封建垄断商人的兼并掠夺。明确主张“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和“利民”、“便民”、“富民”，“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他说：“专主于便民者，民便而国亦利；专主于利国者，民不便，而利归中饱，国乃愈贫。”所谓“便民”，也是为了“富民”。他的“利民”思想中萌发了朦胧的资本主义倾向。

魏源强调富民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重要性，认为上“足君”而下“养民”，全要依靠富民的力量。“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伐，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富民如此重要，国家的政策就应该是保护和培植富民的力量。损害了富民的利益，就必然会破坏国家的基础。“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都是魏源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观点。

同样是出于“利国”、“利民”，魏源反对重赋，提出的征税原则是：国家赋税只能征收富民的一部分收入，而不应该浸害他们的财富根本。“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尽不止。”

魏源提倡“尚奢黜俭”的扩大消费观点。他强调：“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也就是说，“禁奢崇俭”应该在统治阶级中实行，因为他们耗费的金钱来自国库，如竟相挥霍，就会加大国家的财政支出，对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对于一般的富民来说，不应该过分提倡崇俭，而应该适当地鼓励其尚奢。以适当增加社会消费，使富人将积蓄的财富投入市场，使贫民得以通过向富民提供劳动服务得到报酬，从而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

为“有田富民”的鼓与呼，表明了魏源的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政治立场。但是，魏源对“无田富民”（即商人）也不歧视、也不忽视。他已经认识到“无田富民”在积累和保持个人财富方面比“有田富民”更为有利，倾向于“有田富民”最好能兼“无田富民”，主张“使商获利”，使农业与商业共同繁荣，这又反映了魏源的资本主义思想萌芽。

在繁荣经济、发展民生上，魏源主张改善对漕运、盐政、水利各项事业的管理。既要保证国家收入，月有利民需，减少浪费和中间盘剥。这三件事，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搞好了，可以得民心，反之，会失民心。魏源特别重视发挥民间商业的作用，主张允许商民开矿，仿铸银钱，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他还提出由海商运送漕粮，比官运要好，它可以减除官运的许多弊病，对国计、民生和海商三方面都有利。在海运问题上，他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直言不讳地把海商的利益同国计、民生联系起来：“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在对外贸易方面，魏源支持林则徐的“互市”政策，除鸦片等毒品外，一般货物，应在开放的平等的原则下，对外通商。他的这些思想主张，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生长，真正是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强国之策。

在学术研究中，魏源不主张挖空心思去琢磨程朱义理，“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而呼吁关心国事和民众疾苦，提倡“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的正视现实问题的学风。这也反映了魏源以民为本的治学之道。魏源作为一位进步思想家和诗人，其爱国诗文同龚自珍、林则徐也颇有共鸣、同有佳作。尤其是魏源忧国忧民、感时愤世，于山河风景中也契入深悲大痛的忧患诗，更令人回肠荡气。源忧民生之多艰，灾祸之频仍；忧军事之衰弱，国家之败亡；忧吏治之腐败，弊政之殃民；忧人才之虚患，八股之荒谬。魏源曾慷慨陈词：“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未之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魏源忧国忧民的情怀从“梦中疏草苍生泪”（忧民）、“诗里莺花稗史情”（忧国）中迂曲体现。

古语说“诗言志”、“文如其人”，魏源自己也说过“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魏源的诗文塑造了自己忧国忧民的形象，而魏源对自己忧国忧民的胸襟情怀也十分自豪：“文章声价贱，书史患忧真。”“爱国忧边老未闲，著书献策见心丹。”

当然，作为封建主义政治家的魏源，与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毛泽东，在对于人民的观念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从传统文化、湖湘文化对于毛泽东爱民、为民思想的影响的角度讲，造福于民的思想，是连接魏源与毛泽东的一条看得见的红线。毛泽东的千古名言“为人民服务”和“备战备荒为人民”，从思想意识形成的中国文化渊源来讲，与魏源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显然是批判地吸收、科学地借鉴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湖湘文化爱国爱民传统的结果。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成为先哲们思考的对象，产生了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遗产。夏禹倡导“政养善民”。盘庚提倡“重民”。周公主张“敬德保民”。孔子主张“爱民”。孟子认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唐太宗把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比之为舟水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毛泽东深知古代“民本”思想，归根到底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对中国共产党也有借鉴意义。所以他借用唐太宗的比喻，教育党的领导同志要“顺”而不要“逆”人民群众“那个水”。他还形象地把中国人民称为上帝，要求我们党要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毛泽东一生热爱人民，人民大众的命运是他始终魂牵梦萦的深情所在。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素，孕育、滋生于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之初。少年毛泽东就从乐于助人的母亲身上认识到世界有损人利己的人，有利己而不损人的人，有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正是那种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湖湘文化的先忧后乐精神，都给青少年毛泽东以潜移默化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时，“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在湖南高等中学写的第一篇历史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说，“商鞅之法，良法也”，是“利国福民”之“大政策”。从亲近农民、心忧天下到为国为民，毛泽东的人生道路朝着革命的方向迈进，有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雏形，有了为民、爱民、靠民、福民、利民、富民的思想基础。

作为政治家诗人和诗人政治家，毛泽东的诗词中也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思。他怅然感叹：“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他批判旧中国“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黑暗现实。当“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时候，他最挂牵的是“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的劳动人民的安危。

纵观毛泽东一生，对人民利益和群众观点的强调贯穿始终。1934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提出，只有把从生产劳动到柴米油盐和小孩上学这些小事做好，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在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提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强调：“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为了忧民、爱民、造福于民，魏源主张富国强兵，毛泽东倡民奋发图强；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毛泽东号召向国外学习，洋为中用，学习是为了赶超；魏源大声疾呼“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忧愤能振兴，知耻而后勇，毛泽东则直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魏源推崇“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的时间观念，想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事情，毛泽东感到“一万年太久”，要为中国人民事业“只争朝夕”。魏源任江苏兴化县令，心中想着“安得民情常达，唯恐己过不闻”，“民不可欺，常忧获戾于百姓；官非易做，唯愿推恩到万家”，政绩显著，为兴化人民所传颂，毛泽东则因为“他为人民谋幸福”，被亿万人民敬重“他是人民大救星”。魏源指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改革的原则应是“根柢于民依而善乘乎时势”，毛泽东也一贯崇尚变革，指出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同时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仅就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根除水患、造福人民而言，魏源、毛泽东都是倾力关注、亲自调研、所见略同。魏源著有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和筹海篇，对于关乎国计民生、国强民富的社会经济发展难题倾注了巨大心血。黄河泛滥向来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祸患。魏源的筹河篇，提出要免除黄河的祸患，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黄河问题的根治黄河思想。新中国创建之初，毛泽东就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的时间，对黄河决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进行现场视察，以资决策。毛泽东说，过去黄河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灾难。乾隆皇帝四次前来视察，研究治理，都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党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治好，变害为利，使黄河不淤、不决口，达到根治的目的，“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要彻底战胜自然灾害，为中华民族造福，为中国人民造福。

魏源、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综合而言，主旨都是为了强国富民。从魏源时代到如今，200年过去了，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国先进人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不能离开强国富民的主旋律。

毛泽东曾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无疑属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先进人物。魏源的思想文化遗产，魏源的政治家品格，是值得学习和总结的精神财富。

作为魏源家乡、毛泽东家乡的党员干部，更需要从魏源、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和人格精神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进一步增强忧民爱民、忧国爱国、忧党爱党的意识，树立和实践立党为公、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